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了精神分析领域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我们现在可以简单谈谈社会科学的心理学关怀了。我在此尽可能简要概括，开列出的那些命题只是我认为最富成果的启发，或者至少是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所认为的合法假设。[6]

要充分理解个体的生活，就必须结合他的人生历程在其间展开的那些制度。原因就在于，这样的人生历程记录了他如何获得、失去、调整某个角色，并以非常切近的方式记录他在不同角色之间的转换。你可以是某类家庭里的孩子，某种孩童群体里的玩伴，一个学生，一名工人，一个工头，一位将军，一位母亲。人的生活大部分就在于在特定制度里扮演上述种种角色。我们要想理解一个个体的人生历程，就必须理解他过去和现在扮演的种种角色的意涵和重要性。而要理解这些角色，我们就必须理解它们所属的那些制度。

但是，把人看成一种社会性生物，这样的视角使我们的探究大大深入，而不仅限于作为一系列社会角色的外在人生历程。这样看问题，要求我们理解人身上最内在、最具“心理性”的特性；具体而言，就是他的自我意象，他的良知，其实就是他的心智的成长。晚近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最激进的发现很可能是，人身上最私密的那些特性有如此之多受到社会性因素的调整安排，甚至直接灌输。在腺体和神经系统的宽泛限制下，要理解恐惧、憎恨、爱恋、愤怒等各式各样的情绪，都必须始终紧密结合人们体验和表达这些情绪时所处的社会生活历程和社会背景。在感觉器官的生理机制的宽泛限制下，我们对于自然世界的知觉本身，我们所分辨的颜色、所察觉的气味、所听到的声音，都受到社会性因素的调整和限制。要理解人的动机激发，甚至是不同类型的人一般会察觉到的这些东西的不同程度，也都要看一个社会里通行的动机词汇，看这些词汇当中的社会性变化与混淆。

如果只看所处环境，当然不完全是婴儿和孩童时期的早期环境，是不可能理解个体的人生历程和性格的。要想取得充分的理解，我们必须把握这些私密环境与其所处的更大的结构框架的相互作用，考虑这种框架的变迁以及由此对情境产生的效应。一旦理解了社会结构和结构变迁会对更为私密的场景与体验产生影响，我们就能够理解在具体情境中的人自身都未察觉到的那些个体行为与情绪的致因。要检验有关任一类型的人的观念是否充分，不能只看这种类型的人是否觉得该观念令人满意地符合其自我意象。由于人们生活在有限的情境中，就不知晓也不能指望他们知晓造成其境况的一切原因，知晓其自我的种种局限。能够真正充分认识自己、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的人群，其实是非常罕见的。而要做与之相反的假设，就像依赖部分社会科学家所使用的那些方法往往做出的假设一样，就是假设人们具备相当程度的理性自觉和自我认知，其程度之高，就连18世纪的心理学家都不能接受。马克斯·韦伯所阐述的“清教徒”，他的动机，以及他在宗教制度和经济制度里所履行的功能，使我们能比这种人自己更好地理解他。韦伯这样运用结构观念，使他能够超越“个体性的”对于自身及其所处情境的意识。

早期经历的相关性、孩童时期在成年性格心理中的“权重”，本身也要看不同社会里通行哪一类孩童期，哪一类社会生活历程。比如，现在已经能明显看出，要说清楚“父亲”在塑造人格中所扮演的角色，必须结合特定家庭类型的限制，也要看这类家庭在其所属的社会结构中处在什么位置。

并不能单单基于有关特定系列的个体及其对所处情境的反应的观念或事实构筑起有关社会结构的观念。基于有关“个体”的心理学学说来说明社会事件和历史事件，这样的尝试往往有赖于假定，社会无非是众多散布的个体，有鉴于此，如果我们全面熟悉了这些“原子”，就能以某种方式累积信息，从而搞明白社会。但这不是一项富有收获的假设。事实上，我们通过把“个体”当成社会角度上相互孤立的生物来进行的心理学研究，甚至都搞不清楚“个体”最基本的性质是什么。经济学家并不能设定“经济人”，除非是做抽象的模型建构，那当然可能还有些用处。研究家庭生活的精神病学家（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精神病学家都是这块社会领域的专家）也不能假定经典的“俄狄浦斯人”（Oedipal Man）。这是因为，正如目前对于理解个体的经济行为来说，经济角色和政治角色的结构性关系往往至关重要，同样，自从维多利亚父权时代以来，无论是家庭内部的各种角色，还是家庭作为一项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历史特定性原则既适用于社会科学，也适用于心理学。就算是人的内心生活中相当私密的特性，也最好作为处在特定历史背景中的问题来梳理。纵观人类历史的整个进程，众生男女展示出了如此纷繁多样的面貌，你只需对此稍加思索，就能认识到，上述假设完全合乎情理。和社会科学家一样，心理学家在对何为“人”这一主题发表任何定论之前，也应当好好想想这一点。

人是如此纷繁多样，乃至于在我们所知范围内，没有任何“基础”心理学、任何“本能”学说、任何有关“基本人性”的原则，能帮我们说清楚难以计数的人的类型和个体本身。除了人的生活所处的社会历史现实中内在固有的一些特点，再要就人做出什么断言，也就只有人这个物种所具有的广泛的生物性限制和潜能了。但正是在这些限制之中，正是透过这些潜能，我们看到了人的众生相。如果试图通过一套所谓“基本人性”理论来说明人的历史，等于是将人的历史本身局限在有关“人性”的“概念”的某种枯燥牢笼中，而这种“概念”往往是从有关迷宫中的老鼠之类精确但无关痛痒的琐碎结论中构建出来的。

巴尔赞和格拉夫指出，“金西博士（Dr. Kinsey）的名著《人类男性的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的标题就凸显了一个隐含的假设，但在此例中该假设并不成立：该书其实并非探讨人类男性，而只是讨论20世纪中叶美国的男人。……人性观念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的一项假设；说它构成了其报告的主题，等于回避了要害问题。或许有的只是‘人类文化’，一种变动不居的事情。”[7]

所谓存在某种人之为人所共有的“人性”，这一观念有悖于社会特定性和历史特定性，而有关人的研究中的细致工作正需要有这两种特定性。说到底，研究社会的学人尚未赢得权利去做出这样的抽象概括。当然，我们应当时常记起，其实我们对于人并没有多少了解；我们所具备的知识加在一起，也不能彻底去除历史与人生所揭示的东西：围绕着人的多样性的那种神秘莫测。有时候，我们的确是想沉溺于这样的神秘莫测，去感受我们毕竟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许我们也应当如此。但作为一个西方人，我们最终还是要研究人的多样性；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从我们的有关观点中去除掉这样的神秘。在此过程中，我们不应忘记自己正在研究什么；不应忘记，对于人，对于历史，对于人生，对于我们既是创造物也是创造者的那些社会，我们的了解其实微乎其微。

[1] Jacques Barzun and Henry Graff，The Modern Researcher ，New York，Harcourt，Brace，1957，p.221.

[2] Morris Ginsberg，Essay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Vol.Ⅱ，39，London，Heinemann，1956.

[3] 参见Muhsin Mahdi，Ibn Khaldoun’s Philosophy of History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57；Historical Essays ，London，Macmillan，1957，内中收有H. R. 特吕弗-罗珀（H. R. Trevor-Roper）富有见地的评论。

[4] 比如，我在沃尔特·加伦森有关劳工史诸类型的出色描述中，注意到可以支撑我讲法的论证：“……爬梳陈旧的领域所获得的边际收益大抵会是比较小的……如果缺失……重要的新材料的话。但是，这并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更晚近的事件的唯一理由。当代劳工运动与30年前的劳工运动相比，不仅有量的差异，而且有质的差异。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它具有宗派性的特点：它的决策并不出于什么重要的经济因素，它更多关注的是狭隘的内部问题，而不是全国性的政策。”［Walter Galenson，“Reflections on the Writing of Labor History”（《劳工史书写反思》），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October，1957.］当然，就人类学而言，“功能”说明和“历史”说明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人类学家大多还是站在功能立场上的，因为他们无法找到其所研究的那些“文化”的任何所谓历史。他们真的不得不努力借助当下来说明当下，透过一个社会各式各样当前特征的蕴含意义的相互关联，来寻求说明。有关晚近的一篇富有洞察力的讨论，参见Ernest Gellner，“Time and Theory in Social Anthropology”（《社会人类学中的时间与理论》），Mind ，April，1958。

[5] 之所以出现“人际关系”被神化的趋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这个词有其局限性，非常笼统，而人的内心深处许多社会性的因素就是从这个角度被认识和断言的。相较于社会结构，“文化”这个概念是社会科学中最笼统的词汇，虽说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它在专家手上就能大有可为。在实践中，“文化”这个概念与其说是充分表述了社会结构，不如说往往是含糊地指称社会情境以及“传统”。

[6] 有关此处表述的观点的细致讨论，参见Gerth and Mills，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Harcourt，Brace，1953.

[7] Barzun and Graff，The Modern Researcher ，New York，Harcourt，Brace，1957，pp.22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