选择戴季陶为研究对象，原因不外有三：其一，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其二，由于各种原因，无论海峡两岸还是海外学人，对他的研究都很不充分；其三，原来制约研究的因素目前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但尚未彻底改观，因而研究本身具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

随着社会科学的影响日益扩大，当今史学发展趋势中，人物研究逐渐趋于边缘化，而社会群体史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主导。从世界范围看，19世纪中叶以来，历史学突破了政治史和英雄系列的框架，正统精英主宰社会命运的神话已被打破，历史舞台不再是少数人活动的专利，民众的思维行为日益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样的趋势愈加明显。20世纪80年代初黄宗智教授曾介绍说，在美国攻读中国历史的博士研究生当中，无力驾驭重要课题而又想顺利拿到学位的人，才选择人物传记作为终南捷径。受此影响，个人也以晚清学堂学生和近代大众传媒为题，力求通过群体或多数人的思维行为，来测量社会变动的幅度、速度和程度，并找出各种力源及其互动形式。

然而，历史毕竟有人文的一面，人物研究始终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在西学入侵、中体动摇之下，学术研究常常是顺着潮流甚至跟着感觉走，外来影响逐渐反客为主。而欧美的中国史研究在观念方法、问题意识乃至服务对象上，都难免西方中心至上。中国自己的史学在古史和晚近史的研究领域又明显地深浅有别。欧美近代史学要打破英雄史观，社会原因以外，学术动因之一，是以英雄伟人为轴线的政治史、宗教史研究已经相对饱和，必须扩展视野以保持学科的活力。[1]而中国古史研究也经历了历代学人的积累，尤其是清代到20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重心由经入史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史料搜集整理与考订鉴别工作，为深入研究有关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则起步晚，长期受社会和政治需求的推动，在满足其他功能的同时，学术本身的贡献往往注意不够。在1981年的一次太平天国史研讨会上，一位参与《光明日报》史学版编辑的学者声称，“**”前该版刊发的文章，如今检讨，70%没有学术价值。时过境迁，原有的社会价值不少也转为负面。前车可鉴，后学者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在基本史料未经长期广泛地系统搜集和整理的情况下，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编辑出版的一批资料丛刊，既带来便利，也提供了捷径，使不少学人将目光转向近代史。由于编辑带有一定的模式框架，对研究路径产生导向制约作用，一些训练不足的学人想当然以为近代史料易于解读，忽视进一步地发掘鉴别和融会贯通，观念上又受所谓以论带史的误导，违背起码的研究程序，不从了解学术史开始，从读书和搜集整理史料入手，而是主观先行立论，再找材料填充。在缺乏正常的学术评判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大量重复劳动使成果数量急剧增长，而整体质量难以提高，不仅损害学术的现状，而且产生长远广泛的负面影响。

其实，只要认真阅读基本史料，就不难发现，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存在着粗糙、狭窄和概念化的弊病，许多史实主要依据回忆录支撑，舛错、抵牾、模糊不清之处比比皆是。诚然，历史描述的精确性总是相对而言，但简单错误的数量愈多，表明研究的潜力愈大。即使政治史，研究的深度也远远不够。此外，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大小传统的并存互渗，一脉相承的正统精英文化对于地方社会具有与生俱来、如影随形的影响，很难离开上流观察下层，排除中央认识地方。因此，在注意群体与社会史研究的同时，对于成果不少的政治史和人物研究应当充分重视。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大多数领域仍有再下功夫的必要，做什么的问题远不如怎样做重要。

在普遍考察的同时，对于重要人物和事件更应倾注心力。倒不是说重要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大于常人，而是基于如下考虑：重要人物往往亲历各种关系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其思想活动能够集中反映社会矛盾的展开和时代变迁。通常说某人的一生浓缩着那个时代的历史，就是此意。戴季陶的经历显示他便属于这类人物。

戴季陶原名良弼，字选堂，又名传贤，字季陶，号天仇，晚号孝园，还用过许多笔名法号。他祖籍安徽休宁，后迁往浙江吴兴，高祖时迁居四川广汉。幼年读过私塾，11岁参加科考，以后进入新式学堂，1905年又到日本留学，一直读到日本大学法科肄业。那时的留日学界，是中国各种政治势力活动的中心。戴季陶虽然没有加入任何政治组织，却出席过不少大型集会，担任过同学会会长。归国后，他短期执教于苏州，随即到上海进入新闻界，先后在《中外日报》《天铎报》任笔政，同时为《民立报》撰稿。这使他看到了舆论的威力，后来他把报馆集中的上海四马路望平街称为“中国真正之都城”，认为报馆是“真正之政府”[2]，一切社会变化均由此而生。而他本人正是其中健将，“天仇”之名随着报纸的发行而声名鹊起。1911年，戴季陶因鼓吹激进变革，抨击当道而遭清朝地方官府缉捕，亡走南洋，任职于《光华日报》，并加入同盟会。

武昌起义后，戴季陶一度参与同盟会的北方举义，不久回到上海，参与创办《民权报》，又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从此进入政治核心的圈子。他率先揭露抨击袁世凯的野心，投身于“二次革命”，失败后随孙中山亡走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任浙江支部长，参与编辑《民国》杂志。袁世凯倒台后，他又协助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历任广州军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大元帅府秘书长、外交部次长。五四运动兴起，他对劳工运动表示同情，在所主办的《星期评论》上开展讨论，协助孙中山创办《建设》杂志，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同时研读早已有所接触的马克思学说，主张以阶级调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还一度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活动，与陈独秀等人多有联系，后中途退出。

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政策，戴季陶则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保持双重党籍，对国共合作明显有所保留。在孙中山的一再催促和廖仲恺的反复劝说下，他虽然勉强出席了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执委、常委、宣传部长，以后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但态度消极，曾两度辞职跑到上海。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戴季陶是九位遗嘱签证人之一。

孙中山逝世后，他主张思想上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政治上反对国共合作，支持蒋介石的“4·12”政变，并为其政权建立纲纪而呼吁。此后，他历任国民党中常委、宣传部长、训练部长、政治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要职，全面建立国民党统治的思想体系和各项法规。“9·18”事变后，他出任国民政府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专议对日事宜，提出以抱定国际联盟为主要方针的建议，力主对日妥协，成为国民政府的国策。抗战期间，他逐渐离开权力中枢，政治上的作用与影响日益淡化，较多担任教育、文化等闲职。1949年因服用过量安眠药死于广州。

综上所述，1905年至1931年间，戴季陶几乎始终生活在中国政治旋涡的中心，各种重大事件均可见到他的身影，而他担任的各种要职，也表明其实际地位的重要。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历史，缺少对戴季陶的认识，不可能说得清楚。就此而论，戴季陶的地位主要显示在三个方面。第一，他是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早在孙中山时期，他就是其周围的少数非粤籍要人之一。在长期追随过程中，他既受到孙中山的影响，也对孙中山有所影响，两人在思想、政治上的联系密切而复杂。通过彼此对待各种事件的分歧与共识，可以印证各自的观念和宗旨。以后他又和另一要人蒋介石成为与江浙集团联系的桥梁，是国民党权利中心由孙向蒋过渡的关键人物。戴季陶与蒋介石的关系极为密切，超逾常人。20世纪30年代后戴季陶在政治舞台上淡出，并非权力角逐失势。

第二，思想文化上影响巨大。近代中国的思想流派林林总总，但以主义名家者不过两人，一是孙文主义，一是戴季陶主义。前者为其所鼓吹和宣传，后者则是他人赋予这位以孙文主义正宗传人自居者的“美誉”。戴季陶一手将三民主义神话，经他解释和宣传的三民主义，长期成为国民党政权的统治思想，戴季陶主义实际上也就是蒋介石政权的思想基础。不了解戴季陶的思想，很难深入认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此外，戴季陶历任多间名报馆的笔政，“天仇”的声誉名噪一时，他又长期主管国民党的宣传、教育、考铨等事，在对外文化交流、边疆建设和宗教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第三，近代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尤其是与日本、俄国及英美的关系，而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时期，与日本的关系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戴季陶作为国民党内有数的国际问题专家，是对日决策及其主导思想的主持制定者，对国民党的对日态度有着重大影响。

戴季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重要人物往往是学人关注的焦点，多人用功使得选题很难保持充足的潜力。戴季陶研究则不同，他在海峡两岸均属于问题人物，因而成为学术领域的棘手难题。戴季陶坚决反共，消极抗日，又全力推行三民主义的禁锢式党化教育，不仅共产党对其深恶痛绝，采取一概骂倒的批判方式，一般从国民政府时期过来的知识人对其党棍兼学阀的形象也嗤之以鼻。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少数几篇批判或介绍文字外，学术研究在这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许多大学和图书馆将有关的著述资料置于特藏室，仅供批判。借阅手续的繁琐和诸多限制使得研究自然成为难以逾越的禁区。

在国共双方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一些在此地被打入另册的人物在彼岸却炙手可热，但是戴季陶研究在海峡另一边似也颇受学人冷落，多年来只有陈天锡所编《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台湾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版，1967年增订再版）和《戴季陶先生的生平》，以及王更生所撰半通俗传记《孝园尊者——戴传贤传》和一本青少年读物《智仁勇的典范——戴传贤的故事》，均由“党史会”包办，很难说是严格意义的学术著作。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同仁著作中，到1990年止，只有陆宝千、黄福庆各写过一篇文章，前者为《戴传贤先生评论——由事功思想衡定戴传贤的历史地位》（《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1984年版），后者为《论中国人的日本观——以戴季陶的日本论为中心》（《中研院近代史所集刊》第9期，1980年7月）。另外出版过一些诸如戴季陶与考试院之类的专题著作。与地位相近甚至稍逊的同时同类人物相比，对戴季陶的研究与其身价极不相称。

一些在两岸不能畅所欲言和秉笔直书的人与事，顺理成章成为海外学人的专利，但戴季陶还是境遇不佳。如果说海峡两岸忽略戴季陶研究还有政治障碍，那么制约海外学人的要因，则是资料的局限。虽然日本学人对于五四前后的戴季陶及其日本观等问题不乏佳作，总的来说，关注面仍限于局部和片段。而且因为对戴季陶的思想活动缺乏全面了解，即使就事论事，也不易恰如其分。

有些关键人物的言行本身就是厘清历史发展线索和破解谜团的钥匙，他们不仅在一个短时期或具体事件里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亲历一个时代的几乎所有大事，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在一本深刻详实的慈禧太后传问世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即使从政治史的角度看，也远远没有见底。不过，人物愈是重要，后来附加于史实之上的成分愈多，研究的难度愈大。受正统史学观念的影响，人物研究至今仍然自觉不自觉的使用忠奸正邪之分的简单化处理方式。其实，是非功过是最基本也最笼统的判断尺度，根本不能反映历史的复杂性。学人应当致力于改变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与研究状况之间的不相称不协调，而非简单地正反定性。史学的生命在于求真，将大大丰富于主观想象的复杂的真实揭示并展现出来，不仅需要艰苦的用功，而且是对智慧的极大考验。

进一步说，人物研究上手虽易，做好却极难。研究某一人物，不过是借此找到进入社会历史的门径或基点，要想恰当认识和论述其思维行为，须对相关的一切人物事件、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礼仪人情、相互关系等，均有全面而深入贴切的了解。更有甚者，思维的层面最难征实，人物研究却避无可避，如何才能深入本心而不加附会，须在博览群书之上有入木三分的见识。或谓学人才智若在研究对象之下，又不能以对象同类的观念意识反诸其身，则所论大抵非皮相即臆想。重要人物历经大浪淘沙而凸显历史画面，无论大智大勇还是大奸大恶，或明君，或良相，或能臣，或名士，或奇人，或枭雄，甚至几朝元老的政坛不倒翁，无不是出类拔萃之人，其心计的繁复缜密，不仅弄人于掌股之上，令当局者迷，也常常使自以为是的研究者大上其当。

主观愿望还须依赖客观条件。前此戴季陶研究的欠缺，很大程度受到条件的限制。有关戴季陶的资料，分散于日本、台湾和大陆，没有各方面的通力合作，难以进行。陈天锡穷多年之力不能搜集完整戴季陶的文字，便是明证。而日本方面保存的资料，多为片断，在中国本土资料的发掘研究尚未展开的情况下，不易充分显示其价值和意义。同时，海峡两岸互相敌对的形势，使双方对两党要人的研究很难进入学术化的轨道，严肃的学人不愿虚耗精力在诸如此类有政治功用而缺少学术价值的课题之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两岸情势和相互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内部环境改善，相互交流增多，使得戴季陶研究具有良性的客观条件。适时介入，通过主观努力引起海内外学人的关注，互相促进，无疑会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和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