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帝国政治的黑暗，尚不仅仅是因为宦官。

失败的反击“甘露之变”使文宗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当这个自称“受制于家臣”的皇帝在万般无奈中撒手人寰时，其身后事是可想而知的。

文宗此时后宫无子。长子鲁王原在大和六年（公元832年）被立为储嗣，但五年后竟莫名其妙暴卒而亡。次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封蒋王，亦不享天年。皇上本得位于其兄敬宗皇帝，所以在两子相继亡故后，开始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自己百年之后，将皇位大宝还之于兄之子！于是开成四年（公元839年），立敬宗第四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文宗晏驾时，陈王年既冲幼，又体弱多病，帝国的继承权再一次成为严重的问题。

宦官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就以年轻的太子陈王入继皇统，一派则欲立皇弟颍王。前一派以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为首，宰相杨嗣复、李珏副之；后一派的首脑便是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两派的斗争酿成了一场不小的政变，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实力强劲的仇士良一方获得了胜利。

事情的经过是：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二，文宗弥留之际，急召刘弘逸、薛季稜并杨嗣复、李珏四人入禁中，欲以太子监国。这是皇上最后的挣扎，想在安排后事上最后行使一次权力，但仍然遭到了仇士良的驳斥，请更议所立。李珏不服，说了一句：“太子已立，岂可中变？”仇士良就干脆自行发布诏令，以太子年幼不克大任为借口，制命颍王（文宗弟）为皇太弟，复太子仍为陈王。

当天，仇、鱼二人仿效当年王守澄的做法，发左右神策、飞龙、羽林禁军数千人，直接从诸王居处“十六宅”强行将颍王接到宫中的少阳院，并在思贤殿接见百官。不费吹灰之力，便使储君易人，这就是拥有兵权的好处，刘、薛二人并宰相们无可奈何。

初四，文宗驾崩；初六，陈王、安王、文宗妃杨贤妃就被赐死。其中，陈王是原太子，安王是文宗的小弟，而杨贤妃又是主张立安王的人，仇士良假借嗣君的名义让他们彻底消失，既顺理成章，也不用花什么脑筋。正月十四日，颍王李瀍即位，后来的庙号为“武宗”，时年二十七岁，也是一位年轻的皇帝。

天子迭代之际，是非激烈之时。成者王侯败者贼，这种斗争最是鲜血淋淋，没有半点温存可讲。从五月到八月，反对武宗即位的宰相杨嗣复、李珏相继罢贬；另一个关键职位京兆尹的人选也被撤换。第二年，刘弘逸、薛季稜被诛杀。

又是一场急风骤雨，但这仍不过是拉开了未来动**岁月的序幕而已。

“北司”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再也没有人敢公开把宦官不放在眼里了，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这是既成的事实，也是事情的必然，徒示不满没有任何的作用。渐渐地，大家也开始接受了这一现状。时间是造物主最妙的魔具，它能让人慢慢地忘记痛苦，适应现实，并且最终与现实融为一体。

不过，要是以为帝国政治中的“南北之争”从此风平浪静，那就大错特错了。树欲静而风不止，任何对立的双方都不会同时或者永远失去利害冲突，更何况，“南、北”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为这与帝国的立国纲纪和道德伦理格格不入，不是彼死，就是我亡。现在的平静只是暂时的，这是宦官太过强大的缘故，未来的很多年内，宦官们一直保持了这一态势，双方的斗争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永贞”和“大和”时期的那种惊心动魄的情景。但是，今后的岁月里，二者的斗争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呈现出来罢了。

与前此的刀光剑影不同，这种变换了方式的斗争是由无数个悲欢离合的故事组成的。

故事的中心人物有三位，未来的十几年内，在“南、北之争”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聚光灯将再次投射到他们身上，看着他们演出一段云诡波谲的活剧。这里说“再一次”，是因为事实上，这一出活剧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登上了帝国的舞台。人们对这三位风云人物已经非常熟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帝国的政治，至少有一半是围绕着他们进行的。与过去不同的是，从今天开始，他们的这出大戏将逐渐达到**，并且彻底结束。如果没有他们，九世纪将会是多么的平淡无奇。

只要对过去十几年的是是非非尚未完全淡忘的话，一下就会想到这三人就是：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

一切都要从一次“制举”说起，这就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

简单说来，本朝的考试制度有两种，一曰“常科”，一曰“制科”。“常科”或称“岁举”，每年定期举行，乡贡州（府）选，最后集中到长安，统一由礼部主试，故也称“礼部试”，主要有六科，以“进士”一科最为重要，所试科目为诗赋。但通过常科考试后只能取得“出身”，要想获得官职，尚须经吏部衡量选拔，通过“身、言、书、判”四方面的考察。“制科”或称“制举”，是由皇帝委任策试官命试，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问，由被试者答以策文，以供皇帝“亲览”、朝廷参考。制举试天子往往亲临，故又称“廷试”或“殿试”，对策高第，皆可授官。

因为考试科目多是现实问题的缘故，与“常科”相比，“制举”与政治的联系就更为紧密。应试者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天子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申述政见，以发现人才、体察舆情。特别是一个名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的制举科目，最有“应诏直言”的特色。

明白了这些，就可看出问题来了：制举试特别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既有如此的特点，那么，欲在考试中取得佳绩，必然要投其所好，在策文中“切时宜，观政事”、“指病危言”，以求获得轰动效果。此乃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况且，言切辞直的策文，常能在客观上对国家弊政有所匡正，也算是种有理的行为。麻烦的是，考试与政治相联，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是非之争。这正反两种效应往往相伴而来，在本朝的制举试中屡见不鲜。元和三年的那次“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就是一个最为有名的例子。

考试的中心人物就是李宗闵、牛僧孺以及另外一人皇甫湜。事情的经过本来很简单，三人在策文中攻击主要以宦官为代表的权贵，结果因此而得罪。但是，这次科场案中却牵涉到当时的一个重要人物宰相李吉甫，遂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祸根。

李、牛、皇甫三人最后得罪被贬，罪魁祸首应该是当时的宦官首脑人物吐突承璀，可不少人却把过错推到了李吉甫头上。糟糕的是，吉甫竟也没有否认，就这么默认下来，从而为自己的儿子李德裕酿就了一辈子的苦果。说他在这里犯了一个终身大错，确实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怪罪李吉甫的人自有他们的理由，因为当时的所谓“首座”，亦即主持工作的宰相就是李吉甫，身为宰臣，对这个案子充耳不闻，本身就值得批评；而且，吉甫在后来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援救措施，也真是太不应该。但是，就此猜测是吉甫对三人嘲讽时政有所不满而主张将他们贬斥，那就是某些见识不高者的盲见了。

李宗闵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策文中为了标榜自己，还特意对朝廷坚持用兵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而吉甫又是当时最坚定的主战派，从这个推理出发，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吉甫是处分自己的主倡者，从此与李吉甫结下怨仇。吉甫在几年后便去世了，因此李宗闵把这种怨恨转移到与吉甫一样坚持主战的裴度、李绅等人身上，并且一味排挤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他在大和时期与牛僧孺共同打击德裕，在开成时借助宦官的力量入朝，再次谋排德裕等等行为，归根结底都是这种报复心理在作怪。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绝大的误会！三人的策文，皇甫湜以攻击宦官为主，而李、牛却主要是指责当权者炽于武功。当然，吉甫是主战派，坚决主张对藩镇用兵，但却绝对不至于因此就下毒手。再说，李、牛二人也并非是针对吉甫而来，因为当时吐突承璀是最希望以武功博得宪宗赏识的人，为此，他后来甚至不惜挑起朝廷与成德的争端。策文只有指责此人，发人所不敢发，方能博取声誉，事实上，两人的本意也确乎在此。他们应该想到，自己既非针对宰相李吉甫，李吉甫又有什么必要大动肝火？本来，这场误会是可以避免的，谁料想，他们后来还是听信了别人的谣传，固执地以为是吉甫对己不利，基于这种认识，并最终走上了极端的道路。另外一方面，李吉甫不作解释，不作调解，也是造成这一重大误会的原因之一。他要是知道这件事的后果是多么严重的话，一定会追悔莫及。

然而，这次制举案仍然还是一个伏根而已，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一次“常科”考试而点燃的。这就是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三月的进士科考试。

这次试场案的过程已见前述。当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相继入朝为官，开始在帝国政坛上发挥作用，这次事件的实质就是李宗闵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并使朝中的不少人围绕着他们三人而形成了鲜明的政治与个人分野。

李宗闵与牛僧孺是亲密的同盟。李德裕的周围虽无明显的党人，但在德裕与李、牛发生冲突时，也有不少朝中要人或以政见不同，或因个人私利，而与德裕共同指责和排斥李、牛二人及其党徒。所以说朝中从那时起正式分成两大派系，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从穆宗皇帝时起，他们之间的互相倾轧开始变得十分明显。

李宗闵与牛僧孺的轻信和固执己见，固是造成这种党派斗争的主要源泉，但是，李德裕在这上面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事情发生在长庆三年（公元823年）三月，李逢吉荐引牛僧孺入相之后。

当时德裕亦有入相之望，无奈因与裴度、元稹及李绅关系密切，受到李逢吉的排挤，被外放浙西观察使。而在此之后，逢吉又再引牛僧孺入相，有人传说：这是李逢吉借此来阻挡德裕入居台阁。这件事终于给了德裕以很大的打击。

本来，在此事之前，他们并未在重大政见上发生激烈的矛盾，自长庆元年的试场案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平和。但是，在长庆年间，李宗闵、牛僧孺二人却和李逢吉的见解非常接近，进而依托逢吉的势力，境况很是得意。对此德裕是有看法的，不过仍然没有表示出来。到了这时，他才第一次开始从心里对牛僧孺产生了个人感情上的憎恶感，为他后来的某些作为隐下了伏笔。作为一位器具过人、拥有将相之才的名门之后来说，也不免陷入个人是非恩怨的窠臼，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在此之后，德裕也曾强烈地反对李宗闵私树朋党，但那是代表了大多数人意见的正义之举，倒不可归之为私人恩怨，他的第二个不当是几年后的事。

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五月，朝廷命德裕出任淮南节度使以接替牛僧孺。

按照规定，诸镇节度相代，新任长官一般要清点前任的账目，核对钱帛、器械、斛斗的数目，奏报朝廷，作为当时接收和今后贡赋的依据。可长期以来，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为了留有余地，防止上任之后突发天灾人祸而使经费紧张，新官一般都要把前任的账册数目拦腰杀半。也就是说，假如前任官交接的账册上注明尚有钱帛合计一百万贯匹的话，则继任者上报朝廷时，便奏报实领只有五十万，其余数目以库藏不符、交接时差中的支用等为由表示并未收到。这是地方官常有的瞒天过海之道，一般很难被朝廷追究，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惯例了。

德裕是代僧孺出任镇淮南的，当僧孺得知这项任命后，不愿意与他正面接触，遂将军府事务交付副使张鹭，自己即时卸职赴京。

德裕到了淮南，竟也因循那种旧日的陋习，奏报朝廷说：账册上扬州府藏八十万贯匹，但只领到四十万，其余已为原副使张鹭用讫。在这里，德裕尽管有“旧例”可循，但以他刻意改革弊政的一贯做法来看，此举多少显得有些矛盾。况且，淮南也曾是其父李吉甫建立功勋的地方，照理他是不应该在这种事情上给人留下话柄。德裕之所以这样做，恐怕确是出于潜意识中对僧孺的不满情绪。改任东都留守的牛僧孺却不放过这件事，上疏辩白。僧孺这一边也有不少人弹劾德裕妄奏。朝廷只得下诏德裕重新核检，结果自然使德裕很狼狈，因为检点下来的数目正好是八十万，一文不少。德裕不得不上表检讨，请求处分。

事情虽然不大，但要紧的是，它同此前的那次“维州事件”一样，加深了他们二人之间的沟壑和敌意。与“维州事件”所不同的，这一次是德裕难逃其咎。

文宗时期，三人先后交替在朝，又先后为李训、郑注排挤，几乎是与王守澄和李、郑二人以及宦官中的其他派系同时进退。对文宗来说，这两派他一派也用不上，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放在了对方身上，缺乏为皇帝除去心病的主动性。所以，文宗才不得不任用和他们没有牵涉的宋申锡，甚至最终还慌不择路，选用李训、郑注这两个非正统人士来实施对宦官的反击，从而酿成了一场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剧。

对此，文宗在大和末期，李宗闵强烈排挤李德裕之时，曾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

“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当时，河北强镇割据依旧，不听朝廷号令。文宗正受制于人，话不好明说，只能用“河北之贼”来与朝官中的“朋党”现象相比。其实，若用“家奴”来代替“河北贼”，倒是更为恰当，因为对宦官的反击虽然艰难困苦、屡遭失败，但其中也并非完全没有胜机，而政治派系一旦产生，那就绝非是靠武力或者强权所能解决的，用一句诗来形容就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是一位叫李商隐的人在后来写的，此人在文宗说那话三年以后及进士第，从此也被卷进了这场是非相争的滚滚洪流中。

不管怎么说，天子这话确是一语千金。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更何况是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令人困惑的是，这三个人如何竟造成了这一场本朝——也许不止本朝一代而已——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政治派系之争？

说起来也真是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