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民族生存危机的加剧，中国的印刷媒体开始承担新的时代使命，那就是传播民族主义。这意味着，当时的媒介都不可避免地被时代赋予了政治意义。无论是政治媒体，还是商业媒体，都直接或间接地承担了新的时代救亡的政治意义。时代赋予中国现代印刷业一个救亡角色。像许多早期口岸城市的报刊一样，1897年创办的商务印书馆也具有浓厚的宗教背景。商务印书馆是一个生产精神产品的现代印刷企业，它在19世纪末的应运而生，也是人类文明生活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开张时，不过是一家小小的印刷厂。其最初的投资人共七位，这七个人都是基督徒，大部分是上海清心书院的学生。清心书院是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办的学校。[2]清心书院是带有慈善性质的学校，对所招收的学生免收学费，还附设印刷工厂，名叫清心书馆。该校学生可以在清心书馆打工维持生计，顺便学习印刷技术。美国长老会还把清心书院、清心书馆与其礼拜堂——清心堂融为一体。在书院读书的学生自然都会参加清心堂的宗教聚会，学习基督教经文。

清心堂牧师鲍哲才的子女都在清心书院读书。他的两个儿子鲍咸恩与鲍咸昌是书院的学生，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清心书院的张桂华、夏瑞芳。他们四人，联合鲍咸昌岳母家的郁厚培、美华书馆的高凤池（也是清心书院的学生）、上海电报局的沈伯曾，总共七人，筹资创办了商务印书馆。这七个人中，除沈伯曾是天主教教徒外，其余六人全部是美国长老会的新教教友。[3]从血缘关系上看，鲍家的影响最大，七人中有五人与鲍家有姻亲或者血缘关系。

作为美国长老会的教会学校，清心书院当然以传教为其宗旨。清心书院的美国老师与中国学生相处融洽，彼此之间都有美好的印象。1891年，在清心书院任教10年的美国教师斯德胜回国。清心书院的中国同人以“中国冠服赠别”，并赋诗一首，其中曰：“云帆东指海漫漫，携手河梁欲别难；赠子愧无吴缟带，还乡共识汉衣冠”[4]。从更广阔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清心书院所培养的鲍家子弟以及高凤池、夏瑞芳等人，恰恰成为沟通中美文化的桥梁。他们发挥桥梁作用的平台，就是上海商务印书馆。

虽然印刷技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但是近代印刷技术却起源于西方。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欧美传教士大量来华，他们为传播圣经，纷纷在华开设书局，将近代印刷技术引入中国。例如，1844年美国传教士创办华美书馆，1869年天主教会创办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876年英商美查（Major）创办别发印书馆，等等。商务印书馆正是在此背景下创办的。欧美传教士和洋商的到来，进一步推动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使得英语成为一门日益重要的语言工具。有志于中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人士，越来越认识到学习英语的重要性。但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很好的英语学习辞典。商务印书馆的几位创办人夏瑞芳、鲍氏兄弟因在美国人的教会学校读过书，他们对英语学习的潜在商机敏感。于是，夏瑞芳等人在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后，就出版了《华英初阶》。这是一部方便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词典。这个词典为英语单词配备汉语解释，被英语初学者视为进入英语世界的捷径。[5]商务印书馆也凭借《华英初阶》等读物，获利颇丰，这对于日后的发展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是，商务印书馆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不仅需要一流的出版人才，而且需要引领时代潮流。这里的关键人物就是近代著名的出版家张元济。

一、塑造公共领域：理性的民族主义提倡者

在近代众多的印刷企业中，商务印书馆之所以卓尔不群，就在于它有一个强烈的时代使命，那就是以培育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为己任，并在这个公共领域中充当中国理性的民族主义的提倡者。英雄造时势，商务印书馆能够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出版业领袖，关键在于该馆有一个灵魂人物。此君，当然非张元济莫属。[6]

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时代正是近代中国的过渡时代。这是中国由传统的“儒教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转型阶段。儒家意识形态逐步丧失其统治地位，代之而起的是来自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过渡时代的中国，掌握话语权的是以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蔡元培等为代表具有新观念的士绅群体。张元济就是这个转型阶段的士绅群体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张元济（1867—1959年），浙江海盐人。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892年中进士，点翰林。在京期间，张元济与文廷式、汪大燮、徐世昌等翰林往来密切，谈论国政。1896年，张元济担任总理衙门章京，并与精通西学的严复成为好友。在此期间，张元济学习英语。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士大夫。1896年6月26日，张元济的好友蔡元培曾作诗一首，表达了他们忧心国事的情怀，其诗中曰：“人生识字始生忧，百感茫茫不自由。”[7]张元济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参加者。戊戌政变之后，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8]于是，张元济离京南下，到上海执教于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总教习为蔡元培，学生中有黄炎培。[9]1902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随着张元济的加盟，商务印书馆在清末民初中国出版界的领袖意识也由此确立起来。

要明白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界的领袖地位，首先就要清楚张元济的传播思想及其关怀所在。戊戌变法的失败，给张元济的思想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让他意识到，要从根本上实现中国的改革目的，必须从教育入手。1899年11月，张元济在上海会见了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在笔谈中，张元济表示，他要把精力放在教育事业上，因为此乃培育人才的前提。[10]教育救国是张元济理性的民族主义观念的体现。为了这一理想，他在上海南洋公学执教；也因为民族主义观念，他不愿意忍受南洋公学的监院美国人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的欺负，而离开南洋公学。[11]既然不能从事直接的教书育人工作，张元济转念从事于方兴未艾的印刷传播事业。张元济对印刷媒体是不陌生的。在此期间，维新派背景的《时务报》、《清议报》和《开智录》等刊物在启蒙国民观念方面所做的宣传工作，已经在中国官绅群体中产生重大影响。在此风气感染下，办报已经成为19世纪末中国开明士绅的一个新选择。

1902年1月，张元济联合蔡元培、温宗尧、徐珂等人创办了《外交报》。张元济担任董理（即主编），其编辑队伍由蔡元培、温宗尧、徐珂等人组成。[12]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份以“外交”命名的杂志，反映了张元济和蔡元培等晚清士绅对中国命运的关切之情。他们想通过这份刊物来培育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弘扬理性的“民族主义”。蔡元培在为《外交报》准备的“叙例”中，指明其宗旨是：“荟我国自治之节度，外交之政策，与外国所以对我之现状，之隐情，胪举而博译之，将以定言论之界，而树思想之的，为理论家邮传，而为实际家前驱。”[13]虽然蔡元培撰写的“叙例”未被采用，而最终刊出的“叙例”出自张元济的手笔，但是这两个“叙例”的精神理念是一致的。[14]《外交报》彰显了张元济等创办人的明确的国家意识。[15]单从这份刊物的“栏目”中，就可以看出张元济等人的“他国意识”和“本国意识”是如何的鲜明强烈。《外交报》分为“论说”“文牍”“外交纪闻”“译报”“外交家传”等栏目。每栏目所刊登的内容，都与内政、外交或国际时事有关。

随着张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他所创办的《外交报》也逐渐成为商务印书馆旗下的一份刊物。这份刊物先是由商务印书馆代印和经销，不久改为由商务印书馆总经销，所以《外交报》历来都被认为是“商务印书馆的刊物”[16]。从1902年1月到1911年1月，《外交报》连续刊行10年，共出版300期，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份以国际问题为主要评述内容的刊物，深受晚清朝野官绅的重视。《外交报》的创刊正值1901年《辛丑条约》签署之后。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及其对中国外交造成的负面影响，令张元济等人深恶痛绝。中国人的盲目排外，主要出于对国际大势的无知。于是，张元济通过《外交报》来提倡他的理性的民族主义。此即，他所谓的“文明排外”。张元济把文明排外视为《外交报》的创办宗旨，他说：“当世君子诚欲审国势，洞外情，出文明手段，以尽排外之天责，于吾此报，当不无涓壤之助。”[17]

张元济还是清末“国民外交”理论的重要提倡者。今人要理解“国民外交”不能脱离当时的语境。张元济所提倡的“国民外交”之“国民”，其实是指他们所代表的士绅群体。张元济的“国民”与梁启超笔下的“国民”并无二致，首先是指张元济和梁启超等人所代表的开明的晚清士绅群体。国民外交意识的提升，不过是张元济等晚清士大夫意识的一种政治表现。国民外交意识和士大夫意识，都是一种精英意识。张元济的精英意识，体现在外交上，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他的国民外交理念也是由此生发出来的。张元济为《外交报》撰写过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即《论民气之关系于外交》。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张元济的精英意识。他说：“积民而成国，国有外交，即国民与国民之交涉也。国民不能人人自立于外交之冲，于是有外交当局者以代表之。代表者，所权之利害，即国民之利害也；所执之政策，即国民之政策也。”[18]

《外交报》是商务印书馆总经销的所有刊物中，唯一的一份以“外交”命名的刊物。虽然名为“外交”，其实并不以研究“外交”为主，而主要是介绍国际动态。[19]这份刊物提倡的“国民外交”理念以及理性的民族主义精神，集中体现了张元济对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精神的影响。外交事务属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公共政策范畴。清末民初，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中国的国家主权日益受损。在此情势下，外交问题最能激发读书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故而，这份刊物最能彰显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同人对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之形成的关切。除《外交报》之外，商务印书馆也发行《东方杂志》《法政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绣像小说》《妇女杂志》等刊物。这些刊物成为商务印书馆所构建的公共领域的基石。[20]

当然，晚清公共领域的形成，是由诸多合力促成的。不过，商务印书馆所发行的诸多刊物确实是晚清公共领域形成中的重要媒介资源。在晚清公共领域中，各种思想观念充斥其间。其中既有革命党章太炎等人所提倡的激烈的排满主义，也有维新派梁启超所提倡的改良主义，而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所提倡的显然是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他们虽然不直接参与政治改革，却认为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一切改革的基础。换言之，商务印书馆所从事的工作是一个潜移默化的系统性的社会教育工作。他们所培育的是未来新中国的国民。这个新国民不再是传统教育模式下的“奴性十足的臣民”，而是“具有独立精神的新国民”。他们将从“被统治者”成长为积极参与政治的爱国者。[21]在通过印刷业来影响国民教育方面，商务印书馆算是一个开创者。

1904年1月23日，张之洞等大臣拟定的《初等小学堂章程》在报上正式公布。[22]上海商务印书馆及时出版了小学堂使用的《最新国文教科书》。这套教科书，配有多幅插图，印刷精美，出版之后，供不应求。这部教科书是张元济、高凤谦以及日本教育专家长尾槙太郎等人共同切磋、集思广益的结果。[23]商务印书馆的这套教科书，发行10余年，其发行量占据全国发行量的60%。[24]在这套教科书中，还有蔡元培、高凤谦和张元济三人合编的《最新修身教科书》。这部教科书摈弃了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增添了爱国、平等、博爱等政治观念。[25]通过这一套新的政治价值系统来培育理想中的新国民。

晚清末年的商务印书馆通过出版教科书，提高国民教育层次，充当社会变革的进步力量，其功不可没焉。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中国政局失控，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地发生。在混乱的政局下，出版业与政治更加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就商务印书馆而言，其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该馆创始人夏瑞芳因卷入政治旋涡而被刺杀。

二、夏瑞芳之死：商务印书馆的应对

1914年1月10日晚六点半左右，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从英租界河南路发行所走出来，在准备登上他的黄包车回家之际，突遭枪击。当即，夏瑞芳被送到仁济医馆医治。无奈，夏瑞芳伤势严重，当晚7时在医院殒命。[26]夏瑞芳是商务印书馆的重要创办者，他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这样一个出版界的领军人物，缘何被刺杀？他的死亡对商务印书馆日后的发展又将造成何种影响？凡此种种，引人深思。

在商务印书馆的七位创办者中，夏瑞芳资历最浅，但他最有气魄，富有管理能力，故而成为创办者中的“中心人物”。[27]正是由于夏瑞芳的关系，张元济才得以加盟商务印书馆。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等级观念仍然很强。以夏瑞芳为代表的商务印书馆的几位创办者，从其出身来看不过是美国教会学校的学生，在士绅主导的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是没有多高的社会地位的。如果没有张元济的加盟，商务印书馆就不会引起社会的重视，其发展自然就要受到限制。但是，夏瑞芳结识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张元济是如何加入商务印书馆的呢？张元济本人回忆说：“昔年元济罢官南旋，羁栖海上，获与粹翁订交，意气相合，遂投身于商务印书馆。”[28]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与他的传播思想有关。1917年2月20日，张元济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谈到出版的重要性，他说：“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29]。在关键的时刻，引进张元济，是夏瑞芳的一个重要贡献。

夏瑞芳创办编译所，聘请张元济主持。夏瑞芳能开时代风气之先，超前重视小学教科书的编写，恰恰是小学教科书使商务印书馆获得了巨额利润。因此，蔡元培称赞他说：“尤所聚精会神以从事者，实为小学教科书。其事在我国为至新。虽积学能文之士，非其所习，则未易中程式。”[30]夏瑞芳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品德高尚，为人谦和。别人不愿意处理的棘手事务，他都能知难而上，用心解决。

在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1903年与日本最大的教科书出版商——金港堂的合资。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夏瑞芳考虑到“中国的印刷术和编辑经验都很幼稚，非利用外资兼取法其经验不可”，于是决定与日本金港堂的代表原亮三郎和山本条太郎等人签约，中日合办商务印书馆，将商务印书馆改为有限公司。[31]根据合同，商务印书馆与金港堂合资，而“用人行政一律归华人主持，所有日本股东均须遵守中国商律”；到了1909年，日方不再担任董事。商务印书馆与金港堂合作10年，到1914年结束。商务印书馆与金港堂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但是，中华民国建立后，民族主义高涨。商务印书馆有日股一事，被揭露出来，引起公众舆论的抨击。于是，总经理夏瑞芳不得不东渡日本，与日方股东谈判。最后，日本股东同意退出商务印书馆。1914年1月6日，双方签订了清退日股协议，条件是多付日方股本的21%，近8万元。[32]1914年1月10日，商务印书馆刊登广告，宣布“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购回”，商务印书馆现为“完全本国人集资营业之公司”。[33]但是，就在当天下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被暗杀了。

巧合的是，夏瑞芳被暗杀和商务印书馆刊登收回日股的广告都发生在同一天。故而，社会上传说夏瑞芳之死，与收回日股有关。其实，夏瑞芳之死与收回日股没有任何关系。夏瑞芳遇刺时，他的马车夫胡有庆正在旁边。胡友庆见主人被刺，立即大声呼喊，追捕凶手。很快，凶手被警察抓住。凶手供认是由周栖云指使的。1914年2月20日下午，凶手被处决。但是，所谓的指使者周栖云仍然逍遥法外，幕后真凶到底何人，尚待追查。[34]不过，商务印书馆领导层对于夏瑞芳的死因，是有一定的看法的。

1914年1月10日傍晚，商务印书馆董事郑孝胥到上海宝山路的同事高梦旦的新宅中用餐，刚入座，就有人来通报说：“夏瑞芳于发行所登车时，被人暗击，中二枪，已入仁济医院。”其后，商务印书馆高层召开紧急会议，认为“此即党人复闸北搜扣军火之仇也”；同时，众人决议：“公司镇定如常”，张元济宜躲避起来。[35]这里的“党人”指孙中山、黄兴和陈其美所代表的革命党人。为何商务印书馆内部认定夏瑞芳之死与革命党人有关？此事颇有来头，要从1913年的二次革命说起。

1913年7月，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以“宋教仁案”为借口，发动了二次革命。革命党人控制的安徽、湖南、江西、江苏等省纷纷宣布独立，而上海也是重要的交战区。对于二次革命，商务印书馆因营业之关系，是反对战争爆发的。在袁世凯政府与孙中山的革命党人的冲突中，商务印书馆偏向袁世凯一方。1913年7月15日，商务印书馆召开董事会，会上叶揆初说，“九江乱事，乃袁世凯派兵来南之好机会也”；六天后，郑孝胥在7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来袁军守制造局，党人军欲战，调停未定，气象甚恶，将有浩劫”；同日，郑孝胥还透露说，萨镇冰来商务印书馆，请求总经理夏瑞芳去劝说岑春煊，不要支持孙中山与黄兴。[36]在此期间，上海发生战斗。孙中山与黄兴的革命军要攻打上海制造局，战火波及商务印书馆在闸北的印刷厂。1913年7月25日，商务印书馆召开董事会，讨论应对上海战火的问题。在会议上，总经理夏瑞芳报告说：将孙中山、黄兴、岑春煊和陈其美驱逐出租界，已经决议。其后，商务印书馆请求租界“万国商团保卫闸北”。7月29日，租界工部局准备驱逐闸北革命党控制的警察机关，导致闸北革命党扬言报复，宣称“印书馆引致外兵，声言欲攻印刷所”[37]。很快，二次革命被袁世凯的军队镇压下去。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人逃离上海。但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等人在二次革命中反对革命党的作为，却引起了革命党的仇恨。

1913年8月28日，革命党投书给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扬言要加害虞洽卿、夏瑞芳和张元济等人。当天早晨，虞洽卿宅邸被人投炸弹，只是未中。[38]其后，商务印书馆方面一直担心革命党人的报复，为之惴惴不安。1913年9月29日，郑孝胥记载：“外间消息颇急，革命首领皆将回沪。”[39]正是在这种恐惧状态下，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在1914年1月10日晚被暗杀。所以，根据以往的经历，以郑孝胥为代表的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很自然地将夏瑞芳之死，归结为革命党的报复。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张元济也曾是革命党人扬言报复的对象，他是如何看待夏瑞芳之死的呢？在夏瑞芳遇害一个月之后，张元济致信给身在欧洲的好友蔡元培，他在信中谈到了夏瑞芳被刺杀一事。张元济告诉蔡元培，夏瑞芳是为人“出资雇来的凶手所杀”。至于夏瑞芳被杀的原因，张元济告诉蔡元培：“说者谓原因由于闸北一役，以私见揣之，未必尽确”[40]。也就是说，张元济对于商务印书馆董事郑孝胥等人坚持的“党人暗杀说”，是持保留态度的。关于夏瑞芳的死因，张元济有自己的主见，他告诉蔡元培，夏的死“皆由于同行嫉妒”[41]。然而，张元济真的相信他自己的说法吗？

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元济对夏瑞芳的死，一再讳莫如深。恰恰证明夏瑞芳之死，绝非是他所说的此皆由于“同行嫉妒”那么简单。1917年7月10日，时任商务印书馆监理的张元济突然接到消息说，上海租界巡捕房已经抓获了当年刺杀夏瑞芳的指使人周栖云，要求商务印书馆提供当年的凶案见证人、夏瑞芳的马车夫胡有庆，进行质证。但是，张元济要求商务印书馆内部，“千万不可告知”胡有庆的下落，对巡捕房只能说“现在不知去处”。实际上，胡有庆当时正在商务印书馆的分馆工作。张元济为何要隐瞒胡有庆的下落，而不让他出庭作证，以为死去的夏瑞芳伸冤呢？张元济的理由是，“此事于夏瑞芳无益”，而且对夏瑞芳的夫人“有损”，对公司“也有损”。[42]张元济担心的正是遭到“暗杀党”的再次报复，所以为顾全大局，只能息事宁人。

夏瑞芳之死，对商务印书馆在民国之后的运作是有深远影响的。那就是使得主政的张元济等人尽量让商务印书馆远离政治冲突的旋涡，坚守纯粹的“商业主义”。[43]但是，在那个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年代，商务印书馆要想彻底远离政治，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商务印书馆在表面上远离政治，在实际上却经营了一个牢固的权势网络。正是这种隐形的权势网络让商务印书馆在北洋时期立于不败之地。

三、商务印书馆的权势网络

如果说晚清时期是商务印书馆的奠基时代，那么北洋时期则是商务印书馆的黄金时代。从1912年到1925年，短短10余年间，商务印书馆的发展突飞猛进。如下这些史实，足以证明商务印书馆在北洋时期的发展是如何迅猛。1912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河南路建立发行所新楼。1914年，商务印书馆收回日本股份，成为完全的华资企业。1914年和1916年，商务印书馆分别在香港和新加坡开设分馆，向南方拓展业务。1924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天通庵路开设第五印刷厂，另外建立香港印刷厂，并在北京、沈阳、黑龙江、重庆、云南、广州、厦门等地设立分馆34家。至此，商务印书馆拥有各类印刷机1300余部。到了1925年，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的员工有4000余人。[44]尽管北洋时期军阀割据，内战不断，为何这个时代仍成就了商务印书馆的辉煌？个中原因，何在？

北洋时期之所以成为商务印书馆的黄金时代，与商务印书馆自民国初年以来所构建的一个庞大的权势网络有关。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可以说是顺应了时代潮流，但商务印书馆在中国政界、学界和报界所经营的权势网络也不容忽视。作为一个现代印刷企业，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印刷和销售等环节，都需要一个可资利用的关系网做支撑。幸运的是，商务印书馆的人脉资源是特殊的历史机缘造就的，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1912年，张元济的好友蔡元培担任民国政府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就任之后，在1912年1月19日制定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以及课程标准，由教育部转发各学校一体遵行。根据《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全国的普通教育学校都要使用符合“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根据蔡元培公布的上述办法，商务印书馆原来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因没有“忠君思想，也无尊崇清朝的文字”，故而可以继续发行使用。[45]事实上，参与制定《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课程标准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和蒋维乔都是商务印书馆的旧人。[46]

正是凭借与民国初年教育部的上述密切关系，商务印书馆反应迅速，很快推出了符合教育新宗旨的共和国教科书64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应用共和国教科书连印300余次，销量达七八千万册。[47]教科书的海量发行，为商务印书馆赢得了巨额利润。到了1913年初，商务印书馆股东因小学教科书销势太旺，决定在原有资本80万元的基础之上，升值40万元，再招股30万元，总计达到150万元资本。[48]关于商务印书馆与民初教育部的关系，沈尹默说得好：“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民元教育部时代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等人包围（这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得教育部批准，规定各学校通用，就此发大财）”[49]。

蔡元培与张元济的私交非常深厚。在蔡元培发生经济困难的时候，张元济总是给予慷慨的资助。1912年1月，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的时候，办公经费不够。张元济伸出援手，允诺代筹教育经费。当年9月，蔡元培赴德国留学之前，就住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由张元济代表商务印书馆预支他3个月的薪水，维持生计。1913年二次革命之后，蔡元培在欧洲的生活，也是由张元济以为商务印书馆编书的名义，每月送给200元酬劳费来维持。[50]1916年12月26日，时任总统的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任不久，聘请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将《新青年》搬到北京大学来办。在蔡元培校长和陈独秀《新青年》的号召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兴起。北京大学于是成为全国新文化活动的枢纽。[51]在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遥相呼应，为新文化运动助力。在五四运动中，张元济支持印书馆的职工罢工，主张给罢工工人发工资，还给上海学生联合会捐款500元，作为活动经费。[52]

五四运动前，时任教育部总长的袁希涛与商务印书馆也是关系密切。在1919年9月4日，袁希涛被免职之后，蒋维乔出面请求商务印书馆，每月资助袁希涛200元津贴，委托他调查各省学校用书，以解其困。[53]这位袁希涛原来是江苏省教育会领袖黄炎培的心腹。[54]黄炎培是蔡元培和张元济早年在南洋公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由于这层密切的师生关系，袁希涛也是北大校长蔡元培所器重的后辈。曾在民初教育部任职的鲁迅说，1912年以后蔡元培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55]自1905年江苏省教育会成立后，袁希涛就成为该会的核心成员，辅助张謇、黄炎培等人处理会务。[56]民初蔡元培执掌教育部，袁希涛在黄炎培的推荐下，到教育部任职。[57]通过这些复杂的人事关系，商务印书馆与江苏省教育会、北京教育部、北京大学在民国初年，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在这个权势网络中，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其校长蔡元培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存在与否，直接牵涉到各方的利益。

故而，1919年5月4日北京学潮爆发之后，皖系军阀把持的北洋政府异常恼怒，令蔡元培的北大校长地位岌岌可危。1919年5月7日，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沈信卿来找教育界元老严修，向其出示教育部次长袁希涛的电文，其意说：“恐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地位动摇，欲先生速返北京维持”[58]。严修请沈信卿转告袁希涛说：“蔡地位不至动摇，一时不能入京”[59]。5月29日，教育部袁希涛密电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告知：“大学情形极复杂，日内孑老来，恐亦难处理……如尚有方法，当再电告。”[60]6月初，上海发起三罢运动，声援北大校长蔡元培。商务印书馆考虑到其与蔡元培的密切关系，也支持其职工罢工，并捐款给学生会。[61]

如果比较一下张元济对待康有为和孙中山等其他政治势力的疏远态度，就可以更加明白商务印书馆与北大、教育部和江苏省教育会的密切关系了。1918年1月23日，康有为要求商务印书馆代售他的《不忍》杂志及其所著图书，遭到了张元济的婉言拒绝。[62]1919年4月14日，孙中山委托卢信公携带《孙文学说》书稿到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的办公室，要求出版。其后，商务印书馆领导层开会商讨孙中山书稿的出版事宜。在讨论时，高梦旦认为“恐有不便”，张元济也主张“不如婉却”。最后，张元济回访卢信公，退还《孙文学说》书稿。张元济对卢信公婉言解释说：“政府横暴，言论出版太不自由，敝处难与抗，只可从缓。”[63]商务印书馆为何对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敬而远之呢？从根本上说，张元济代表的商务印书馆与孙中山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权势系统。作为一个现代印刷企业，商务印书馆必然依赖既有的权力系统，如北京教育部、北京大学和江苏省教育会，通过与维持现有秩序的权力系统合作，商务印书馆的利益才能最大化。孙中山所代表的是与现有政治权力系统对抗的破坏力量，故而张元济选择敬而远之。这是一个明哲保身的办法。在那个动**的年代，不失为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