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昏庸无道，朝士各有算计，而宦官势力一天天坐大，所有矛盾重新开始了斗争，这一次将足以致命。

帝国的第二十位天子懿宗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急变中就被推上了帝位，这一次新旧交替有一点与前几朝大不相同，那就是在新帝已经登基后，还始终有一团阴云笼罩在人们心头。

先帝宣宗未立皇后，所以实际上诸子并无嫡庶之分，只有长幼之别。夔王是宣宗的第三子，这是大家都已知道的事实，而且包括夔王在内有五位王子一直住在内宫，也是先帝在位时有过明示的，不过，其长幼就不太清楚。“郓王”既是先帝的长子，为何单在宗族诸王杂居的“十六宅”居住？先帝又为什么从未提起？册命郓王为皇太子的那天，禁中宦官特地出示了一篇由翰林学士萧置撰写的铭辞，根据这篇据说是由先帝嘱撰的铭文，郓王乃已故昭容晁氏所生，与先帝宠爱的万寿公主同为一母。但是，这种铭辞照例是不详载出生年月的，因此并不能解决问题。

从相貌上看，这位郓王的年纪是要大一点。可是，十六宅年长的诸王多得很，凭此就能入继大宝吗？大家不敢再往下想了。

帝国的现实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确实已是无话可说。这个天大的秘密也许只有王宗实和新帝自己肚子里清楚。但不管事实的真相如何，新帝是从十六宅而不是由东宫产生的。想当年，没有仇士良就没有了文宗，今天也一样，宣宗死时若没有了王宗实，懿宗也就不可能登上帝位。这就意味着，又有人反奴为主，成为天子的主宰者。

宣宗死后的第二年，公元860年，新帝改元“咸通”，是为咸通元年。从去年十二月份开始，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百多年来相对安稳的南方浙东一带，竟然爆发了一起贼人的造反，而且声势甚为浩大。因为这个缘故，朝廷不得不将全部精力都转向平乱，所以新帝登基伊始的十几个月里，朝政倒显得十分的平静。可是叛乱一旦被平息后，事情就不可避免。

这时，令狐绹已经退出了政治中枢的舞台。他为相的时间太长了，或多或少地要得罪些人，宣宗在位时大家还不敢说，新君一即位，便有不少人竟攻其短。先帝驾崩几个月后，令狐绹就被罢相出镇河中。本来，白敏中是有望重新执政的，在同一时期从荆南节度使任上被召回入相。但有一件意外的事打消了他的念头。

那是咸通元年的二月二十五日，敏中在上朝时不小心跌了一跤，从台阶上重重摔下，腰受了重伤，四五个月都卧床不起，无奈只得上表辞职。新帝起初不许，但经不住因首席宰相空缺而造成的尴尬，下诏同意。于是毕诚、杜悰二人先后入相，连同去年任命的杜审权及留任的蒋伸，共同主持政务。

咸通二年（公元861年）二月的一天，两位新任枢密使突然来到政事堂所在地“中书门下省”。

四相与其叙礼已毕，分列而坐。因不知来者何意，一时也不好说话。

还是左枢密先打破了沉默：“禁中或有拟议，将同宰相会商。”

四相相顾茫然。

果然，过了一会儿，门吏便报：宣徽院使杨公卿到。

宣徽院是宫中内诸司使的总管部门，分为南、北二院，下设二十四内司，负责行使天子的各种具体差遣。由于掌握授受大权，其地位有时也与枢密院不相上下。不过，此时的杨公卿与左右枢密使一前一后来到，显然是商量好的。

诸人起身迎接，不料杨公卿看了看四位宰相，却单单向杜悰作了一揖，道：“请杜公受宣。”这话的意思，就是要其他人回避了。

两枢密似乎早有准备，从容退下。杜审权、蒋伸、毕诚却是一片惶恐，手忙脚乱地避入西面的一个小厢房中。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心里不住地打鼓。

杨公卿见众人已走，便从怀里掏出一函密封的文书，打开来递给杜悰。杜悰一看，原来是先帝宣宗大渐时，朝官请求郓王——现在的皇上——监国的奏疏。杨公卿道：“当时没有在上面署名的宰相，皆当以谋反之罪论处！”谋反，是帝国刑法的第一大罪，按律是要处以极刑的。

原来如此！杜悰这才明白为什么单独与自已商议的原因，那时他犹非宰相，正巧身处事外。不过，饶是杜悰事不关己，但听了宣徽使这话，也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作为朝官，易代之时立场犹豫，这确实是件糟糕的事情，新帝即位后惩处异心之人，照理也不能算错。可事情毕竟过去一年多了，单因未署名拥立就要以“反罪”处理国家宰辅，这确实太严重了。

杜悰看着这封当时的奏疏，说不出话来。也是，虽然他并不是涉嫌者，但此刻人家却要借他的刀去杀人，杜悰再不怎么样，这种事又哪里肯做？

杨公卿的眼神始终逼视着他。杜悰没有抬头都能感受到这股威严的目光，心想：是不是又到了一个无法讲道理的时候了？

杜悰就是那个杨嗣复一手提拔，并在会昌时期临事不慌救了他恩人一命的人，到底不愧见过大世面，将手中的东西反复读了四五遍，又沉思良久，终于开口说话：

“圣主登基，万方欣戴。”这开宗明义的一句，已有意要把杨公卿堵回去，“值此欢欣新朝伊始之时，如此文书，就不是我等臣子所应看的了。”说着，杜悰郑重其事地把文书又重新封好，递还给杨公卿，又道：“主上即使欲罪宰相，亦当在延英殿面示圣旨，明行诛谴。”这话的意思是：你宣徽、枢密两院与我本人似乎都没有权力决定此事。杜悰轻描淡写地就把自己的干系推卸得一干二净。

默许就意味着赞成。杨公卿本也就没指望杜悰能主动参与，遂不再说话，收回文书就告辞而去。

既把自身脱离事外，杜悰就显得从容多了，马上找来候在偏房的两枢密使，显得十分推心置腹地道：

“内外之臣，事犹一体，宰相、枢密共参国政，本不分彼此。”杜悰先要大套感情，所以话说得很漂亮，两枢密一听，也不禁连连点头。杜悰一见得计，立即趁热打铁祭起攻心之术：“今圣上新践祚，固当以仁爱为先，岂可立即就杀宰相？若圣上养成滥刑之性，则中尉、枢密等权重禁闱，能无自忧？”

两个枢密使默然相顾，心道：此话不无道理！右枢密想了一想，慢腾腾地说：“仆等将把相公之言转禀……圣上。……若非相公提醒，我等倒真没想到这一点。”这后半句还真是一句大实话。说完，两人起身致礼，告退而去。

西厢的三宰相见人离去，赶紧出来问杜悰是怎么回事。杜悰正吁出一口长气，哪里说得出话。这下把三人吓得不轻，蒋伸眼看着眼泪都要下来了。杜悰赶紧道：“诸堂老不用担心，料无大事。”果然正如杜悰所说，接下来的几天很平静，什么动静也没有。皇上在延英殿召见宰相时，神情怡然，好像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事发生过。

杜悰谈笑之间就为朝官们消弭了一场大难，或许并非是一件好事。他把这个盖子捂得了一时，却捂不了永远。这个矛盾总是要再次爆发的，不谈其他宿怨，就以先帝宣宗时期而言，这两方面就已经是干柴烈火，只待一丝引信了。

当时宣宗太犹豫，以至于酝酿过久，使得消息有所泄露。由此“南司”、“北司”之间，就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只是有圣明天子在上，北司的宦官们一时找不到借口而已。懿宗即位后，双方依旧继续着这种对峙局面，但宦官方面的势力已在一天天增强，看来目前的平衡不可能保持多久，这次事件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

宣宗以超绝的智谋掩盖了一切，但这只是现实的成功，而非历史的胜利。他对后事草率的处理甚至成为一个契机，使得压抑已久的宦官有了机会解决自身的分裂，重新获得了高度的统一，恢复了以往强大的力量。矛与盾再一次开始斗争，它的激烈程度便一定是过去所有的冲突所不能比拟的，这一次将彻底致命。

所有的崩溃，都是从内部开始的。

懿宗一下子就捞着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东西，这恐怕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王宗实选择这样的嗣君，当然有他的理由。至少，王宗实不会希望龙椅之上，再坐上一位让他们时时都要出冷汗的天子。新一代天子确实没有让他失望。

皇上好音乐、好宴游，殿前时时供奉的乐工，接近五百多人；每月之中，有十天要举行宴会。也许是皇上年轻而精力旺盛的缘故，听乐，观戏，饮酒作乐，从无厌倦之态。出驾巡游，随意所之，几乎是踏遍了长安的四郊。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每次巡幸，随驾的内外诸司扈从，竟达十余万人！耗费的财物，实在无法计算。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朝大臣的道德信念江河日下。

这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宦官的坚固势力是个强有力的威慑力量，而天子的荒**又助纣为虐，若非胆略过人，绝无可能做到信仰坚定，更毋庸说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了。时势造人，斯言不虚——激昂的时代造就英雄和枭杰，而一个醉生梦死的末世所产生的，则必然是庸懦、胆怯、自私自利的小人。

无论是身出于名门或是拔起于寒微之士，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进士的声名和浮浪的生活，本朝原先所固有的那种自由而不拘执碍的风气，成了他们追逐声色犬马的最好理由。就是时下流行的乐曲诗歌，也大多都是些凄婉轻艳的内容，再也无复那种清丽俊逸、慷慨悲凉的风格了。

更为可怕的是，朝官与宦官的对立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权力斗争，双方都以个人利益取代了公理的是非。早年宫廷内外争斗虽然也十分激烈，但大多数传统的官僚仍是把国家利益和道德伦理放在第一位，从维护皇权和政事权这个角度来攻击宦官把持朝政而形成的种种弊端。所以从陆贽、王叔文到裴度、李绅、李德裕等人，都只是就事论事，而从未把自身与宦官完全处理成两种利益集团。他们也许早就有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宦官作为天子的家奴，是一种既成的事实，似乎不应该把家奴的存在与反奴为主的现实完全等同起来。因此，早先朝士与宦官的斗争一直都是围绕着天子进行的，只要天子能够成功地限制住家奴的权力，一切都将迎刃而解。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宦官既是一个存在的阶层，他们就没有理由不为自己争取“公平”的权利。他们出身卑贱，没有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更没有理念的束缚，因此除了攫取权势之外，不可能去做其它事。天子左右操纵和维持平衡的做法给了他们机会，同时也就使正统朝官采取的道德手段无法取得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是文宗把这事情扩大化了，他开始想要连锅端起。不过，文宗还是从皇权和社稷的角度去做这件事的，并不是单凭自己的爱憎。但他所用的两个人李训与郑注则并非如此，他们的手段就已经开始显露出很大的私心成分。所以，从甘露事变起，朝士与宦官逐渐形成互相对立的集团，天子和士大夫们本身也有很大的责任。

李德裕把局面稍稍地缓和了一下，却未能抵消后来宣宗所采取高压政策而引起的尖锐情绪。到了懿宗朝，朝官们已经完全忘记了这场斗争的初衷，他们开始有了这样一种信念：宦官是他们天生的敌人，更是自己求取高位权势以及个人利益的最大障碍。于是，道德上的惩恶扬善变成了政治上的快意恩仇。

这种局面出现得相当早，而且是由朝士们首先挑起的。

大约就在咸通二年（公元861年）二月，杜悰刚刚纾解了一场严重冲突的预谋之后不久，有人就把这个情况透露了出去，结果便引起了几乎是全体士大夫的强烈不满。从此，一种一致对外的凝聚力和复仇心理油然而生。

正好在这个月，建州有一位来京会试的举子叶京一举登第。中了进士，自然都很兴高采烈，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叶京也未能免俗。一个月里，日日与同年们游宴集聚，日子过得很快活。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了一位他以前在一位宣武军节度使宴会上认识的宦官。叶京一看是认识之人，又是曾做过宣武军监军的高品宦官，按礼数当是应该致意的，于是想也未想，便在马上恭敬地作揖施礼。这一切正好被同游者看到，一下子就传遍了朝野。

朝士大哗。叶京从受人尊敬的新进士一下子便成为了千夫所指的无行之徒，百口难辩，狼狈不堪，最终都没得到一点的同情，以至于终生沉沦。

真是人心叵测。如果是为了天子和帝国的利益，这些士大夫们似乎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齐心协力过，可一旦从个人得失出发，却不知为何，突然就变得如此坚定不移。可见自诩为恪守信仰的精英分子，其行为处事往往并不像他们自己说得那样好听。

这些人由愤懑而生仇恨也是情理所致，到了懿宗中后期时，宦官的势力业已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南北司之间，南司只有无奈不平的分，而北司却断没有需要抱怨的事。宦官们只是在等待着机会，一举而成为至高的主宰，只是眼下变乱太多，实在是难以质变而已。另外，朝官们即使心念如一，但也不是铁石一块，至少几位宰相就很会在夹缝中生存，为自己捞好处。百官之首的宰相既然都有这样的心理，其他人的压抑情绪就更无处宣泄了。

杜悰实际上还不失忠厚，最有代表性的其实是后来的杨收、路岩、韦保衡三人。

杨收的入相是左军中尉杨玄价左右的结果，因为两人是较为亲近的同宗。在王宗实之后，最有权威的便是杨玄价，他把杨收这位原本就受到不少当朝宰辅所器重的人擢升要职，并非是什么难事。杨收有这种渊源关系，也就决定了他只有在夹缝中走他自己的路。但他的两面三刀做得很不高明，只顾自己靡华享乐，既引起一些前辈朝臣的不满，又因无法完全站到宦官一边，最终被杨玄价拉下了马。

路岩是懿宗朝最年轻的宰相，在位的时间也最长，一共有六年。路岩于咸通五年（公元864年）入相时年方三十六岁，年少得志，又借着天子昏聩，不免得意忘形。同杨收一样，他也是一个好权好财之辈，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杨收，根本谈不上有所作为。最后因与韦保衡争权夺利，而被排挤出朝。

路岩很擅长拉帮结派、树植党羽，手下很有一班子人。咸通十二年（公元871年）正月罢相出任西川时，刚在朝会上领受诏制，便就在殿前寻找代理京兆尹的薛能。路岩知道自己积怨不少，生怕出城时人人喊打，薛能这人是他以前提拔过的，路岩想请他帮帮忙。

薛能听罢来意，抱着象笏朝着路岩一揖，慢条斯理地说：“抱歉。宰相出朝，府司一向都没有派人保护的先例。”

路岩想不到碰了这么个钉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怏怏而退。果然在长安大道上，路岩被四面而来的瓦砾砸了个不亦乐乎。这时他倒反而泰然自若起来，花开蝶满枝，树倒猢狲散，自己早先没能想到这个结果，又怨谁呢！

韦保衡是当朝驸马，咸通十年（公元869年）懿宗爱女同昌公主下嫁他时，场面极为豪华，皇上倾宫中宝物以为资送，不仅赐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宅第，还特赏钱五百万缗。不到一年，韦保衡就做到了宰相。皇亲国戚如此快地就成为国家宰辅，也是近几十年来所没有的。

这种人自然被人看不起。杨收、路岩就很鄙薄这位驸马的为人，在中书门下共事时，都对他没有好脸色。但韦保衡更不能容忍他们。保衡自恃恩顾，对素不相悦者一向是毫不留情，甚至连自己的业师和同门都不放过，对杨、路二人，韦保衡当然也要报复。结果两人先后罢职出朝，杨收后来还在他的穷追不舍中丢掉了性命。

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八月，同昌公主突然得病故亡，皇上悲痛不已，一气之下杀掉了二十多位御医，并还逮捕了三百多位御医们的家属，欲连坐治罪。宰相之一的刘瞻实在看不下去，连忙召集谏官，请他们上奏谏劝。可是，众谏官无一敢去，刘瞻一咬牙，亲自上疏，请求懿宗宽恕家属，天子览表不悦。可刘瞻不省事，又联同京兆尹温璋再次在朝会上力谏，结果天子勃然大怒，当场叫人把他们轰出殿去。

第二天，刘瞻被罢相出朝，温璋被贬为振州司马。诏旨下后，温璋长叹：

“生不逢时，死何足惜！”当夜服毒自尽。

这一句话，或许就是崩溃时代的最好注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