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势”,胜负早已注定(1 / 1)

胜负手是必须的,但没有了“势”,胜负却早已经注定。世事如棋。

韩泰已随范希朝赶到了设在奉天的“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节度使府”。

韩泰很清楚自己身上担负着一种什么样的使命,他也知道这是维持新政的决定性之战和挽救失败的最后一招,绝对容不得有半点的差池。韩泰信奉实干,讲究谋略,他的好友柳宗元对他的评价是“厉庄端毅,高朗振迈”,确实颇能反映出他的为人。韩泰也是个是非分明的人,年轻的热情决定了他有着一种对挚友同志的强烈感情和建功立业的豪迈决心,他坚信自己不会辜负凝聚在他背后的殷切希望。

刚至奉天,韩泰立即就开始了行动,首先是四传命令,召集诸镇军将听宣圣旨,接受新使范希朝指挥。接下来韩泰所要进行的便是从架空范希朝人手,一步步地掌握兵权,最终彻底接管这一重要的军事力量。

然而,他和他的同志们都没有想到的是,使用他本人去完成这一任务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而这个错误决定了他们的最后一击必然以失败告终。这个重大失误就是:韩泰的身份!

虽然京西诸镇在性质上讲是地方驻防系统,但实际是都直接归神策军最高首领——左右中尉——的节度,他们与禁中宦官们的关系自不待言。本朝军事力量的情况与以往自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军队的掌握常常是以一种非正统的政治手段维系,或以家族,或以师生,或以上下属等等,这种传统渊源关系一旦建立,其力量甚至强于天下公义和道统信念。这种现象在本朝有两种反映,一是地方世袭强镇,二是先帝德宗时酿下的苦果:宦官典掌中央神策禁军系统。京西将领们与禁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数年之久,已经近乎于牢固不破。他们一见到范希朝的行军司马是韩泰,都不约而同地恍然大悟,这是王叔文的人!从这个事实推开去,结论就昭然若揭了:范希朝、韩泰两人来者不善。

这是重要的情况!一封封书信从京西各镇飞驰京师。

俱文珍等人开始还蒙在鼓里,当他们看到京西将领们的来信时,如梦方醒:“如让其谋得成,吾辈必死无葬身之地矣!”

俱文珍对京西来使说道:“速速归告诸将,切勿交出部队!”

韩泰是有耐心的,他一直在等待着行营将领们前来报到,他乐观地认为,一切应该都需要时间。对此,怀着异心的将领们也抱着同样的心情,他们也在耐心等待着京中的指示。于是,奉天很平静,一切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战机就这样一天天地失去。要是韩泰能够料到后果是多么严重的话,他是绝不会这样守株待兔的。

可京中的王叔文已感到不能再等了,朝中的情形已经一天坏似一天,尤其让他恼怒和辛酸的是,韦执谊,他们所依赖的宰相、新政的支柱和能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代表,已正式倒戈易帜。尽管他还没有立即反戈一击,但这已足使叔文震撼不已。

叔文早先的预感是正确的,韦执谊从根本上就不是同道者。叔文反思过去,越发清楚地觉得当初的选择本就是一种无奈。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南方的寒族,如果不去寻求一种依托,将终究无所施计。成功需要妥协,但这一代价太大了。

王、韦交恶的深层原因是“势”的变化,绝非是由一两个偶然因素所引起,不过,“羊士谔事件”是使其最终表面化的导火索。

宣歙节度府巡官羊士谔是进士出身,严格说来,他与叔文的老友吕温还是同门,关系一向不错。不过此人性情浮躁,好出风头,在这一点上也有点像他的另外一位同学窦群,喜欢见风使舵,博取时誉。他五月份出差来京,听说王叔文等人正招致了大多数人,当然是和他同类的那些正统朝官的不满,眼见有利可图,再加上一时冲动,竞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批评王叔文,指出叔文的种种不是,轰动了京城。

叔文对此是不能忍受的,假如允许这么个一介小官如此猖狂,威严何在?叔文决心杀一儆百,遂请执谊出诏命将之斩首,但是执谊不同意;叔文又要求在大理寺就地杖杀,执谊还是不同意。叔文心中积聚多日的怒火一下子爆发,当着不少人的面,大骂韦执谊忘恩负义,弄得朝廷中人人皆知。刘禹锡、柳宗元都是出自执谊的提拔,也不好对此妄加评说,一时间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郁。六月二日,执谊将羊士谔贬为汀州宁化县尉,算是作了一点妥协,但是人们都已清楚,两个最主要的人物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了。这对反对派来说,是莫大的喜讯。

刘闢此时还在京城,游说王叔文既不成,便转而执行另外一项任务。六月二日羊士谔被贬,他怕王叔文拿他开刀,吓得连忙逃出。不过,他走得很放心,因为一个月来,他已同宫中的某些人达成了共识,并已通过剑南节度的驻京机构“剑南进奏院”呈递给韦皋,这个共识就是:扳倒王叔文。刘闢只是可惜自己不能亲眼看到这一切。

俱文珍当然不能让剑南一道独撑局面,那样的话,声势就太小了,也有点弄虚作假的味道。让他欣慰的是,太原严绶处的监军李辅光已有消息表明,河东节度使严绶亦将出面。另外,荆南节度使裴均是自己的旧识,当年都在窦文场门下出入,自也不会不给面子。看来一切都已就绪,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六月十六日,韦皋的《请皇太子监国表》递到了门下省,请皇上“权令皇太子亲监庶政”;同时又有《上太子笺》,出语就更直接:

“圣上远法高宗,谅荫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辄当重任,赏罚任情,堕纪紊纲,散府库之积以赂权门。树置心腹,偏于贵位;潜结左右,忧在萧墙。……愿殿下即日奏闻,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

高宗因体弱多病,遂有武氏代唐之事,这是本朝历史上极不光彩的一件事。韦皋把今上比作高宗,又曰“所付非人”,连带把当今天子都责备了一下,若非出自授意,恐怕没有这么大的胆子。笺中还直接点名道姓,直呼“群小”,更显得是有备而来。两天不到,严绶、裴均的笺表继至,内容相同。门下省按照本朝处理臣下上书的制度,覆奏画可,加印转发,这一下,朝中很多人振奋不已。有重兵大将作为后盾,所有的人都似乎有一种公理在身的感觉,大大地出了一口闷气。政治有时就是这样,能够使人一刹那间感到身心舒泰,就是正义和符合公益的行动,没有人也无需人去讨论它是否真的正确。

叔文已经无计可施,他的权力已被削弱,一切只能靠王伾和李忠言维持这艰难的局面。他知道,这一局棋已到了危急的地步,如果不赶快扭转这种局面,失败将不可避免。然而,在六月十七日这天,也就是韦皋上表到达京城的第二天,韩泰从奉天驰归,彻底打破了叔文的幻想。

韩泰已在奉天等了将近半个月,最终也无人前来报到。他这才反应过来情况有了变化,于是星夜快马加鞭,赶回长安。

风尘仆仆的韩泰一见叔文,立即报告说,其与范希朝至奉天已有半月之久,无一兵一卒至。韩泰此刻也已明显地感到,可能大事不好!

叔文自然能猜到是怎么回事,但他不明白这一计划是如何走漏风声的。叔文已觉得整个人像是坠入了无底的深渊,眼前一片黑暗。如之奈何?叔文已失去了方寸。

韩泰也想不出任何良策。

户外,又是一轮夕阳摇摇欲坠,飘动的暮霭随着业已闷热的微风压在初夏的长安城上,让人喘不过气来。叔文和韩泰默默地相对而坐,谁也说不出话来,汗水从额上滑下,从后背透出,浸湿了衣衫,他们都浑然不觉。

就在此时,一个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叔文之母不幸去世。消息传到他与韩泰议事的秘室时,宛如晴天霹雳,叔文忽地站起,脸色顿时煞白。

叔文的母亲病重已有时日,尽管老人家年岁已大,患病也不轻,但叔文没料到会有什么不测。这几天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叔文甚至无暇到母亲的病榻前问候。母亲亡故则必须服丧,这是伦常对人子的要求,母丧同父丧一样,是五服的第一等,起码要停职居哀三年。如不是非常情况,比如皇帝下诏“夺情”、“起复”,是不允许有所变通的。这无异于置叔文于死地,难怪他要如此惊慌不已了。

可是,叔文的悲剧命运似乎无法避免,内院中一片低沉的哀号声说明了一切。未过多久,韩泰看见叔文缓步走出后闺,来到中院,抬起头望着微暗的天空,热泪满面地喃喃自语:

“天其丧予!”

第二天一大早,叔文平静地吩咐人准备五十几担酒食带到翰林学士院,就绪后,以度支使的身份命人去请宫中诸内侍。诸宦官不知叔文有何用意,陆续来到翰林院就座。其间有俱文珍、薛盈珍、刘光琦、薛尚衍和解玉,李忠言带了两个小黄门也来到院内坐定。

叔文一言不发,先走过一圈,给每人塞了一块黄金。然后命人给诸内侍斟满酒,自己举起酒盏,对座中诸人道:“叔文请诸位先饮过此杯。”言罢,一干而尽。

俱文珍等人没有动,只有李忠言默默地饮干了杯中的酒。

叔文又加满酒卮,对他们说:“羊士谔诋毁叔文,叔文将杖杀之,而韦执谊懦弱不敢;刘闢以韦皋之势威胁贿赂叔文,叔文欲集众斩之,韦相又不同意。叔文是堂堂正正的人,每想到让这两个凶徒逍遥法外,心中不快。”

众人不知他还有何下文,都不说话,唯听俱文珍“哼”了一声。

叔文不动声色,继续说道:“叔文自判度支盐铁副使以来,所作所为,皆为国家兴利除害,又创获无数钱财以资国用,可谓有目共睹。”

俱文珍料到此刻叔文不敢把自己怎么样,站起来打断他的话:“王大人此言何来?自大人出任度支,不见一日以簿书为意,但见与人窃语公署而已,今云‘兴利除害’,岂非笑谈!”

叔文瞧着他,依旧是面不改容,对侍吏道:“为俱内侍满酌一杯!”转向俱文珍,“请俱内侍与叔文对饮这杯!”俱文珍见状,举起酒卮仰头喝下。

叔文又说:“叔文母亲病重,因为身任国事,不能亲侍医药。看来这两日不得不告假归侍,叔文为国竭心尽力,不避危难,但为尽忠报君而已。一旦离职,百谤交至,届时不知谁能鉴察此心,以一言相助否?”

俱文珍又忍不住:“大人既自称为国尽心,又何虑他人毁谤?”

叔文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不停地劝酒,在座的人也不说话。有人起身如厕,听到廊下的两个王叔文家人正在那里窃窃私语,一人道:“母亲已亡,还有心思在这儿喝酒!”另一人道:“说的正是。”这位宫里的人连厕所也不去了,急忙回来悄悄地告知俱文珍。文珍一听,心中昭然。

第二天,叔文又故伎重演,把众宦官们又请到翰林学士院。但这一次,叔文却不再像昨日那么谦卑温和了,脸上隐隐带有一种杀气。他在酒宴上只说了一句:

“叔文专来告知诸位,圣上龙体业已恢复,此刻正在皇苑中猎兔,上马如飞,一如当年。敢有异议者腰斩!”

说完,拂袖而去,留给座中诸人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慑感。俱文珍与其他人都感到,王叔文已开始孤注一掷。但即便如此,宦官们此时已有恃无恐。

六月十九日,叔文终于宣布,以母丧去职。真是天赐我便,不少人额手庆幸。

叔文是出于无奈,而不是退缩。此后近二十多个日日夜夜里,叔文和刘、柳、凌、韩等人苦思计策,希望能够起复官职。韦执谊已在考虑退步,已经不能依靠,他们只能设计另外两种方案,一是通过宫中的李忠言一派,借助于病重的顺宗作为天子残存的威慑力;一是求助于宰辅杜佑,争取一些朝臣的支持。王伾担负了这一计划的主要工作,连续多日每天来回于宫中和杜佑府第,先是请起复叔文为宰相、总领北军,结果当然是徒然;后来又降求为威远军使,领“平章事”,又未果。这种情况下,反对者如何还能让你王叔文再任要职,并且还是拥兵大权?最后,胆小的王伾第一个垮了,他在这个考验人的时刻暴露了他缺乏信仰的致命缺点,他的神经终于崩溃,他想要逃跑。这天,王伾屡次上疏没有回应,在翰林学士院等到夜里,忽然仰身倒下,口中叫道:“王伾中风了,王伾中风了!”第二天坐车回宅,从此闭门不出。

在杜佑和新任副使潘孟阳手下工作的会计专家陈谏是第一个受害者,因去请示已经离职的王叔文而被赶出朝廷,贬为河南少尹。

时间到了七月,在俱文珍等人看来,时机已经成熟。太子的意思也很明确,目前已到了解决宫中不正常局面的时候。俱文珍等人一合计,现在是外有藩镇声援,内有朝官支持,既有神策军在手,王党又失势无靠;太子英明睿智,足为依恃,可以下决心了。

七月中旬,首先是宫中的人发觉,往常侍疾皇上的内侍李忠言突然消失了,再也没有露过面。有人说他已重病在身,命在旦夕。后来,皇上的宠妃牛昭容也消失了踪迹,人们再也没有看到她,只是发现宫中的一个旁殿被禁闭起来,任何人都不得人内。但所有这些,并没有引起什么更多的注意。

七月下旬的一天,翰林学士郑、卫次公、王涯等人奉诏入宫。在太极殿侧阁,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薛尚衍正等着他们,在座的还有一位东宫的内侍西门珍。俱文珍对翰林学士们宣布:“皇上有旨,令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请诸位学士即刻草拟诏诰。”

七月二十八日,诏书颁下。百官在东朝堂朝见太子,太子哭着宣布:因圣上未康,寡人权监国是而已,就不答百官的拜贺了。群臣无不感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