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权力”这个词在当代社会科学里的一般用法，有关人们生活其间的各种安排、有关构成所属时期历史的诸项事件，无论人们做出什么样的决策，都是它必然要处理的问题。超出人的决策范围的事件确实存在；社会安排也确有可能不经明确决策而发生变化。但只要做出了这样的决策（以及只要原本可以做出某些决策但其实没有），做（或不做）决策时都牵涉到谁这样的问题，就是有关权力的根本问题。

今天我们不能假定，对人的统治归根到底必须经过他们本人的同意。管理和操纵人对权力的赞同如今已跻身常见的权力手段。我们不知道这种权力的界限，虽说我们希望它确有界限。但这一点并不能抹杀如下事实：当今许多权力的成功施行并没有受到遵从方的理性或良知的制约。

当然，如今我们无须争论就明白，归根结底，强制（coercion）就是权力的“终极”形式。但我们绝不是始终处在归根结底的状况。除了强制，我们还必须考虑权威（authority，即自愿遵从的一方所持的信念使之正当化的权力）和操纵（manipulation，即无权方在无所知晓的情形下对其行使的权力）。事实上，当我们思考权力的性质时，必须始终分辨这三种类型。

我想我们必须牢记，在现代世界，权力往往并不像它在中世纪时显示的那么有权威。统治者要想行使权力，其正当化不再显得那么不可或缺了。至少对于当今许多重大决策来说，尤其是那些国际性决策，大众“说服”已不再“不可或缺”，事就这样成了。不仅如此，有权方明明可以用许多意识形态，却往往既不采纳也不使用。通常是在权力遭到有效揭露时，意识形态才会被祭出以为应对。而在美国，诸如此类的对立晚近并没有强大有效到足以引发对于新型统治意识形态的明显需要。

当然，今天有许多人虽然脱离了通行的效忠关系，却还没有获得新的效忠关系，因此对任何政治关怀都漠不关心。他们既不激进，也不保守。他们只是漠然。如果我们接受希腊人对于白痴的定义，即彻底私己的人，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出结论：许多社会里的许多公民其实就是白痴。这种境况，准确地说，这种精神境况，在我看来就是理解政治知识分子中许多现代不适的关键，也是理解现代社会里许多政治迷惘的关键。无论是对于统治者，还是对于被统治者，要让权力结构维持下去甚至日益壮大，并不一定需要思想“信条”和道德“信念”。可以肯定，就意识形态的角色而言，西方社会今日有两桩关键的政治事实：能吸引人的合法化往往缺失；大众漠然盛行于世。

无论做什么样的实质研究，持有上述权力观的人都会遇到许多问题。但帕森斯那些误入歧途的假设对我们也毫无帮助。他只是假设，每个社会都存在他所想象的那种“价值等级秩序”。不仅如此，这种假设的引申之意会系统性地妨碍我们对关键问题的清晰梳理：

要接受他的图式，我们就需要从这幅图景中读出种种有关权力的事实，这事实其实是有关所有制度性结构，特别是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制度性结构的事实。可在这种奇怪的“一般性理论”里，诸如此类的支配结构却不见踪影。

在他提供的术语里，我们无法恰当地提出以下经验性问题：在任一给定情况下，制度在何等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得到合法化。宏大理论家们提出的规范性秩序观念，以及他们处理这个观念的方式，都引导我们假定，几乎所有的权力都得到了合法化。事实上，在社会系统里，“各种角色期望之间的互补性一旦确立，其维持就不成问题……不需要任何特别的机制来说明互补的互动取向如何维持”[16] 。

在这些术语里，有关冲突的观念无法得到有效的梳理。结构性的对抗、大规模的反叛乃至革命，这些都是无法想象的。事实上，它假定“系统”一旦确立，就不仅是稳定的，而且本质上就是和谐的；用帕森斯的话来讲，混乱必然是被“引入系统” 的。[17]规范性秩序这个观念引导我们假定各种利益之间存在某种和谐，并将其视为一切社会的自然特性。在此体现出的这种观念和探讨自然秩序的那些18世纪哲人的观念颇为类似，都仿佛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点。[18]

魔术般地清除了冲突，奇迹般地达成了和谐，就从这种“系统性”“一般性”的理论中去除了处理社会变迁和历史问题的可能性。我们的时代充斥着受恐吓的大众的“集体行为”，充斥着被挑动的暴民、群众和运动，但在宏大理论家依循规范创造出来的社会结构当中，这些却都找不到一席之地。不仅如此，没有任何有关历史本身是如何发生的、它的机制和过程如何的系统性理念，可以用于宏大理论中，帕森斯因此认为社会科学也同样如此：“这种理论产生之日，也就是社会科学的千禧年降临之时。我们这个时代是不会有这一天了，很可能永远也不会有。”[19] 当然，这个断言本身相当含糊。

以宏大理论的术语来讨论任何实质问题，几乎都不能得到清晰的陈述。更糟糕的是：它的陈述不仅老是被海绵一般语义笼统的词语弄得含混不清，而且往往负载着立场评判。比如，用“普遍主义—后天获致”（universalistic-achievement）这一“价值模式”（the value pattern）的术语来分析美国社会，却毫不提及成功在现代资本主义下所特有的那些变动不居的性质、意义与形式，或是资本主义本身结构的变迁；又比如，用“支配性价值系统”这个术语来分析美国的分层，却不考虑基于财产和收入水平差异而形成的已知的生活机会的统计分布，很难想象比这些更加徒劳无益的努力了。[20]

即使宏大理论家们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讨论问题，讨论所采取的词汇和角度也在宏大理论中找不到一席之地，并且往往与宏大理论产生矛盾。我觉得这么说并不为过。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尝言：“事实上，帕森斯如此费力地从理论上和经验上分析变迁，不经意间诱导他列出了一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预设，让人困惑不已……这看着几乎像是保留了两套书，一套用来分析均衡，另一套用来探究变迁。”[21] 古尔德纳继续评论道，帕森斯在讨论战败后的德国这一个案时，建议彻底摧毁容克贵族，视之为“排他性阶级特权的案例”，并从“征召新人的阶级基础”的角度来分析公务员考试制度。简言之，整个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突然就进入了视野，并且是从颇具马克思主义色彩的角度来理解的，而不是从宏大理论所规划的那种规范性结构的角度来理解的。这倒使人产生了希望：宏大理论家还没有彻底丧失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