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社会科学领域之间的互动会随着各自的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学的研究主题重新恢复了肇始之时的模样——“政治经济体制”，人们越来越把它放在总体社会结构里面来看。像约翰·加尔布雷思这样的经济学家，其政治学家的成分与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或戴维·杜鲁门（David Truman）不相上下；事实上，他有关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结构的作品，堪比熊彼特有关资本主义和民主体制的观点，或是厄尔·莱瑟姆（Earl Latham）有关群体政治的看法，都是有关某种政治经济体制的社会学理论。哈罗德·D. 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或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都可以说融合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与政治学家三种色彩。他们在各门社会科学之间进退自如，也因此等于兼通众门。只要一个人开始把握这些“领域”中的任意一个，他就被迫进入了其他领域的势力范围，也就是说，进入了所有属于经典传统的那些领域。当然，他们也可以就某一制度性秩序有所专擅，但只要他们把握了个中的精髓，也会逐渐开始在总体社会结构中理解其位置，从而理解它与其他制度领域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在相当程度上，人们越来越清楚，制度的全部实在就在于这些关系。

当然，我们不应当假定，面对如此纷繁多样的社会生活，社会科学家已经对手头的研究做了合理的分割。第一，所涉及的每个学科都是应对特定的要求和条件而自己发展起来的，没有哪个学科只是作为某个通盘计划的组成部分而发展起来的。第二，有关这几门学科之间的关系，当然存在诸多争议，而关于专业化的程度如何算合宜，也是颇有分歧。但今天有一桩事实压倒一切：现在与其把这些不同意见看成是思想上的棘手之处，还不如视之为学院生活的既存现实。我认为，即使从学院的角度来看，它们如今也往往倾向于自我消解，逐渐落伍。

从学院角度上说，今天的核心事实就在于边界的流动性越来越高，观念越来越容易从一门学科移到另一门学科。有几例值得颇为注意的职业生涯，几乎完全是以精通某个领域的词汇为基础，却灵活运用于另一个领域的传统范围。专业化已是既成现状，未来也不会消失，但不应当从如我们所知多少属于偶然构筑起来的这些学科的角度来分隔。它应当沿循特定的问题脉络而发展，而要解答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思想装备传统上属于好几门学科。人们越来越看到，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在使用类似的观念和方法。

每一门社会科学都是由某种思想方面的内部发展所塑造的，同时也都受到制度方面的“偶然因素”的决定性影响，它们在西方诸大国各自受到不同路径的塑造，就清楚地揭示了这一事实。包括哲学、历史学和人文学[3]在内的业已确立的学科，它们的态度是宽容抑或漠视，往往影响着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形貌。事实上，在某些高等学术机构里，是否具备这样的宽容，已经决定了社会科学有没有作为学院系科而存在。例如，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根本就没有“社会学系”。[4]

过分拘泥于社会科学的系科化蕴含着危险，危险就在于人们会随之假设，经济、政治及其他社会制度各自都是独立自主的系统。当然，如前所示，这项假设一直被用来建构一些“分析模型”，往往还真的非常有用。有关“政制”（the polity）和“经济”的经典模型或许真的近似于19世纪早期英国的结构，尤其近似于美国的结构。它们被一般化，并被固化为学校中的院系。实际上，放眼历史，要解释经济学与政治学作为专业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必须结合现代西方世界的某个特定历史阶段，其时每个制度性秩序都被宣称是个自主领域。但显而易见的是，一个由各自主制度性秩序组成的社会的模型，当然不是社会科学研究所使用的唯一模型。我们不能拿这一个类型作为我们整个学术劳动分工的合适基础。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正是目前推动人们致力于统合各门社会科学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在研究的理想设计中，还是在学院课程的计划中，好几门学科，如政治学与经济学，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至少一个重要分支，都在发生着相当积极的融合。

各门社会科学的统合一体，也引发了学术上的一些问题，主要牵涉到特定社会和历史时期下各制度性秩序之间的关系，如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军事秩序与宗教秩序，家庭秩序与教育秩序。如前所述，在实际研究时，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这几门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不少实际的困难，牵涉到课程体系的设计、学术生涯的筹划、语言运用上的混乱，以及各领域研究生毕业时要面对的既有就业市场。社会科学的研究要统合一体，面临的一大障碍就是针对单一学科的入门教科书。相比于其他任何学术产品，教科书最频繁地进行“领域”的内部整合和边界划定。很难想象有比这更不合适的场合了。然而，就算生产者和消费者只是出于短期目的，教科书批发商们却在这产品里有实实在在的既得利益。随着教科书的整合，整合社会科学的尝试倒也有所进展，但与其说是问题与主题的整合，不如说是观念与方法的整合。与此相应，各自独立的“领域”这个观念的理据，与其说是切实牢固的问题范围，莫若说是虚有其表的“概念”。话说回来，这些“概念”难以弃之不用，我也不清楚未来是否还是这样。但我觉得，在学院系科的世界里会有机会，一旦时机成熟，某些结构性的趋势将会征服那些仍旧囿于其专业化情境中的往往抱残守缺的人。

与此同时，可以肯定，还是有许多社会科学家认识到，只有更明确地承认社会科学的共同宗旨和任务，才能在“各自的学科”里最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对于做实际研究的个人来说，现在已经完全有可能忽略系科的“偶然”发展，选择并塑造属于自己的专业，而不会遇到系科方面的太多障碍。如果他开始切实感受到意义重大的问题，满怀热情要去求取答案，往往会被迫去掌握某些观念和方法，而它们只是碰巧出自这几门学科中的某一门。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社会科学专业会在任何重大思想意义上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他还会逐渐认识到，事实上，他在做的是社会科学，而不是任何一门具体的社会科学。无论他在研究中最感兴趣的是哪一块社会生活领域，概莫能外。

人们往往断言，没有人能够有一个广博涉猎的头脑却又不游学无根。我不知道是否的确如此，但如果属实，我们难道不能至少拥有某种广博涉猎式的感受？当然，要把握所有这些学科的全部材料、观念、方法，基本没有可能。不仅如此，如果想通过“概念转译”或对材料的细致阐发来“整合各门社会科学”，通常只会沦为华而不实的废话。因此，所谓“社会科学总论”的课程系列里的许多内容，大抵不过如此。可是，诸如此类的把握、转译、阐发、课程，并不是“各门社会科学的统合一体”的真义。

真义乃在于：要陈述并解答任何一个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都要求从这几门学科中的不止一门选取材料、观念和方法。一名社会科学家要想足够熟悉某领域的材料和视角，用来搞清楚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并不需要去“把握该领域”。应当专业化的是这类重点关注的“问题”，而不是恪守学院边界。在我看来，这正是当下的趋势。

[1] 霍皮族（Hopi），美洲原住民部落，主要居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印第安人居留地中。门诺派（Mennonite），基督新教中的一个福音主义教派，1536年由荷兰人门诺·西蒙斯（Menno Simons）创立，目前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等地，一般立场保守，持和平主义立场。其中尤其著名的是美国阿米什人（Amish）一派，他们统一服饰，排斥现代电器，过着集体农耕文明的生活。——译注

[2] 1914年1月11日，英国的女权运动者此前早已开始的公开请愿、争取赢得妇女投票权的运动达到了高峰。她们冲击白金汉宫，向英王乔治五世请愿。警察逮捕了一批人，而后者在狱中展开了绝食运动。官方采取了喉部插管强制进食、“猫捉老鼠”（先放犯人出狱，待其体力恢复后再逮捕其入狱）等严厉手段，在社会公开后反应强烈，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大量男子走上战场深刻影响了就业市场和国内生活，女权运动进入了飞速发展期。——译注

[3] 原文即为现在一般被视作包括哲学和历史学在内的“humanities”，并非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乃至地理学等在内的“human sciences”。——译注

[4] 虽然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但可以参照的是，25年后，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于1984年发表其最著名的作品《社会的构成》，次年获聘剑桥大学历史上首位社会学教授。——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