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了“白夷”解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之后，李仕安接着提出了具体的步骤与措施：首先，各地“白夷”分别联盟，各自选出领袖3～5名；其次，各地领袖负责向政府及汉族呼吁；最后，向“黑夷”提出解放之意。手段方面，战争、和平、和战并行，因人而异，视“黑夷”的态度而定。解放的目的包括三个方面：废除阶级，与“黑夷”脱离主奴关系，允许双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确定黑白“夷”之间对于土地等财产的产权，原则上实行耕者有其田；“白夷”直接归政府管理。最后，李先生动情地呼吁：“我们的祖先正盼望我们一洗奴隶的耻辱，我们的国家正盼望我们向新生的路上前进，我们的情人——黑夷姑娘更在那里期望着打破阶级后与我们度自由甜蜜的生活哩！努力吧，白夷同胞们！”

“白夷”由政府直接管理，既达到自身解放之目的，又能给政府带来实质利益。为了突出这一行动策略，李先生还提出了四大口号：第一，打倒统治“白夷”的“黑夷”；第二，争取自由平等；第三，拥护中央政府；第四，大中华民国万岁。[200]希望政府支持的诉求，更直接地表达在《吁请政府及汉族同胞》中，在该篇中，李先生也抱怨了“夷族”得不到承认的现状：

谁都知道，中华民国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国家，但同时又谁都知道，中华民国的西南川、康、滇、黔、湘、桂、粤几省有着一些所谓夷、苗、黎、傜、僮、僚的民族……（很多人认为他们）不是共和国的组成分子……是野蛮人，不该在堂堂华胄的中国人之列。

该文同样连载于《新康报》[201]，发表之后，李先生意犹未尽，立即又写了《告夷族同胞书》，呼吁所有“夷族”奋起自救，废除不良习俗，建设经济，学习技术知识。[202]

李先生提出的“白夷”解放，若能实现，将实质性地扩大政府在“夷区”的统治权力，策略不可谓不巧妙，但他没有意识到，面临着共产革命威胁的国民政府，更加难以容忍的是下层人民的“造反有理”，他寄望政府的设想，可谓一厢情愿。文章发表60多年后，李先生对我说：

我有两大未遂愿望：一个是组织凉山彝人抗日军，那个没成功；第二个就是《白夷解放宣言》，放了空炮，也没成功。写好后，我先寄给《大公报》，大公报退了稿，好像是说，抗日战争胜利了，国家刚刚平静，为了稳定后方，我们不讲这个话题。没办法我就只好在《新康报》发表。编辑一看就劝我说：“干不得，凉山哪个不认识你？这样对你不好。”是的，凉山有四大白彝，四大白彝我算一个，包括黑彝和土司，哪个不晓得我？他的名字我不晓得，他也晓得我，我当时就有那么狂妄。岭光电也说：“干不得。”但我的想法是，我已准备离开西昌，得罪完你黑彝也不怕，如果我继续在西昌，当然就不能得罪他们。发表《白夷解放宣言》过后大概两三个月，我就离开了。其实黑彝也不大可能知道，哪个读这篇文章呢？还是白彝。黑彝中当时几乎没人读书，就有这样落后。读过书的岭光电的那些学生，都是白彝，他们读了，不管同不同意，总之我是代他们说话。

系列文章发表后，当时接受过教育的“白夷”中，有十多位致信李先生表示拥护和支持，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了金阳县县长的蒋大伦、孙学刚。“黑夷”好友罗正洪也表示要带头解放自家的奴隶。成、渝等地一些有影响力的报纸如《新新新闻》《建设日报》也报道了“白夷”要革命的消息。西昌行辕秘书刘希武闻讯，亲自到李先生家中，质问他为何要写这样的文章。行辕主任张笃伦甚至对刘元瑄说：“《新康报》内有共产党。”[203]张笃伦猜得没错，可惜想象力还不够，实际情况比他以为的要严重得多，《新康报》及其后身《西方日报》，从编辑到印刷工人，地下党员比比皆是，但李先生不在其中。两份报纸的大老板都是刘文辉之侄刘元瑄，叔侄二人对共产党渗透的情况心知肚明，默不作声。据传刘文辉私下曾说：“得罪蒋介石，没有今天；得罪共产党，可能没有未来。”

李先生解放“白夷”的未遂愿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快就实现了。他说：

共产党来了后，白彝是最大的力量，为啥子这样说呢？黑彝不上学，当翻译当啥子这些都是白彝。解放军派工作队，翻译是白彝，你说白彝替黑彝说话还是替白彝说话？所以黑彝吃亏。解放后民主改革，黑彝就被打倒了，第一个就是推翻奴隶主。黑彝里头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奴隶主。但黑彝中也有没得奴隶的，有家里面很穷的，这种就叫劳动奴隶主。

李仕安（1950年随军进西昌时的照片）

讲到“劳动奴隶主”这个提法[204]，李先生笑了许久。他又说，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这个说法，是郭沫若定的调，这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因为：

解放后，凉山要实行民主改革，谁是斗争对象，谁是朋友，谁是我们自己，这是肯定要解决的问题。汉区嘛，打倒地主，团结中农，凉山就要定这个调，不定调不行。所以就定凉山为奴隶社会，有政策上的需要。

4.边民的呼声

讲到郭沫若，李先生说：“我是认识他的。”1940年，他与几个“夷人”青年，披着擦尔瓦，从峨边乘船，到乐山沙湾时，船夫说要装米，至少需两小时，让他们上岸休息。他想，郭沫若就是沙湾人，便去访他，正逢郭沫若父丧家居，他自我介绍后，对郭说他读过郭的书，讲了一通。郭很惊讶：想不到凉山“夷人”也有读他的书的。高兴之余，郭沫若拿出酒来，他也就趁势与郭高谈阔论。仕安先生性情之豁达开朗，毫不怯场，大率如此。他还向我描述认识于右任的场景，1948年在南京开国大，他与一些川、康籍代表同游秦淮河，上船一掀开布帘，发现于右任长须飘飘，正与朋友们开怀畅饮，生性好酒的他马上上前，拿起桌上的美酒自斟一碗，对于右任说：“美髯公，我代表夷族同胞敬您。”于氏大笑，宾主尽欢。

仕安先生也深深记得他见蒋介石的情景。我们是从一篇《边民的呼声》谈起此事的，1945年9月底，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巡视西昌，正好《新康报》的机器坏了，原拟停刊10天左右，听说蒋来了，连夜抢修。10月1日，报社总编辑许成章来找李先生，请他撰稿。李先生深知机会难得，当即应承，写了《边民的呼声》，报社又单独为他印刷该文100份。“许成章为何要找我呢？我同他关系好。《新康报》的头条我写了很多，许成章经常给我打电话：没得头条了。我就赶紧写。主要就是彝人抢汉人，杀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房子，这些头条消息，我不晓得写了多少。”

《边民的呼声》明确指向西南非汉人群的政治承认。文章一开头便暗贬实夸，声称川康边区的“倮罗”对抗战贡献甚少，仅仅参加了修筑乐西公路与建设西昌小庙机场云云。接着又说抗战胜利了，国家将履行诺言，实现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而“倮罗”在中华民族中，称得上是一个大宗支，分布在云南的有三百多万，川康约二百万，贵州约八十万，广西五六万，再加上同族而形式上分了家的苗族、彝族、黎族等，总人数在三千万以上，远较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为多。因此国家不应忘记他们，要教育他们，使用他们，而现在国民参政会中没有他们，县参议会中没有他们，全国代表大会没有他们，几乎所有的机关都在歧视他们。“一县几万汉人，省参议员代他说话，一个职业团体，也有代表代他说话，但我们二百万人却完全成了哑巴，没有地方诉苦！”[205]

《边民的呼声》是写给蒋介石看的，所以并不长，只有1100余字。文章发表后，如何能“上达天听”呢？仕安先生找刘元瑄帮忙。正好10月5日行辕主任张笃伦为蒋举行宴会，刘元瑄作陪，就把李先生也带去，在望远室进见了蒋。进见之前，先见到蒋的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他赶紧把报纸递过去，说：“我是军校学生，《边民的呼声》是我写的，费心，请转呈校长一阅。”蒋落座后，俞果然递上报纸。“不过，我注意到蒋并未翻阅，只是把它放在茶几上。”李先生回忆说。

张笃伦还安排彝族青年为蒋献上节目，他们唱着民族歌谣，载歌载舞，由李先生将歌词翻译给蒋氏夫妇。所谓“翻译”，其实就是即兴创作，因为那些抒发男情女爱的歌词实在不够应景，所以李先生“翻译”为赞美蒋宋，称颂太平的颂歌，并且煞有介事地对蒋说：“彝语中没有‘委员长’一词，他们是把您称为皇帝。”三年后在南京开国大竞选总统，为了给丈夫拉票，宋美龄在会场门口与代表们一一握手，李先生身着民族服装，紧紧握住宋氏的手不放，说：“夫人你还记得我不？你在西昌时，彝族献歌献舞，我当翻译。”宋美龄回答说：“记得，记得。”讲完这段经历，李先生大笑：“我那时还是狡猾的，和她说点话多握一会儿手，让记者可以拍照，借此扩大我的影响嘛。”

5.国大代表

李先生当选国大代表的过程非常有趣。那时他刚刚进入华西大学乡村建设系，他坦言，自己没上过高中，未必考得上，通过刘文辉的关系，教育部直接安排他读华西大学。1946年，经杨砥中等人的努力，已明确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中应有“由滇川黔康湘桂六省土著民族选出之代表”。这一成果被吸收进此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但表述上有变化，“土著民族”的提法被删除了。在论述国民大会时，对非汉人群的代表有三条规定：一条是“蒙古选出代表，每盟四人，每特别旗一人”；一条是“西藏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一条是“各民族在边疆地区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此条显然不仅适用于上述六省，而且也涵盖了满族、回族二族。[206]1948年召开国大时，情况又稍有变化：蒙古代表34名；西藏代表24名[207]；“边疆民族代表”有11名，其中，云南4名，西康3名，四川2名，广西1名，湖南1名；“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代表11人，这指的是回族群众；“边疆民族满民”17人。[208]显然，满族与回族事实上被单列。

李先生是四川边疆民族国大代表，但这与他籍属四川雷波县并无必然联系。在户籍制度并不特别森严的时代，在偏远的川康边地，李先生想当西康省代表同样可行，而且刘文辉也明确表达了此意。李先生说，当时川康的边疆民族代表，谈不上真正的竞选。这倒不是执政者有意阻拦，而是广大的“夷人”，当时根本没有这个意识，他们中的许多人，游离在国家的控制之外，政府能管辖的“夷人”，也都基本不读书，“凉山那些彝族，也不晓得当国大代表有什么意思，所以哪个当都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主要就是在寥寥可数的若干位彝人精英中选择。李先生最初想当立法委员，为此杨砥中还在重庆帮助他办过记者招待会。后来刘文辉对他说：“你当啥子立法委员哦，要当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不能兼职，你这么年轻，当立法委员还能做什么？学啥子东西？立法委员要岁数大的，你当国大代表。”李先生就改变主意了。

当时国大代表候选人有“政党提名”与“签署提名”两种，前者由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分头提名推荐和介绍人选，并且规定在某些地区，民、青两党的提名代表保证当选；后者即凡能有500人以上签名推举的，都可参加竞选。刘文辉以政党提名的方式，让李先生当西康省昭觉县国大代表（而非边疆民族国大代表）候选人，通知都下来了，同属“白夷”的宁属靖边司令部副司令孙子汶（又名孙仿，彝名斯兹伍各）在竞选国大代表的路上遇到了麻烦，他想竞选西昌县国大代表，当地汉人坚决反对。李仕安从岭光电口中得知此事后，决定让出西康政党提名代表的机会给孙。刘文辉问：“那你怎么办？”李先生答称：“我回四川去选。”他又对刘文辉说：“以后省长要选，你可以选西康省主席，但西康前途哪有四川好，最好回四川选省主席。我当四川代表，到时至少给你拉几票。”于是刘文辉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去四川竞选边疆民族国大代表。我问他，四川省的边疆民族代表只有两个名额，你这么有把握能选上？他回答说：“四川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的这些彝人，哪个影响有我大？哪个争得过我？”

刘文辉为人慷慨，给李先生的钱不少，但他没怎么花。西方日报社免费帮他印了1000个信封与2000张“仕安竞选专用笺”，他写了几百封信寄到相关县份的县长、朋友处，请他们帮忙，就算拉票了。有些县长的名字，还是到省民政厅找来的。我好奇地问：“只要是彝人就可以投票吗？政府怎么知道有多少彝人？选票怎么发下去？”李先生笑答：

选票是正式的，是县选举委员会发下来的，我不是在一县，是在雷、马、屏、峨、沐（川）等十五个县选，这些县都有边疆民族。彝人就可以投票，但这些票都是水的，彝人连户口都没有，你从哪里找？好多票都根本没人投就填上去了，许多人都不知道投票的，请几个人来填起就行。雷波的票是我二哥帮我办，他请了几个原来教我的老师，抽着大烟，就开始胡乱填起名字，几天就填好了。那个时候有啥子人都不晓得，有那个人没那个人都不晓得，选票给你，就随便填吧。其他各县，我把各县关系搞好，屏山县总共投了40票，全部给我了。好几个县都这样搞定，其他不熟悉的县，我既然写了信，多少也得投我几票吧。

显然，这样的竞选，取得候选人资格才是关键，投票反而不那么重要。于是我好奇地问他是如何成为候选人的。李先生提到了一个我熟悉的名字——黄季陆，时任四川大学校长，也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主任委员。1940年，李先生在报刊上发表了处女作《大小凉山琐记》，引起了黄季陆的注意，他一度打算让李先生给自己当秘书，后来因李先生太年轻而作罢。他对李先生有过一个评价：“这个李仕安，放到汉人里面都要算精灵的那一起。”李先生因此有了一个绰号“李精灵”。这次李先生找他，是要四川省党部通过政党提名的方式，让他成为候选人。恰逢国民党中央组织选举的专员来四川视察，李先生把情况给他一说，专员当场表态：“你这个候选没问题。”黄季陆那里自然也没有问题了。结果总共两位候选人竞选两个代表名额，一位即仕安先生，一位是阿坝的索观瀛。

李仕安（1948年出席国民代表大会时摄）

对这个结果，李先生大有意见。索观瀛是著名的瓦寺土司，族别为藏。李先生认为，藏族已有专门的代表名额，索不应再来抢边疆民族的名额。为此，他在《西方日报》上连发了两篇文章，一篇为我没找到的《反对跨族竞选》，一篇为《论边民参政问题》。他的论证逻辑是，边疆民族的人口远多于蒙古族、藏族，对于国家的贡献也不少于他们，而蒙古族和藏族不但享有边疆民族没有的监察权，且立法委员及国民代表名额，也多于边疆民族二三倍，极不公平。现在藏族土司又来跨族竞选，抢占边疆民族少得可怜的名额，边疆民族自然群情激昂。历史上，边民没有参政权利，对于国家，他们可以依附，但也可以脱离甚至敌对。今后边民既已参政，就意味着接受国家的约束，因此边民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承担了义务，政府必须明白这不是给予小民族的恩惠。[209]

李先生此番大做文章，不止针对索观瀛，也是在为自己的土司杨代蒂鸣不平。杨在雷波想竞选立法委员，过程非常曲折，这要从她的丈夫岭光电讲起。1946年，岭光电到年轻貌美的凉山大土司杨代蒂家上门，代蒂不知道，岭此时已有妻室。讲到此处，李先生呵呵大笑：“这个媒是我做的，但这也不能怪我。”他解释说，杨是土司，又接受过现代教育，不嫁岭光电的话就无人可嫁了，也不能嫁给汉人和“白夷”啊，只有岭光电和她般配。李先生又说，这其中还有政治联姻的考量。鉴于凉山四分五裂、内斗严重的状况，李先生一直想策划统一凉山，建立现代政府，推动凉山进步。而统一的“真命天子”，非岭光电莫属。岭是土司，只有土司在凉山才有号召力，“白夷”再有本事都不行。但其他土司也不行，因为岭又是国民政府的官员，同川、康政要乃至中央都关系融洽，社会影响力也很大。李先生的想法，得到不少“夷人”精英的支持，其中就包括手握宁属靖边司令部兵权的“白夷”孙子汶[210]，如果再与凉山大土司联姻，统一的基础与条件就大致具备了。1948年，孙子汶跟邓秀廷之子邓德亮兵戎相见，李先生坚决支持孙，其一个想法就是解决了邓家之后，拥岭光电当靖边司令，为统一打下基础，但打了半年，不分胜负。李先生与岭光电等人也相信，政府是会支持他们的计划的，因为凉山统一了，许多政府控制之外的人群可以真正成为国家的公民与百姓。他们万万没想到，行动还没真正开始，国民政府就完蛋了，强大的共产党政权不到数年就深入凉山，解决了历代政府都束手无策的大难题。

新婚期间，岭光电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11]，惹恼县长，等到杨代蒂竞选立法委员时，县长坚决不干，投票的地方甚至架起了机关枪。后来代蒂找了地方上的绅粮去沟通，才缓和了县长的情绪。不过，竞选仍以失败告终，她遇到了一位强有力的对手——索观瀛的弟媳赵士雅，而赵士雅其实是汉人。赵士雅成功当选，代蒂只弄到一个候补委员。彼时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通常都是一个正式，一个候补，正式的出了问题，候补的可以顶上。有的地方还规定，男的是正式代表，女的是候补代表。结果出来，李先生不干了，去找赵士雅交涉：“你来占边疆民族的名额，你还是汉族！”结果双方就说好，立法院的会，赵士雅与杨代蒂轮流去开。“赵士雅去开了第一次会，第二次还没开，国民党就垮了。杨代蒂就从来没去过。”讲到此处，仕安先生大笑不止。

孙子汶如愿以偿当选国大代表，与李先生结伴赴宁开会。此次国大，由65岁的孙子汶主导，川、康、渝的一些代表曾打算联名上一个提案，声称“西康夷胞自刘文辉主康以来即被汉军压制，毫无自由”，要求“夷族高度自治”，既不属康，又不属汉，“借免以强凌弱而酿成不幸事件”。[212]这样的提案不但得罪刘文辉，而且凸显“夷族”也不受中央待见，自然是不了了之。

赴南京前，西昌警备司令部[213]司令贺国光让相关代表组织“川康边区夷族观光团”，带领十多位川、康“夷人”前往观光国大。孙子汶、王济民任正、副团长，贺国光派了一位少将参军担任顾问，杨砥中被李先生请来当交际（不是正式团员）。观光团的绝大部分成员，虽非国大代表，但颇受重视，得到蒋介石的亲自接见，西康、四川、上海、南京等地的报纸对他们的活动亦有较多记载。对此学界已有研究，此不赘述。[214]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期间，观光团成员连同在宁的“夷族”人士近百人，发起组织了“西南边疆民族文化协进会”，设总会于南京，选举杨砥中为总会理事长，岭光电等16人为理事和监事。[215]

民国时期的仕安先生，怀有强烈的“夷族”意识，并且深深不满于黑、白“夷”之间的不平等鸿沟。他的整个意识，植根于一种开阔的视野。1945年年初，经蒋介石批准，成立了“西康省宁属剿夷总指挥部”，准备对布拖、普雄的“夷人”用兵，岭光电、孙子汶、李仕安等也参与了行动。但看到指挥部的招牌后，李先生不高兴了：“剿夷，我李仕安是夷，连我都要剿了？孙子汶是靖边司令，你也要剿吗？潘学源、岭光电你们也要剿？”刘元瑄的参谋长很难为情，说“取了取了”，改为“剿匪总指挥部”。我注意到李先生当时发表的文章，1945年2月有《剿夷纪事》，但此后的文章，都改成了“剿匪”。[216]

我问：“参与汉人去打彝人，你心中没有纠结吗？”

“纠结？我为什么要纠结？我就主张打。有些彝人太讨厌了，我不是站在政府角度和汉人角度，那些彝人的讨厌确实不是一般，像岭光电、孙子汶和我们，都是要打那些彝人的。他们太不像话了！当然，我们跟汉军不一样，汉军打彝人，烧了房子，抢了就走了，我们是想为岭光电统一凉山打下基础。”

李先生当时强烈要求黑、白“夷”平等，但他又说：“凉山黑彝体型好高，一米八几的比比皆是，同我关系好的卢占鳌一米九，解放后当过中央委员的伍精华一米九几，他来雅安看我，要低头才能进我家。虽然我是白彝，但黑彝确实是优秀民族，这是我一直都承认的。”

六七十年的光阴过去，走在人生边缘的李先生，豁达的境界愈显宏阔。他不止一次对我说：

李仕安手迹

民族的身份真有那么重要吗？早晚都要消失的，到时彝族没有了，汉族也没有了。我自己就消灭彝族了，我是彝族，我讨了汉人老婆，我孙女儿成了美国人。我孙女儿在美国生了一个女儿，是我第四代了，她又是什么族？宗教也是一样的，我是基督教徒，但我是为了消灭它，劝信的人不要信。现在这个世界，最麻烦的就是民族、宗教。消灭了，就天下太平了，孙中山的大同理想就实现了。[217]

“夷族”精英们那些动人的生命故事，就讲到这里。让我们去追问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吧：

他们为何要制造一个“夷苗民族”的称谓？

既有“夷苗民族”，为何又要提“夷族”？

他们为何如此论述自己的族类身份及其与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之间的关联？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离开民国，进入更久远的历史……

[1] [俄]顾彼得：《彝人首领》，和铹宇译，151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

[2] 参见曲木藏尧：《西南夷族考察记》，3～4页，南京，拔提书店，1933。

[3] 参见林耀华：《凉山夷家》，7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黑夷”降而为“白夷”，以及“白夷”升为“黑夷”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间或有之，均是由极其特殊的原因所促成。参见岭光电：《黑夷和白夷》，载《边声报》，1947-12-25，第4版。

[4] 参见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219～221页。

[5] 参见（明）包汝楫：《南中纪闻》，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本。

[6] 岭光电：《倮情述论》，26页，成都，开明书店，1943。

[7] 参见林耀华：《凉山夷家》，71～81页。

[8] 参见岭光电：《夷族中阶级之名词与其特俗》，载《新夷族》，第1卷，第1期，1936；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中册），267～270页，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0。

[9] “曲木”是凉山著名的“白夷”大家支，参见曲木约质：《凉山白彝曲木氏族世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10] 参见王大成（曲木达成）、王大伦（曲木达伦）、王大文（曲文达文）：《凉山彝族文化教育的先驱——曲木藏尧》，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凉山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97。

[11] 以上叙述参见《国民政府文官处人事调查表·曲木倡民》，台湾“国史馆”藏档案，入藏登录号：129000036002A；张伯伦：《夷族的革命先进——曲木藏尧》，载《西康青年》，第2卷，第4期，1942；汪济西（曲木藏尧）：《罗罗民族之要求》，载《新亚细亚》，第2卷，第5期，1931。

[12] 参见台湾“国史馆”藏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档案，卷名：“李仕安”，入藏登录号：129000041603A。

[13] 参见郎维伟：《国民政府在第三次康藏纠纷中的治藏政策》，载《民族研究》，2005（4）。

[14] 参见曲木藏尧：《从西南国防说到猓夷民族》，载《聚星》，第2期，1934。

[15] 载《蒙藏委员会公报》，第15期，1931，83～84页。

[16] 参见赵峥：《边地攘夺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建构：以民国时期西康宁属彝族问题为中心》，37页。

[17] 岭光电：《倮情述论》，44页。

[18] 参见赵峥：《边地攘夺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建构：以民国时期西康宁属彝族问题为中心》，37页。

[19] 参见赵峥：《边地攘夺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建构：以民国时期西康宁属彝族问题为中心》，29～31页；李爱军：《近代中国“六族共和”论》，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20]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1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21]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473～474页。

[22] 以上关于孙中山民族思想以及国民政府民族政策演变之情形，参见[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鲁忠慧译，74～155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James Patrick Leibold，Constructing the Zhonghua Minzu：the Frontier and National Questions in 20th Century China ，A Dissertation Presen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School，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2002， pp.34-101.

[23] 参见杨思机：《以行政区域统驭国内民族——抗战前国民党对少数民族的基本策略》，载《民族研究》，2012（3）。

[24] 参见杨思机：《20世纪30年代内蒙自治声中蒙藏委员会改组刍议》，载《民族研究》，2010（5）。

[25] 《汪济西请划四川宁属为西康省范围及建议五事案》，台湾“国史馆”藏档案，全宗名：国民政府，入藏登录号：001000004611A。

[26] 《川省夷族请划入西康 并要求提高地位改善生活》，载《中央日报》，1931-03-19，第2张第3版。《川西夷族请划入西康》，载《新亚细亚》，第2卷，第2期，1931。

[27] 参见《汪济西请划四川宁属为西康省范围及建议五事案》，台湾“国史馆”藏档案，全宗名：国民政府，入藏登录号：001000004611A。

[28] 赵峥：《边地攘夺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建构：以民国时期西康宁属彝族问题为中心》，38页。

[29] 张伯伦：《夷族革命的先进——曲木藏尧》，载《西康青年》，第2卷，第4期，1942。

[30] 参见《夷族曲木藏尧上四全代会主席团呈》，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系列名称：会议记录，馆藏号：会4.1/36.8。

[31] 参见《蒙藏委员会马福祥上四全代会秘书备处公函》，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系列名称：会议记录，馆藏号：会4.1/36.11。

[32] 参见杨尚忠：《曲木藏尧之死》，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越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越西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7。

[33] 参见赵峥：《边地攘夺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建构：以民国时期西康宁属彝族问题为中心》，39页。

[34] 参见曲木藏尧：《从西南国防说到猓夷民族》，载《聚星》，第2期，1934。

[35] 民国《西昌县志》卷七《教育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69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

[36] 参见曲木藏尧：《从西南国防说到猓夷民族》，载《聚星》，第2期，1934。这篇演讲记录稿称曲木在越西县城内办“化夷学校”，有误。

[37] 参见杨尚忠：《曲木藏尧之死》，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越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越西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38] 参见王大成（曲木达成）、王大伦（曲木达伦）、王大文（曲木达文）：《凉山彝族文化教育的先驱——曲木藏尧》，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凉山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39] 参见民国《西昌县志》卷七《教育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69册。

[40] 参见曲木约质：《凉山白彝曲木氏族世家》，96～116页。

[41] 参见曲木藏尧：《从西南国防说到猓夷民族》，载《聚星》，第2期，1934。

[42] 参见杨尚忠：《曲木藏尧之死》，见《越西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7；赵峥：《边地攘夺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建构：以民国时期西康宁属彝族问题为中心》，39页。

[43] 参见《曲木藏尧谈西南夷族情况》，载《申报》（本书所引《申报》均系上海版，不再注明），1934-06-11，第9版。

[44] 以上论述，参见曲木藏尧的《西南夷族考察记》（1～12、51页）与《从西南国防说到猓夷民族》。

[45] 参见赵峥：《边地攘夺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建构：以民国时期西康宁属彝族问题为中心》，40页。

[46] 阿弼鲁德：《与藏尧同志书》，载《新夷族》，第1卷，第1期，1936。

[47] 参见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237页。

[48] 以上几段论述，参见《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宣言》《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简章》，均载《新夷族》，第1卷，第1期，1936。

[49] 《申报》，1934-06-09，第6版。

[50] 参见王奋飞：《与京中诸同志书》、曲木倡民：《与奋飞同志书》，均载《新夷族》，第1卷，第1期，1936。

[51] 1里=500米。

[52] 岭邦正：《与奋飞光电书》，载《新夷族》，第1卷，第1期，1936。引文中，“（ ）”内的字是笔者根据文意加进去的，“[ ]”内的字是笔者对原文错别字的改正，“[ ]”内的字如加了“—”，则是笔者认为根据文意应删去的字，下同。

[53] 参见王奋飞：《与京中诸同志书》，载《新夷族》，第1卷，第1期，1936。

[54] 岭邦正：《与奋飞光电书》，载《新夷族》，第1卷，第1期，1936。

[55] 参见王济民：《与奋飞同志书》，载《新夷族》，第1卷，第1期，1936。

[56] 参见阿弼鲁德：《中华民族之复兴与西南夷》，载《新夷族》，第1卷，第1期，1936。

[57] 阿弼鲁德之孙王险峰口述。

[58] 王济民：《与奋飞同志书》，载《新夷族》，第1卷，第1期，1936。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237页。

[59] 参见《高玉柱喻杰才简明履历表》，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馆藏号：特26/3.1；《西南夷苗土司民众代表请愿案》（一）之《高玉柱等呈请成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台湾“国史馆”藏档案，全宗名：行政院，入藏登录号：014000000345A；周洁波、拓野：《高玉柱逸事》，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永胜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永胜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9；李伟：《高玉柱作品简介》，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永胜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永胜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95；简良开编著：《边屯之光——毛泽东祖先足迹》，358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段定国：《抗日战争时期猛弄土司军事组织情况》，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85；薛明剑：《夷族“土司”代表高玉柱女士之演讲》，载《人报》，1937-02-07。

[60] 以上内容参见李伟：《高玉柱作品简介》，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永胜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永胜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40页。

[61] 参见《高玉柱喻杰才简明履历表》，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陈子欢编著：《云南讲武堂将帅录》，248页，广州，广州出版社，2011；郭大烈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纳西族卷》，298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

[62] 参见张潜华：《西南民族问题》，136～142页，重庆，青年书店，1942。

[63] 《西南夷苗民众代表来京请愿经过》，载《新夷族》，第1卷，第2期，1937。

[64] 协和：《活跃在西南战场的高玉柱女将军》，载《秋海棠》，第9期，1946。

[65] “双向确认”之说，得到张兆和教授的启发。

[66] 以上几段论述，基于《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请在夷苗民族集中地区设立政治学校分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2711）、《西南夷族沿边土司民众代表请照蒙藏模式待遇苗民训练民众施行教育并令川滇长官勿压迫苗民等文电日报表》（台湾“国史馆”藏档案，全宗名：蒋中正总统文物，入藏登录号：002000001861A）、《西南夷族沿边土司民众推派代表晋京请愿呈》（载《新夷族》，第1卷，第1期，1936）、《西南沿边土司夷苗民众代表请愿意见书》（载《新夷族》，第1卷，第1期，1936）、《西南夷族代表第一次请愿补呈意见文（附内政部批）》（载《新夷族》，第1卷，第2期，1937）等史料。

[67] 参见赵峥：《边地攘夺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建构：以民国时期西康宁属彝族问题为中心》，44页。

[68] 见《新夷族》第1卷第2期（收入《中国少数民族旧期刊集成》）的插图。

[69] 参见《西南夷族代表第一次请愿补呈意见文（附内政部批）》，载《新夷族》，第1卷，第2期，1937。

[70] 参见《西南夷族代表第二次请愿意见文（附行政院批）》，载《新夷族》，第1卷，第2期，1937。

[71] 参见《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请在夷苗民族集中地区设立政治学校分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2711。

[72] 参见《西南夷族代表第一次请愿补呈意见文（附内政部批）》，载《新夷族》，第1卷，第2期，1937。

[73] 参见杨荣良、朱淮宁主编，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京民族宗教志》，107页，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

[74] 参见曲木倡民：《与奋飞同志书》，载《新夷族》，第1卷，第1期，1936。

[75] 参见王奋飞：《与京中诸同志书》，载《新夷族》，第1卷，第1期，1936。

[76] 以上关于《新夷族》刊物的论述，请参见两期《新夷族》。

[77] 参见《高玉柱等呈请扶植西南夷族开发边区富源》，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类别：18-24-01-046-01，机关：18-24，宗号 ：46-（1）。

[78] 《上海市妇女协进会招待高玉柱女士记》，载《妇女月报》，第3卷，第3期，1937。

[79] 参见寄洪：《夷族土司高玉柱女士访问记》，载《妇女生活》，第4卷，第47期，1937；《高玉柱昨日行踪》，载《申报》，1937-02-06，第14版。

[80] 参见赵峥：《边地攘夺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建构：以民国时期西康宁属彝族问题为中心》，47～48页；《西南夷族代表高玉柱女士南返》，载《女铎》，第25卷，第11期，1937；《上海市妇女协进会招待高玉柱女士记》，载《妇女月报》，第3卷，第3期，1937。

[81] 参见赵峥：《边地攘夺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建构：以民国时期西康宁属彝族问题为中心》，48页。

[82] 参见《西南夷族请愿代表高玉柱喻杰才定期来校讲演》，载《暨南校刊》，第204期，1937。

[83] 参见白朗尼：《夷族土司高玉柱女士访问记》，载《青年生活》，第2卷，第4期，1937。

[84] 参见寄洪：《夷族土司高玉柱女士访问记》，载《妇女生活》，第4卷，第47期，1937。

[85] 参见寄洪：《夷族土司高玉柱女士访问记》，载《妇女生活》，第4卷，第47期，1937。

[86] 参见《西南夷族代表高玉柱女士来校演讲》，载《同济旬刊》，第129期，1937。

[87] 参见《西南的夷苗状况：高玉柱女士在大夏大学演讲》，载《学校新闻》（大夏大学），第57期，1937。

[88] 《西南夷族代表高玉柱女士来校演讲》，载《同济旬刊》，第129期，1937。

[89] 寄洪：《夷族土司高玉柱女士访问记》，载《妇女生活》，第4卷，第47期，1937。

[90] 省吾：《高玉柱女士演讲〈夷苗民族概况〉》，载《职业界》，第2期，1937。

[91] 参见《地方协会昨欢迎边疆来沪女士》，载《申报》，1937-02-05，第13版。

[92] 《喻杰才抵沪谈请愿结果圆满》，载《申报》，1937-03-05，第10版。

[93] 参见《西南夷族请愿代表高玉柱喻杰才定期来校讲演》，载《同济旬刊》，第129期，1937。

[94] 参见《喻杰才抵沪谈请愿结果圆满》，载《申报》，1937-03-05，第10版。

[95] 参见《喻杰才抵沪谈请愿结果圆满》，载《申报》，1937-03-05，第10版；《湘主席何键电促高玉柱速入湘 昨日出席光华演讲 分谒唐绍仪覃振等》，载《申报》，1937-04-27，第10版。

[96] 参见《喻杰才抵沪谈请愿结果圆满》，载《申报》，1937-03-05，第10版；《湘主席何键电促高玉柱速入湘 昨日出席光华演讲 分谒唐绍仪覃振等》，载《申报》，1937-04-27，第10版；《西南边疆协进会今晚宴新闻界》，载《申报》，1937-05-23，第10版。《西南边疆筹备会昨招待记者》，载《申报》，1937-05-25，第9版。

[97] 参见《泯灭汉苗界限 谋组西南边疆协会 拟定组织缘起及组织原则》，载《申报》，1937-05-08，第12版。

[98] 参见《西南边疆协进会昨开发起人会定今日开首次筹委会即组考察团前往考察》，载《申报》，1937-05-16，第14版。

[99] 参见《湘主席何键电促高玉柱速入湘 昨日出席光华演讲 分谒唐绍仪覃振等》，载《申报》，1937-04-27，第10版。

[100] 参见《高玉柱等将赴湘推进夷民文化 赖琏又来电敦促》，载《申报》，1937-07-4，第14版。

[101] 《滇省各土司否认高玉柱为代表》，载《申报》，1937-07-08，第10版。

[102] 参见赵峥：《边地攘夺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建构：以民国时期西康宁属彝族问题为中心》，55页。

[103] 参见赵乐群、付开林：《龙云及其家族和凉山的关系》，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4。

[104] 参见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394～397页。

[105] 参见张朋园访问，郑丽榕纪录：《“云南王”龙云之子口述历史》，88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106] 参见曲木藏尧：《从西北问题之严重谈到西南国防》，载《西北问题》，第1卷，第4期，1935。

[107] 参见安恩溥：《我所了解的彝族上层人物》，见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9卷，2～4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为阅读方便，我对引文做了分段，并为个别长句加了标点。

[108] 参见敢心：《高玉柱被囚禁眼泪汪汪》，载《秋海棠》，第7期，1946。

[109] 参见《西南夷族沿边土司代表对请愿事发表宣言 期精诚团结捍卫边疆 函请愿土司查询原委》，载《申报》，1937-07-11，第14版。

[110] 参见《高玉柱等呈请扶植西南夷族开发边区富源》，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类别：18-24-01-046-01，机关：18-24，宗号：46-（1）；《西南夷苗土司民众代表请愿案》（一）之《高玉柱等呈报设立西南夷苗土司民众代表联合驻京办事处》，台湾“国史馆”藏档案，全宗名：行政院，入藏登录号：014000000345A。

[111] 以上三段叙述参见《高玉柱等呈请扶植西南夷族开发边区富源》，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类别：18-24-01-046-01，机关：18-24，宗号：46-（1）。

[112] 参见唐植民：《党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见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永恒的记忆》，23～25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113] 参见《黔民杨砥中擅设办事处》，台湾“国史馆”藏档案，全宗名：行政院/内政/边政及蒙藏；《高玉柱等呈请扶植西南夷族开发边区富源》，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类别：18-24-01-046-01，机关：18-24，宗号：46-（1）；《西南夷苗土司民众代表请愿案》（一）之《高玉柱等呈报设立西南夷苗土司民众代表联合驻京办事处》，台湾“国史馆”藏档案，全宗名：行政院，入藏登录号：014000000345A。

[114] 以上几段叙述参见《西南夷苗土司民众代表请愿案》（一）之《高玉柱等呈报设立西南夷苗土司民众代表联合驻京办事处》，台湾“国史馆”藏档案，全宗名：行政院，入藏登录号：014000000345A。

[115] 参见张笃伦：《彝族革命先进——曲木藏尧》，载《西康青年半月刊》，第2卷，第4期，1940；曲木藏尧：《平津归来回忆》，载《宁远报》，1940-07。

[116] 参见金则人：《第一期抗战的经验与教训》，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史料丛编》第1辑第56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117] 《改进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类别：20-08-039-13。

[118] 参见杨思机：《民国时期“边疆民族”概念的生成与运用》，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119]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重庆，中正书局，1943。

[120] 参见《西南夷苗土司民众代表请愿案》（一）之《高玉柱等呈报设立西南夷苗土司民众代表联合驻京办事处》，台湾“国史馆”藏档案，全宗名：行政院，入藏登录号：014000000345A。

[121] 参见《高玉柱等呈请扶植西南夷族开发边区富源》，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类别：18-24-01-046-01，机关：18-24，宗号：46-（1）。

[122] 参见《高玉新等呈报发起组织西南边疆文化经济协进会及社会部胡星伯等签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23] 冯玉祥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2册，56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124] 参见《水城土司组织贵州苗族青年独立师》，台湾“国史馆”藏档案，入藏登录号：002000002460A。

[125] 参见金国光：《略忆参加“西南夷苗民族解放大同盟”前后》，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大方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大方县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89。

[126] 参见《高玉柱喻杰才上蒋总裁呈》，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档案，馆藏号：特26/3.12，26/3.11。

[127] 参见昆明师专课题组：《20世纪前期国民政府对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的研究》，见昆明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昆明市2004年年度社科规划课题成果选》（下），245页，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

[128] 参见《纳更司土巡检》，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元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元阳县文史资料》第1辑，1992。

[129] 参见云南省元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元阳县志》，11～12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

[130] 参见姜明清编：《捐献史料》（上册），123～126页，台北，台湾“国史馆”，1993。

[131] 参见郭大烈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纳西族卷》，298页。

[132] 参见金国光：《略忆参加“西南夷苗民族解放大同盟”前后》，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大方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大方县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133] 江应梁：《请确定西南边疆政策》，载《边政公论》，第7卷，第1期，1948。

[134] 参见《纳更司土巡检》，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元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元阳县文史资料》第1辑。

[135] 参见李伟：《高玉柱作品简介》，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永胜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永胜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高玉柱去世的地点，有新街、个旧等说，本书不再详细考订。

[136] 参见李伟：《难忘的记忆·抗日女将军高玉柱》，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1997。

[137] 参见陈予欢：《云南讲武堂将帅录》，248页。

[138] 参见《国民政府文官处人事调查表：杨砥中》，台湾“国史馆”藏档案，全宗名：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卷名：杨砥中，入藏登录号：129000051237A；《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镇雄母享游击队》，见镇雄县党史征集研究室编：《红旗卷起农奴戟》，1991年内部发行本。

[139] 李先生所说关于杨砥中在重庆开和丰银行之事，可与一些资料相印证，参见姜建清主编：《近代中国银行业机构人名大辞典》，14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40] 《国民政府文官处人事调查表：杨砥中》，台湾“国史馆”藏档案，全宗名：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卷名：杨砥中，入藏登录号：129000051237A。

[141] 转引自张久瑛：《民国年间的“边胞”改造运动与“苗夷”精英的民族建构活动》，见《张振珮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张振珮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228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142] 参见中共毕节地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毕节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乌蒙磅礴——红军长征在毕节》，108～109页，1996。

[143] 参见《黔民杨砥中擅设办事处》，台湾“国史馆”藏档案，全宗名：行政院/内政/边政及蒙藏。

[144] 以上关于办学的叙述，参见朱玉芳：《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的创建》，见东旻、朱群慧主编：《贵州石门坎：开创中国近现代民族教育之先河》，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145] 参见杨耀健：《土司夫人戴琼英》，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渝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重庆市渝中区文史资料》第16辑，2006；姜建清主编：《近代中国银行业机构人名大辞典》，147页；云南省档案馆主编：《云南省档案馆指南》，186～187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146] 参见《西南边政杨砥中》，台湾“国史馆”藏档案，入藏登录号：001000005068A；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1—4月），259～260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

[147] 参见周勇主编：《西南抗战史》，287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

[148] 参见《西南边政杨砥中》，台湾“国史馆”藏档案，入藏登录号：001000005068A。

[149] 参见赵峥：《边地攘夺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建构：以民国时期西康宁属彝族问题为中心》，113页。

[150] 参见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707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51] 以上关于宪草及其修订的论述，参见王云五：《王云五全集》第14册《国民大会躬历记》，293～294、306～308、326～328、342～344、354～355、372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700～702页；《申报》，1946-11-22，第1版，1946-12-11，第2版，1946-12-16，第1版。

[152] 参见王云五：《王云五全集》第14册《国民大会躬历记》，380～383页。

[153] 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708～709页。

[154] 参见杨耀健：《土司夫人戴琼英》，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渝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重庆市渝中区文史资料》第16辑。

[155] 以上叙述参见黄逸公：《胡宗南在西昌的挣扎》，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李犹龙：《胡宗南部逃窜西昌和覆灭实录》，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7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354～363、367～368页；罗家修、罗蓉芝：《回忆罗大英起义》，见四川省凉山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四川省凉山州西昌战役战史研究会合编：《西昌战役胜利五十周年纪念专辑》，2000；杨树标、杨菁：《蒋介石传》，461～462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156] 参见杨耀健：《土司夫人戴琼英》，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渝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重庆市渝中区文史资料》第16辑。

[157] 参见秦和平：《论凉山新彝文创制与新老彝文使用的争论及后果》，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9）。

[158] 参见尔布什哈：《回忆父亲岭光电》，见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

[159] 蒋汉安：《岭光电热心教育》，载《新康报》，1946-11-13。

[160] 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中册），531页。

[161] 参见林耀华：《凉山夷家》，1～5、122～133页。此段叙述含有我对李仕安先生的访谈内容。

[162] 参见任乃强：《我所知道的夷族土司岭光电先生》，载《边疆通讯》，第8、9期，1947。

[163] （清）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五百十三《四川土司》，142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164] 参见阿扎木呷：《回忆开明土司岭光电》，见马尔子主编：《凉山民族研究》第3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

[165] 参见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205、209～214、223～234、297页。

[166] 参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第二厅：《宁属调查报告汇编》，1939。

[167] 参见阿扎木呷：《回忆开明土司岭光电》，见马尔子主编：《凉山民族研究》第3辑。

[168] 传统上，土司的任命、废除与恢复，都须通过朝廷的批准、皇帝的认可，地方大员们拥有相当大的建议权，县官在这些事上是没有多少权力的。从刘济南随其所欲改流，到越西县县长用一纸委任状恢复岭氏土司之职，说明进入中华民国后，在各级军阀拥有很大实权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宁属这样复杂的地区，土司的任免已相当混乱。同时，是否有唐秋三的委任状，对岭氏在田坝的实际统治权亦不会有多大影响，因为当地的彝族百姓们在情感上、习惯上、现实需要上都离不开岭光电这位土司。

[169] [俄]顾彼得：《彝人首领》，109～110页。

[170] 参见尔布什哈：《岭光电简明年谱》，见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上册）。

[171] 参见刘文辉（自乾）：《刘自乾先生建设新西康十讲》，24～28页，雅安，建康书局，1943。

[172] 参见胡恭先、刘元瑄、伍柳村：《刘文辉和蒋介石在宁属的明争暗斗》，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68～196页，1986。蒋介石任命张笃伦为行辕主任的良苦用心，来自对李仕安的访谈。

[173] 参见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384页。

[174] 参见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中册），396～406、479～482页。

[175] 参见张伯伦：《夷族的革命先进——曲木藏尧》，载《西康青年》，第2卷，第4期，1942。邓秀廷毒死曲木藏尧一事，不见于当时的文字史料，但时人均这么认定。

[176] 岭光电、李仕安两位彝族精英在民国时期解决许多问题的个案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177] 参见岭光电：《黑夷和白夷》，载《边声报》，1946-12-15，第4版；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124～125页。

[178] 关于岭光电的性格描述，主要来自我对李仕安、羊仁安的孙子羊邦德（1941年生，汉源县交通运输局退休职工）、岭光电任土司时所管辖的百姓潘占清（1940年生，中共甘洛县委统战部退休干部）与李敢（甘洛县人民政府办公室退休干部）、潘占清之子潘木乃的访谈，以及他所写的回忆个人往事的论著。

[179] 参见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383页。

[180] 参见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303页。

[181] 参见蒋汉安：《岭光电热心教育》，载《新康报》，1946-11-13；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350、528～531页。

[182] 参见刘文辉（自乾）：《刘自乾先生建设新西康十讲》第三讲《建设新西康的三化政策》。

[183] 岭光电：《教育与三化政策》，载《新康报》，1944-12-15，第4版。

[184] 参见岭光电：《倮情述论》第五篇《谈谈汉夷通婚问题》。

[185] 岭光电：《刘文辉与邓秀廷间的一些情况》，见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中册），406页。

[186] 参见岭光电：《教育与三化政策》，载《新康报》，1944-12-15，第4版。

[187] 参见岭光电：《我在夷区实施建设的经验》，载《边疆通讯》，第8、9期合刊，1944。

[188] 参见阿扎木呷：《回忆开明土司岭光电》，见马尔子主编：《凉山民族研究》第3辑。

[189] 以上关于岭光电兴办教育的情况参见阿扎木呷：《回忆开明土司岭光电》，见马尔子主编：《凉山民族研究》第3辑；蒋汉安：《岭光电热心教育》，载《新康报》，1946-11-13；岭光电：《我在夷区实施建设的经验》，载《边疆通讯》，第8、9期合刊，1944；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286～288、341～349页。

[190] 参见阿札木呷《回忆开明土司岭光电》中的描述及尔布什哈的讲述。

[191] 参见《十六土司代表吁恳：夷人要求参政》，载《新康报》，1946-04-01，第2版。

[192] 以上叙述参见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331～334、364～366页；赵峥：《边地攘夺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建构：以民国时期西康宁属彝族问题为中心》，113～118页；《康省倮族代表岭光电昨来京》，载《建设日报》，1947-07-21，第1版；《夷族请愿事项已得满意答覆》，载《西方日报》，1947-10-11，第1版；《康夷族参政请愿，让当局增名加额》，载《建设日报》，1947-09-14，第1版；罗正洪、傅正达、刘世昌：《川康彝族青年革命先锋队始末》，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西南少数民族文史资料丛书·政治卷》，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