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中兴。但是，大功之后，逸欲易生。

山陬海澨，同声欢庆。

待罪荒州的刘禹锡、柳宗元也不例外。前后算来，他们已经度过了十二年的贬谪生涯，尽管他们在武元衡被刺后囿于个人恩怨，多少流露出一些幸灾乐祸的情绪，但两人对天子和国家的忠诚依然与当年一样，丝毫未变。当本年的十一月份吴元济在长安人头落地时，刘禹锡写了《平蔡州三首》、柳宗元写了《平淮夷雅》来歌咏这个胜利，是时人公认的颂歌代表作。

裴度的行军司马是韩愈，他也是帝国文坛上响当当的人物，早在贞元年代，就与刘、柳等人一起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风而名噪一时。不过，韩愈与刘、柳政见不同，学问上分歧也很大，但这不影响他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同样显示出他的大手笔，为天子纪功，为千秋万世立法式。

韩愈花费了近一个月时间撰就了《平淮西碑》一文，进献天子。宪宗赞赏之余，即命刻石于蔡州紫极宫。勒石立碑，动流亿年，固不可不慎重，韩愈并没有忘记这一点。所以他历时旬月，耗尽心血，才得以完成。然而就是这样，由他这位可称海内第一碑文大家所撰文的“平淮西碑”，却仅仅在蔡州矗立了两年不到，就又被天子下令磨去了。韩愈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他是如此的小心谨慎，还是犯了一个大错。

但谁都不可能预卜未来，至少韩愈和他的上司裴度在当时没有认识到。所有人还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繁杂的后续事务中，无暇去理会其他。人们有这样一种隐约的预感：河北的割据也将不会长久了，帝国正在“中兴”之中，甚至可以恢复到天宝年间全盛的状态。天子和朝野上下都为这个快要到来的事实而激动不已。

确实，朝廷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而得到的绝不仅仅是淮西一隅的三个州而已，它获得的是失去已久的威望和对天下的强大震慑力，收复王承宗和李师道应该是早晚的事，因此，这些胜利的意义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天子依旧是无上的天子，朝廷依旧是权威的朝廷。仅此也就足够了。

对淮西之役持消极态度的李逢吉已被罢相，被委以剑南东川节度使而出镇京外，在裴度赴前线期间，朝中宰相实际上只有去年年底任命的王涯和一个月前刚刚任命的崔群二人，宪宗遂征召淮南节度使李鄘入相。

这是出于吐突承璀的推荐。前几年承璀被李绛弄出京外，出任的是淮南监军，其时李鄘正代李吉甫为节度使，二人得以共事。李鄘尽管为人刚峻，但性格内向，他不愿与承璀直接冲突，而承璀也对他心有敬畏，所以在淮南的相处倒也融洽。承璀还京后，又得到皇上的贵宠，他在李逢吉、韦贯之罢相后，便向皇上推举了李鄘。承璀以往吃宰相的亏不小，他此番力荐相选，内中的私意是很明显的。

李鄘却感到受宦官引进是莫大的耻辱，他更不愿意就此入京而受人摆布，以至于接到任命时竟对着手下人号啕大哭：

“本人一向安于外任，宰相不是我这个人能做的！”

但是天命难违，李鄘一百个不情愿地离开扬州，一路上拖拖拉拉，直到十二月二十五日才来到京城，这时裴度都已经从淮西班师回朝十几天了。李鄘一到即上表皇上，称自己重病在身，不能入觐，更不能到位视事；同时，闭门杜客，隐居在家，显然是一心不要当宰相。三个月后，皇上只得罢免了他的相职，而启用了当年裴垍提拔的李夷简。

这时，在朝宰相共有四人：裴度、王涯、崔群、李夷简。主持朝政的仍旧是裴度。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正月，成德、淄青、幽州等镇都上表求朝，表示忠顺。尽管李师道犹不甘心，于七月份再度反叛，但立刻就被朝廷下诏征讨。到这时，朝廷才得知武元衡被刺是李师道下的毒手，众怨沸腾，异口同声地声讨。这一次朝廷已无后顾之忧，各道兵马很快就对淄青形成了夹击，战场上的形势是非常乐观的。

长安城中的气氛却有点不对。这倒并不奇怪，胜利总要给国家带来一大批功臣，他们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应该得到应有的荣誉，然而危机一旦消失，某些人功高盖主，麻烦就不可避免。首当其冲的就是裴度。

七月，李夷简出镇淮南；八月，王涯亦被罢为兵部侍郎。九月，皇上任命了两位财政官员替补宰相空缺，一位是盐铁转运使程异，一位是户部侍郎皇甫镈。奇怪的是，这项任命引起了裴度的强烈反对。

本来，财政重臣出任首辅，受到一些议论是免不了的，当年的刘晏、杨炎都是先例。任命二人的制书颁布后，长安城中也确实有不少人嗤之以鼻，都说此二人手握财利，多半是贿赂以进。可大家也只是说说而已，只有裴度怒气万丈，觉得不堪忍受。

说起来其中自有原因。当裴度在淮西前线主持军事时，负责供应的就有皇甫镈。在当时的情形下，兵饷粮草是否充足是克敌致胜的关键，容不得私毫马虎，而皇甫镈、程异都难免事有疏漏，因此经常使得前线主帅裴度窘迫万分。这个过节是在生死存亡关头结下的，很不易消解。更何况皇甫镩并非理财高手，他比起程异来在这方面还要逊色不少，所以裴度对他更是不满。再加上有人火上浇油，传言他结交吐突承璀，使得裴度对他简直就是极端痛恨了。

九月二十四日，裴度拉着崔群，在延英殿当面向皇上表示：万万不可命此二人为相！宪宗没有同意。

裴度回宅后一夜不寐，觉得很受委屈：自己之所以如此，亦无非是为国家社稷着想，怎么就不为天子荃察？想到将来要与皇甫镈这个小人同列，一口闷气实在咽不下去，于是连夜给天子上表。

裴度仗着自己功高勋著，在表中话说得很重，称两人为“市肆商徒”、“佞巧小人”；如果一旦置之相位，不仅会使“中外骇笑”，而且将使“亿万之众离心，四方诸侯解体”。并且直指皇上：“今既开中兴，再造区夏，陛下何忍却自破除？”最后甚至以挂冠求去相要挟。

裴度这封情绪化十足的上疏让宪宗很不高兴，他对左右的人说：

“裴度党见太深，如此激讦之言岂是君子所应发？”

消息传出，公议却纷纷倒向裴度。程异是当年王叔文党人，尽管这许多年来一直克勤克职，为国家财赋奔波操劳，但仍不为人们所理解。他灰心至极，自觉不能出当大任，任命发布一个多月了还不敢行使相权，后来自请出任“巡边使”远赴西北，未决而卒。和人们的猜测相反，程异生前理财数年，死后却家无余钱。

程异以谦逊退让来面对裴度的指责，可皇甫铸却没有这么好说话了。

皇甫镈是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的进士，与令孤楚、萧俛是同榜，关系自不必说。元和九年（公元815年）皇甫镩初受天子赏识时，楚、俛两人已为翰林学士，与宰相李逢吉一起，是反对裴度淮西用兵的主要人物，令孤楚因此而丢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皇甫镈与令孤楚的交情更不同寻常，这层关系更是裴度所没有想到的。

皇甫镈先在皇上那里做工作，尽量取得信任。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想尽办法为皇上聚财。宪宗对钱物一向关心，早先是为天下用兵，而现在功成名就，骄奢就开始抬头了。当然皇甫镈不能以这个为借口，但无论什么理由，那怕是为敷国用而储备库藏，天子也是很高兴的。皇甫镈站稳了脚跟。

相反，除了河北军事方面，皇上对裴度的信任程度开始降低。皇上觉得在很多事情上，裴度经常使他难堪，有时甚至都不敢在朝会上面对裴度的质询。皇上现在颇容易生气，对裴度不能与皇甫镈和平相处更为不满。

十二月份，对李师道的征讨已经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朝廷两派的明争暗斗也逐渐明显。宫内外都有不少人在皇上面前诉说道：眼下朋党炽盛。其实指的就是裴度。

天子当着裴度、皇甫镈、程异三位宰相的面，很生气地说：

“人臣事君，只要力行善事，自会树立威望。怎么反而好结朋党？朕对此甚为痛恨！”

程异唯唯，皇甫铸知道这是对裴度而发，也不说话，心里暗自得意。

裴度委屈万分，站出来据理力争道：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君子与小人都各有其徒。君子之徒，谓之同德；小人之徒，方称朋党。外虽相似，内实悬殊。”

“其他人也都是这么说，那么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君子、小人，观其所行之事，自有区别。”

皇上不以为然，转向皇甫镈。

皇甫镈显得很大度：“愿圣主辨其邪正而已。”

皇上只好折中而处：

“凡是好事，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卿等既然这样说，必须照所说的去做，不要只是说说而已。”

天子这话听起来似乎更应该对自己说才对。

两个月后，时间到了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二月，李师道被部下杀死，朝廷收复了淄青十二州。淄青自李正己以来，子孙相承不受朝命凡五十四年，是地最广、兵最多的一镇。淄青被灭，表明元和时代的对藩镇的战争顺利结束了，帝国重新实现了统一。

这当然是天子圣明的结果，可是长安城中却偏偏有这样一种言论在流传，说是裴度矜伐功劳，将大功归于己身，已到了让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有人还举例说，韩愈的那篇《平淮西碑》刻意抹杀了著名功臣李愬的事迹，过分地抬高了裴度的功绩就是最好的证明。蔡州甚至传来消息，说李愬部下的老兵不满意碑文对李愬的不公正态度，把那块碑都推倒了。一时间众说纷纭，也不知是真是假，更不用说是源出何处了。

但有很多事情却是活生生的现实：四月二十九日，裴度被命为河东节度使，出镇太原。

七月二十日，令孤楚被征召回朝并拜相，与皇甫铸同知政事。

同一时间，宪宗下诏磨去韩愈撰写的《平淮西碑》，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十二月，碑成。就在这个月，崔群被贬为潭州刺史。

事情总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可不论怎么说，人人都发自内心地感到这几年来确实可称作是一次“中兴”，至少德宗皇帝给人留下的那种痛苦的回忆被抹得一干二净了。明晓历史的人还经常把当前的兴旺与太宗的贞观和玄宗的开元时期相比，可见人心思治之一斑。可是，天子的主要功绩“削平僭乱”其实有很大水分：在诸镇中，只有势力单薄的淮西是唯一真正被击灭的，河北三镇则无不出于归降。山东之地中地形最重要的是魏博，兵源最广的是淄青，距离最远的是幽州，其根基都未被动摇。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若不予以彻底摧毁，又何谈“削平”？就算是叛乱暂时被**平了，但却远不能算是治世的实现，统一亦不意谓着太平，更不意谓着永久。若要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因为自古以来，暂时的成功往往就是彻底失败的最好温床，正如其时一位大臣谏议大夫武儒衡——已故宰相武元衡的堂弟——在给皇上的一份奏疏中所说的：

“大功之后，逸欲易生。”

不幸的确被他言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