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孙中山与庚子勤王运动的关系，首先应注意兴汉会在自立军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认为，到1900年春，兴汉会事实上就消亡了。[2]而在此之前，两湖哥老会已经倒向保皇会。因此，自立军起义时，兴汉会不再发生作用。兴汉会由孙中山、毕永年等人发起，是兴中会与两湖联系的重要组织形式。它的消亡，当然表明兴中会在这一方面的影响无形中止或大大削弱。只是这种看法与史实明显不符。

追根溯源，自立军是孙中山与湖南维新派合作以谋大举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10月，唐才常、毕永年东渡日本，向流亡于此的康有为、梁启超进言勤王举义，争取日本的援助。[3]经毕永年介绍，唐才常又与孙中山会晤，“对于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之起兵策划，有所商榷”。[4]11月24日，杨衢云函告谢缵泰：“我们的计划获得成功，和湖南的维新派取得合作。……但由于自私妒忌的缘故，两党联合可能有困难。”[5]前者指唐才常、毕永年等人，后者则指康、梁一派。毕永年本来主张激进，提倡种族思想，戊戌政变发生，自断发辫，火其贡照，“示不复再隶于满清之治下”。[6]到日本后，毕永年的反满情绪激化，与康有为已生隔阂，而与孙中山结识，却受到重视。11月中旬，他接到湖南急电，会党起事在即[7]，欲归国行动。平山周获悉，以为湖南一隅发动不易成功，与同志商议，希望暂缓其事。孙中山即请毕永年和平山周二人赴湖南视察会党情形。[8]

毕永年、平山周视察的结果，认为维新势力已经寂寞无足观，而哥老会“必可为他日革命军之一势也”。[9]1899年2月，毕永年因事与康有为决裂[10]，回到日本向孙中山复命。孙中山得知湖南会党的详情，力主湘、鄂、粤同时大举。是时唐才常再次东渡，与康、梁筹划起兵勤王事宜，与孙中山筹商长江各省与闽粤合作之事。由于保皇会在海外声势浩大，唐才常不便与兴中会合作，态度较前消极，经毕永年、平山周等多方斡旋，始订殊途同归之约。[11]为此，孙中山派毕永年返回国内，联络湖南会党头目。经过努力，毕永年于1899年9月率湖南会党头目赴香港，与陈少白等人商议合作办法。在陈少白、宫崎寅藏等人的帮助下，10月上旬成立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11月9日，宫崎寅藏和陈少白由香港抵达横滨，向孙中山报告组成兴汉会的情况，呈交会长印信。[12]

1899年11月中旬，林圭等人应唐才常之邀，准备返湘联络会党。孙中山和陈少白、平山周、宫崎寅藏等出席了梁启超、沈翔云等人在红叶馆举行的送别会，席上梁启超还把合作的话殷殷商酌。林圭临行前向孙中山请益，孙中山为其介绍在汉口俄国顺丰茶行当买办的兴中会会员容星桥。此举应是兴中会与湖南维新派合作的具体体现，双方的确是在通力合作。这时孙中山刚刚成为兴汉会总会长，等于将兴中会在两湖人马的班底作为与唐才常等人合作的基础。林圭返湘不成，临时改到汉口，与容星桥等人一起创办义群公司，骨干即为兴汉会成员。容星桥还帮助林圭在租界寻找开设公所以为联络机关的住房。所以林圭说：

满事未变以前，中峰主于外，既变而后，安兄鼓于内。考其鼓内之始，安兄会中峰于东而定议，与平山周游内至汉会弟，乃三人同入湘至衡，由衡返汉。其中入湘三度，乃得与群兄定约。既约之后，赴港成一大团聚，于是本公司之名大噪，而中峰之大英豪，人人始得而知仰企矣。[13]

兴汉会是兴中会与湖南、广东会党的旧式结盟，而非新型社团或党会组织，与盟兴汉会的会党首领多为挑选出来的代表，他们在自立军系统中的地位一直未被动摇。同时，尽管这些会党首领接受过康有为的赠款，令毕永年一度失望而削发为僧，唐才常的政治宗旨与林圭等人又不一致，但兴中会对自立军系统的影响却一直赖以保持。

汉口义群公司成立后，林圭、容星桥、张尧卿等议定开办银矿轮栈，分派会党头目担任各路之探险联络。随后由容星桥、张尧卿到日本与孙中山商议行动计划，“中峰待之甚恳挚，然所商尚无一定之规”，只是委派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林圭从返回汉口的张尧卿处获悉有关情况，致函容星桥，请其“此次与中峰必须商定一是，否则本公司之名已流播四方，而实在尚未起蒂。今日之事，我辈如大舟已行至江中，舵不灵稳，则舟将覆；人工不力，则将退而不前。倘尚有翻覆而解散之，则不惟贻笑目前之大众，即后来传道亦属难堪”。[14]由此可见，至少在义群公司时期，汉口的兴中会、兴汉会和湖南维新派联成一体，而视孙中山为舵手和引导。

1899年12月下旬，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正气会，参与者除了湖南维新派和江浙革新士绅外，还有“由哥老会来者，即张某、辜某、要某、容某等也”。[15]这应是张尧卿、辜人杰、容星桥等人，则正气会仍是兴中会与湖南维新派合作的扩大。毕永年弃事为僧不久，终无死心，仍起而救世，1900年1月24日，杨衢云告诉谢缵泰，“湖南革命党人在湖南和湖北省，假装和尚正积极地进行组织工作”[16]，即指毕永年。

1900年3月以后，因为在正气会中与汪康年一派发生矛盾，唐才常让出干事长的位置，用1899年5月与梁启超等人创立于横滨的自立会的名义，展开联络聚合长江流域秘密会党的活动，4月开办富有山树义堂，参与兴汉会的杨鸿钧（子严）、李金彪为正龙头，王质甫、毕永年任副龙头，辜仁杰任总堂（辜仁杰即人杰，又名鸿恩、万年），柳启宾（即柳秉彝）、谭翥（即谭祖培）任盟堂，张尧卿（即张灿，义年）为盟证，李权杰（或即李堃山）总办岳州、华容、平江、羊楼峒一带。[17]这等于再度肯定兴汉会成员的代表地位。冯自由说这些会党首领后来各自发票，脱离自立军，与史实不符。据井上雅二日记，直到1900年七八月间，自立会长沙为首者杨鸿钧、张灿，岳州、新堤为首者谭凤池即谭翥。杨鸿钧、李金彪二人年长位尊，实际任事者是张灿。辜仁杰则是江宁湘军与自立军沟通联系的关键人物，人称“五省钦差”。8月唐才常赶赴汉口时，介绍井上雅二到南京见辜仁杰，由其做中介，联络总兵杨金龙、副将赵云龙等为自立会尽力。[18]自立军失败，谭翥死于长沙，李金彪、杨鸿钧亡走广东，后被捕，圉死狱中。辜仁杰殁于湖北，张尧卿被逮捕，辛亥革命后出狱。柳秉彝、李堃山下落不明。[19]

兴汉会成员积极参与自立军的活动，正是孙中山与湖南维新派合作战略的重要体现。不仅如此，在毕永年的影响下，兴汉会成员还努力直接配合兴中会的行动。毕永年劝唐才常脱离保皇会关系，改奉排满宗旨不成，痛哭而去，到广东全力投入兴中会。1900年7月15日他致函宗方小太郎，提出：

惟台湾之事，全赖先生注意成之，或乞先生偕中山氏往台一行，或即留中山寓于台地。彦愿力任闽中之事，而与服部君及粤中诸豪联为一气，或不甚难。因彦之友多在五虎口、华秋、电光、射马、长门、金牌、闽安诸炮台及马尾、南台诸营中者，但得佳果五千枚，便可消暑热。彦虽无救焚拯溺之材，然台中既得先生及中山之布署，而粤中又有服部之肆应，或者其有成乎？

孙中山与刘学询、李鸿章等人密谋广东独立，毕永年有所响应，李云彪、杨鸿钧等也到广东、香港。毕永年函告平山周：

李胡子已去肇庆、广安水军中，大约一二礼拜可回省城。李鸿章氏已出条教，大有先事预防之意，或纳粤绅之请，其将允黄袍加身之举乎？日内又查察满洲人之流寓户口，未审有何措施？此公老手斫轮，如能一顺作成，亦苍生之福。闻杨胡子偕萧姓到港，必谒仁兄，未知有何言，乞勿以秘密告之，因杨材劣，而萧姓又新交也。弟日内集诸同志，咸踊跃听命，弟欲乘此机，一一深结之，俾勿冷其心意。[20]

张尧卿的动向尤其值得注意。张名灿，又名义年，“本世家子，而又通会门”[21]，“工书法，能文章。……为人饶有才具，深通军事，在会党中甚有声望”。[22]1899年5月16日，作为毕永年的朋友，他和谭祖培、李心荣等拜访宗方小太郎，谈及要尽快在湖南发动起义。宗方认为三人均为江南地方难得的少年才俊。[23]林圭称张尧卿“足智多谋，遇事有把握，实驾群兄而上之。况此达变通才，无事而暂为之，亦无大损；若有事而亦常乱为者，是真无用才，而张兄决保非其人也。”义群公司的决策机要，主要由林圭、容星桥和张尧卿三人协商制定。后因其被人谗谤，林圭还致函容星桥向孙中山进言，希望孙“择用自有定见。倘其信任不专，易为人动者，则他人一语而误大事，亦常应有之义”。[24]张尧卿似也不负所望，七八月间，他还协助文廷式到长沙为兴中会办事。[25]

兴中会员的动向与此相印证。1900年1月，孙中山委任容星桥专办湘、鄂之事，从年初选择联络处址，到8月间出面具保为唐才常等人租赁大屋，容星桥一直积极协助林圭。[26]8月9日，唐才常由沪赴汉，兴中会广东负责人、参与兴汉会、又列名富有山堂副龙头的王质甫与之同行。[27]8月下旬，孙中山冒险归国，虽身兼多项使命，主要还是应梁启超之约，准备与之“携手共入中原”，“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28]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明治三十三年8月27日山口县知事古泽兹报秘第10之620号，与孙中山同船赴上海的还有8月7日由上海来日的改革派张浍、高绣延二人。据容应萸博士考证，自立军失败后逃往日本的化名高打、高德的改革派青年，前者肯定是唐才质，后者可能是狄平。[29]则高绣延或为高打、高德二者之一，两人在自立军起义时负责调度后方。由此可见，孙中山赴沪很可能是应自立军的邀请。综观以上情况，显然这是兴中会有计划有组织的统一行动，说明孙中山视自立军起义为本派参与的联合反清大举。所以自立军失败后，史坚如赴广州谋炸德寿前夕，还到在《知新报》报馆任职的松冈好一宅中长谈，发誓为唐才常报仇。[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