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名卖了一个大噱头，内容却缺斤少两。我讲述的只是西南的一种经验，即一部分有着深厚“国家传统”的人群的经验，而非整体的西南经验。我想强调，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阻挡不住“国家传统”的存在与延续，当波澜壮阔的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浪潮冲击到这一区域时，当地人群的反应，必须置于他们的历史传统中去理解。

我一定会面临着如下质问：你讲的那些人、那些事以及那些理，都是“夷族”精英的，你怎么可以忽略一般“夷人”百姓呢？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关联何在？

上述问题的有效性毋庸置疑，但我不得不面对的困境是：何处可以聆听“夷人”下层的声音？他们被书写却不会自我书写，他们是历史上失语的一群人，我也无法穿越历史的时空去进行田野调查。对资料所不能涵盖的范围，我保持沉默。

我只能在旁观者的书写中进行揣测。

精英的群体意识，无疑与下层民众存在巨大差异。在本书所描述的那个年代，在政府未能真正控制的西南边地，许多非汉人群可能并没有清晰的国家意识。多年前，我读过一篇文章（惜已忘记篇名），作者是一位在内地求学的彝人青年，他回乡与舅舅游玩，在一条河边，舅舅对他说：“幺儿，江那面被一位叫蒋介石的人所统治着。”他觉得奇怪：“舅舅，我们也是被蒋介石所统治的啊。”这段叙述，让我想到仕安先生讲述的一件趣事：政府组织工作队到甘洛放电影，顺便插播政治广告。当蒋介石出现在银幕上时，观众纷纷议论：“哎哟，把他捉来当娃子，要卖好多钱哦。”大家认为蒋长得不错，比较值钱。

民众与精英也不能截然分开。传统时期，通过在婚嫁活动等盛大仪式中的传唱宣讲，布摩与慕史将自己所掌握的许多知识传递给了一般百姓。民国时期，“夷人”精英们则不断地对下层民众进行启蒙。岭光电的办学，使得200多位普通百姓接受了包括民族与国家意识在内的现代教育。而杨砥中在云南昭通的办学，规模上更为可观。当时各级政府在边地的教育系统中也注意招收非汉学生，并办有许多学校与培训班，对普通非汉人群进行国情与乡情教育。例如，宁属屯垦委员会兴办的边民训练所，其总的原则就是讲民族团结，拥护蒋介石，拥护刘文辉。[1]教育的效果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不一定很理想，但变化多少在发生。1939年，大公报记者徐盈深入孙子汶所办的乌龟堂小学采访，深深体会到了“夷区”办学的艰难，家长们认为子弟入学就是“支学差”，有如当差一般痛苦。但徐盈也发现了“使人感动的事”，在教室，他看到黑板上写着：“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学生们知道中国正在打日本，被问到将来的志向时，学生们的一致回答是：“如果我们学会了汉话——我们愿意去当兵！”[2]1942年，岭光电谈到四川、西康的“倮族”青年接受各种培训班训练的情况时，一方面强调众多边民“不知祖国，与祖国漠不相关的，即不充分具备中华现代国民的资格”，另一方面也谈到了一些“好现象”：

自二七年以后，倮青倾慕受训心理，日益增加。不论何人问：“你愿到成都受训否？”伊必称：“愿！只设法去。”又每人[入]夷村，见夷孩说：“这些小孩子，读书最好”。大人一定答道：“真是读书好，我们想找学校教子弟”，又每个夷人，都以有几个汉人为朋友为荣，能穿制服，能佩证章为荣。关于礼节：倮族中除叩头外，全不一致。近数年来，不论老幼，都摩仿鞠躬礼；对最尊崇者，叩头；次者普遍脱帽点头；凡此均近年训练倮青后之表现，其裨益将来边区经营，至为巨大。因过去倮众自尊心最盛，常轻视内地一切，现数年间改变态度，亦难能可贵也。……倮众本以智识低，信人不信理论，为当然事。但其信仰对象均为土司、黑夷、头人，其他一无所知，无所愿。近年有受练人归来，传述内地长官与同胞如何进步，如何关怀边民等，尤其对于最高领袖之伟大，肆力传布，凡边民无不知领袖，无不认为神人，一反过去，仇视汉官汉人之心而变换态度，而加信仰。倘近年教育，积极进行，其成就能赶上此信仰心理，而打破话[语]文习俗等隔关[阂]，则倮族问题之解决，恐已作几分之几也。[3]

岭光电所述的“好现象”，应该只是实际情况的一部分，甚至也不是主要部分。但我相信，西南边地的世界，确实在缓慢地发生着变化。

[1] 来自李仕安先生的口述。

[2] 徐盈：《记四十八甲》，台湾“国史馆”藏档案，全宗名：抗战史料，入藏登录号：127000001130A。

[3] 岭光电：《倮情述论》，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