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十分关心的有志青年，学生时代的对时事政治始终有着强烈的兴趣，并以很高的热情一直关注着政局的演变。寻诸思想发展的脉络，有一个从信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向马列主义逐步转变的曲折过程，并在对各种主义进行反复比较后才最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还是在湘乡驻省中学求学时，有一天在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读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广州黄花岗举行反清起义并有72人遇难的消息，心情非常激动。通过阅读《民立报》，他还了解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革命主张，深为赞同，由此公开发表了他平生的第一次政见：推翻清王朝，建立新的民国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总统，康有为当政府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为了表示与的清政府彻底决裂，在湘乡驻省中学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还和一些积极分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其他十多个已答应剪辫子却还在犹疑不决的同学的鞭子给强行剪掉了。

1911年10月，爆发了埋葬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武昌起义。青年为形势所鼓舞，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他不愿当学生军，而是加入湖南新军25混成协50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

在当兵期间，他把每月7元军饷中的大部分都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了解时事政治。有一天，他从《湘汉新闻》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虽然这仅是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所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却很有兴趣地同士兵们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写信给几个同学提出应该研究这个问题，但响应者寥寥无几。

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大多数省份相继宣布独立，不久清王朝宣布退位。虽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不久即被被袁世凯所篡取，但当时的却认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便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是青年开始形成、确立人生理想的重要阶段。1915年9月，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提出治学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此前的一封信中，他还提出“齑其躬（即便是自己鞠躬尽瘁）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提出确立人生理想，必须要首先找到真理，然后再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尽管此时的对什么才是他所要真正寻找的真理尚不很清楚，但他提出要为人生确立一个正确的奋斗目标并为此而不懈奋斗的思想却是十分正确的。

在一师读书期间，做的另外几件带有政治色彩的事情有：反对当局的媚日外交，反对袁世凯倒行逆施、恢复帝制的复辟丑行，举办工人夜校，成立新民学会等等。在分析中日关系时，明确提出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并不会改变日本军国主义既定的侵华国策，并断言：“二十年内，（中日两国）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在得知日本政府强迫中国签定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恢复帝制想获得日本支持准备接受除个别条款外的大多数要求时，当即编印并广为散发了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一本小册子，他在封面上写下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激昂文字。

长沙当时是工人相对集中的一个城市，在一师附近就有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炼厂等几家企业，粤汉铁路的一些职工也常住长沙。为了解决广大工人遇到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的实际问题，一师及附小曾举办过工人夜校，但由于管理不善，没有坚持下来。就任校友会总务后，提出要重新举办工人夜校。先后三次书写、印刷了大量宣传招生广告，并在街上醒目位置和交通繁华地段广为散发和张贴，还曾请过警察协助散发，但起初几乎无人响应，在找出其中存在的原因后，决定和部分同学一起直接到工人的居住地去进行宣传。在听了等人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宣传说明后，工人们的热情一下子被激发了起来，报名十分踊跃，很快就超过了原定的招生规模。

工人夜校开设国文、算术和常识三种课程。国文和算术相当于技能教育，而常识则侧重于精神方面。国文内容分认字、短文、便条、写信等；算术以珠算为主，辅以笔算；常识则包括历史、地理、卫生、政法等科目。本人给学员们讲授历史课。工人夜校一直继续到从一师毕业时为止。通过举办工人夜校，对工人的实际生活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取得了联系工人的初步经验，建立了同工人阶级的最初的感情。

从1916年起，与同学们讨论得最多的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经常参与讨论的有15个人左右，一共讨论了上百次之多。讨论的结果使他们认识到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他们还逐步认识到了“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于是，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于1917年冬，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大概是受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的影响，等决定将这一组织命名为“新民学会”。1918年4月，新民学会正式成立，通过了由起草的会章。由于萧子升不赞成激烈变革，主张温和改良的思想，经过反复讨论，学会最后决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可见学会成立时是一个改良主义的组织。学会还规定了“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等五条纪律。萧子升被选为总干事，等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留学，实际主持会务。

此时的思想还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主张要从本源处着手，对中国社会做一根本改造。他指出：“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他因此大声疾呼：“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他主张要“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另一方面，他此时所说的大本大原，因受杨昌济的影响，主要是指人心，属于思想道德层面的东西。可见，此时的思想主张仍然深受着唯心主义的影响。不过，强调思想道德对改造客观世界的重要性，为日后他强调树立起对马列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仰，并用它来改造主观世界、变革客观世界，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新民学会成立三个月后，等就发现改良主张的不可取。他们以业师杨昌济先生的经历为教训，深刻地指出：“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

1918年8月，和一帮湖南的有志青年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首次来到北京。为获取一个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杨昌济先生推荐，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职责是打扫房间并登记阅览室新到的报刊和来馆读者姓名。与北大教授每月二三百元的收入相比，月收入只有8元的，由于可以阅读到各种新出版的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对此工作还是觉得颇为称心。

当时的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办得非常活泼有生气，各种新思想新学说竞相提出，社会活动丰富多彩，给以很强烈的新鲜刺激感。参加了新闻学和哲学研究会。他结识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和李大钊等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演讲，阅读了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对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开始有了具体的了解。同时也阅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思想上很有触动。

半年后，湖南的学生相继出国了，认为欲改造中国首先必须对本国的情况有一番深入的调查研究，而没有一起出国。不久，因母亲病重，返回长沙。

返回长沙一个月后，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积极参加并实际领导了湖南学生的爱国运动。5月底，在的组织领导下，湖南成立了新的学生联合会。6月3日，长沙20所学校统一举行了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6项要求。7月9日，学联发起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加强了对湖南各地爱国运动的具体领导和组织协调工作。

本人则专心于创办《湘江评论》的工作。7月14日，杂志正式创刊，“以宣传新思潮为主旨”。主张要用“平民主义”来“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并明确提出了“民众的大联合”的思想。当然，此时的他还不赞成暴力革命，认为强权者也是人，如果用强权来打倒强权，结果得到的仍是强权。

五四运动的爆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引起了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的分歧。胡适和李大钊展开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对这场争论的实质似乎并未有完全清醒的认识，但向来注重解决本源问题的他，很自然地认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但是，一贯注重实际的他不但不反对研究实际问题，反而身体力行地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提出了70多个在他看来急需要加以研究解决的实际问题。这说明，此时的思想上仍然是矛盾的。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五四前后，他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他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

事实正是这样。此时正热中于在湖南搞新村建设这类改良主义的大试验。五四时期，在思想界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中，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还有社会改良主义，如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等。在小生产如汪洋大海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有着很大的传播市场。也深受其影响。

1918年6月，从一师毕业后，曾和蔡和森等人在岳麓山脚下建立过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他们在这里自学，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自己担水拾柴，生火做饭。到北京后，他在《新青年》上读到周作人发表的《日本新村》一文。文章说，新村“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北大学生也曾组织过三个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

回到湖南后，继续着他的新村实验计划。1919年12月，他把计划中的“学生之工作”一节向社会公开，描绘了他所设计的理想社会蓝图：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病院，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等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他认为，这一改造中国的“新村”计划，“陈义不高，简而易行”，收效很快。

但是，的这一计划，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给打破了。于是，他积极投身到了驱张运动中来。皖系军阀张敬尧于1918年3月就任湖南督军后，无恶不作，不仅纵兵抢劫，滥发纸币，强种鸦片，苛索军饷，而且钳制舆论，操纵选举，严厉镇压人民的反抗运动。湖南人民从心底里发出了“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悲怆呼声。

巧妙地利用军阀派系间的矛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他不仅在长沙组织学生罢课，而且还派出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彬州、广州和上海等地请愿联络，揭露张的统治罪行。他本人也到北京进行活动。在北京，他经过多方联络，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并高度重视新闻舆论的作用，成立平民通讯社，起草发出了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等，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

在的积极活动下，张敬尧的暴行逐渐为世人所知晓。谭延闿趁势率湘军于1920年6月攻入长沙。但驱张运动后的湖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出了湖南实行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在长期的武人专政下，中国的情况被弄得太糟糕了，一时还没有总解决的可能，不如“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建设”，等10年20年各省都建设好了，再搞总革命。恰在此时，谭延闿为抵制北洋政府的“武力统一”，巩固自己在湖南的统治地位，并收买民心，也打出了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招牌。但是，很快就看出了谭延闿的真正用意，便利用谭的姿态，提出湖南人民所要求的“湘人自治”，是由工农做主，而非“湘人治湘”，由少数人做统治者，把平民当被统治者，当奴隶。要学习俄国，“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但是，此时的关于“湖南自治”的主张，在本质上不过是其新村实验的扩大化翻版。

但是，即便是这种改良主张，也为当权者所不容，赵恒惕就任湘军总司令后，公开对力主湖南自治的施加压力，污蔑他破坏秩序。由此认识到：“政治改良一涂（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并指出，驱张和自治都“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而应当明确地树起主义的旗帜，“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

此时的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认识，固然是由于实际斗争的教训所致，同时也与他第二次的北京之行所受到的进一步的思想洗礼有着重要关系。

到北京后，曾与当时正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有过频繁的接触。后来曾回忆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受李大钊的影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并密切关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意留心搜集和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他还和邓中夏、罗章龙等一起举办了“亢慕义斋”（意即小室），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宣言》。此时虽然对“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但随着他对马克思主义了解的增多，越来越被这一科学真理所吸引，特别是在他到上海同陈独秀会晤后，思想方向更趋明确。

1920年4月，从北京起程前往上海，一方面是同在那里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商量由他参与发起成立的“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另一方面为湖南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送行。途中，特地参观了孔子的家乡曲阜，还专门去登了泰山。

到上海不久后，专门找了陈独秀谈了自己的打算和目前正在做的主要工作，特别是向陈汇报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询陈的意见。性格率真的陈独秀也向毫无保留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和思考。这次晤谈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他曾回忆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他对俄国的情况格外关注，并心向往之。他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去法国勤工俭学，要去就去俄国留学。因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

回到长沙后，针对“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的状况，决定创办文化书社，传播新文化。他认为：“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不久，他就和何叔衡等人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因此文化书社很自然地以经营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俄国情况的进步书刊为重要内容。

经推荐，湖南《大公报》连续转载了上海《》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国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在湖南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俄罗斯研究会还先后介绍、任弼时、萧劲光等十多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到俄国留学。

经过实践斗争的不断磨练并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后，逐步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到了1920年夏天，他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此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

此时，留学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中间为今后的选择发生了尖锐的分歧。蔡和森主张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其中，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提出中国必须“要组织党——”，并希望“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而萧子升则“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以教育为工具”。接信后，明确表示对萧子升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历史上“凡是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920年底，回国的萧子升又带来了蔡和森的另一封长信。信中进一步详细阐述了成立及其国际组织的必要性，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在复信中，再次明确表示完全赞成蔡和森的主张，并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1921年1月初，新民学会召开新年大会，讨论学会今后的发展方向。以为代表的多数人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说明新民学会已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并且开始在长沙着手筹建党的组织。

接着，便积极投身到改组新民学会、组织湖南小组，参与创建中国的活动中去了。

陈云也是在经过不断地比较、反复以及革命斗争的洗礼后，才确立了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的。他在延安时曾回忆说：“我先是相信吴佩孚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最后才相信，因为经过比较，认识到是最好的主义。”

陈云在颜安小学高小部毕业后，因无钱继续读书，经张子恭老师的推荐，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上海虽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城市，但学徒的生活和工作是极为辛苦的。陈云在发行部当练习生，营业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长达12个小时。新来乍到的陈云每样工作都得从头学起，什么脏活重活都得干。陈云只能在干完工作后，才有时间研读当时出版的各种进步书籍。

同在湖南的一样，一开始陈云也无法分清哪种思潮是完全正确的。当时在舆论界有一些人为了迎合读者的心理，不断在书刊上贩卖一些来自域外的舶来品，意图执思想界之牛耳；还有一些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竞相组织各种党派社团，混淆视听；有些军阀如吴佩孚也乘机表示倾向激进，骗取民众的支持。而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宣传中却常常要受到反动政府的限制和阻挠，阵地不可能一下子打开并迅速扩大。再加上在当时的中国，孙中山先生由于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仍继续坚持奋斗，其愈挫愈锐、不断进步的可贵品格、巨大的政治威望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仍在国人的脑际中萦回。在这种情况下，进步青年在确立思想信仰时，难免出现举棋不定的困惑。

陈云经常到上海通讯图书馆阅读进步书籍。上海通讯图书馆是由进步青年应修人和楼适夷创办的友人读书团体，参加者要将自己的图书拿出来供他人阅读。陈云在那里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等书籍。通过阅读进步书籍，再加上实践斗争的锻炼，陈云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比三民主义、国家主义等更有道理，更科学，便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由于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人们一旦在经过比较、反复后确立了对它的信仰，就会显得异常坚定。陈云与就是这样，自从他们确立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后，不管遇到什么曲折，就终生都没有动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