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既是政治家，也是思想家，留存世间的文字言论不在少数，尤其是1918年以后，他努力于主义的建设与完善，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著作和讲话。如果将孙中山的理论建设分为两个时期，那么后一时期与新文化运动大约同时展开。而这一时期虽然仅为孙中山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岁月的五分之一，留存的文字言论却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不过，翻阅这些短时期产生的密集文字，感觉之一，似乎以北京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对孙中山的理论建设影响甚微，无论在孙中山的理论著作还是演讲中，极少提到新文化运动各位旗手骁将的姓名及其风行一时的观念主张。“暴得大名”的胡适的名字，几乎从未正面出现在孙中山的笔下，仿佛双方完全无缘。

其实，正如学人所指出，胡适与国民党人曾经一度是新文化运动的同道，胡适与孙中山也曾几度聚首。对此，胡适倒是记得比较真切，在文章中几次提及首次会见的情形。如1925年9月22日为刘熙关于《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来信附言，说：“民国八年五月初，我去访中山先生，他的寓室内书架上装的都是那几年新出版的西洋书籍。他的朋友都可以证明他的书籍不是摆架子的，是真读的。”[2]四年后，他在评论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时又提到：“次年（1919）五月初，我到上海来接杜威先生；有一天，我同蒋梦麟先生去看中山先生，他说他新近做了一部书，快出版了。他那一天谈的话便是概括地叙述他的‘行易知难’的哲学。”关于此事，孙中山并无记述，只是在《孙文学说》初版的第四章之末，对此后不久杜威的来访略做交代：“当此书第一版付梓之夕，适杜威博士至沪，予特以此质证之。”[3]具体讨论的内容，陪同杜氏前往的蒋梦麟简略记载如下：“有一天我和罗志希同杜威先生谒见孙先生谈到知难行易问题，杜威对中山先生说：‘过重实用，则反不切实用。没有人在西方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4]

此次会见，孙中山对胡适并非没有印象。相反，如日中天的学术文化旗手胡博士对自己新著的态度与评价，在孙中山看来具有重要意义。1919年6月《孙文学说》出版后，孙中山即让廖仲恺寄给胡适五本，并请胡适“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对于此书内容一为批评，盖以学问之道有待切磋，说理当否，须经学者眼光始能看出也”。[5]这本《孙文学说》的意义，孙中山看得极严重，因为他“认为心理建设是其他建设的基础，不论是政治建设、实业建设或社会建设”。[6]正如他本人在写于1918年12月30日的《孙文学说·自序》中所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错误思想，是“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心为“万事之本源”，凡事成败，皆取决于心，要建设民国，首先要建设心理，“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只有如此，《建国方略》才不至于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才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建设民有、民治、民享的新国家。[7]而这一思想能否为国人所接受，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的态度无疑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胡适的评价，孙中山一则认作学者的意见，一则视为新文化派的呼应，可以支撑己说，扩大影响，所以希望胡适不仅写出，而且要在新文化派的代表刊物上发表。

胡适作文是快手（尽管他本人予以否认），他果然不负所托，写了《〈孙文学说〉之内容及评论》，刊登于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号，这时距他收到廖仲恺的来信不过十天。文中胡适明确表态“对于这书大旨的赞成”，认为“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而不可能把它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所以有此说，是因为胡适认为孙中山是有远大理想和计划的真正实行家，而非充斥国内政坛的没有计划的政客。依据科学的正确知识确定的切实而远大的计划，不限于一党一系，任何正当的团体都应当奉行，“都应该用合法的手续去消除大家对于那种计划的怀疑”。孙中山“著书的本意，是实行家破除阻力的正当手续”。

孙中山一生，常被人攻击为空想家，对此，胡适可谓力排众议，认为“现在的大危险，在于有理想的实行家太少了。现在的更大危险，在于认胡混为实行，认计划为无用”。推崇孙中山的有计划和肯实行，是胡适对孙中山评价的一贯观点，即使在与孙中山以及国民党关系紧张时也不曾动摇。1925年1月19日，胡适于宴会后与众人乱谈政治，对于大家都不肯想具体计划、“只会骂孙文”的状况十分不满，认为“孙中山总算做过一番计画的，只可惜他的左右太糊涂了”。

1929年4月27日，傅斯年对胡适说：“孙中山有许多很腐败的思想，比我们陈旧的多了。但他在安身立命处却完全没有中国传统的坏习气，完全是一个新人物。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所举的例子就是“中山肯‘干’，而我们都只会批评人‘干’，此中山之不可及处”。胡适认为“此论甚中肯”。西洋化是否等于新，还须讨论，而新思想的信仰者在安身立命处仍旧传统，在近代中国的确相当普遍，令人怀疑究竟应当如何分别判断新与旧。孙中山所写《民权初步》即《会议通则》，许多人以为幼稚无聊，胡适却刮目相看，即使在与孙中山及国民党人发生冲突之际，仍然称为“汉文中最完备的会议规则”。[8]他认为做考铨会议秘书长出身的考选委员长王用宾是旧人中一个很能干的人才，而王自承“他一生最得力于《会议通则》”，其子从小跟他学习《会议通则》，后来无论读书还是就职，也总是做领袖。[9]

此外，胡适也公开指出书中有许多不赞成的地方，如第三章论中国“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步”，以及第五章关于王阳明的议论。但认为是小节，可以不细批评。胡适在复廖仲恺函中，略述批评意见。廖转呈孙中山，后者称关于中国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化一层，“不过随便拾来作衬，非潜深研究之结果，且于文学之途本未考求”，拟请胡适“将关于此层意见详细开示。其他书中有欠斟酌之处，亦希一并指正，俾于再版时将尊见采入”。[10]不久，孙中山读到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的书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指胡适）的力量。还望先生于书里不很完全的地方，指示指示，第二版付印的时候可以修正”。[11]同时请廖仲恺转寄一份计划书给胡适。

胡适是否就此问题表达了详细意见，以及孙中山如何看待其意见，没有资料证明。不过，孙中山虽然的确不大关注文学，所论却并非随便拾来“作衬”。在《孙文学说》中，孙中山实际上是针对新文化派的某些过激言论和主张而提出批评。他认为，以文字实用久远言，中文远胜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之死语，以文字传布流用言，则当今号称流布最广的英语，使用者也不及中文之半。中国历史上屡屡同化侵入的异族，文字之功至伟。所以，“虽今日新学之士，间有倡废中国文字之议，而以作者观之，则中国文字决不当废也”。文字所以助人类心性文明之发达，而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辅相成。因此孙中山进而指出：

持中国近代之文明以比欧美，在物质方面不逮固甚远，其在心性方面，虽不如彼者亦多，而能与彼颉颃者正不少，即胜彼者亦间有之。彼于中国文明一概抹杀者，殆未之思耳。且中国人之心性理想无非古人所模铸，欲图进步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病，始知补偏救弊之方。……必废去中国文字，又何由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12]

在文字的取舍方面，胡适的主张不算激进，但内心确有一全盘西化的潜在倾向，至少对鼓吹全盘西化者抱有同情，而对分别物质与心性的文明观不以为然。这大概是他萌生意见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与孙中山分歧的根本所在。孙中山在世时，《孙文学说》已屡次再版，有关内容并未改动，至少可以视为对胡适初步意见的否认。

不过，双方在这一问题上也并非全无共同语言。居间传递的廖仲恺对胡适意见的看法是，“孙先生所谓中国‘文字有进化’，自非实在，但语言退化却系事实。唯其如此，所以我辈对于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唯其如此，而后语言有进化而无退化”。并以近时白话小说、文字，大不如前代小说、语录，为语言退化的征象。按照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表述的观点，中国语言文字的弊端在于无文法、文理之学，尤其是依据“今时通用语言”，为“初学者之津梁”的文法。他呼吁“吾国好学深思之士，广搜各国最近文法之书，择取精义，为一中国文法，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语，而改良之也。夫有文法以规正言语，使全国习为普通知识，则由言语以知文法，由文法而进窥古人之文章，则升堂入室，有如反掌，而言文一致，亦可由此而恢复也”。[13]今天看来，这确是纠正新文化派在语言文字主张方面的偏弊，而落实其文言合一主旨的要径。所以孙中山认为胡适急宜编撰中文语法书，“以竟文学革命之大业，且以裨益教育”。[14]廖仲恺也表示：“我所最希望的，是先生赶紧把中国白话的语法和修辞法，以规则的系统的方法弄了出来，以应时代的要求。这大事业，非先生是未有别人能干的。若先生能把这大著作分期在《建设》上发表，就最好未有，否则先就这题目论论，也好。”[15]

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新文化运动文学形式改革的主要成就。但是，尽管五四运动后白话文的传播有一日千里之势，以文言合一为目标的白话文本身确实存在致命的缺陷，其中之一便是如何在模仿古人和洋人之后，找出白话文内在的通行规则，以利于规范化教育。否则，按照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做法，白话文其实是从文言学会语文者的再创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础教育没有合适的白话文教材，标榜全民性的白话文仍然只是少数知识阶层的工具。加上主张白话文者绝对否定文言的片面，使得文白冲突持续不断，最终不得不以大众语的矫枉过正来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胡适等人如果能在文法方面有所建树，至少白话文的发展会更加顺利。胡适本来也有心于此，自认为“颇曾研究一点，不久当做一篇文章寄上”。只是因为代理教务长，忙于琐事，请求许以略迟。[16]廖仲恺再度表示：“先生能够早日把《国语的文法》做好寄来，不但使《建设》读者得受许多益处，并且使国语的文学有个规矩准绳，将来教育上也可得无限便利，这是我们同人所最恳切希望的。”[17]可惜胡适的一声“略迟”，对《建设》来说便是遥遥无期。

后来胡适确实致力于此事，次年8月，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白话文法，很可以见到孙中山提示的影子。如胡适称“想促进一种大同小异的国语，最要的方法，就在统一文法合乎自然的条理”。中国研究文法远在欧洲之后，《马氏文通》只可算是古文法，如今白话文渐盛，有必要研究白话文法。这些与孙中山的论点十分吻合。不过，胡适的“曾研究一点”距离写出像样的文法书还差得太远，到真正动起手来，才发现白话文法还在草创时期，其实是讲不出来，只好拿出战无不胜的武器，讲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研究白话文法的科学方法。[18]

1921年7月至8月，胡适终于在《新青年》第9卷第3、4号发表了《国语文法概论》，全文共三篇，分别讲《国语与国语文法》《国语的进化》和《文法的研究法》，重点仍在论述研究文法的方法而不是文法本身，其精神基本是一年前《白话文法》演讲的扩大。不过，第二篇《国语的进化》，却是针对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些人认为白话是古文的退化的观念，这其实也就是胡适对《孙文学说》中“文字有进化而言语转见退步”一说的详细批评意见。他引了《孙文学说》的相关章节作为主要的批评对象，声称白话是古文的进化抑或退化的问题，是国语运动的生死关头，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国语文与国语文学的价值便不能确定。“如果白话真是古文的退化，我们就该仍旧用古文，不该用这退化的白话。”胡适认为，文学家是一个时代语言进步的产儿而非原动力，其势力有时还阻碍文字的自由发达，并非如孙中山所说，因为有许多文人终身研究，所以古文不曾退化。他又以应用为标准，论证文言的退化和白话的进化，并总结出白话进化的两个大方向。胡适与孙中山各说在学理上的正误另当别论，重要的是，胡适的确指出了新文化派与国民党人对新文化的一些基本主张的分歧，而且这些分歧显然并非如前此所说只是小节。

1919年8月底，《每周评论》被当局查封，风传胡适被捕，有人再四要求孙中山发电报营救胡适和先此被捕的陈独秀。孙中山没有答应。但9月上旬会见徐树铮、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时，即对许说：

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来杀死；身体不好的，或许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着做吧！

许闻言连声道：“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几天后陈独秀即被释放。胡适风闻孙中山发电营救，致函沈定一询问详情。[19]此事很有些象征意义，孙中山与胡适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革命若即若离的联系。孙中山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重宣传和发动青年的影响，但对于宣传的内容则坚持其三民主义，而不大赞成新文化的反传统和世界主义主张，至于解决问题的途径，仍然以政治为首要，与厌弃时政问题、甚至宣称20年不问政治的新文化派明显有别。胡适的政见与孙中山多不一致，但他后来讲政治乃至主动呼应国民革命，则与孙中山的影响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