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川宁远府，地界位于四川雅州府与云南北胜州、永北府、武定府之间，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范围，辖西昌、越西、冕宁、会理、盐源、盐边、昭觉七县（厅），时人有宁属之称。中华民国建立后，废府存县，宁远府之名虽不存，但宁属之谓深入人心，仍常见于百姓、学者与官员的日常闲谈与正式文书中。

我们的故事，从宁属越西县一位年轻“夷人”曲木藏尧开始。

一、曲木藏尧

1.一位“白夷”

1959年，俄国人顾彼得（Pote Gullart）描述了他19年前在越西见到曲木藏尧的情景：

当曲木藏尧走进来时，他的外貌使我十分吃惊，与我原来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样。我的面前站着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男子，他打扮得很得体，显得很殷勤和有教养，他穿了一套式样很新潮的西服，另外还配有昂贵的衬衫和领带。他热情地用很棒的英语问候我，然后我们开始用法语交谈，时不时又用另外一种语言交谈。当仆人来端茶时，他把我引荐给他的亲戚们，三位长者中有一位穿着汉式的长袍。惟一能暗示我是与一位彝族贵族打交道的是——曲木土司瘦长的身材，鹰钩鼻子还有炯炯有神的大眼睛。[1]

40多年后，我在发黄的旧纸张上看到曲木的相片，西装革履，英气勃发，与顾彼得的文字若合符节，一位民国精英的音容笑貌，穿过历史的时空，宛若眼前。怅叹久之，我又深觉讽刺。顾彼得乃白俄贵族，十月革命后随母流亡中国。行走在异国天涯，过去的人生经验如影随形，作为旧贵族，他于1940年冒险进入四川彝区，为的是寻找他已经失落的“理想国”，在非汉人社会探寻独立、高傲、尚武乃至带有几分桀骜的“贵族”——这种探寻，很大程度上是他自身“贵族情结”的投射。他若知道，曲木藏尧既非贵族，更非土司，该做何感想呢？

曲木藏尧，1905年生于越西县城内南街三倒拐。按照今天的民族分类，他被视为民国时期四川彝族的英雄人物。不过，像当时千千万万的西南非汉人群一样，终其一生，曲木藏尧从未自称过“彝族”。他有两个选择，如果用本族语言，可自称为“诺（六、倮）苏”，如果用汉语，则自称为“夷族”“夷人”。“夷”在他们看来是一种适当的称谓，没有任何不妥。有时，他也不得不采用被认为带有侮辱性的“罗罗（倮倮、猓猡）”的称谓。他也知道，“夷人（族）”这一称谓，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族类，如要用汉语更准确地表述，他应该自称为“倮夷”。[2]他永远不会用的一个名称是“蛮子”，那是汉人对他们最为露骨的贱称。

“诺苏”社会确实有明显的贵族阶层——“黑夷”，俗称“黑骨头”，这正是顾彼得寻梦的所在，这一目标毫不掩饰地体现于其书名Princes of the Black Bone 中。“黑夷”高高在上，与作为平民或奴隶的“白夷”（“白骨头”）之间壁垒森严、泾渭分明。再富有的“白夷”，也不可能上升为“黑夷”。林耀华称“黑夷”为“真正的罗罗氏族”，并细述其人种特征。[3]“黑贵白贱”的区分并非仅见于宁属，在西南被称为“罗罗”的人群中，广泛而长期地存在着这种状况。[4]“黑夷”自视血统高贵，并不认为“白夷”与自己的种族相同，并通过严格的族内婚制与凝固化的阶层界限来维持种族的“纯洁”，他们甚至也蔑视汉人，如明朝人包汝楫称贵州西北部的“罗罗”人“掳中国男女，仍以中国男女配耦，并不给配本地人，云恐乱其种”。[5]岭光电亦云，川康地区的“夷人”认为“世人以倮族为最尊贵，其他均不足道”[6]。

学界对“白夷”及其之下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划分。民国时期，曾深入凉山地区考察的林耀华认为“黑夷”之下有“白夷”与汉娃两种阶层。汉娃是新从汉地掳来的奴隶，地位最低。“白夷”从汉娃升格转变而来，历代年久，“夷人”接纳其为同类，较汉娃地位高。“白夷”内部又可细分为较具独立性的“百姓娃子”与依附于主人的“锅装娃子”两个阶层。[7]“白夷”是否全部来源于汉人当然值得进一步讨论，事实上，“白夷”身份是开放的，其种族来源并不单一。[8]

毫无疑问，曲木藏尧是“白夷”[9]，属越西县“阿苏”家族吉倮支，其先祖从云南迁至雷波龙头山下，后又迁至昭觉、喜德、越西，祖父毕摩子定居于越西大花乡，到父亲王家木这一代才取了汉名，并将原仅一间瓦板房的家业，扩大为有四个天井的住房、一个烧酒房、一个大后院、一个大菜园，占地数十亩，儿女们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曲木从越西县立高等小学毕业，考入雅安川南师范学校，正值父亲外出，曲木读书心切，骑上家中的一匹白马就匆匆上路了。父亲闻讯，赶紧追至河南站，父子相遇话别。父亲摸出银子，塞到儿子手里，赠给他三句话：一要发愤读书，二要与汉族同学团结如兄弟，三不要给本族丢脸。[10]

2.在孤独中寻求机会

少年曲木泪别父亲，越西的山水渐行渐远。伴随着乡梓逐渐远去的，是过去的经验世界中种种天经地义的信念。若干年后，青年曲木在繁华的南京指点江山，声称自己能够代表包括土司、“黑夷”在内的整个西南“夷人”。此举出自“白夷”，看似异想天开，实则智勇兼具并且对时局有着精准把握。其风度、气质与才情，早非吴下阿蒙，足以让寻梦的顾彼得以为遇到了真正的“贵族”。

在挑战族类歧视方面，父亲应该是他的启蒙老师。王家木识汉文，年轻时，因与“黑夷”冲突而离开“夷村”，辗转流亡，后迁居越西县城内，成为第一批定居于越西县城的“夷人”，曾任蒋介石西昌行辕咨议之职，用实际行动证实了“黑贵白贱”话语的虚妄。

背井离乡的曲木逐渐体会到，在“五族共和”的框架下，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西南非汉人群什么也不是，他的目光就此超越了父亲。20岁时，他忍无可忍，决定“努力于我夷族将来之出路”，此时，他已身处成都，不敢自称“夷人”，乃“自号汉名为王治国”。1927年，北伐功成，蒋介石定鼎南京。革命的氛围鼓舞并召唤着曲木，他前往首都，想进入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华侨班，但“夷人”身份怎能入学呢？他灵机一动，易名为曲木藏尧，声称自己乃西康藏人，在蒙藏委员会委员兼藏事处处长格桑泽仁的帮助下，顺利入读。[11]2007年，在四川雅安，时年95岁的雷波彝族老人李仕安绘声绘色地为我讲述了曲木更名的趣事。这一故事在“夷人”中的广泛流传，折射出这一群体对自身身份的尴尬与焦虑。

为“夷族”争取一个政治地位，从而将自己变为整个“夷族”的代言人，顺势抹掉横亘面前而无法逾越的黑、白鸿沟，于公于私，均刺激着一位志向宏阔的年轻人毕生为之付出。他无疑非常孤独，理想就像遥远的一点萤火，而他则在黑暗的现实中踽踽独行。作为最早觉悟的“夷人”，他那时几乎不可能在自己的同胞中找到同道；作为“白夷”，他在家乡毫无号召力，他那千千万万的同胞，也根本没有这类奋斗意识。事实上，在当时的首都南京，他可能是唯一一位来自宁属的“夷人”。他也很难从外族那里寻求慰藉与共鸣，谁会真正在乎一位年轻“夷人”的感受呢？更何况，彼时作为整体的中国社会，还根本没意识到存在着一个“夷族”，不用说内地，在西南许多地区都是如此。1930年，17岁的李仕安先生考入了位于成都的四川省测量学校[12]，78年后，在雅安，我好奇地问他这段经历：

温：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知道你是凉山彝族吗？

李：不晓得。老师同学也无所谓。那些年，民族关系，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大家都晓得，除此之外，哪个晓得其他少数民族？彝族大家都不晓得。孙中山的旗帜，都是红黄蓝白黑，五个颜色，代表五个民族。像彝、苗，没有人知道。我跟他们摆凉山情况，他们都当龙门阵在听。大家也不存在歧视，歧视要在本地才有。成都这些，他们都没听说过，哪里有歧视？跟他们讲凉山，他们还觉得好玩，热闹。唱首彝歌给他们听，他们感觉很有趣。他们根本就没这个意识。雷波就不同，天天都是仇视，汉族彝族互相见不得。

更为有趣的是，李先生于1936年娶了一位家住四川威远县，就读于成都女子师范学校的汉族女孩为妻，我问：“她知道你是凉山彝族，嫁给你时有没有犹豫？”李先生的回答是：

无所谓，那个时候当龙门阵，她根本不知道是啥东西，我说我是凉山蛮子，她也不知道凉山蛮子有多凶，她没去过嘛，后来我带她到了雷波，她才晓得凉山蛮子是怎么回事。

孤独地面对着首都南京的繁华，并无任何资源可以凭借，曲木冷静地观察着时机。1931年1月，他终于出手了。

此时，正值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的支持下大举越过金沙江，侵占川西的白利、甘孜、瞻化、囊谦等地[13]，在西康建省以抑止达赖势力的策略日益引起重视。[14]抓住西康这一热点，机智的曲木积极呼应建省议题，乘势将“夷族”问题嫁接于其中。

3.提出“夷族”问题

曲木向中央提议，将四川宁属划归西康，而宁属系“夷族”聚居地，他因此名正言顺地提出五点建议：

一、请明令承认夷族为三危之后，与康藏同种。

二、请明令夷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与汉人享受同等地位。

三、请明令汉夷婚姻平等。过去夷人之女，汉人可娶，汉人之女，夷人则不能娶，此为汉夷不相合之一大原因。

四、请沿中央待遇蒙藏青年求学办法，于京中设立夷人教化学校，教育夷族中能通汉文之青年。

五、请于京中设立夷务办事处。[15]

在“五族共和”框架无论于思想上还是在现实中均具有强大制约力的情况下，提出“夷族为三危之后，与康藏同种”的论点，体现出在既有框架下解决问题的策略与灵活性[16]，可谓奇思妙想！这一巧妙的提议，既与曲木曾化身藏人的经历相关，也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因地理较近之故，将宁属“夷人”视同藏人并不罕见，岭光电曾谈道：

某训练处，有几位教官，不留心遭学者之讥，虽不可深怪，但亦应改正。……又一次教官说：“你们活佛什么名号？”学生说：“不懂”。又问：“有几间喇嘛庙？”学生说：“没有！”教官说：“还隐瞒作假。”其实倮族不信佛何来活佛喇嘛庙。有一次上面命令，要倮生引藏客参观。倮生不得已，一个牵一人，默行全校了事。[17]

此时，统治着宁属的是四川省主席兼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在1929年的“蒋桂战争”与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刘两次反蒋，固然是蒋亟欲削弱的对象，但将宁属由川归康并建省，形同从刘文辉身上割肉，中央尚不敢如此动刀。于是一方面由蒙藏委员会出面，将提案转给刘文辉“斟酌办理”，并通过行政院以西康尚未建省、川战尚未结束等理由拒绝“此时改划省区”，另一方面又表达出某种积极的意味，肯定宁属归康的合理性，明确中央在此问题上具有决定权。[18]

对于曲木嫁接进来的“夷族”问题，该如何处理呢？我们需要将历史镜头稍微拉远一些来观察。1912年，中华民国肇造，标举五族共和之义。这一框架虽然在总体上深入人心，但也不无异议。辛亥革命前后，即产生过“六族共和”“七族共和”之说，云南起义反清之后，也曾提出“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19]尤可注意者，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对“五族共和”同样心存不满。孙先生是一位彻底的民族同化论者，辛亥首义之前，他就主张汉族之外的民族应当同化于汉族，在其内心深处，根本容不下所谓五族共和，也很担心由此造成的国家分裂。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数年间，他虽未明确反对现行民族政策，但强调的却是五族需融合与同化，最终统合为单一的中华民族，五族的名称也将因之而消亡。1919年，他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开始系统地阐述民族主义，反对五族共和的心声开始直接而公开地流露：

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且以清朝之一品武官之五色旗，为我中华民国之国旗，以为五色者，代表汉、满、蒙、回、藏也；而革命党人亦多不察，而舍去吾共和第一烈士陆皓东先生所定之中华民国之青天白日国旗，而采用此四分五裂之官僚旗。……此民国之不幸，皆由不吉之五色旗有以致之也。[20]

1921年，他将观点表述得更为透彻：

讲到五族底人数，藏人不过四五百万，蒙古人不到百万，满人只数百万，回教虽众，大都汉人。讲到他们底形势，满洲既处日人势力之下，蒙古向为俄范围，西藏亦几成英国底囊中物，足见他们皆无自卫底能力，我们汉族应帮助他才是。汉族号称四万万，或尚不止此数，而不能真正独立组一完全汉族底国家，实是我们汉族莫大底羞耻，这就是本党底民族主义没有成功。由此可知，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21]

然而，到了1924年，孙中山的真实心态，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大环境中，却意味深长地出现了一种隐晦不明。在苏联与共产国际“民族自决”论的影响下，国民党在阐述民族政策时，不得不加进“民族自决”的表述，却在其中隐藏着孙中山一以贯之的“同化论”精神，这就在措辞上产生了某种矛盾。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与秉承孙中山意旨的汪精卫之间为此激烈论争，结果以前者的无可奈何而告终。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逐渐摆脱了苏联的控制和影响，“民族自决”的表述被删除，手握大权的蒋介石，废止了表示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将青天白日旗确立为正式的中国国民党党旗，部分践行了孙中山的遗愿。五族的名称自然还在，且其观念已深入人心，但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开始或明或暗地贯穿着民族同化的实质。[22]在非汉族聚居区推行省县地方制度，实行地方自治而非民族自治，强调国大代表选举以行政区域为范围，等等，皆可作为例证。[23]1933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甚至主张该会所属各部司概以数字命名，去掉满、蒙、回、藏诸字眼，以泯灭民族界限和地域畛域。[24]

在上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凸显“夷族”绝不会受官方待见。关于曲木所提五事之一、二、三项，行政院答以：

对于夷族平等待遇、互通婚姻各节，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原为本党固定主张，并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已郑重声明，地位既属同等，婚姻自可互通，毋庸呈请明令规定。

对第四项所请在京设立“夷族”学校一节，行政院复称：

首都各级学校应有尽有，现蒙藏委员会又正在筹设蒙藏学校，该族言语既与藏族相近，如有志愿来京求学之青年，资格相合，自准保送蒙藏学校或其他相当学校肄业，与蒙藏学生一律待遇。

要求虽然被拒，但明确了“夷族”学生可享受蒙藏学生待遇，总算有所收获。最后一项是关于在京设立“夷”务办事处的，行政院决定：

宁属原系县治，无论隶属四川、划入西康，均在地方政府管辖之下，并非由中央直辖，无在京设立办事处之必要，原呈似可存备参考。[25]

中央显然不想彰显“夷族”的存在，但曲木也并非一无所获，舆论之火总算点燃，当时几家有影响力的报刊，如《中央日报》《新亚细亚》均及时登载了曲木请愿的全文。[26]中央也注意到了，有一位颇不寻常的“夷人”，在处理西南非汉人群事务方面具有特殊价值。曲木也由此确立了紧跟中央的行动策略，宁属“夷人”的意义，也力图纳入中央的战略中来诠释与呈现。曲木一生的成功与悲剧，均由此揭开了序幕。

曲木的策略直接源于他在南京的地利之便，选择也可谓聪明。高处发声，自上而下，容易占据道义制高点，也容易引发舆论关注；取得中央支持，在获取资源等方面也别具优势。不过，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中，紧跟中央也意味着为自己树立许多对立面。曲木请愿的消息传到四川，引起了一众宁属士绅的不满，1931年5月，自称为宁属八县代表的胡坤等20人，呈文中央政府，从税收、民意、交通等方面驳斥曲木宁属归康的观点，并强调“猓夷”对宁属的威胁，矛头直指曲木的同胞们。[27]同年6月，曲木以回应国人对其呈文“发生疑问”为由，撰写《川康宁雅属夷族问题及其生活的研究》，连载于《中央日报》。在该文中，他更加露骨地表示，宁属之区位不但关系“国家国防”“川康交通”和“川藏交通”，而且“在军事地势上之观察，欲制四川军阀于死命，其地极为重要”，“我中央如欲彻底解决川省问题，利用此良好地势及强悍民族，为切断军阀后尾之出路，使能瞻前而不能顾后，不难用重兵一鼓**平”。[28]

很快，曲木就从蒙藏学校毕业了，恰逢九一八事变爆发，已经崭露头角的曲木，以“夷族同胞”的身份，受邀至南京各中等以上学校演讲，他情辞恳切，“语言尤流离动人，颇能激发当时一般人之同仇敌忾心里[理]”[29]。“夷族”前途关系着国家安危，“夷族”问题联系着新形势，曲木在时局变化中更新着他的陈述。当年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曲木申请以“夷族”代表的身份列席，理由是：

第一，“夷族”有百余万之众，聚居在川、滇、康边防要地，但没有一位代表；

第二，数百年来，政府的不作为，导致许多“夷人”形同独立，加上帝国主义“煽惑侵略”、本身文化落伍等原因，“夷族”未能成为“我大中华民族中健全之民族及作我西南保国之干城”；

第三，现在国家外患日亟，“正当急谋振兴大中华民族之秋，是则对于提携边疆弱小民族当开一新纪元”；

第四，曲木为“夷族”中到内地接受三民主义教育之第一人，又身为党员，在党国“另树新猷之际”，感于“总理民族主义之深痛于外患之烈”，故恳请列席大会，将“夷族衷肠中所欲请求者得陈述于全国代表之前，使全国代表皆注重边疆进而扶植边疆弱小民族以巩固全国边防”，是为“夷族”之幸！党国之幸！

执政者的视角与曲木仍然没有交集。大会秘书处援引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二条，指出“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中央执行委员及中央监察委员得出席，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及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得列席”，而曲木所请与规定不合，只能依法申请旁听。[30]

有意思的是，在蒙古族、藏族已有正式代表参会的情况下，蒙藏委员会还向大会秘书处申请增加名额，以满足“蒙藏及回部在京重要人士”的需求，其中包括青海藏族8人、蒙古6人、西藏6人、回部1人、西康民众代表1人。秘书处复称：青海藏族8人准予列席，其余14人准许“每日到会领券旁听”。[31]可见，曲木的被拒，不在于规则的牢不可破，而在于中央并不想在五族之外横生枝节。

4.四川之行

“夷族”的政治身份可以不给，但“夷族”的存在却是摆在西南的事实，曲木的价值因之而凸显。国民党中央很快任命他为“川滇康夷族党务宣传员”，蒙藏委员会则委以“西南夷族考察员”之职，派其赴四川“宣化夷族”。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为此亲自致信执掌蜀中大权的刘文辉与刘湘。[32]

有着中央代表的身份，四川的军阀们也不得不给点面子。刘文辉、刘湘堂叔侄分别在成都、重庆接见了他，在蓉居留期间，前者还委以他二十四军军部参议职务，并允许他到自己所控制的宁属地区开展活动。[33]

曲木深知，“夷族”的前途，既在于政府与舆论的同情与扶持，更在于“夷族”自身的“进步”。扶持助推“进步”，“进步”造就更多的外来扶持机会，二者相辅相成。而“进步”的关键在教育，他本人，不就是一个教育改变命运的例子吗？曲木衣锦还乡，心中不无焦虑，在他看来，同胞们不通汉语，远离文明，待人接物、日常生活种种，都有待规范。他要把孩子们召集起来，用三年的时间，教他们汉语以及各种技艺与常识，改良他们的生活方式：吃饭、穿衣、走路、坐凳子、侍奉父母、交接朋友……都要一一示范教导。[34]

在西昌小教场，有一座关帝庙。1929年，二十四军曾在此开设过“化夷学校”，由政府饬令各支“夷酋”，遣送“夷童”入学，但师生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又格格不入，学生们纷纷逃跑，学校随之关门大吉。曲木到来后，与二十四军一拍即合，在西昌联中校内兴办“宁化学校”，仍由政府饬令各“夷”遣送幼童入学，开校时多达100余人。然而，身为“夷人”且精通“夷”汉双语的曲木，仍然无力回天，学生很快“逃遁多半”，迨至曲木离开，周维权协办，学校不久就宣告结束了。究其原因，县志归于“夷童感于生活习惯语言之不同”[35]，曲木则归咎于缺乏政府的资金支持，经费全凭他的个人财产和“向夷人募集”，难以为继[36]。40多年后，同窗好友杨尚忠的回忆支持了曲木的观点，杨认为，刘文辉之侄、西昌驻军长官刘元璋对曲木满不在乎，多次给他泼冷水，学校仅办两期后就因经济困难停办。[37]政府的不支持，可能也是无暇他顾，当时因刘文辉、刘湘争夺蜀中大权而爆发了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二刘大战”，刘文辉节节败退、狼狈不堪。曲木的学生中，有一位叫潘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做过越西县政协委员。[38]

曲木的离去，并不意味着西昌边民教育的终结。对政府而言，面对着众多不受管辖的“夷人”，如果能通过教育来予以“化导”，减少他们与汉人之间的相互敌对，培养他们对政府的亲近感，将“夷人”纳入管理范围，可谓上上之举，因此自清末以来，许多地方官员都致力于此，形成了所谓“边民”教育。仅以西昌县（今西昌市）而论，曲木离开数年后，又办起了边民训练所以及多达16所的边民小学校。[39]此时，在“二刘大战”中丧失蜀中大权，被迫退到雅安、宁属、康定一带的刘文辉，积极推动西康建省并当上了省主席，边民训练所就由他兼任所长。

西昌的办学虽以失败告终，但曲木在这里收获了爱情。他邂逅了后营巷汉族商人之女朱彬礼，二人彼此爱慕，喜结连理。在当时的宁属“夷人”社会，娶一位异族女子，可谓惊世骇俗！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宁属的许多彝族男女仍然不能接受与他族通婚。1990年，凉山彝族男青年曲木约质因与汉族女青年柳翠香相恋，遭到整个家族的强烈反对，要将他开除出氏族，他的堂哥甚至要打他杀他，以命换命。婚后其父母亲戚都与他断绝了来往。[40]

曲木倡导“以性救国”，他的婚姻，是两情相悦，也是社会革命。在他看来，只有不同种族的混血，才能造就优等的人种。汉人头脑聪慧，但体魄不强，且沉溺于鸦片，日渐柔弱。“夷人”智识落后，但体格强健。“夷汉通婚”，优势互补，新一代的中国人必然兼具文明的头脑与“野蛮的身体”。[41]曲木婚后育有一女名曲木阿依。2007年11月在成都家中，她向我畅忆往昔，说自己1950年看见解放军进城就参了军，自中央民族学院第一期毕业后，她就职于《青年报》，被《大公报》誉为“新中国的第一位彝族女记者”。她的丈夫扬岭多吉是藏族人，曾任四川省副省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协主席。

此番四川之行，曲木还扮演了演说家的角色。入川之后，二刘亲自出面接待，许多机关、学校都来请他演讲，记者纷至沓来，“一时轰动成渝两地”。为了应付四面八方的来客，他专门找了他的同窗好友杨尚忠、曹良壁来协助。1932年，他在遂宁讲述在上海目睹“一·二八”事变的见闻，宣传抗日，“英姿飘逸，谈吐雄快”，为舆论界所瞩目。[42]

5.对“夷族”的论述

王陆一所题《西南夷族考察记》书名

1933年1月，曲木返回南京复命。[43]11个月后，他出版了《西南夷族考察记》一书，是为第一部从主位角度论述“夷族”的著作。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如此快速地撰就此书，可见曲木的勤奋、才思以及亟欲凸显“夷族”存在的迫切心情！除该书外，曲木对“夷族”的论述，还呈现于不断的演讲中。

西南汉人常称“夷人”为“猓猓”，曲木深悉其意，“大意不外说他与动物相似，还不脱犬羊的形状，无具人的资格”。但他对此却秉持着一种冷静，在书中，大量出现“猓夷”“猓夷民族”等称谓。该书的材料，主要来自他的亲身经历与调查，涉及族源、历史时，则采用汉文史籍、地志、笔记，如历代正史中关于西南夷的记载，《云南通志》《南诏野史》《滇中琐记》等。

曲木强调，征诸史籍，“夷族”源出中国本部，从中心地带分离出来后，占据西南一隅，顺应自然环境而形成风俗、语言、文字、习惯各异之民族，因地理的闭塞，“文化无由发展”。以此，曲木反驳“夷族”西来说，否定“夷族”是外国人种。至于许多“夷族”不向政府缴税、不受法律约束、与汉人之间相互仇杀、形同独立等，是长期以来政府的治边政策错误所致。曲木由此在学理上肯定了“夷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

“夷”是一种泛称，涵盖西南的苗、“猺”“猓夷”等族；也是一种专称，特指“猓夷”——这正是曲木书中所指的“夷”。“夷”（猓夷）分黑、白，“黑夷”占十之一二，“白夷”占十之八九，曲木承认“黑夷”是领主，居统治地位，但并不认为黑、白“夷”之间在血统上天然有别，也不认可两个阶层之间绝对壁垒森严。在他看来，黑、白“夷”原系同源，无非“黑夷”居统治地位而已。“白夷”如果势力较大，同样可以跻身“黑夷”，甚至对其取而代之。不过，“黑夷”始终能保持血统的纯粹，而“白夷”却不断混血或同化他族，由此可分为三种“白夷”：第一代“白夷”，纯为“黑夷”血统，不过居于被统治地位；第二代“白夷”，血统混杂；第三代“白夷”，皆为被掳汉人。曲木的论述，消解了“黑夷”自诩的神圣性。

曲木同时强调“夷族”对国家的重要性。首先，目前已控制了越南、缅甸的英法帝国主义，包藏着殖民中国大西南的祸心，他们利用少数汉奸，贩卖武器给“夷人”，怂恿他们与汉族脱离关系，并欲修铁路联通昆明，如果计划完成，不但可“制云南之死”，而且进而可控制四川，西南各省，将成为又一个东北。欲阻止英法帝国主义的野心，经营好扼川滇之要冲的“夷区”是关键。其次，现在中央尚不能有效控制西藏，英国又积极怂恿西藏独立。“夷区”毗邻藏区，虽大山重叠，但海拔较低，将其划入西康后新设一省，有利于解决西藏问题。最后，“夷区”物产丰富，若能有效开发，推行移民殖边，有助于解决内地人口过剩问题。在一次演讲中，他更加直白地警告，现在满洲被日本侵占，蒙古正闹着要独立，新疆的回族近来更梦想着恢复从前的势力而脱离中国，至于西藏，达赖的野心与英帝国主义的阴谋交织在一起。中国已经形成孤立地位了，“满、蒙、回、藏，都脱离了，我们眼前还不赶紧抓住这一个民族——猓夷民族？”

曲木认为，“夷族”主要分布在四川建昌道，即宁属范围，“其他如云南边境及西康木里一带，亦散居有此种民族”。今天贵州的彝族聚居区，被他忽略了。“夷族”的总人口，他估计有100万左右，其中与政府较为亲近的“熟夷”，为数有33万多。在之后的一次演讲中，他则认为“夷族”人口有200万。这样悬殊的数字，说明当时对“夷族”人口尚缺乏系统的调查统计，他对“夷族”的认识，也处于不断更新中。[44]

著名学者、书法家谢无量为曲木藏尧的《西南夷族考察记》题词

《西南夷族考察记》一书，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亲信、时任监察院秘书长的王陆一题写书名，辛亥革命元老、书法家公孙长子为该书题词，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代表蒋介石入川协调中央与地方军阀关系的曾扩情均为该书作序。该书1933年12月在南京出版，不到半年后即再版。[45]

二、阿弼鲁德

1934年3月下旬的某一天，南京提拔书店内，一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正聚精会神地阅读着最新一期《聚星》，上面载有曲木藏尧的《从西南国防说到猓夷民族》。他完全被吸引住了，脸上不时浮现出兴奋之情。年轻人叫阿弼鲁德，汉名王家勋，字敏公，来自贵州威宁县大街乡，就读于南京附近的镇江三育教会大学，是一位充满**和理想主义的学生。对于曲木，他虽缘悭一面，但并不陌生，三年前，《新亚细亚》月刊上刊登了曲木写给戴季陶的信，他读后心潮澎湃，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致函曲木，可惜未能送达曲木手中。此后，曲木的文章与行动不断见诸报刊，令鲁德颇为神往，但他遍查曲木住址而不得，拜访无门。

读罢曲木的新作，鲁德又一次受到震动。他很快修书一封，委托提拔书店转交。才过了几天，他意犹未尽，怀着**再次致信曲木，除表达赞美与钦佩之外，他坦言：

可是，先生，纸上谈兵，每多不济于事，所以吾人欲作此重大之工作，必须组织严密之团体——文化促进会——在中央政府指导之下，奋力猛进，作我族之向导。在纵的方面，我们必须集合多数同志，努力宣传，恢复民族的意识，振起民族的精神，组织成一个有系统，有规律的民族，使能适应现在的环境，永久生存于世界。在横的方面，努力普及教育，增设文化机关，促进民族文化，提高民众的智识，使知自卫、自治之方。不再受帝国主义者之愚弄，在世界民族史上，争一点光荣，先生以为然否？

在人类中，有组织的团体，才有生存的可能……

今日这种复兴的责任，我们自身不来干，谁又肯来负这个重任呢？[46]

鲁德一语道出关键之处——组织。曲木显然被深深打动了！此时的南京一带，已多了几位“夷人”。年龄最长者为王济民，亦名曲木倡民，是为曲木的兄长，经由曲木的介绍入读于南京晓庄蒙藏学校。一位是越西田坝的土司岭光电，“夷”名纽纽慕理，是南京中央军校的学生。一位是安腾飞，是明代贵州势力最大的土司——水西安氏的后人，当时在镇江教会三育大学念书。还有一位是王奋飞，来自水西土司的大本营——今大方县，就读于金陵大学。[47]寥寥数人，族类身份相若，邂逅在繁华的天涯异乡，自然生起特别的情感。“你理解不了我们。”2008年，李仕安先生在一次谈话中，提到岭光电，他就掉泪了，他说：“1942年我在西昌第一次见到岭光电。我们一见如故，我和王济民也是一见如故。你们体会不了，汉族与汉族碰到，不会有我们这种感情，现在的彝族人也不会有了。这是被压迫民族的感情，到处都说我们是蛮子！”

岭光电致李仕安的信

曲木是“白夷”，也并非最年长，但他的阅历与身份，使他无可争辩地成为众人的核心。鲁德写信之后仅仅月余，经由曲木牵头，“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正式成立。设立此会的公开理由是：文化之进退，关系一民族之存亡，苟一民族不努力其文化之进步，则覆亡可立而待；现在中国国难当头，大中华民族已于生存之意识下觉醒，作为大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西南“夷族”，自当奋发追赶，完成整个中华民族之复兴；因此，本着中山先生“提携国内弱小民族，与扶助世界弱小民族之精神”，成立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曲木亲任促进会常务委员，阿弼鲁德、岭光电、王奋飞、安腾飞任执行委员，王济民任候补委员，办公地址设于南京汉府街玉琳坊二号。入会的条件是：凡旅京、沪一带之“夷族”，同情本会宗旨，经会员三人以上之介绍皆得为会员。不过，南京的“夷人”就那么几位，除了常委、执委、候补执委之外，估计就没几个普通会员了。

促进会的成立，意义深刻！首先，这确定了之后“夷族”运动的一个方向——组织化与机构化。其次，通过与来自各地的“夷族”接触以及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的运作，曲木心中的“夷族”范围显著扩大了。此前，他认为“夷族”主要分布在四川宁属、云南边境及西康木里一带，总人口有一二百万。而在《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宣言》中，“夷族”则处于川滇黔康数省之地，人口多达两千余万。而促进会除在首都设立总会外，还拟在川滇康黔“夷族”最多之处设立分会。最后，曲木以“白夷”的身份，在促进会中居于中心地位，受其领导者，有土司、有“黑夷”，这在大家过去的人生经验中是难以想象的。这表明，这一群为“夷族”争取政治地位的年轻人，对所谓“黑白”界限有着一种全新的眼光与豁达的心态，在争取“夷族”与他族的平等权利时，自然也超越了自身内部的不平等。[48]

促进会成立甫一月，曲木被国民党中央、蒙藏委员会分别委以川滇康夷族党务特派宣传员、西南夷族考察员的身份，再次前往西南，以期“逐渐发展川滇康边境夷族之文化，为中央开发西南之先声”[49]。他的离开，对促进会是一个重大打击，余下诸人，大都较为年轻，而且正忙于学业，资历也较浅，社会影响力有限。不过，促进会仍然在运转。满怀**的阿弼鲁德放弃了学业，专心操持着会务工作，个人的经济状况因此而陷于破产境地。[50]

促进会成立后，大家积极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努力将这一信息向数千里[51]之外的西南各省“夷区”传递，以期引发同胞共鸣，获得他们的支持并建立分会。凉山地区实力最雄厚的土司之一——暖带密土千户岭邦正知悉后，用本族文字致信王奋飞、岭光电，岭光电将其译为汉文，其中说道：

以前计划，我都赞成，并愿实地有所表现，无论是解除（自）身痛苦，无论是发奋为国，都应有很好的计划，如你们指示的。……现在我们一共要为国家民族求得没痛苦，没贫贱，相亲相爱的一个安乐社会吧！

文化促进会，最好在南京有很好（的）工作完成，取得中央的联系，免得怪[坏]人破坏，妨害工作。川南分会不愁会员少，经费不愁找不住，只愁政府不准，和一些人的嫉妒。

岭邦正也倾诉了自身的孤独之情：

现在我一人孤立，对官府，对赤匪，对绅粮，对黑夷都自己去担当，呵，多么寂寞！[52]

积极回应者当然不止岭邦正，王奋飞为此表现出了一定的乐观：“经济方面，已得各方来函，稍有把握，我等也相信整个的西南夷族，并未消灭干净，我们的后援，总不会无人。”鉴于运动刚刚开始，他认为当下工作的重心是宣传。[53]

对此，阿弼鲁德深表赞同，并抛出了一个大方案——在《中央日报》开辟专栏，却被王奋飞当头泼来一盆冷水。王认为此事毫无可行性，寥寥数人，有的已赴外地，有的忙于学业，怎样负责“每期三五千言的文责”？与其让专栏名不副实，还不如与《中央日报》商洽，有需要时就发表一些。此外，有多少同胞能接触到《中央日报》？当务之急，应该是直接面向他们宣传，而不是从“最高峰的中央日报下手”，王就此拟定了具体的方案。在他看来，现在促进会“名已过实百倍，再在中央日报上一吹，恐将千倍过之矣！”[54]这个意思，当然是说促进会尚未做多少实际事情。奋飞显然较鲁德多了一份冷静与沉着。

可能与奋飞此信的触动有关，仅仅10多天后，鲁德就离开了南京，前往昆明，深入“夷地”去进行动员工作。[55]两年后，他发表了一篇《中华民族之复兴与西南夷》，该文开篇即洋溢着鲁德一贯的**：“国土日蹙！民族不安！有五千年攸[悠]久历史之老大中华民族，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接着，他像曲木一样，简述了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夷族”与国家之间的数千年关系，并号召“夷族”青年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而奋斗牺牲！[56]这篇文章当然含有为“夷族”争取政治地位的策略，但是否同时兼有诚挚的国家情怀呢？鲁德的心曲早已湮没于历史之河，抗战爆发，他投笔从戎，做到营长之职，解放战争期间官至团长，阵亡于辽波战役。[57]

鲁德离开南京后，王济民接过了促进会的会务工作，同时准备会刊《新夷族》的出版。不过，王年龄较大，觉得学校生活苦闷无味，实在难以坚持，决定辍学返乡，从事实际工作。他致信弟弟曲木，让他汇寄旅费，却迟迟不见回音。愁眉苦脸、焦灼万分的他，去找岭光电倾诉，岭当即把养母给自己的一对金耳坠，两个金戒指，连同二十五元大洋，一并交给他。王接下时，双手发抖，眼泪直流，不住地叫：“阿巴，阿巴！”若干年后，他对岭说：“你那时不过二十一二岁，还带孩子气，可敢干这样大方、慷慨的事，感铭钦佩之意油然而生，成为我拥戴你的根由。”一向朴素节俭的岭氏，为何如此慷慨呢？他说：“我认为让一个彝人流落在外是可耻事，不帮助他走，再住旅馆，欠债更多，前途更糟。”[58]这或许就是仕安先生所讲的我不能理解的那种情感吧。

另一位执行委员安腾飞，染上了鸦片烟，也在这一年返回家乡贵州。偌大的南京，只剩下岭光电、王奋飞两位“夷人”，二人都是潜心学业的学子。奋飞后改名为王桂馥，在抗战时学军工，1942年研制曳光弹成功，朝鲜战争初期，又研制出七九式步枪弹。退休后，他研究古彝文，成为这一领域的著名专家。

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随着诸人的离去而名存实亡。直到一位来自云南永胜的女性——高玉柱出现，陷入停顿状态的促进会，才重新被激活，并且爆发出了更大的影响力。

三、高玉柱（一）

1.滇西才女 民国新流

高玉柱，原名擎宇，号北胜女史，1907年生于今丽江市永胜县。高氏堪称云贵高原上的一位奇女子，有“滇西才女，民国新流”之誉。她是永北直隶厅北胜土知州高长钦之女，土司苗裔，善于骑马，精于田猎，让人联想到西南非汉族群女子的英姿；她工书、画，能诗、文，抚琴弄箫，好似一位雅致的中国古典仕女；她幼年赴法，14岁回国，毕业于大理女子师范，曾在云南大学修业，颇具现代知识女性之特征；她又像一位女侠，偶着男装，落脱不羁，屡有惊世骇俗之举，民国十九年（1930），23岁的她与昔日男性同窗杨庚年“促膝聚首，连日不去”，纵论天下大事；她同时又长袖善舞，打扮时髦，语言流利，出口成章，在繁华的南京、上海口若悬河，从容交接社会各界，应对各路记者，抽着丽美牌香烟，活脱脱一位交际花；她接受过高等教育，终身未婚，是位充满个性的民国新女性；她当然也美貌，这从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大公子龙绳武对她的追求即可窥知；而她不惜触怒龙家，拒绝了龙绳武，更显示出一种为自由而蔑视权贵的价值追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她像曲木一样，怀有将争取“夷族”政治地位与个人前途相结合的宏伟抱负并且极其善于抓住机会。[59]她不拘小节，与许多男性过从甚密，但或许是她的志业以及自由的心境不容于世俗之累，所以似乎从未往婚恋方向考虑过，这从其致好友冯昭的《感词》中可见一斑：

……至于尘恋，早已决绝，箫疏冷漠，自甘寂寞终身。有如百尺乔松，亭亭独立，一觞一咏，尚能别寻生趣，何肯以汶汶之白，而蒙世之尘垢；拖泥带水，受一切苦厄。倘不知音，诮也骂也，概不与较。《山海经》曰：“山膏如豚，厥性善骂。”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盖知己重于感恩，道义深于臭味。知希之贵贤豪，所谓得一而无恨者，不是知音不与弹，其非之也何足怪。同志者，必不以予言为迂焉。

宏伟的志向并未掩盖其女儿娇态，其活泼幽默，亦时有流露。民国某年，其母寿宴，当地文化名流徐冠三在座，她在向徐先生敬酒时出对：

福德堂上，来一白发老翁，哈哈笑，笑哈哈，嗨！笑过不了。

徐先生略一沉吟，便即对上：

元凯庭中，进个红颜女子，娇娇滴，滴娇娇，唉！娇得爱人。[60]

2.南京请愿

1936年7月，岭光电即将从中央军校毕业之际，遇到了来南京的高玉柱。她的身边，常常跟着一位西装革履、戴着眼镜的儒雅男士——喻杰才。杰才字汉三，1903年出生于云南丽江县（今丽江市）七河乡，按今天的民族分类，他应当属于纳西族。杰才20岁时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七期炮兵科学习，一年后毕业，1927年起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司令部炮兵营排长、连长、营长等职，达到了他军旅仕途的顶点，此后便一直落拓不得志了。[61]

高、喻此番联袂来到南京，源于他们从时局的变化中嗅到了机会。1934、1935年间，借着围剿红军以及红军长征的机会，蒋介石的中央军剑指西南，大大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控驭，贵州一省更是被纳入了中央的直接控制中。对西南渗透的深入，使得中央政府开始直面西南复杂的民族问题，不得不予以重视。1935年，蒋介石莅临贵阳，时有苗民唐明贵上书委员长，要求“解除苗民痛苦，提高苗民文化”，于是蒋介石将此信批交贵州省政府转教育厅参考，并拨出专款十万元发展贵州民族教育。在蒋的关注下，省政府令各县县长督同教育局局长，将所辖地方的“苗夷”种类、人口数量、学龄儿童、教育程度等，分别调查呈报，并办了一批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的师范学校与小学。[62]中央政府权威的展示，蒋介石对民族问题的亲自过问，使得早就关注“夷族”政治地位的高玉柱，敏感地意识到了一个奋斗的方向，于是与落落不得志的喻杰才一拍即合，共同奔赴南京，声称感于蒋委员长莅临滇黔时对“夷苗”民众的关心，特代表西南土司、“夷苗”民众前来报答中央的德意，并恳请“解除夷苗人民痛苦，指导夷苗民族各方面之事业”[63]。其实，高玉柱自己也深知，因为与执掌云南军政大权的龙家在婚事上的龃龉，她参与云南地方政治的前途已被阻断，只有走紧跟中央的上层路线了。

那时，玉柱常常戴着一顶西洋贵妇人的阔沿帽，一双大眼睛清澈而活泼，尚未开口，先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脸颊上浮现出一对迷人的笑窝。她开口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我是一个野女孩子，什么都不懂得的啊！”[64]态度温娴而虔诚，言语热情而富有感染力。高、喻二人对岭光电表明来意，希望他参与请愿行动。岭氏欣然接受，并去约王奋飞，也是一拍即合，很自然地，玉柱和杰才成为西南文化促进会的执行委员。四人又联络了云南“苗人”王建明、贵州“苗人”李学高等。玉柱虽是女流，但其身份、才干与阅历，使其毫无争议地成为众人的领袖。综合相关史料可知，他们的奋斗目标，与曲木此前的请愿大体一致，却更为丰富，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其一，争取同蒙古族、藏族一样的地位与待遇。例如，中央特设“夷务机关”（类于蒙藏委员会），在“夷苗”民族中推选国大代表，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附设夷苗学校（类于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等。

其二，设立夷务委员会，开发“夷苗”区域的经济，发展教育、卫生、文化各项事业。

西南沿边土司“夷苗”民族来京请愿团全体代表合影，从右至左依次为王奋飞、喻杰才、高玉柱、岭光电（《蒙藏月报》，1936年第5卷第6期）

其三，组织“夷苗”。支持、资助“夷苗”建立自己的机构与组织，如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注重边地党务工作，加强对“夷苗”的指导；训练“夷苗”民族武装等。

其四，边地官吏昏庸腐败，请中央制定边地官吏任用办法及赏罚条例。

以上诉求在政治上的理据，是孙中山提出并被蒋介石所继承的民族主义原则，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声明：

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同年4月，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第四条称：

其三为民族。故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

纸上的理想与“夷苗”的现实之间显然有云泥之别，请愿行动在政治上理据充足。他们也提醒中央政府注意，重视“夷苗”不只是政治原则，更关系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

第一，在国防方面，英、法帝国主义侵越南、占缅甸，与“夷苗”在在接壤，其野心直指西南，其势力不断渗透，其策略则为**、策动“夷苗”，如若政府漠然置之，西南安全可虞。“当此国难紧急，西南一隅，在国防上，已成为中国之安歌拉，是开发夷苗，即所以调整西南国防，亦即延续复兴中华民族最后之生命线”。

第二，在经济方面，“夷地”物产丰富，土地肥沃，蕴藏甚多，善加开发，可为国家带来无穷之利。

这类观点，曲木此前也曾表述过，但此次却是向领袖与中央相关院部正式提出，而且势易时移，玉柱所主导的行动，较之前更具策略性。

首先，在族称方面，称“夷苗民族”而不称“夷族”。一方面因为蒋介石在贵州时接触的是“苗民”，另一方面这样可以涵盖更广泛的人群，能收壮大声势之效。

其次，高、喻二人分别自称为被推举出来的西南土司代表、“夷苗”民众代表，强化了他们自身以及此次请愿的分量与合法性。

再次，指出隐藏的威胁与“双向确认原则”。一方面强调“夷民无知”，文化低落，思想单纯，急需政府提携；另一方面强调“夷苗”深受帝国主义外患、红军“赤祸”、贪官污吏压榨等种种苦难，亟待政府解救。两方面结合，在呈现自身的种种可怜情状的同时，暗含了一种隐约的威胁：如果中央置之不理，落后、单纯的“夷苗”极易受**，或心向帝国主义，或接受“赤化”，“无识夷民，惟利是视，遂被麻醉，甘心附逆，不顾大义”。进言之，“夷苗”需要中央来认可自身的政治地位并予以扶植，中央的正统性也可经由“夷苗”的效忠而得到强化，这是一种“双向确认”[65]，也是曲木在演讲中已经表述过的：“满、蒙、回、藏，都脱离了，我们眼前还不赶紧抓住这一个民族——猓夷民族？”

最后，以（西南土司、“夷苗”民众）代表身份与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的名义，分别向中央政府请愿，达至相互声援、补充的效果。[66]

对西南介入的深化，使得中央对当地非汉民族的存在有了深切体会，高、喻等人所描述的西南危机也并非空穴来风，凡此种种，使得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央高层的态度，较之曲木请愿时更为积极。

请愿伊始，《中央日报》等官方媒体即持续进行正面报道。从1936年6月19日到30日的十余天时间里，接待高玉柱、喻杰才等人的中央机构有行政院、教育部、蒙藏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等，相关官员的表态也颇令人鼓舞。蒋介石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代表告知高、喻二人，他“对于此项问题，颇为重视”。中央民众动员委员会主任王陆一向来关注西南“夷苗”问题，与曲木藏尧有过较多接触，他此次除对请愿表示同情外，还给予几位代表用费补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对于该代表等远道来京请愿中央之诚意，备极嘉许”，他高度肯定了“夷苗民族问题”的重要性，称其“与蒙藏问题，同一重要”，“尤在目前之严重情形下，中央更为注意”。对于代表所提“夷苗民族本身之教育经济等事项”，他也表示“中央决尽力促成，俾能享受实益”，“关系党务政治军事等项，系政府分内之事，中央当注意办理”。叶氏最后还代表中央党部要求中央宣传部“定期召致新闻界与该代表团晤谈”，“勖勉该代表等尽量介绍夷苗状况，并可发表意见”。最让高玉柱等人兴奋的，当属7月3日宋美龄在防空委员会的亲自接见，玉柱当面“陈述边地夷苗情形”，宋美龄“备极嘉许”之余，邀请她前往由自己担任校长的国民革命军遗族女校讲演。当天下午，玉柱偕喻杰才夫人前往孔公馆再次拜见宋美龄后，即转赴遗族女校“讲演西南夷族风俗习惯”。[67]演讲完毕，宋美龄又邀高玉柱到陵园野餐，合影留念。[68]

理想似乎已触手可及，但触手之处不过是镜花水月。彼时的中央政府，淡化民族问题的立场并未改变，“五族”的框架仍然不可突破，热情的态度只是笼络西南非汉人群的策略，僵硬的政策并不会因之而软化。1936年8月7日，内政部答复如下：

第一，关于国大代表名额，国大代表“系以省市区为单位，既经法定，无从增加”；

第二，比照蒙藏委员会“特设夷务机关”一条，蒙藏委员会之设置源于悠久历史关系，“夷苗散居各地，与蒙藏情形不同”，应由“各该管辖省政府统筹改进办法”，不必特设机关，“致涉纷歧”；

第三，设立“夷务委员会”之事，内政部称“开发夷苗一切事项，俟各省统筹办法后，酌量办理，目前无设置必要”；

第四，组织“夷苗”武装及开发富源等项，因初步办法尚无规定，自难置议；

第五，为了解“夷苗”情形，从“根本改进夷苗”，应由中央派员，与相关省政府共同开展调查。

行政院对以上答复完全同意，调查一项，蒋介石命令交由中央研究院办理。[69]至于玉柱等提出的请中央制定边地官吏任用办法及赏罚条例，行政院直接回称“勿庸置议”，表现出中央处理与地方关系时的小心翼翼。[70]

中央予以肯定答复的，只有两条。一是比照蒙古族、藏族，规定优待“夷苗”子弟升学问题，行政院明确指出“夷苗”学生可适用《修正待遇蒙藏学生章程》。[71]另外，对于补助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内政部认为“自属可行”，经过相关手续后，中央将“量予补助”。[72]

3.《新夷族》

名存实亡的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在请愿中被激活，其会刊《新夷族》顺利出版。1936年12月，蒙藏委员会决定，每年补助该刊100元。[73]

来京请愿之西南“夷民”代表高玉柱女士（《中华日报新年特刊》，1934年第60页）

出版会刊，是促进会成立之初就有的设想，大约是经过曲木藏尧的关系，促进会找到了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长王陆一，定刊名为《新夷族》。[74]据估计，若要定期出版不间断，除需要固定的印刷所或特约印刷局外，尚需十人以上的文字负责人[75]，这超过了当时所有在南京的“夷人”的数量。随着众人的相继离开，孤掌难鸣且潜心学业的岭光电、王奋飞，自然更无力出版期刊了。

《新夷族》首期刊行于1936年7月，这显然与高玉柱的加盟和推动密切相关。创刊号登载了她与喻杰才起草的《西南夷族代表请愿意见书》，她还以“北胜女史”之名，撰文介绍了名震西南的明代贵州水西女土司奢香，以及自己的先祖、在平定边乱中阵亡的北胜女土司高履坤，并引了一首时人的诗，其中有“铁马金戈乱如麻，英雄竞属女儿家”之句，颇有自况之意。她又用玉柱的笔名，翻译了一首歌谣《草野哀思》，译笔诚挚感人：

凄凄芳草兮！

我心如刺！

梿族频危兮！

谁其我似？

苍苍蒸民兮！

悲苦流离！

流立复转徙，

惨苦怎堪似？

古我先祖兮！

威声凛烈，

披荆斩棘兮！

创立基业。

只今独遗兮！

芳草凄凄！

凄凄乃芳草！

我心欲决裂！

名为翻译，实则体现出浓厚的创作色彩，对“夷族”状况的隐喻与折射，显露无遗。

《新夷族》的作者群，以西南“夷人”为主，促进会的执行委员悉数在列，凉山大土司岭邦正、贵州水西土司的后人安成等也撰写了文章，此外还有一些“夷族”运动的同情者，如张铁君、陈之宜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方治等。

我所见《新夷族》共两期，第二期出版于1937年1月。两期均载有孙中山的总理遗嘱，其中第二期所载遗嘱为“夷文”与“苗文”翻译。所刊诸文章，除“请愿”的相关文件外，大都围绕“夷族”的历史、现状、对国家与民族的意义等来展开。历史方面主要取材于汉文传统史籍，在王朝历史的时间轴上展现出“夷族”的状况，论证“夷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同时指出王朝对“夷族”的抛弃；现状方面力图揭示“夷族”的悲惨境遇以及“夷地”所面临的多重危机；对国家与民族的意义方面则强调“夷族”在国防以及复兴中华民族方面的重大价值。所有文章相互交织，明确传达出一个声音：“夷族”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相互责任，国家要承认、扶植“夷族”，“夷族”要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与复兴贡献力量。两期刊物在民族称号上存在一个重大差别：在创刊号中，用的是“夷族”，在第二期中，则大量用“夷苗民族”。这显然是因为，首期出版于高氏等人到南京之初，彼时大家还局限在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的框架中，下一期刊行于1937年年初，此时大家用“夷苗民族”来向中央请愿已获得相当效应，自然不便只强调“夷族”。

当时，蒙藏委员会前任委员长黄慕松、蒙藏委员会现任委员长吴忠信、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方治、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长吕超、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等均为刊物题词。在争取“夷苗”的政治承认方面，高玉柱等人虽然收效甚微，但造就了声势，赢得了不少同情者。[76]

《新夷族》刊物，很快又陷入人员匮乏的境地。1936年10月，岭光电从中央军校毕业，前往重庆工作。次年年初，高玉柱、喻杰才称请愿事毕，奉中央命令“回南工作”，第一站去了上海。[77]《新夷族》第一期的编辑者署名为“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总会编辑组”，第二期的编辑者仅署王奋飞个人之名，无疑事出有因。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的执行委员们天各一方，各自忙于种种庶务，接着又是整个国家陷入抗战的颠沛流离，《新夷族》的出版工作，戛然而止。

4.上海的新星

1937年2月1日，高、喻二人抵达上海。玉柱此时并不知道，她即将迎来人生的高峰。不过，我们事后回眸，不难发现各种条件与局势的因缘聚合：在首都南京已造就了相当声势，奉有中央“回南工作”之命，彼时社会各界对西南国防以及整个民族危机的深刻意识，一般人对西南非汉人群的神秘印象，以女土司以及为民族请命的女侠角色置身于上海这座现代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城市，高氏出色的演讲才华与社交能力以及良好的形象气质，等等。凡此种种，可谓天时、地利与人和兼备交织。玉柱很快在这座大都会刮起了一阵旋风，媒体称其“差不多已经成为举国皆知和举国瞩目的一位闻人”[78]。她频繁现身于各种社交场合，并成为焦点人物。媒体对她的关注巨细无遗，连何地烫发、何时洗澡、何处做套裙都不放过。[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