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多难，罪在朕躬”，自古以来，天子的“罪己”有时不过是一种退让策略，或者只是一种姿态。真正的引咎自责以求重建道德，并不多见。

时间是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正月。策划者是陆贽。

皇上当然知道这不是一篇普通的制书。一段时间以来，天子的心里也很不好受，他常常愤愤地挥剑乱斫，向天仰望，喃喃自语。每次与陆贽交谈后，皇上一方面为自己的轻躁而后悔自责，但同时又忿忿不平，不明白一腔壮志换来的为何是满目的灾难。在奉天的朝会上，他望着垂手肃立的文武百官，经常是心潮起伏，感慨万端。

陆贽坚信，只有一条路可走。

“陛下，”陆贽深思熟虑已非一日，“方今盗贼遍布天下，舆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所避讳，臣虽愚陋——”说到此处，陆贽已是奋发激昂，“亦可以仰副圣情，使反侧之徒革心向化！”

德宗心中充满了一种悲剧感，他也只有做这样一个无奈的选择。他对翰林学士说：

“国家厄运，罪在朕躬！”此话一出，皇上竟已是泪光晶莹，“朕……愿照卿之意，大谢天下，凡所反侧者，一概赦免，诸将赴难奉天者尽加忠臣名号，——苍天不负予！”

“吾皇万岁！”

罪己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天子替天行道，假如横遭危难或者民心怨腾，自然是因为违背了天道的意旨，才使上天降厄示警。在这种情况下，为免遭天谴，收拾民心，只能是痛自引咎。著名的经典《左氏春秋传》记载了最早的先例，也就是陆贽所说的“成汤罪己”。然而在后来的天子看来，天子的权威岂可如此等闲视之！所以就一般的情形而言，如狂风暴雨地震干旱等表现出来的“天威难犯”，帝王为天下计，倒是会下诏罪己以求上天的宽恕，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但在人事方面，似乎还没有哪一位天子像古代先王一样深切自责、痛心疾首过。德宗的罪已是一个典范。

这年大年初一发布的诏书表面上是大赦，中心内容却紧紧围绕着自我谴责展开，是一篇真正的《罪己诏》。陆贽写得恳切深痛、诚挚感人，可谓是发自肺腑。这当然是陆贽在某种程度上坚持的缘故，否则皇上不会下决心走这条无奈的道路。

当然，罪己绝非是盲目地丢弃原则。李、田、王等不过是自封王号，而朱泚却有性质上的不同，涂炭宗庙还罢了，僭越称帝，这是大逆不道的极致，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这是天下的共识。如果皇上对他姑息，那就是整个帝国的耻辱和道德伦常的失序，没有人会同意。所以诏书严正但同时不失理节地宣告：对朱泚，“朕不敢赦”。

天子在痛苦的抉择下作出了圣明的决定，这是国运攸关的大事。诏书在最后规定：

“赦书日行五百里，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一匹匹快马，一级级驿站，把奉天的诏令传向四方。在战时状态下，帝国的交通虽然有所损害，但讯息的渠道并未完全隔绝。发布的方向当然也是有重点的：一是“山东”的田悦、王武俊和李纳、朱滔，二是河南的李希烈，三是占据京城长安的朱泚之众。德宗特别命令兵部员外郎李充具体负责河北地区的宣慰任务。

天下大悦。有消息表明，诏书传到山东地区，士卒们听后，皆感极而泣，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致相同。陆贽和德宗的努力没有白费，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诏书提到的那些叛乱首领，却是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打算。已自称大秦皇帝的朱泚不用说了，他只有一条路走到底，于是又更国号为“汉”，自号“汉元皇帝”，改元“天皇”。

王武俊起事多少出于一时的冲动，充其量也不过是因为奖赏不公而已。泾原兵变后，朱滔、田悦想乘机进兵攻击河北的官军主力之一李抱真部，气焰颇盛。如果再与王武俊合力进军，河北官军不要说回师勤王，就是单单对付正面之敌都非常困难。李抱真感到压力很大，思前想后，只能用计。于是，派了一位谋士贾林前去王武俊处诈降，希望能用他的机智缓冲一下局势。

贾林此人果然有勇有谋，一见面就实话实说，言明此来非降，是来传话的。王武俊是契丹人，很有点胡人的豪爽之气，在贾林对利害的分析下一听动容，拒绝了朱滔的联兵之议，暗地里与抱真和马燧达成了停战协议，这使得河北官军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这种情况下，德宗《罪己诏》一下，王武俊便立即集合三军，宣布撤去伪号。

淄青的李纳、魏博的田悦无非是谋求名位世袭，现在朝廷既然有所表示，天子又如此通情达理，一时无话可说，便也上表请罪，表示归顺。

至于为人暴虐的李希烈，因为独霸淮西，又自恃强大，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此刻竟效法朱泚，也干脆自称皇帝，国号“大楚”，以汴州为基地，四出攻掠。

只有朱滔最工于心计。此时他已是朱泚的皇太弟，年初还以重金邀请回纥合兵五万西攻贝州，与朱泚首尾呼应。他也许没有想到德宗的赦书居然对他也网开一面，但这时他信心正足，自不会就此罢休。不过，他也给自己留了一点后路以备不时之需，并没有公开抵抗，只是不满于田悦对自己的阴奉阳违，发兵攻打，田悦闭城不出。

东方的局势稍有好转。但祸起萧墙：勒兵京畿的李怀光正怨气冲天。

怀光勤王功不可没，要不是他击退了增援的叛军并及时赶到，奉天之围绝非轻易能解。怀光性格粗野，语无遮拦，一路上都在大骂卢杞误国，为这事连续上表，直到德宗不得已而贬卢杞、赵赞、白志贞以示安慰。怀光还不罢休，又上奏弹劾宦官翟文秀，力请诛杀。翟氏可是皇上信任的人，此刻为安抚大将，德宗也顾不得许多了，只好舍卒保车。

德宗作出这些牺牲，只是希望怀光能立即去收复长安，使得自己尽早重坐龙庭。但怀光的不满并未就此消歇，他也知道皇上的用意，故意屯兵咸阳，逡巡不进。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值此生死存亡关头，幸好帝国还有一位忠臣，这就是检校工部尚书、神策军行营节度使李晟。兵兴以来，李晟所部一直是绝对忠诚朝廷的直属力量之一，他也是急急从河北赶赴关辅的，此刻正驻扎东渭桥，逼视长安。

李晟治军有方，号令严肃。进驻东渭桥后，当机立断，马上合并了不受节制的刘德信部，秣马厉兵，准备进兵。怀光眼见李晟独当一面，十分担心。

怀光自忖，目下自己手中砝码颇重，可以有恃无恐。遂上奏皇帝说：克复长安事关重大，务须诸军协调行动，请求准予与李晟部合军。其用意无非是欲借此控制李晟。

德宗只要怀光能进兵，无有不可，下诏同意。

二军在咸阳西面的陈涛斜会师，筑垒未毕，朱泚就派兵杀到。接到探报，李晟急忙去见怀光。

“明公，”李晟为人向不倨傲，“朱泚若固守宫苑，倒是不易攻取，此番贼众敢轻离巢穴，可谓天赐明公以良机，不可失之！”

怀光此刻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只是苦于没有借口，哪里还想去和朱泚交战。

“我军甫至，人马未饭，岂可应敌！”一口回绝。

李晟长叹而出。

怀光对手下略有不满的将佐说道：“诸位有所不知，此间各道军马，赐粮皆薄，独神策军最厚。薄此厚彼，于理何安？我已表奏圣上，圣上不日将派翰林学士陆贽前来宣慰，且观旨意如何。”

德宗真是无可奈何。他对陆贽说：

“眼下财用窘迫，哪里有这许多粮草！然若逆李怀光之意，势必使其军失望，横生事端，这真叫朕难办！卿可见机行事。”

陆贽一到，怀光当着李晟的面，拍着几案：

“将士们同是为国战斗，然而待遇迥异，如何叫他们心安？”

陆贽无话可说，暗中给李晟打着眼色，希望他能先退一步。李晟会意，大度地说：

“明公是元帅，晟不过是领军受命而已。至于说到增减衣食，只要明公下令，晟无有不遵。”

怀光这下倒不好再说什么了。他也怕就此引起李晟手下士兵的不满，本来是想让李晟自己走这一步，现倒反让李晟将了一军。心中恼怒，但又不好发作，只好将怨气撒向陆贽，言下大是骄狂。

其实李晟知道情形已是箭在弦上，很担心被怀光吃掉，在此之前已秘密奏上一本，请求移军返回东渭桥。这时陆贽也已回到奉天，向德宗汇报了此行的情况，结论是：李怀光不仅奔寇不迫，师老不用，而且阻沮手下将士进取之志。皇上若一味姑息，不采取有效手段，变故将不可避免。德宗忧心忡忡：“然则李晟奏请移军之事，如何处之？”

“臣在彼处，怀光已提到此事。臣当时担心他生疑虑，遂故意夸赞其军力强盛，怀光很得意，反而有轻视李晟之心，曾答应若圣旨同意，不反对李部移军。陛下不妨以此为由下诏怀光，就说既然卿已同意，遂敕李晟军允其所请了。如此辞直理顺，不怕他有借口。”

德宗半信半疑，还不相信怀光会就此造反。到了二月，一个个消息证明这已是一触即发的事时，皇上还心存侥幸，以为是小人的离间，又派中使去晓慰怀光。但李晟已等不及了，率部从咸阳结阵徐徐而退，从而免遭虎口。不几日，李怀光果然反叛，另外二支兵马鄜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部由于德宗不同意移营，被怀光吞并。

二月二十六日，因为怀光将赵升鸾的密报，皇上终于得知怀光将在第二天偷袭奉天挟持天子，方才龙颜大惊。浑瑊当机立断，坚请舆驾即离奉天。于是，德宗再一次仓皇逃奔，从奉天又逃至陕西南部的梁州。

这才是二月份，看来新年并没有立即使形势好转，相反却越来越糟。不过，矛盾既然全面激化，那么，一切不是在冲突中灭亡，就是在崩溃后再生。帝国尚未走上绝路，朝廷的力量和号召力依然存在，正义也仍在天子一边，人情已经厌恶战争，叛乱诸镇的联防亦开始分崩离析，这一切表明，帝国政权在纷争的夹缝中依然存在着生机。

李晟开始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他和陆贽、浑瑊一样，以自己的忠诚和勇敢在这个事态迫切之际尽到了人臣的责任。此时此刻，他的状况是最危险的：一是处在朱泚和李怀光两支强敌之间，二是由于朝廷转移，部队供给也发生困难。可谓是内无资给，外无救援，处境十分艰难。

这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德宗在出奔的路上不住地问浑瑊：

“渭桥位于贼兵腹部，李晟与敌军兵势悬殊，是否能行？”

“陛下，”浑对李晟信心十足，“李晟秉义执志，势无能夺，以臣看来，必能破贼！”

德宗轻吁长气。

然而李晟却焦虑万分。从战略上讲，克复长安成为扭转整个战局的关键，既可以恢复天下臣民平叛的信心，又能重新掌握关中之地，从而与各道兵马对反叛力量形成夹击之势；相反，假如一旦迟缓，朱泚、朱滔、李怀光、李希烈以及其他一些犹豫观望的地方势力必然会再行勾结，对朝廷形成新的威胁，这无疑将是致命的。长安务须收复，李晟铁了心。

在这种危急时刻还想要有所作为，精神支柱绝对不可或缺。李晟一向能以忠义激励将士，以自我的献身精神来调动全军的士气，此刻更是不敢松懈。但李晟在策略上做得更为成功。

他先是借手下大将张少弘之口，假传圣旨，宣布自己已被任命为尚书仆射、同平章事，以安众心；又写了一封措辞谦卑的信给李怀光，字里行间却谕以祸福利害。李怀光见了，一时倒也踌躇起来。接着，李晟凭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便利，抢先在部队所在的京畿一带地区，以皇帝的名义征粮，这一下军不乏食，声威大振，连李怀光都暗暗叫苦。

此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李怀光的轻躁之举纯粹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原因是李怀光的朔方军是一代功臣郭子仪的旧部，部下的将士对朝廷有着一种不能割舍的情感联系，许多人本就不愿跟着李怀光背叛朝廷。加上粮饷将竭，在李晟的影响下，军众渐多离散。先是邠州的朔方留守将领韩游瓌杀死留后张昕，上表请受李晟节制；接着原神策将孟涉、段威勇率兵哗变，投归李晟。此后，类似情况更是一发不可收。怀光无奈，只得烧营东走，退向河中。李晟兵不血刃，解除了后顾之忧。

三月，浑瑊派来的步将上官望怀着诏书从小路抵达渭桥，传旨加李晟官衔，李晟流涕承诏。许多兵马开始向李晟靠拢，包括李怀光军中反正的几支军队。同时，浑瑊与借来的吐蕃兵大败朱泚于武亭川。在河北战场上，已去王号的田悦被堂弟田绪杀死，田绪由此继任魏博节度使，并和王武俊与河北官军主将李抱真大败朱滔于贝州，迫使朱滔逃归幽州。攻克长安的时机已经成熟。五月三日，李晟引军抵达通化门。

形势又朝有利的方向发展，不过，德宗故态复萌，一下子又急功起来，差一点坏了大事。

皇上先是迫不及待地向吐蕃借兵，不料吐蕃随浑瑊击败朱泚后大掠而去，又使他很着急。

陆贽道：“吐蕃贪狡，有害无益，得其引去，实可庆贺。陛下何忧之有？”

德宗一心只想着帝京能不日光复，又不便明说，便道：

“李晟、浑瑊兵少，怕实力不够吧？”

“吐蕃反复多端，一旦深入郊畿后暗结贼兵，则后果不堪设想。”陆贽何尝不知皇上的心情，于是把话说得很重：

“臣以为，戎兵不去，寇不能灭！”

陆贽这话一出，德宗也不好再说，但又担心众将逼近长安，不要又像李怀光那样逡巡不前，又道：

“李晟、浑瑊军破敌攻城，当有规划，朕欲贤卿条疏计议，部署下去。”

陆贽一听之下，惊出一身冷汗，皇上的疑惧之心又来了，赶紧上言：

“贤君选将，委任责成，故能有功。何况长安、梁州距离千里，兵势无常，遥为规划，未必合宜。决策九重之中，定计千里之外，岂得成功！”说到此处，陆贽干脆把话点透，“陛下，君上之权本迥异于臣下之权，所谓：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呵！”

此语触到德宗的痛处，皇上缄口无语。

五月二十一日，李晟正式发动攻击，只用了八天就一举克复。同时，西路的浑瑊、戴休颜、韩游瓌也收复了咸阳，并分兵追击逃窜的朱泚。朱泚逃至彭原县时，被部将射杀。

当李晟的破敌文告传到梁州时，天子下泪了。

“天生一李晟，是为社稷万人，不为朕也！”

随驾群臣无不动容。

七月，流亡数月的天子还驾帝京，随行的各路骑步兵有几十万人，一路连亘数十里，长安士庶，夹道欢呼。李晟跪迎于路左，上贺“元凶殄灭，宗庙再清”，又使天子挥泪不已。

长安收复的消息迅速传遍。河中的李怀光处在官军的正面，显得有些孤立，权衡再三，只能上表请罪。帝国喘息甫定，自也无力再追穷寇，皇上下诏表示原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料前去宣抚的使节孔巢父处事欠妥，引起怀光和手下一些胡人的不满，又鼓噪起来，杀死巢父，再次抗命。

但不管怎么说，平叛的战事还是一步步走向成功。在河南方面，负责军事的王子曹王李皋击退了李希烈，收复了安州。在河北，马燧协同李抱真、王武俊再攻朱滔，迫使朱滔上表待罪。

转眼又到了深秋九月。德宗信步皇苑，眼见亭台依旧，池柳依然，不由得心潮翻滚，思绪万千。正是去岁的此时，一次突来的严寒也卷来一场严重的灾难，使得舆驾西迁，饱受颠沛流离、失国丧庙之痛。每念及此，皇上就十分恼恨那误事的白志贞，同时，也想起自危难之始就不离左右的宫官窦文场来。“近卫之任，还是内侍可信！”这次变故使德宗彻底推翻自己早先的想法。

在一路逃难中，皇上既离不开陆贽，也离不了窦文场，似乎两人都是患难之交。其实，宦官和陆贽辈的忠诚是不能类比的，此中道理很简单：在武人得势的纷争之秋，文臣尚可以入幕为僚，而无兵无权的家奴除了跟随主子，是无处可投的。不过，家奴一旦拥有权势尤其是兵权，情况就不同了。

所以还在奉天时，有位大臣萧复就上言曰：“宦官自艰难以来，多为监军，恃恩纵横。此辈只应掌官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权国政。”皇上听了就不高兴。此番有了借口，德宗主意已定。

本月的三十日，德宗正式任命窦文场监领神策军左厢兵马使，王希迁监领右厢兵马使，开始以宦官分典贴身禁军，他当然不可能预料到后果是如何的严重。又是一年过去。由于战事和蝗灾，财政再一次成为迫切的问题，新的一年，就是在江淮转运使韩滉发来的一船船粟帛中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