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上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某种思考风格趋于成为文化生活的共同尺度。不过，放眼当下，有许多思想时尚蔚为流行，却也只是各领**一两年，然后就被新的时尚所取代。这样的狂热或许会使文化这场戏更加有滋有味，但在思想上却只是轻浅无痕。而像“牛顿物理学”或“达尔文生物学”之类的思维方式则不是这样。这些思想世界个个影响深远，大大超出观念和意象的某一专门领域。无论是引领时尚的论家，还是籍籍无名的学者，都能基于这些思维方式的用语或从中衍生的用语，重新定位自己的观察，重新梳理自己的关切。

在现代西方社会，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已成为严肃思考与大众玄学的主要共同尺度。“实验室技术”成为普遍接受的程序模式和学术保障的源泉。这就是学术上的共同尺度这一观念的意义之一：人们可以基于它的用语陈述自己最牢固的信念；而其他用语、其他思考风格，似乎沦为回避问题和故弄玄虚的手段。

一种共同尺度大行其道，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思维风格或感受模式。不过它的确意味着，往往会有更加普遍的学术兴趣转向这一领域，在那里得到最明晰的梳理，一旦其得到如此梳理，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已经成功，即便不是成功找到解决之道，至少也是成功找到一种有益的推进方式。

我相信，社会学的想象力正成为我们文化生活主要的共同尺度，成为其标志性特征。这种心智品质体现于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但远远不限于我们目前所知的这些研究的范围。个体乃至整个文化共同体要获得社会学的想象力，乃需要点滴积累，往往也需要蹒跚摸索，然而许多社会科学家对这种品质缺乏自觉意识。他们似乎不知道，要做出他们可能做出的最佳研究，关键就在于运用这种想象力。他们也不明白，由于未能培养出这种想象力并加以应用，也就未能满足日渐赋予他们的文化期待，那原本是他们这几个学科的经典传统留下来的可用遗产。

不过，出于对事实与道德的关注，文学作品和政治分析通常要求具备这种想象力的品质。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五花八门，但已经成为判定思想努力和文化感受的核心特征。一流的评论家和严肃的新闻记者都很好地展示出了这些品质。事实上，两者的工作往往都是从这些角度来评判的。流行的批评范畴，如高雅趣味、中级趣味和低俗趣味，在现在的社会学意味与美学意味至少可以说不相上下。小说家的严肃作品体现着对于人类现实流传最广泛的界定，其中往往就蕴含着这种想象力，并努力满足相关的要求。借此，人们便可以寻求从历史的角度为当下定向。由于有关“人性”的意象变得更成问题，人们感到越来越需要更加密切地、更具想象力地关注那些社会惯例和社会巨变，因为它们在这个充满民间躁动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揭示着（并塑造着）人的性质。虽说时尚往往正是被应用时尚的尝试所揭示出来的，但社会学的想象力并不仅仅是一种时尚。它是一种特别的心智品质，似乎以极其令人瞩目的方式，承诺要结合更广泛的社会现实，来理解我们自身私密的现实。它并不只是一种与当代诸多文化感受力并立的普通的心智品质。唯有这种品质，它的应用更为宽广，更为灵便，并会就此做出承诺：所有这类感受力，其实就是人的理性本身，将会在世间人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自然科学作为更传统的主要共同尺度，其文化意义越来越让人怀疑了。许多人开始觉得，作为一种思想风格的自然科学有些不够充分。科学风格的思维和情绪、想象与感受，其充分性当然从一开始就面临宗教上的质疑和神学上的争论。但我们的历代科学前辈们成功地平息了这类宗教质疑。目前的质疑是世俗的，是人本主义的，往往很让人困惑。自然科学晚近的发展固然在氢弹的发明及其环球运载手段方面达到了技术上的巅峰，却并未让人感到，对于更大的思想共同体和文化公众群体所广泛知悉并深切思虑的那些问题，它能就其中任何一个提出解决之道。人们认为这些发展是高度专业化的探究的结果，这没有问题，但要觉得它们是令人惊叹的奇迹，就有些不合适了。它们在思想上和道德上所引发的问题其实多于它们已经解决的问题，而它们所引发的问题则基本全部属于社会事务，而非自然问题。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的人看来，征服自然，克服稀缺，明显几近大功告成。如今在这些社会里，科学作为这种征服的首要工具，让人觉得肆无忌惮，漫无目标，有待重估。

现代社会对科学的敬重早已徒具其表，而时至今日，与科学维系一体的那种技术精神和工程想象与其说是充满希望与进步的情怀，不如说更可能是令人惊惧、形象模糊的事物。诚然，所谓“科学”，意涵并非尽在于此，但人们恐惧的是，这样的意涵会慢慢成为科学的全部。人们觉得需要对自然科学进行重估，就反映出需要找寻一种新的共同尺度。从科学的人文意义和社会角色，到其牵涉的军事议题和商业议题，乃至其政治意涵，都在经受着令人困惑的重估。军备方面的科学进展有可能导致世界政治重组的“必要性”，但人们并不觉得这种“必要性”仅凭自然科学本身就能解决。

有许多曾经被标榜为“科学”的东西，如今被人们视为模糊不定的哲学。有许多曾经被当成“真正的科学”的东西，也常常让人觉得只不过给出了人们生活其间的那些现实的一些令人困惑的碎片。人们普遍感到，科学家不再试图描述作为整体的现实，或者呈现有关人类命运的真实轮廓。不仅如此，在许多人看来，所谓“科学”与其说是一种创造精神、一种定向手段，不如说是一套“科学机器”，由技术专家操作，受商界和军界的人控制，而对于作为精神和取向的科学，这些人既无法体现，也无从理解。与此同时，以科学的名义发言的哲学家们又往往把科学变成“唯科学主义”，把科学的体验视同人的体验，宣称只有借助科学方法，才能解决人生问题。以上种种使许多文化工作者越来越觉得，所谓“科学”只是一种自命不凡的虚幻的弥赛亚，充其量不过是现代文明中一种相当暧昧的成分。

不过，借用C. P. 斯诺（C. P. Snow）的讲法，社会上存在着“两种文化”：科学的文化和人文的文化。无论是历史还是戏剧，是传记、诗歌还是小说，文学一直都是人文文化的精华。不过，人们现在也经常提出，严肃文学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艺术。如果真是这样，那也并不只是因为大众群体的扩大、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这一切给严肃文学生产带来的影响，还要看当代历史的性质如何，以及具备鉴赏力的人们觉得需要如何把握这种性质。

在当代政治事实和历史现实面前，有什么样的小说，什么样的新闻报道，什么样的艺术努力可以一争短长？在20世纪历次战争事件面前，又有什么戏剧中的地狱景象能够与之相称？对于置身原始积累创痛中的人们的那种道德麻木，又有什么样的道德斥责足以衡量深浅？这就是人们想要了解的社会历史现实，所以他们常常觉得，靠当代文学不足以洞彻真相。他们渴求事实，追寻事实的意义，希望获得可以相信的“全貌”，并在其中逐渐理解自身。他们还想获得助人定向的价值，培养适宜的情感方式、情绪风格和描述动机的词汇。但泰纳们并不容易在当代文学中找到这些东西。关键并不在于是不是要在那里找这些东西，而在于人们往往没能找到。

从前，文人们身兼评论家和史学家的身份，会在行走英格兰或远游美利坚时撰录见闻。他们努力概括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特征，并捕捉其间的道德意义。假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或泰纳（Taine）重生当世，他们难道不会成为社会学家吗？《泰晤士报》的一位评论员就提出了这个有关泰纳的问题，他认为：

泰纳始终把人首先看作一种社会动物，把社会视为多个群体的组合。他的观察细致入微，是个孜孜不倦的田野工作者，又具备一种品质……特别有利于洞察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这种品质就是生气勃勃。他过于关注当下，从而不能成为一名杰出的史家；他过于擅长理论分析，所以无法试手创作小说；他过于推重文学，视之为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的文化档案，故此无法成为第一流的评论家……他有关英国文学的研究与其说是在探讨英国文学，不如说是在评论英国社会的道德风尚，并被借来宣扬其实证主义。全面观之，他首先是一位社会理论家。[4]

但泰纳依然算是个“文人”，而不是“社会科学家”。这或许证明，19世纪大部分的社会科学满心想的就是热忱追寻“法则”，据说这样的“法则”堪比想象中自然科学家发现的“法则”。由于缺乏充分确凿的社会科学，批评家与小说家，戏剧家与诗人，就都成了梳理私人困扰甚至公共议题的主要干将，而且往往独力担当梳理的任务。艺术的确表现出了诸如此类的情感，也能常常彰显它们，并以戏剧性的犀利见长，但仍然不具备思想上的明晰，而这是人们今天理解或缓解这些困扰和议题所必需的。现今的人们如果要克服自己的不安与漠然及其所导致的各种棘手苦恼，就必须直面这些困扰和议题，而艺术并没有也无法将这些情感梳理成涵盖它们的问题。事实上，艺术家对此往往也没有兴趣。不仅如此，严肃的艺术家本人就深陷困扰。在这方面，借助社会学的想象力而变得生气勃勃的社会科学有望在思想和文化上助上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