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最后是黄巢成为这一场空前暴动的领袖。这个人出身于盐商之家，居然也曾经到长安去考过进士，但却是屡举不第。作为商人的后代，他如果不能博取功名，就注定不能有所作为，黄巢的科场失意决定了他今后的道路。黄巢是曹州冤句人，那一带是私盐贩卖的重要集散地，他年轻的时候，就曾与王仙芝以贩私盐为事。两位盐贩出身的人发动了这次不平则鸣的反抗，说起来倒也并非偶然。

本朝同以往一样，一向也采取“重农轻商”的策略，这是因为产业不发达，自然就不会产生政治以外的势力，只要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统一和稳定也就不会受到破坏。可这种人为的压制代替不了物质发展的必然，无论历代政府坚持怎样的信条，都不能避免对有利可图产业的日益依赖。只要存在着国家对产业的干预，对贸易和城市税的征收，也就使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与商业开始发生紧密的联系。所以，农民以外，城市市民也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阶层而对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仙芝和黄巢或许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黄巢在朝廷和各种势力的夹击下采取了一条飘忽不定的运动战略，如行云流水一般，席卷了整个帝国的半壁江山。黄巢本人其实并不是因为意识到东南地区对中央的重要而向南方进攻的，像大多数农民革命一样，他们一开始的目标仍是打进长安，杀向龙庭，这是其辈斗争热情的根本源泉。是朝廷阻止他们北进的顽强抵抗造成了黄巢向南方的发展，他在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渡过长江进入浙西，又翻越崇山峻岭跨入福建，最后横扫岭南，打下了广州。黄巢成功地占据了富庶的南方使得他与帝国中央形成了南北对抗的态势，转战四方又使这支农民革命的武装空前壮大，尽管朝廷在长江一带设立了最后防线，但已经无法抗拒这一业已燎原的全国性动乱。终于，僖宗广明二年（公元881年）十二月初五，黄巢打进了长安。

黄巢农民军无意识地在经济和政治上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黄巢占领了东都附近的汝州，号称“天补大将军”，同时传檄诸路官军：不日进攻洛阳，并将杀向京都。二十四日，消息传到京城，僖宗在延英殿对着宰相们泪如雨下。

田令孜奏：“请发左右神策军弓弩手守潼关。”潼关是护卫京城的最后一道屏障。

皇上感叹：“侍卫将士不习征战，哪里有用！”

难怪天子悲哀。当年安禄山五万之兵进犯长安，大将哥舒翰领兵十五万都未能守得住潼关，此番黄巢号称有六十万之众，区区一个潼关之险，又如何能当得起事！无论僖宗再怎么顽劣不化，这点道理还是懂的。

在军事上，朝廷和各路地方武装并没有犯什么重大错误，他们的封堵战略十分成功。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镇海节度使高骈首先把黄巢的锋芒逼住，迫使其转向浙江并南下福建、岭南。当黄巢从桂州沿湘江北上时，在荆门又为襄阳节度使刘巨容和江西招讨使曹全重创，不得不取消直取中原的计划，改道东进。朝廷也不是不想保住淮南和南方的几个重要的财赋重镇，一直采取各种方法不让黄巢进占扬州和广州。可是，中央政权的安危和天子的地位始终是第一位的，在两难的情况下，只有先保住哪怕是观念上的政权再说，所以要坚守江淮防线，就只能让黄巢横扫南方，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其实，任何一种政权都不得不如此作为，尽管这是再愚蠢不过的短期行为了。朝廷在军事策略上既没有严重的失误，那么，局面弄到这一步，完全是原则上的问题。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七月，黄巢终于在采石渡过长江，进围扬州。沿江防线的最主要干将淮南节度使高骈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了抵抗，坚城不出。九月，黄巢乘胜渡淮，直指东都，帝国的军事行动彻底失败。高骈出身禁军世家，早年在西南一带任职，曾大破南诏的入侵。乾符四年（公元877年）调到江南后，最初在征讨王仙芝部众时成绩显著，他也是后来执行朝廷围堵方针，迫使黄巢南窜岭南的最主要功臣。这样一个朝廷寄予了莫大厚望的人，关键时刻竟然不敢应战，说起来是大有原因的。

表面看来好像是高骈心有怨气。原来，在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三月，由宰相卢携的保举，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负责堵截黄巢。上任之后，高骈传檄四方，募得淮南与诸道兵马近七万人，声威大振，一时屡挫农民军。就在此时，黄巢使了一个缓兵之计，上表请降。高骈以为黄巢坚持不了多久，此时此刻岂能让外人分功，于是便遣散了各地军马。这样一来，让黄巢得计，五月，大破高骈之众，阵前斩杀高骈大将张磷，乘胜渡江攻占天长、六合等县。高骈上表告急，朝廷下诏，严责其遣散诸道兵之不当，惹得高骈一气之下，称病不战。但这只是其然而不是其所以然。

经济的崩溃和吏治的败坏，使得帝国中央的实力再也不像从前了。由于官军的寡弱，所以平乱剿贼不仅必须征募兵士，尚须大力依赖地方自卫武装。而天子和帝国的威望大跌，先前的那种勤王扶政的正统观念在人们心中越来越淡薄，天子登高一呼，四方之师云集的局面尽管存在，可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崛起的藩镇大多出身于盗寇和地方军将，其地方割据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因而在国家危难时期对皇室的忠实程度上便有很大的折扣，即使如高骈这些官宦出身之辈，在这种分崩离析的关头，也免不了心怀异志，更遑论那些地方军将和割据藩镇了。要靠此辈完成匡复国家的重任，那实在是要打上一个问号。

高骈手下的一位谋士说得好：

“相公勋业已高，妖贼未殄，朝廷已有闲言。贼若**平，相公威望盖主，则又如何处之？为相公良计，莫如临岸观火，自求多福。”

这根本就是为不忠不孝开脱的一句漂亮话。高骈何尝不知道作为拥据一方的藩镇首领，即使“功高盖主”，天子又何以处置？更何况现在的情形，又绝非是“兔死狗烹”的时代，他又哪里来的这个担心！所以高骈放弃抵抗，实实在在是出于私心。一年后两京沦陷，高骈尚欲兼并两浙，以成当年孙策三分天下之计，就是最好的证明。

高骈放弃抵抗，使引颈南望的天子和满朝文武一片哀叹。中央政权本身已经多少年没有起过扭转乾坤的作用了，眼下更是无所措手。别看田令孜信誓旦旦地要守潼关，其实他早就准备西逃蜀中。作为实握大权的宦官，他从来也不会选择玉石俱焚的道路，只要保住了天子，也就保住了自己的权益，这一点，连皇上本人都不无感觉。所以，皇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下令在潼关作最后一战，不然，天子的颜面又置于何地？但是，靠京中的那些由富家子弟组成的神策禁军，潼关哪里守得住？

十二月初二，黄巢攻克潼关，初五，进占长安。十万大军入城之时，长安居民夹道观看。人心的离失，是为政者最大的失败，当僖宗仅在田令孜五百神策兵护卫下从金光门狼狈出逃时，恐怕是很难想到这一点的。

官吏的无能就是政治的无能。

僖宗自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七月即位到现在，前后有刘瞻、崔彦昭、郑畋、卢携、王铎、豆卢瑑、崔沆、郑从谠等人入相。其中，刘瞻早死，崔彦昭不日离任，在朝中主掌政务，并还能做点事情的主要就是郑畋、卢携、王铎和豆卢瑑四人。然而这四位宰相，在对待黄巢的态度上，分歧相当严重。

郑畋主抚，卢携主剿。王铎虽也是主战派，并已于前一年兼任荆南节度使及诸道行营兵马都统，负责长江中游防御，但卢携与他有矛盾，力主以高骈取而代之。豆卢瑑在后来则主张避让，是附和田令孜西逃蜀中的大臣之一。郑、卢二人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时间是在乾符六年（公元779年）五月黄巢占据安南都护府后。

郑畋对僖宗说：“巢贼之乱，本因岁饥。而国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战。所在节将，又都闭门自守，不能抵御。”郑畋既是大族出身，又进士及第，也是经过磨难才入居高位的。从这句话上可以看出他还不失传统的理念，尚能够保持正确分析的能力。他的建议是“不如释咎包容，权降恩泽。其辈本因饥年利合，一遇岁丰，自然分崩离析。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郑畋真是个明白人。

卢携不同意。他这时自恃手上有在浙西屡败黄巢，并成功地将其赶往岭南的高骈，他当然要立一个奇功。卢携道：“高骈将略无双，淮土兵甲甚锐，”要知道，吹捧自己提拔的人，也就是在宣扬自己本身，“蕞尔纤寇，不足为虑。岂可对敌示怯而使四方诸军解体！”卢携话说得如此大，皇上当然听了舒服。

郑畋对地方大镇向不抱幻想，尤其对高骈这个处处考虑自身利益的人很有看法，他当然不能同意卢携的方针。郑畋在政事堂宰相会商草拟诏制时，忍不住讽刺卢携道：“高千里这个人迁延玩寇，其实无意灭贼。堂老靠他而用兵，吾辈当死无归宿了！”高骈字千里。

卢携听得大怒，忍不住拂衣而起。“咣当”，衣袖碰到砚台，墨汁沾了一身。他本碍着面子无法发作，见如此，便恨恨地抓起砚台摔在地上。

事情给僖宗知道了，皇上十分生气，“国家重臣相互诟骂，何以表仪天下！”下令罢二人宰相。两人以丧失仪范而罢相，这也是本朝前所未有的事情。

但是时局的发展不久便证明谁是谁非了。高骈果然不当大用，黄巢终于打进长安，使帝国处于存亡的边缘。卢携罢相后不久又被召用，黄巢打进潼关后，田令孜把失败的责任全推到了他的身上，卢携在一片指责声中饮药自尽，王铎后来又取代了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在大势面前也是浑无作为。只有郑畋不失英雄本色，广明二年（公元881年）初，以凤翔节度使兼任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留守京畿抵抗黄巢。三月初三，郑畋即在凤翔大破黄巢大将林言、尚让、王璠所部。官军这一仗的胜利完全是因黄巢军的轻敌所致，黄巢手下的三将欺负郑畋是文人出身，以为他不会用兵，在进军过程中竟毫无戒备，既无行伍，复又鼓行而进，犯了兵家大忌，结果被郑畋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伤亡万计。可尽管如此，郑畋在危急关头能独立不屈，并有如此作为，实在也是很不简单。所以说，儒者之勇，往往不啻于百万雄师。

本来，直接覆灭这个奄奄一息帝国的机会，完全是属于黄巢的。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黄巢队伍，像历史上所有的朴素革命者一样，在取得暂时的胜利后，便暴露出它的致命弱点。与帝国失败的命运相同，黄巢根本的错误也是原则上的。

是自身的利益取代了一切。黄巢大将，也是主要军师的尚让在入城时曾对百姓说：“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朝廷不恤汝辈。”然而进占长安后的所作所为，却没让这句话得到充分的兑现。从黄巢到普通士卒，各忙于称帝、封官、杀人、抢劫，被物质利诱冲昏了头脑。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现在还仍然是“盗寇”而已，眼下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必也正名”，在政治和策略上倒转乾坤，让帝国昏庸的天子和流亡朝廷成为被谴责的对象，而一旦旧的统治者被抛弃，新的政权才能得到真正的成立。所谓不破不立，即此之谓。

即使退一万步说，也应该立即乘胜西进，在肉体上彻底消灭苟延残喘的旧政权，不给他们有丝毫振作的机会。这样，一切便都从容多了，至少可以争取时间来意识到上面所说的那个原则问题。说实话，每一位革命者也并不是事先都有一套完整方略的，他们只是能在实践中慢慢认识到而已。可黄巢和他的同志们都没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不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没有一种可以战胜欲望的崇高志向，所以，“入城”之日，便是其失败之始。

黄巢在具体的行动策略上也犯了许多错误，比如每到一地，都是旋得旋弃，这在革命初期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是可取的，大规模的游击战略可以避敌锋芒，在各个击破中壮大自身力量。然而当势力强盛后再不考虑建立根据地，却是重大的失策。当年的安禄山和朱泚也都占领了长安，可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后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显得十分充分，因而即使名不正言不顺，也坚持了很多时间。黄巢转战半个中国，结果连这一点都未做到，最后以几十万大军困守长安，内无粮草之给，外无兵马之援，时间一长，众心分离，士气衰落，遂不免一败涂地。

在进占长安三年后，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四月，黄巢兵败东走。第二年六月十七日，黄巢退至泰山虎狼谷时，追兵已在身后。眼见不济，黄巢万念俱灰，嘱其甥林言动手，林言不忍，黄巢遂拔剑自刎。自乾符二年（公元875年）起事至今，前后正好十年。

这一场农民暴动是帝国深沉危机爆发的结果。黄巢虽然兵败自刎，其余部力量也随之分崩离析，但事物的内部矛盾是无法由此而得缓解的，显然，这一次已到了非彻底解决而不可的地步。一个政权的灭亡不外乎肇于三端：一是内忧，二是外患，三是自身政治的腐败。政治的败坏导致内忧，内忧则引发外患，而外患又通过二者激化矛盾，最终一同爆发，一起灭亡。此三端互为关联，缺一不可。不幸的是，这一切条件已经全部具备。黄巢的革命虽没能直接完成天降大任，却证明了无情的事实：帝国最后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