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命题立意、寻找材料算起，这个课题已耗去我十余年光阴，使人不由不发出桓温昔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一样的感慨，而终于无如之何。问题是慢工未必出细活，此次出版前，略加整理，便发现不少失误，肯定还会有许多没有发现的问题潜伏其间。对此，除了诿过于时光飞逝之外，只有自责懒惰嚣浮。文章是好是坏，做不得假，我也无意做假。反躬自省，走上学术研究道路，如果略有心得，那就是对做人与治学之间的呼应关系日渐有所体察。天才或许例外，如我这样的中人之资，要做一点叫自己满意也让别人看得过去的成绩，就只有老老实实，以勤为本，反复思量，或偶有所得，意气洋洋，回头一望，却可能全然不是那么回事。起心动念之间，文如其人，前人实不我诳。

本书能够完成，多亏不少师友鼓励、批评和援助：罗志田师及徐思彦、桑兵、关晓红、王汎森、沈国威、徐亮工、徐秀丽、葛兆光、戴燕、谢维、村田雄二郎、刘世龙、郑培凯、鄢秀、王晴佳、缪元朗、段玉明、章清、马忠文、杨宏、徐跃、陈熙远、陈以爱、李德英、周勇、叶隽、周奇、翁若愚、张仲民等师友，都曾在不同时段对本课题表示过关心，并为我指点迷津、研讨论题、解释疑团、供应材料。作为一个门外汉，我莽撞地涉入语言学园地，更离不开专业学者的援手。四川大学中文系刘春蕙教授，时常放下自己的工作，为我答疑解惑；全书完成，更经语言学家聂鸿音教授法眼一阅，五六十万字的篇幅，耗费老人家不少心力，使我避免不少错误，令我铭感在心。本书多数章节都得到四川大学“10—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讨论会的诸位同人指正，粟品孝、韦兵、陈波、杨兴梅、周鼎、辛旭、郭书愚、张循、查晓英、李晓宇、罗凯、徐法言等，惠我良多，使我对此学术共同体产生越来越多的依恋之情。许多年轻朋友为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如陈志刚、黄佑志、梁心、陈默、蔡炯昊、廖文辉、李如东、崔晔、陈希丰、张晓川、周海建、王义铭、陈阳、黄晶晶、吴焕娇、马怡、周闻天、徐悦超、陈高争、何俊帆、张苇杭、李哲、彭志远、杨扬，在此都要深致谢忱。谭徐锋先生早在十年前就不断关心本书进展，本书虽然粗糙，却花费他不少精力；责任编辑曹欣欣的细致工作，更使全书减却不少错误，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开列这么长一串名单，当然不是准备推诿书中存在的错误，这一点还是老话：文责自负。

我自二十五岁以后，渐觉时间加速流逝。最近十年，更觉气喘吁吁，难以追步。回头来看，人事迁移，有变有不变，变的比不变的多，而且变得让人忧伤沉痛，时不时要缅想从前。在我还是一个少年，开始独立成长的那个时代——20世纪80年代，一切远非完美，可是给人以无穷的希望。或者有“先进分子”会说，我是因为年龄老大而变得保守。也许？我不知道，但我常常庆幸，在成长的关键时段遇上那个年代，养成一套健康的价值观，它使我在一些最基本的取向上成为一个思想上的“80后”，不会改变。

本书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发生过许多难忘的事。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和辛旭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当时大部分材料只能手抄。她抄写的速度比我快，被我戏称是“小鸡啄米”。而如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资料已不再提供纸本，只能通过电脑查阅了——这当然便利很多，但我发现许多曾经看到过的纸质的材料已经不知所踪。档案电子化对学术研究的利与弊，显然难以一言而尽。

书中第一个字，写在2008年5月，“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半月左右（具体日期已经忘掉）。地震发生时，我正在离震中不远的地方工作，在天地混沌中仓皇逃离，遂对生命产生新的感想，对要做的事，不愿再拖沓延宕。当初跟我一起经历地震之后的岁月并“同居”数日的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姜源教授，已于2010年3月辞世。他在地震发生时，没有自顾逃离，而是将工作组中同人一一寻到，并护送一位早已吓得不知所措的老师离开现场，令人感佩。本书第五章引用了杜维明的一篇文章，其实本可引用其他材料，但这是姜源教授在共同“抗震”的日子里提供给我的，我想留下这段光阴和他这个人的故事，即使只是一线折射过来的、微弱的光明。及至修改“结语”一章之时，我又听闻周有光先生离世的消息（我在书中引用了不少他的看法），却并无任何震惊，只是觉得一个时代随着他和许多人的背影一起渐渐没入黑暗，越来越远——可是我还是听得到他的声音，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字、历史和记忆里，永不消失。

本书多数章节曾在《中山大学学报》《学术月刊》《近代史研究》《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研究》等刊物发表。由于拖延太久，思路和文风在写作过程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此次整理，增删涂乙，力争统一，唯因工作量太大，仍留下若干遗憾。其中我特别在意的一点是表述问题。伽达默尔曾说：“各种不同科学形式的工作条件对于科学家起着一种构成风格的作用。一般说来，自然科学家的主要工作既不是‘朗读’，也不是包罗万象的图书出版。人文学者则恰好相反，因此，这就肯定会对科学散文领域中的风格艺术产生影响。”我衷心赞成。对人文学术来说，表述绝非事后的涂饰，而根本就是研究的内在组成。因此，任何一部人文学术著作，在义理、考据之外，都应兼顾辞章。我在研究国语运动的过程中慢慢体悟到，锤炼语言不只是作家和诗人的事业，人文学者亦与有责焉。在这点上，司马迁开创的中国史学传统，仍是我们的样板。可惜，这一感悟变得越来越清晰之时，已是这本书渐近尾声之际。然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把它作为今后的努力方向。

2017年1月26日，写于河南濮阳

2018年12月12日，改于四川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