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秋，33岁的郎中司马迁，跋山涉水，前往西南。云贵高原群山莽莽，此前涉足于此的朝廷官员仅有唐蒙、司马相如等寥寥数位。太史公此番出使，耗时年余，历巴郡、蜀郡、邛、笮、昆明等地。[1]这是一次政治使命，对史学家司马迁而言，更是一次珍贵的田野考察机缘。其成果，若干年后反映在了不朽的《史记》中。司马迁敏锐地注意到，西南地域辽阔，繁衍生息着众多不同的人群，他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有某种政权形式，存在较大聚落与君长统治，如夜郎、滇，等等，他用高度概括的语言进行了描述：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另一类人群则比较松散，缺乏制度化、阶层化的权力架构，人们居无定所，“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2]

两种基本的社会形态，在历史之河中长期绵延。自汉迄清，尽管王朝所直接控制的西南地域日益广阔，但两千余年间，这种局面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成为民国时期西南非汉族群精英们言行与事功的重要历史基础。

一、苗贵

明景泰五年（1454）农历十二月壬寅，皇帝谕令，允准贵州副总兵、都指挥佥事苗贵改姓李，为李贵。姓乃祖宗所赐所传，神圣而不能轻易更改。中国人改姓，乃天大之事，许多由于过继等原因而从他姓者，后代往往还要费尽心机改回原姓。苗贵此番改姓，缘由相当奇特，乃“自嫌其姓与苗蛮同”，于是央求贵州巡抚蒋琳奏请圣裁。此事或令今人喷饭，但当事人却实实在在地经受着尴尬与痛苦。苗贵数年前尚在山西任武职，因贪腐而被罚运砖赎罪，赎满后调往黔地为官。对自己的姓氏原无负面情感的他，目睹贵州的遍地“苗蛮”，触景生情而产生了耻辱意识。[3]如果他姓“夷”，想必也会改之而后快，因为他当时在贵州最常闻见的非汉人群的标签，就是“苗”与“夷”。

苗贵的鄙陋可笑，姑且不论。在传统中国，如同“蛮”等词汇一样，“苗”“夷”所指对象常常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许多情况下只能理解为对非汉族类的泛称。但在苗贵那个时代，情形已开始发生变化，“苗”与“夷”在保持着泛称内涵的同时，在许多情况下已代表着更具体的空间及人群的差异。例如，《明实录》等史料已经开始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常将贵州省的都匀、铜仁、凯里以及湘西等地的族类称为“苗”，而黔西北、黔西南、滇东北、川南等地的族类则多被称为“夷”或“倮倮（罗罗）”，因此在谈到黔东、湘西等地时，频频出现“苗民”“苗贼”“苗叛”“苗寇”等词语，而论及黔西北等地时，“夷”“夷虏”“夷民”等词汇则极其常见。[4]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总结，就西南地区而言，被称为“苗”的地区与今天的苗族聚居区有较高的重合度，但范围超过后者，被称为“夷”的地区则往往与彝族聚居区相同或相邻，范围亦较后者为大。西南地区的大多数非汉族类，都可分别置于“夷”“苗”这两大人群范畴之中。这一差别在明亡以后一直延续，并且呈现出更加精确地指代某些人群的倾向。尽管今天被界定为彝族的人群的自称各不相同，但明中期以降，“夷”逐渐被遍布川、滇、黔等地的许多人群认可和接受，当地的汉人称他们为“夷人”或“夷族”，而他们在汉语语境中也是如此称呼自己。同样，“苗”也被湘西、黔东等地的诸多非汉人群所认同，他们讲汉语时自称为苗成为自然而然之事。例如，在贵州西北部地区，苗人与“夷人”已被清楚区分开来，始修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定稿于民国十三年（1924）的《威宁县志》云：“（我邑）其它种族除汉族不计外，以苗民为最多，黑白夷次之，齐细眉次之，土老又次之，阿乌子不多，蛮子绝无。”[5]在四川凉山一带，控制该区域的上层分子在明代就已被普遍称为“黑骨夷”[6]，彝族人被边区汉人称为“罗罗”或“蛮子”，他们用汉语谈话时则自称“夷家”。[7]在云南中甸，彝族自称为“诺苏”，他称是“夷人”“夷族”等。[8]

作为贵州副总兵，苗贵常常在大大小小的针对“苗夷”的军事行动中担任角色。他虽然鄙视“苗夷”，却也不得不与“苗夷”特别是“夷”的首领们打交道，甚至配合作战。1460年，他在镇压王阿榜聚众作乱事件中表现出色。[9]同年12月，面临规模更为巨大的“西堡蛮”之乱时，他与镇守贵州的太监郑忠调遣安陇富率土兵二万参与截杀，此时，安陇富的身份是贵州宣慰司宣慰使。[10]

按明代制度，宣慰使为从三品，为土司中的最高品级。贵州宣慰司领有贵州中部与西北部的大片地域，今天的毕节市以及贵阳市大部、六盘水市一部分均曾为其领地。明初西南甫定，朱元璋就诏明代首任贵州宣慰使霭翠位于“各宣慰之上”[11]，这是其实力的一个象征。

在明王朝看来，贵州宣慰司的主体人群是“罗罗”，在更大的人群范畴上属于“夷”，他们则自称为“娄素”，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娄素”被划为彝族。

我们对西南“国家传统”的探讨，就从“娄素”开始。

二、笃慕

1.大洪水

娄素有自己的文字，至迟在宋代已相当成熟，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献，大都是明、清时期的作品，今天我们通常称之为彝文典籍、彝书，等等。早在20世纪30年代，丁文江便在当年贵州宣慰使的驻地——今大方县搜集到《帝王世纪》《宇宙源流》等彝书，加上从云南、四川搜集到的彝文书籍，汇编成《爨文丛刻》。彝书的规模相当庞大，仅在今天的毕节市范围内，截至1997年，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6000余部彝文古籍，学者翻译整理出了其中的113部227卷，共2600余万字，最终出版的有90部，共1400余万字。加上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已经灰飞烟灭的彝书，彝文古籍之丰富超乎想象！

这些卷帙浩繁的彝书包括谱牒、创世及万物起始的神话与传说、祭祀与占卜经书、历史记录、政书、赋税册、天文历法、文艺批评、英雄史诗、情歌、民间故事、编译著作（如用彝语编译的《西游记》），等等。此外，在田野乡村，还有为数众多的碑刻、岩刻与墓志。[12]

在贵州、云南的彝书中，记载了一位名为笃慕的人物。话说笃慕有三兄弟，躬耕于田间，途中常常遇到一位老爷子乞食，大哥、二哥不予理睬，笃慕则每每将自己不多的伙食与其共享。有一天，老爷子告诉笃慕：“你听我的话，做一个大木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你一定要坐在木盆中。此事绝不可泄露给他人，包括你的兄长。”笃慕遵照而行。当那个时刻来临时，洪水陡然暴发，天地间一片汪洋，生灵丧亡殆尽。笃慕乘者木盆在茫茫大水中孤独地漂**，一直漂到撮匹山（亦称洛宜山、罗业白等，一般认为位于云南昭通市）山顶，成为唯一的人类幸存者。七天七夜后，洪水退去，笃慕下山，来到贝谷楷嘎，恰逢天君的三位女儿在此摆歌场，笃慕上去一展歌喉，赢得了三位仙女的芳心，与他结为夫妇。每位妻子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从长至幼分别为慕雅苦、慕雅且、慕雅热、慕雅卧、慕克克、慕齐齐，是为娄素的六祖，娄素由此而分为武、乍、糯、恒、布、默六大支系。六个支系先是与天上通婚，后来天地亲路断绝，为了生存发展，经过商议，决定武系与乍系、糯系与恒系、布系与默系相互开亲。他们辗转迁徙，分布于云贵川三省的许多地区。居住在今贵州安顺市，威宁、赫章二县，云南宣威市一带者属布系；居住在今贵州贵阳市，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毕节、大方、黔西、水城数县，以及云南东川、会泽一带者为默系；居住在今四川南部之叙永、云南东北部之昭通一带者为恒系；又有糯、恒二系的大量族众渡过金沙江，定居于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一带。这样一幅人群分布的历史图景，见于清初黔西北、滇东北的娄素的经典著作与口碑资料中，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正是今天彝族分布的核心区域。而笃慕六子，今天则被称为彝族六祖。[13]

2.君长国

笃慕的子孙们，后来建立了若干个君长国，主要有黔西北的水西[14]、乌撒[15]，滇东北的阿芋陡[16]、芒部[17]、乌蒙[18]、古口勾[19]，黔西南的阿外惹[20]，黔中的播勒[21]，川南的扯勒[22]，等等。统治这些地区的族类大都自元代起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土司制度中，并且一律被他称为“罗罗”[23]，在民族识别中被定为彝族，而彝文文献则表明他们都自称“娄”。[24]

古口勾部要人欧索父奕访问阿外惹部时，曾与阿弥评点娄素君长国的胜地：“我的阿弥呀，九十彝（娄）君长，都住好地方，且听我来说。”接着他便讲到了扯勒的柏雅妥洪、水西的洛博迤略、芒部的葛底翁妥、乌撒的笃烘洛曲、阿芋陡的举娄侯吐启、古口勾的直诺祝雅流域、播勒的大革滴索、阿着仇的阿着地以及阿外惹的住所。显然，在欧索父奕与阿弥的眼中，整个滇东北、黔西北、黔中、黔西南、川南都是彝人（娄）的住地，君长都是彝（娄）君长，柏雅妥洪等地则是彝（娄）家胜地的代表。将几大君长国并列叙述的情况频繁出现于众多彝书中。

君长国的首领们相信，笃慕是他们共同的远祖。当然，关于洪水发生的原因、避难的地点等细节问题有多种说法，但这些并没有动摇同宗共祖的坚定信念。通过《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等彝书，我们可以拟出部分娄素君长国的分支谱系。

娄索君长国世系图（部分）

在君长国之间的交往中，这个谱系的内容常常被强调，如水西受到吴三桂攻击时，派使向芒部求援：

阿哲（即水西）和芒部，是手足兄弟，要相依为命，彼此之间，系同一祖先。……本是亲支系，本是亲家族。

又如，乌撒曾与古口勾（即磨弥部）对天结盟：

磨弥与乌撒，自从米（慕）克克，数到陡阿姆，二十二代祖，一直没分家，共同的祖父陡阿姆，共同的祖母咪嘎。

需要指出的是，还有一些君长国，同样认同笃慕－六祖，但其分支谱系没那么清楚。例如，云南中部偏北的武定、禄劝一带的彝文古籍，记载了六祖分支故事，明代赫赫有名的武定凤氏土司，大理国时期为罗婺部，自认为是六祖长房之后。

除了具有同宗共祖的坚定信念外，君长国之间还世代联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婚姻圈。《明实录》称：“蜀、黔之乌撒、乌蒙、芒部、沾益诸土司悉（水西）安酋姻连至戚。”阿芋陡部的姻亲涉及惹氏、恩氏、恒略丽氏、慕度部、德布氏、古口勾、卧僰、姆默遮、娄娄勾、能娄毕比、纪俄勾（即乌撒）等，又如，水西君长霭翠的夫人奢香是永宁扯勒部之女，归顺明王朝的乌撒女酋长（鲁素舍仆）是从水西嫁过去的。武定凤氏的婚姻范围涵盖乌蒙、水西、乌撒、阿外惹、古口勾等君长国以及四川凉山地区的彝人土司，明朝人张元忭称其“远至川贵相婚姻，有众数万，地千里”。

类似的论述在彝汉文献，特别是彝文文献中举不胜举，其中全面勾勒出君长国姻亲交往的是《彝族源流》卷二十六“姻亲交往记”一章。古代娄素称君长国之间的外交活动为“叟觉”，还会根据各君长群国之间的关系，在“叟觉”一词中加入修饰语，如有血缘关系的“余（即舅）苏（即甥）”“寸迂（家族支）”，非血缘关系的“耐优”等。川南、滇东北、黔西北、黔中、黔西南的娄素不但相信他们有共同的祖先，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世代通婚，互为甥舅，因此各个政权之间的交往被称为“余叟苏觉”，他们之间的“外交活动”，通常带有“婚亲交往”与“走访亲戚”的性质，而“余叟苏觉”的活动是相当频繁的。

因为血缘与姻亲关系的交识，当某君长乏嗣时，继任新君可能来自其他君长国，“彼绝此继，通为一家”。例如，明万历年间安绍庆、安效良父子分领古口勾和乌撒，水西君长安疆臣之弟安尧臣则统治了芒部。[25]

3.范成大视野中的西南

南宋乾道七年（1171），47岁的范成大以集英殿修撰出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次年赴任。他从家乡苏州出发，取道江西、湖南，水陆兼程，行三千里，历三月余，始抵达桂林任所，两年后离开广西前往四川赴职。[26]这段“南宅交、广”的生涯，对生长于江南，一直在内地为官的范成大而言，可谓眼界大开。此前他曾出使金国，见到了金世宗完颜雍。范成大无疑是当时中国最具“世界视野”的官员之一。他笔下的西南社会，与后来《宋史》的记载相距甚远。《宋史》素称庞杂，但对西南地区的众多“蛮夷”，常常用三言两语带过，一些有着较高文明程度的非汉人群及其所建立的政权，甚至只字未载。这给后人造成一种刻板的印象，似乎宋代西南地区只有一个大理国与宋王朝对峙。而范成大根据自己在广西的耳闻目睹撰就的《桂海虞衡志》，则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已经触及了前文所述的娄素君长国。

范成大称，“南方曰蛮”。蛮种繁多，那些毗邻王朝所直接统治的省地，且受王朝羁縻的州县，虽向为“蛮地”，但势易时移，不应再“以蛮命之”。与王朝连名义上的羁縻关系都不存在的地区，就是“化外真蛮”了，具体又可分为三类：一类无所统属，此谓“生蛮”；一类有酋长，“与山獠相似，但有首领耳”；还有一类，如自杞、罗殿等，有“国”之名，罗殿之地形成聚落，有文书、公文，“称守罗殿国王”。[27]

尽管在《宋史》中仅被简单提到过两次[28]，但自杞是在西南地区有着相当影响力的政权，一度率兵攻占过大理国的中心鄯阐府。[29]罗殿在《宋史》中亦只出现数次，且《宋史》对其内部情形只字未载，而范成大则明白无误地揭示，罗殿有聚落，有自己的文字，有文书公文，首领称国王，而且是“化外真蛮”，与宋王朝连名义上的统辖关系都没有，罗殿之为“国”，名副其实。

通过比对《桂海虞衡志》与明代贵州方志中的相关内容，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体质特征还是文化风俗，罗殿、自杞“诸蛮”与水西“娄素”均高度相似。从地理位置上看，自杞与阿旺惹君长国高度重合，罗殿与水西君长国也大致相当。[30]据此，我们判断范成大已记载了阿旺惹与水西两大君长国。范成大之后，到广西任官的张栻、周去非同样提到了这两个国家。[31]而罗殿国所使用的公文应该是用彝文书写，因为该地是“化外真蛮”，游离于中央王朝的羁縻州县系统之外，不缴税，不服役，同宋朝廷的关系，仅仅体现在“市马”一类互惠的经济活动上[32]，罗殿国统治者们学习汉文的情况当极为罕见，将之作为国家的公文似不可能。到明代，王朝才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要求君长国的上层人物接受汉化教育。

范成大等人毕竟是正统儒家思想熏育出来的官员，加上他们不可能深入宋王朝控制之外的地区进行调查，所以许多娄素君长国并未在他们的笔下得到呈现，范成大就坦承自己只是“志其近桂林者”，对娄素君长国的制度，他更是不甚了之。除“娄素”君长国之外，宋代西南地区其实还有其他族类建立的许多地方性政权，呈现出多“国”林立的状况。这一状况长期延续，连洪武皇帝朱元璋对娄素君长国也有所了解，认为他们同源共祖，均属“罗罗”且联系密切：

东川、芒部诸夷，种类虽异，而其始皆出于啰啰。厥后子姓蕃衍，各立疆场，乃异其名，曰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即永宁）、水西，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为救援。[33]

下面，我们将叙述俄索折怒的故事，以展现娄素君长国的制度。

三、俄索折怒

俄索折怒是乌撒君长国的一位著名君长，其事迹《元史》有载：

乌撒者蛮名也。其部在中庆东北七百五十里，旧名巴凡兀姑，今曰巴的甸，自昔乌杂蛮居之。今所辖部六，曰乌撒部、阿头部、易溪部、易娘部、乌蒙部、閟畔部。其东西又有芒布、阿晟二部。后乌蛮之裔折怒始强大，尽得其地，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34]

这段叙述无疑带有强烈的王朝中心主义色彩。娄素不会认为乌撒是一个蛮名，因为这来自他们的伟大先祖乌撒（俄索），具有无可置疑的神圣性。他们的君长国，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部，乌撒又称乌撒勾，在娄素的语言中，“勾”即指君长国，如水西称慕俄勾，播勒部称娄娄勾，磨弥部称古口勾等。[35]这种称谓含有某种神圣的意味，“勾”意译时又指白鹤，在彝书中频频出现[36]，被描绘为具有超凡能力的圣鸟。

彝书记载，折怒是遗腹子，其父特波被孟部、利良、利切、阿特四大敌对部落所杀害，两大旧臣慕魁德直、益迂阿租从敌人的魔掌中逃脱，精心抚育君长的遗孤。折怒天生异禀，六岁开始学习彝文典籍，十二岁时已勇猛惊人，“天再高，容不下折怒，地再大，折怒也要显身手”，在两大旧臣的主盟下，折怒登上大位，成为一代“祖摩”（即君长）。“俄索蔺从此再立门户，纪俄勾再展雄风。”折怒“出征四十七，赢四十三仗”，结束了乌撒部“替人牵马，替人背物”的境况，开始了“拓地千里，统治他人的”新局面。[37]

折怒的辅佐者，有“摩”（意译为“臣”）与“布”（即“布摩”，意译为“师”，指祭师、经师，是彝人中的知识阶层，掌握文字与经典。在四川凉山等彝区，通常将祭师、经师音译为“毕摩”）两大类别，这在所有的君长国中都是一样的。君、臣、布不但在彝文典籍中有诸多记载，甚至在曲谷（情歌）中也有反映，如《谷邳赖》称：

情郎和情妹，进入了歌场。君长居左，臣子居右，布摩居上位。[38]

“君长掌权，与臣问计，高明的布摩祭祖”[39]，三者分工明确。在水西君长国，臣与布分为若干等级，形成了“九扯九纵”之制。在汉文史籍中，《明神宗实录》较早提及该制度的名称[40]，康熙初年亲履水西的官员彭而述则谈到了该制度的一些具体内容[41]，后来的许多地方志根据彝书，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梳理。“九扯九纵”即根据事权的不同，将辅佐君长的臣与布分为九个品秩：总理行政的长官曰“更苴”，品级最高；“穆魁”“濯魁”辅佐“更苴”，参与军机大事，品级次之；“诚慕”“掌宗祠之祭祀，修世系之谱牒”，“白慕”“掌丧葬之斋醮”，两者同为第三等级；“慕史”司文书，“掌历代之阀阅，宣歌颂之乐章”，同“执事左右”的“诺唯”“祃葩”一起构成了第四品级；“骂初”“骂写”是兵帅，管军事，“弄余”掌礼仪、办外交，“崇闲”督农事、管生产，为第五等级；“濯苴”“拜书”管接待，“拜项”管门禁，“扯墨”管祭祀牲口，品级更次；“项目”管器物，同管礼物的“弄都”、管环卫的“初贤”、作为队长的“黑乍”列为一等；其余服杂役者又列为一等。以上共八个品级，“少一而不足九者，盖录彝书者脱漏” 。[42]

折怒对君长国体制的最大贡献，是他建立了一种“则溪”（又音译为“宅溪”“宅吉”）制度，彝书记载：

（折怒）以鲁旺的方位，依鲁补的数字，支格阿鲁定的标记，设置九大则溪。重振俄索蔺的雄风，再建立虎皮般的典章。绿竹茵茵的莫则洛那洪，设置第一则溪；稻花芳香的俄补甸吐，设置第二则溪；松涛呼呼的德珠杓嘎，设置第三则溪；山清水秀的六曲博果，设置第四则溪；巍巍笃洪木谷，设立第五则溪；雾霭像青纱般绕着的耐恩，设立第六则溪；荞花像彩虹落地般的辞吐，设立第七则溪；五彩索玛簇拥的女武溢恒，设立第八则溪；好比斗柄绕着北极星，笃洪那娄是中央则溪。[43]

引文中提到的支格阿鲁，其影响遍及今天川、滇、黔、桂的广大彝区，这些地区的彝族文献与口碑资料中对他的事迹均有大量描述。[44]传说折怒之父特波被杀害时，其遗孀咪黛连续三个晚上梦到一只雄鹰拥着自己入眠，无法挣脱，一转眼，雄鹰化作英俊小伙，很像年轻的波特，但自称支格阿鲁，并云受天君的派遣来给特波传后，咪黛就怀孕了，一朝分娩，地动山摇，生下了折怒。[45]

乌撒“则溪”制度的具体内容，我们已难以知晓。所幸水西君长国实行了相同的制度，而且在明清时期的汉、彝文献中有相当详细的记载，足资参考。则溪是水西政权的基本行政单位，整个君长国共设置了嘎娄、安嘎、陇垮、斗堵、朵勒、于底、洛莫、热卧、以著、化角、雄所、慕柯、火著十三则溪，其地西起今六盘水市水城县，越过鸭池河，东抵贵阳市，绵延数百千米。今天的贵阳市区，还有一些地名同则溪是密切相关的。

彝书《阿买恳》用形象的语言，对每个则溪做了生动的描绘：

妥阿哲境内，去来要翻山，是嘎娄则溪……以飞鸟命名，指安嘎则溪……高处出荞麦，中部出美人，指陇胯则溪……骑马好比打秋千，指的都则溪……步行路艰难，汗水不离身，指冬娄则溪……犹如象背上搓绳，似象毛蓬松，指迂底则溪……彝寨地势宽，汉寨地势大，指六慕则溪……高山日不照，壑谷露不干，指热卧则溪……彝家辖地内，掌权人辈出，指以著则溪……云雾遮盖天，称霸于白岩，指化角则溪……冬晴雪不化，夏晴露不干，指雄所则溪……好比用银装饰裙子，好比用金装饰裙子，指慕胯则溪……家中无丝绸，帐幔无限长，指火著则溪……十三个则溪，慕胯地盘广，则溪势力大。[46]

每个则溪都会设一个大仓库，用以保管征收来的钱粮，在彝语中“则”即仓库之意。[47]我甚至怀疑每个则溪都有一个市场，因为“溪”意为集市。十三则溪中，有一个则溪为君长亲领，其余分别归十二宗亲统辖，宗亲所辖的则溪，通常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宗亲的土地，即“各目私土”“目地”，另一部分即君长的土地，即“公地”。

则溪主要有两种职能，一是管兵马，二是管粮草，相应地设置了两种类型的职官。在兵马与钱粮官下面似乎还有职位更小的穆濯、奕续、土目等。每个则溪都必须向君长缴纳贡赋，何种情况应缴何种物品以及数量多少等都有详尽的书面规定，管理上完全做到了有规可循。此外，君长分布在各个则溪的土地或许是由各宗亲负责耕种、管理，这可能也是他们的一项义务。[48]

除水西、乌撒外，川南的扯勒君长国亦将土地划分为重庆、合江、泸州、江门、纳溪、江安、隆文、海坝、杓朋、永宁、达佐、赤水、大摆、益朋、糯洛、几洛、果哺、毛坝十八个则溪[49]，由于材料所限，尚不知其他君长国是否实行类似的行政制度。

俄索折怒王的丰功伟绩，使得他在黔西北的娄素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们创作了一首长诗来纪念他，其中有云：

走路常要回头看，折怒王的故事有人传。布摩用文字记录，歌手们代代传唱。笃洪纳娄的山陷了，折怒事迹也留传。巴底的海水干了，折怒英名不失传。[50]

四、妥阿哲

娄素君长国的独立状态，在宋元递嬗的大变局中被打破。倚仗横扫六合的武力，元王朝原拟将西南族类尽收“版图”，眼看抵抗甚烈，又改而承诺，那些君长、酋长们只要投诚归附，即可维持原有的统治权力，土司制度由此建立。元亡明兴，当朱明王朝的大军登上云贵高原之际，娄素君长国纷纷归顺，又摇身变为新王朝的土司。经过元明二代的开拓，中央王朝与娄素君长国两者的“国家”传统互动交织，在西南塑造出了新的社会秩序，其详情可参见拙著。[51]在此仅叙述妥阿哲的故事，展现其中的一个侧面。

在娄素的文献与民间传说中，妥阿哲是默祖慕齐齐的第24代孙，其兄妥莫哺是芒部君长国的开国英雄。在汉文文献中，他被称为济火、火济，活跃于三国时期，是水西君长国历史上的关键人物。然而其人其事不见于《三国志》《华阳国志》等较早期的史籍，明代成化年间，水西君长安贵荣请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撰写《安氏家传序》时，讲述了自己的祖先故事：蜀汉建兴三年（225），诸葛武侯率军渡泸，南征孟获，济火获悉后，贡献粮草，愿为向导，武侯大喜，命其为前锋；大军凯旋后，济火又攻打“仡佬氏”，开疆拓土，武侯遂封其为罗甸国王，从此奠定了水西的千年基业。[52]

作为儒家士大夫，周洪谟敏感而欣喜地感受到了济火的故事所蕴含着的效忠中央王朝的寓意，通过他的生花妙笔，这一故事引起了官员、士人们的共鸣。此后不久撰修的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抄录了这个故事，通志、府志、县志和私家著述争先效仿，几百年间长盛不衰，众多史料互相呼应，济火征南之事俨然成为信史，并由此产生出一种强大的力量，将济火打扮成贵州最早的乡贤之一奉上神坛，甚至遥远的黔东南地区都建祠供奉济火。此外，济火还进入了许多地方的武侯庙，陪伴着诸葛亮安享牺牲玉帛。济火故事的细节，亦愈发丰富，层层叠叠，累积明显，例如，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所著《黔书》称济火“深目长身，魑面白齿，以青布为囊，笼发其中，若角状”，这显然是融入了自己所见的贵州娄素男性形象。不过，“笼发若角”的习俗，在今天贵州的彝族中已经消失，而四川凉山彝族男性的“天菩萨”发型，仍然与此相同。[53]

在叙述完济火的事迹之后，田雯慨然叹曰：

济火一荒陲土帅耳！武侯渡泸之日，孰为之计大义、明王章者？而毅然以助顺树勋，崛起一隅，为蛮王长。……不可谓不豪矣！迨乎累世相承，奄有爵土，要皆以识机达变，宣力效忠，始终不失人臣礼，故得以长奉西藩，受恩罔替，非徒以为瓯脱而姑羁縻之也。[54]

通过济火的故事，田雯表达了这样一种主流认识：水西土司统治的合法性，源于对中央王朝持续不断的宣力效忠。相信这也是他的明代前辈周洪谟的看法，事实上，《安氏家传序》着墨较多的祖先，均与中央王朝有联系，堪称典范。例如，普贵在宋开宝年间纳土归附；阿画被元王朝赐名帖木儿卜花，封为顺元郡罗甸国侯、济国公；霭翠归顺明王朝，赴京朝见朱元璋等。

这样一种叙事模式及其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在彝文文献中也有所反映，《助孔明南征》云：

蜀汉皇帝时，孔明先生出兵，征讨南方，与叛帅交战时，祖先妥阿哲，出兵助汉皇，供给军粮，为其后援，攻无不克。汉皇帝说：“妥阿哲此人，是一位忠臣。”将长官职位，赐给妥阿哲，加上红印敕命，一并赐给妥阿哲。汉皇帝之时，妥阿哲成长官，皇帝又给晋爵，叫他攻打南方，其地一攻即破，北向扯勒地推进，到恒那达的，所属地方。……勿阿鼐（按：妥阿哲之前五代祖）创建基业，妥阿哲发展基业，住在慕俄勾（即水西君长的驻地，今大方城）。[55]

在这段材料中，济火受封与开疆拓土均系皇帝而非孔明之令，唯效忠王朝以获得统治合法性之寓意并无二致。水西君长们还专门凿石立碑，铭记祖先伟业，碑文为彝文，至今尚存，其中有云：

帝师胜利归来，将彝族君长的功勋记入汉文史册。阿哲的邦畿可称兴盛的时代，犹如太阳的光芒闪耀一方，呈现安居乐业景象。帝旨传来，长者身穿锦袍，俨然是一代威严的君长。

到了建兴丙午年，封彝君国爵以表酬谢。治理慕胯的疆土。[56]

读史至此，我们难免疑问重重。济火故事反映的统治合法性，在元代土司制度建立之后自然在情理之中。然而，在被王朝视为“异域”的那些时代，独立的君长国统治者们，怎么会有这样的认识？从来不知汉人王朝为何物的水西百姓，又怎肯接受这样的说辞？

水西境内发现的一些碑刻，足以解开这个疑团。明代，当君长国内的某些工程竣工时，往往会勒石为记，常常还会出现两方碑刻，一方为汉文，一方为彝文，然而两种文字表达的内容却每每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处。兹以大渡河桥碑为例。该桥位于大方城东40千米的大渡河上，乃万历二十八年（1600）水西君长安国亨下属、贵州宣慰司同知安邦出资修建，历四百余年风雨而不毁。桥头立有彝、汉文建桥碑记两方。

汉文碑共681字，为水西君长、贵州宣慰使安国亨所撰。通篇所贯穿的，是王道、忠、仁、孝、慈的观念，颇类于内地士大夫们撰写的碑记。引人注目的是，水西土司一方面要理解与接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这一套价值观，对明廷称臣、朝贡、缴税并应役，另一方面，又将这些观念引进水西，俨然以君王自居，要求属下对自己忠，对百姓仁，对长辈孝，“大王道，小私思”。此外尚需指出的是，汉文碑虽表达的是士大夫们的观念，但其中也交织着娄素文化的影子，石碑上的浮雕“白翅送日”“根固彩岩”都是娄素传说就是一个明证，对于既不识彝文也不识汉文的普通百姓而言，这些浮雕可能更易引起共鸣。

彝文碑达1972字，表达与强调的是另外一套规范和价值。碑文的前半段，讲祖先的历史，从笃慕、六祖、勿阿纳等一直讲到阿施等十多位贤明的祖先。后半段讲造桥的缘由、经过及意义。碑刻开篇即云：

开天辟地，六祖有好根，传到默德施（水西安氏的远祖）。德施九天君，遍居中部地带。

其他且不表，只叙慕齐齐、勿阿纳、妥阿哲，他们来自笃慕之地，为一方贤君，兴了祭祀，解除冤愆，还了愿信，以致昌盛，福运降临了，人烟繁盛了。

后面又云：

我祖默阿德，做了君主，权位很高。……到处设官治理。君的威荣很高，臣的权令很大。

彝创制权令，汉因势治理，所为很好啊。

碑文传递的信息很清楚，水西统治的合法性是来自六祖的“好根”，并能谨行祭祀。彝威并不是汉威所赐，彝权是自己创制的，汉权无非是在此基础上“因势治理”而已。这些观念，并非碑文起草者的个人发明，《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大部头彝书中的诸多内容，都与此相互呼应。我们有理由相信，勾政权对自身合法性的原本叙述，即体现于此。在明代新的政治形势下，勾政权的上层在坚持统治合法性来源于本族传统的同时，在许多场合富于技巧地将其归因于对王朝的效忠，形成了彝威与汉威交织以及两种价值观并行不悖的情景。但此时中央王朝的礼仪与意识形态仅仅影响到君长国的上层，普通原住民并非王朝的编户齐民，汉人官员、科举考试对他们而言是相当陌生的事情，同时也只有土司等被要求学习汉文与汉礼。显然，对中下层社会而言，君长、土目的权威实实在在地渗透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而中央王朝、汉人官员的权威则遥远而模糊，不用也不必去过多理会。

接下来该叙述君长国群体的覆亡了，这是从明初就已开始的历程，我们就来观察其中的一个片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