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是否属于一门社会科学，或者是否应当被视为一门社会科学，这样的争论经年累月，令人厌倦，既无关要害，也煞是乏味。具体结论为何，显然要看你说的是哪些类历史学家，哪些类社会科学家。有些历史学家明显只是在编纂所谓事实，力图避免“解释”；他们埋首于历史的某个断片，似乎不愿意结合任何更大范围的事件来定位它，往往有不少斩获。有些历史学家则超越了历史学，沉迷于有关末日将至或是荣耀将临的跨历史视野中，常常也能颇有成果。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的确鼓励人爬梳细节，但它也倡导人开阔眼界，领悟那些左右社会结构发展趋势的划时代事件。

或许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满脑子想的都是将那些理解社会制度的历史转型所需的“事实搞确凿”，并且对这类事实做出解释，通常要借助叙事。不仅如此，许多历史学家会在研究中毫不犹豫地涵盖社会生活的任何一块领域。因此，他们涉猎的就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尽管他们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也可能会专擅于政治史、经济史或观念史。只要历史学家考察各类制度，他们往往会强调历经相当时间跨度的变迁，并以非比较性的方式进行研究。而许多社会科学家在研究各类制度时，其工作会更具比较取向而非历史取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差别只是同一任务内部的各有侧重、各司分工而已。

眼下，有许多美国历史学家都受到几门社会科学的观念、问题和方法的深刻影响。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m）与亨利·格拉夫（Henry Graff）最近提出，或许“社会科学家始终在敦促历史学家将其研究技术现代化”，因为“社会科学家们都太忙，没空读历史”，“当他们自己的材料换了一种模式呈现时，连他们自己都认不出来”。[1]

诚然，任何历史研究遇到的方法问题都比许多历史学家通常凭空想象的要多。但现在他们有些人却真的在凭空想象，更多的是在凭空想象认识论而不是方法，其方式只能导致令人不解地脱离历史现实。某些“社会科学”领域对于部分历史学家的影响往往非常糟糕，但这种影响尚未波及广泛，还不足以必须在此详加讨论。

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秉笔直录人间世事，但这样来陈述目标，其实过于简化，带有欺骗性。历史学家呈现着人类有组织的记忆，而这种记忆作为书面历史，可塑性相当大。在不同代历史学家之间，它往往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它之所以发生改变，原因不仅仅是日后有更细致的研究将新的事实和文献引入记录，还因为关注点有了改变，构筑记录的通行框架也有了改变。就是后两者，构成了从难以计数的可用事实中做出筛选的标准，同时也成为对这些事实的意义做出的主导解释。历史学家无法回避对于事实做出某种筛选，虽说他可能会在做出解释时保持谨慎克制，试图以此否认这一点。我们要想了解历史在被反复重写的过程中是多么容易被歪曲，并不一定需要去读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富于想象力的预测，尽管他的《一九八四》戏剧化地凸显了这一点，也恰如其分地吓了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同行一跳——我们也希望真能这样。

历史学家的事业面临的所有这些危险，使其成为最具理论性的人文学科之一，也使得许多历史学家的那种茫然不觉愈发让人印象深刻。是的，让人印象深刻，但更让人无法安心。我想，曾经有些历史时期，人们的视角刻板而单一，历史学家们也可能始终对那些被不言自明地接受的主题缺乏自觉意识。但我们所处的并非这样的历史时期。如果历史学家毫无“理论”，他们也可以提供材料来撰写历史，只是他们自己写不来。他们可以自得其乐，却不能秉笔直书。那样的任务现在要求明确关注的东西，远不限于所谓“事实”。

不妨把历史学家的产品想作一份庞大的档案，所有社会科学都不可割弃这份档案。我相信，这种看法合乎实情并且富有裨益。 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有时也被认为包含了各门社会科学，但这只是少数误入歧途的“人文主义者”的看法。还有一种观念比上述两个观点都更接近要害：每一门社会科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每一种思虑周详的社会研究，都要求其观念具备历史视野，并能充分运用史料。这个提法简单明了，却是我要论证的主要想法。

首先，我们也许会遇到社会科学家对于运用史料常有的一点异议：据说，相比于当代可用的那些更能确认、更为精确的材料，这类材料不够精确，甚或人们对其的了解不全，因此不能被允许使用。这点异议当然也指出了社会研究中一个非常恼人的问题，但只有当你限定了哪些种类的信息是被承认的，它才有说服力。如前所述，经典风格的社会分析者的首要考虑，应当是也一直是一个问题有哪些要求，而不是什么刻板的方法的限制。不仅如此，这个异议只适用于某些问题，实际上，它也经常遭到有力的反驳。因为对于许多问题，我们能够获得的充分信息只是关于过去的信息。官方与非官方的秘密的有关事实、公共关系的广泛运用，都是我们判断有关过去与现在的信息的可信度时当然必须考虑的当下事实。一句话，这点异议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方法论上的约束，往往也是政治上消极无为的“不可知论”意识形态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