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逐步展开，各种新观念日益活跃，在相互呼应和竞争中构成一幅流动而斑斓的画面。其中，普及教育与保存国粹都属于最为鲜艳的部分之一，自政府到民间均有不同程度的响应。作为对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因应，这两大思潮有着共同的关怀，体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并且常常分享共同的信仰者。但同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二者又冲突不断。这一充满张力的关系围绕着切音字运动的争论，表现得尤为突出。

19世纪90年代开始启动的切音字运动明确以西人与日人为师，对于普及识字与国家富强的关联着墨甚多，意在创造一种便于下层社会掌握的“文字”，以广开民智，塑造“国民”。不过，庚子年以后，随着其进一步推广，切音字运动却在两个方面遭到了民族主义立场的批评。第一个方面涉及切音字的文化位置问题，剑锋直指汉字存废，映射出“保存国粹”和“启瀹齐民”之间的内在紧张：国家由国民构成，国民素养决定了国家兴败；可是一个国家亦有其独特文化，文化消亡，国家不灭而自灭，国民又何所依存？本来密合无隙的“国民”一词，在这里出现了一道裂痕。那么，鱼与熊掌是否可以兼得，又将如何取舍？随着这个摆放在读书人面前的难题进入语言政策层面，又同各种政治力量的起伏纠缠起来，路径愈发复杂。第二个方面涉及切音字和国语统一的关系，乃是下一章的主题。本章主要处理第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