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重的太子终于出现在太极殿上，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胜利。

凄凉的夜色渐渐笼罩了大明官，寝殿里烛光绰绰，帷帘深垂，凝重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就在此时，德宗皇帝已经不行了。

尚药局的四位侍御医都已束手无策，皇上是年老体弱，内忧攻心，加之外感风寒，于是诸疾并作。目下脉相细弱，面无血色，眼见不治。近臣以俱文珍为长，刘光琦、薛盈珍等人依次在榻前垂手而立，默默地看着弥留的皇上，室内一片肃穆。

德宗在最后的时刻，有所回光返照，突然挣扎着身体，呻吟起来，口中喃喃而语。近臣急急趋前，俯耳倾听，但德宗声音微弱，气息如丝，实在无法辨别。

宦官们面面相觑，最后，不免都一起看着俱文珍。

俱文珍算是目前的近侍之首，曾出监宣武军，自窦文场、霍仙鸣相继退休、亡故后，宫中事务皆由文珍主持。此际情况更是非同寻常，其他人自然只能依靠着他主持大局。可是俱文珍同样也拿不定主意，尽管他在内心里对目前态势的根本性质是一清二楚的。

德宗还有没能交待的事情，因此他显然不愿罢休，仍然在拼命地说出一些话来。终于，榻前内侍们听清了皇上的话，天子用最后的精神、最后的力量表达了一个最后的愿望：思见太子！

这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德宗的这个愿望已经不可能得到满足。太子有疾不克前来并非主要原因，真正的缘由是：太子的身体既然不能承受嗣膺大宝的重责，就有理由发生改立之事；而既然存在废立的可能，那么目前的太子就不具备以嗣君接受遗命的资格。换句话说，皇上尚未大行，宫中的改立意图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在这种情况下，德宗又如何能够见到太子！

无论如何，擅行改嗣都是对传统制度与伦理的严重挑战，更是欺君的大逆之罪，任何人都不能不有所顾忌。但是宦官与天子同体共生、荣辱与共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始终热衷于操纵废立。眼下的情况，绝好的例子。

德宗也许绝没有想到内侍竟可以不听圣意，可是他再也没有力气说话了，略略抬起的头颅重重垂落枕上，两行热泪潸然而下。室内又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

俱文珍沉思片刻，终于下定了决心：“为国家千秋万岁计，也只能如此了。”他看其他人不说话，又道：“太子殿下虽然仁孝宽大，但沉疴在身，早晚不保。国不可一日无君，吾等身为人臣，岂能坐视不顾？这改嗣之事，不议不行！”

决策已定。在座的宦官们虽然犹豫，但想到那位从来对太监不假颜色的东宫太子一旦入主皇宫可能发生的事，只有铤而走险了。

夜半时分，紫微突暗，天一失明，德宗皇帝龙驭上宾。他的最后遭遇令人同情，按照他的性格与行事作为来看，这位天子绝对是死不瞑目。

毫无疑问，太子的资格发生疑问，嗣皇帝就不算确立，宫中目前是绝对不会发丧的。

第二天上午，最年长的亲王、皇叔召王李偲秘密地进入宫中。俟其瞻仰遗容后退入偏室，薛盈珍过来见礼，直言宗庙可忧。

个中情形，召王也略知一二，他所不知道的只是宦官们眼下早已自有分寸。

既然皇叔已默认储位问题现实存在，盈珍就单刀直入，看着他低声说道：“殿下以为舒王如何？”

召王没想到竟要改嗣，大为踌躇，不敢表态。

“禁中也无非是为宗室社稷考虑。”薛盈珍见他犹豫，又补上一句。

“可是——”召王对舒王、太子两位并无亲疏之分，但想到事关宗庙大计，哪里还敢说话。

同时，舒王李谊被传入禁中议事，和诸宦官秘密地商议了许久。看得出来，接下来的事就是寻求诸王的支持了。于是德宗其他诸子通王李谌、虔王李谅，以及较年长一辈的丹王、恩王、简王、忻王等也在下午进入宫中。但事情重大，没有一个敢明确态度。

帝国在政治真空中度过了第一天。

第二天情形照旧。宫墙之外，除了几位王公，没有人知道天子已经驾崩，宫中正酝酿着重大的行动。消息被严格地封锁，甚至连当朝宰相们也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朝野上下被一种不祥的阴云笼罩着。

不过，有一个人例外，这就是王伾。

王伾也是南方人。故乡水土给他的烙印更重，来到京城已经好几年了，却还操着吴语，让人一看就知道他身世微贱。加之他短小的身材、平庸的长相，朝中的大族名士对他很是不屑。王伾自己也很清楚，像他这样的人，是颇难在朝廷立足的。幸好，王伾结交了王叔文，给他的政治生命带来了光明的前景。

王伾自然不如叔文那样富于胆识和才学，但二人的寒微出身却十分相同。与叔文以棋待诏相似，他之所以入侍太子，是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太子殿下多才多艺，对书法也有着一种强烈的爱好，因此对这位书法老师礼遇有加。在王伾的悉心教导下，太子的隶书技艺突飞猛进，德宗很赞赏，经常命太子书写自己的作品。王伾性格、为人也与叔文有较大的不同：和叔文的任气自许相比，王伾多少显得有些浅薄委琐。于是在这位老师面前，太子便不像在叔文面前那样拘谨。数年来，王伾从翰林侍书待诏累迁正议大夫、殿中丞并兼皇太子侍书。

但王叔文的才干决定了只有他才是太子最主要的谋臣，叔文既为太子所仰仗，更为王伾所需要。二王倦勤归来，常常聚在一起煮酒论事，叔文的话虽不多，但每每给王伾以强烈的感受，他不仅从太子那里，同时直接地在叔文本人面前得出了一个结论：与王叔文站在一起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德宗大渐，王伾由于兼带殿中丞一职的缘故，得以入宫参与医药之事，并且打通了支持太子的宦官李忠言的关节，使王叔文进入了大明宫中翰林学士院。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正是因为这一契机，使得王伾知道了德宗大行和禁中秘不发丧的消息。

这天下午，王伾一骑快马，直驰叔文府第。

叔文听罢沉吟不语。尽管不出预料，但他内心还是受惊不小。叔文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让它形于面色，他反复告诫自己：千万要冷静！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宫中下一步会如何行事？

王伾认为：一二日之内，必会传召宰臣禁中议事。

这个分析非常准确。王伾显然已经知道站在己方的大宦官之一的李忠言明确表示了对改嗣的反对，因此在诸王亲戚均未表态，内部意见亦有不一的情况下，宫中主谋者寻求更广泛的支持，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叔文猛省：成败系乎一线！于是叔文立即召集他的同盟者进行会商。

凌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

他是叔文的半个同乡和十几年的故交，数天前刚由浙东节度使判官入为翰林学士。凌准早年上书宰相，被荐于朝廷，授崇文馆校书郎，入仕后一直在宁节度府中任职，泾师之变时为韩游瑰出谋划策，破贼平乱立有大功。凌准富于史识与哲思，对国家现实很有自己的见解，叔文对这位老友极为赞赏。眼下，凌准入居翰林而进入朝廷的中枢阶层，在这个严峻时刻，他第一个在道义上给了叔文以绝大的鼓励与支持。

凌准义正辞严地指出：“国有大丧而不宣，有储君而不立，一不可也；窥伺冢宰，摇动宗庙，二不可也；藐视国体，背违伦常，三不可也；隔离中外，扰疑人心，四不可也；危难猝生，坐而不顾，五不可也……”同时，明确地表示自己将在异日的朝会中对中人操纵国是的不良企图，予以坚决的反击。

柳宗元、刘禹锡的态度都与凌准不谋而合。在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面前，王叔文没有理由不感到斗志倍增。最后，叔文进行了具体的安排：凌准速与诸翰林通报消息，力争入阙；王伾翌日入宫为之响应；柳、刘可居外采听，以备不测。

诸人再一次领略了叔文非凡的应变能力，以肃然的静默表示了对他果敢决断的赞同。

又是一天过去，宫中的密谋仍然没有结果。宦官们感到再也不能就这么拖下去了，通知朝官已不可避免。他们当然也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能在朝官那里获得支持，哪怕是默许也行。

德宗驾崩后第三天的傍晚，几个小黄门分别引来了几位翰林学士，他们是郑、卫次公、凌准、李程、张聿、王涯。

在宫中设立翰林学士院是玄宗朝的事，当时的职务还主要是草拟表疏批答，检视王言，以备顾问。德宗时，翰林学士权任加重，得以参掌机密，特别是近几年，翰林学士甚至常被目为“内相”，举凡大诰令、大废置，以及宰臣之密划、内外之密奏，皇上莫不与翰林学士专受专对，他人无得参与，以至宰相有时倒成为摆设。

宦官们力图从翰林学士那里寻求突破口，绝非偶然。

王伾在太极殿前与匆匆而来的学士们会合。卫次公走在前面，正莫名其妙时，王伾即已跨上一步，拉着次公的手，拽过一旁，悄声说了几句。

次公一脸惊异，转过头对紧接而来的郑等道：

“诸位大人，皇上仙升了！请随我入殿举哀！”

几位翰林都很震惊，一时手足无措，跟着次公和迎上来的两名太监跌跌撞撞地走进殿内，朝着德宗的神柩，齐齐跪下。

几许悲哀、疑惑之绪在各人的心头掠过。

礼毕退下。俱文珍、薛盈珍率几位宦官在偏殿接着，郑按捺不住：

“遗诏何在？如何不见举哀发丧？”

一位宦官口快，大大咧咧地：“禁中商量所立，尚未决定。”

卫次公一听大惊，心想这叫什么话！太子二十几年前就已确立，天下谁人不知！即使病重，也还健在，如何还要商量所立！还未等其他人反应过来，次公脱口而言：

“皇太子虽然有疾，然位居冢嫡，内外系心，‘商量所立’云云从何说起？”

俱文珍缓缓而道：“太子殿下疾甚，恐有不虞，以是内中议立未定——”

次公打断了他的话：“必不得已，也有皇孙广陵王在，立嗣之事顺理成章，何虞之有！”次公亦何尝不清楚宦官们的如意算盘，又补充道：“若有异图，祸乱未已！”

这是有关国体的大事，明达圣理、饱受皇恩的卫次公此时丝毫没有考虑其他，只是无法容忍这种离经叛道之事发生。这无疑也是郑等人的想法，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个人的好恶恩怨是无足轻重的。

凌准和王伾很欣慰。凌准借机趁热打铁，大声说道：“请中使会同诸学士立即拟发遗诏，并于明日发丧，请太子柩前即位，主持大事。”

郑等人立即随声附和。

几位宦官哑口无言。俱文珍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明日发丧，迎太子即皇帝位！”

说这话的时候，俱文珍嘴角闪过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冷笑：太子殿下还能走得动吗？

确实，即将成为皇帝的太子还有一段路要走。

这段路不长，严格算起来不过千步——从东宫寝殿到九仙门——但即使有步辇可乘，这段路在太子看来也无疑等于漫漫长征，因为太子实在是连站立都很困难了。

但时势逼着太子必须振作，否则后果仍无法预料。

当一旦大行发丧，百官素服麻衣依次走入皇宫的时候，如果见不到扶柩的太子，人们当然会怀疑起嗣君是否健在，国统是否有继。这种疑惧绝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谁都知道太子病重已非一日，二十多天的空白给人的压力太重了。

最要命的是禁军已经骚然。驻扎在大明官两侧九仙门、太和门外的左右神策军担负着护卫天子的重责，他们迫切希望知道烟雾重重的禁宫真相，也有理由见一见他们的君王，不然，在这样一个外患不息的多事之秋，士兵们又何来报效国家的勇气呢！强大的神策两军首领孙荣义、杨志廉都是宦官，担任此职已有数年，权势甚大，禁军将士们聚集在九仙门外喧闹，他们在其中显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太子毕竟毅力非凡，他用意志战胜了病魔。当王伾赶回东宫告诉他皇上驾崩，目下内外忧疑，迫切需要他召见诸军使时，“呼”，太子一下就站起来了。

王伾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喜极而泣。

太子匆匆换上紫衣麻鞋，连帽子都不及戴正，便在宫侍的搀扶下一步一步地走出殿外，坐上步辇，又走出了九仙门。当太子远远地出现时，一片欢呼之声似乎响彻了整个长安城。

第二天，太子身着丧服在宣政殿接见文武百官，宣布先帝遗诏。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二十六日，太子在太极殿即位，终于成为合法的皇帝，后来的庙号为“顺宗”。殿上卫士还不相信重病的太子真的无事，都在引颈遥望，当太子久违的身形出现时，一切以往的疑虑都烟消云散了，“是真太子！”卫士们热泪纵横。

当政治铁幕一旦拉开，人们摆脱惴惴之情后的那种喜悦往往就像决闸之水，一发而不可收止。病中的新帝也为之欢欣鼓舞。

然而，新帝的身体显然是不适合激动的，兴奋加重了病情，他已是极度的虚弱。但无论如何，新一代天子诞生了，帝国的历史又将翻开沉重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