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用窘迫。新帝为了自己的目标，必然属意财政。理财专家刘晏，为帝国困乏的财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长安五月的早晨还是颇有寒意。五鼓时分，吏部尚书刘晏正骑马奔向城东北的大明宫。

这一天照例是举行常朝的日子。本朝朝参制度规定，单日御朝，双日休朝，称为正御朝参，又称常朝，皇帝要在宣政殿或含元殿朝见群臣。

刘晏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尽管他在七岁时就有“神童”的美誉，小小年纪即被授为秘书省正字，算得上是少年得志了，但更多时候他还是习惯于把敏锐的才智表现在行动而不是口才上。刘晏的突出成就是在理财方面，十几年来，仕途虽然两起两落，但他仍然不改初衷，兢兢业业地为国家的经济奔走效劳。上到天子，下至士庶，对此都有目共睹。

吏部尚书也是个有名的慢性子，在旁人看来，有时还甚至迂腐得难以理解。仆从们对此是太有体会了，早上起来，时间已经不早了，可尚书还在不紧不慢地裹头。手下人看不下去，教给他正确方法，可尚书不为所动，继续慢腾腾地操作。这不，眼见五鼓已过，早朝将近，现在只好加紧赶路了。但刘晏忽然勒住了马头：“且慢！”

随从们朝着他的眼色望去，这里正好是东市的边缘地带，路旁有人在卖蒸胡饼。炊烟袅袅，热气腾腾。

“去买几只来！”吏部尚书饶有兴趣。

“眼下是去上朝——”

“无妨，”刘晏摆摆宽大的衣袖，“喏，袖中自有天地。”

等刘晏用袖子包着好多蒸胡饼赶到建福门时，朝中的文武大臣们已经在那里鱼贯排列，等候皇上临朝了。此际正是德宗一举剪除黎幹、刘忠翼逆党，又以士人白志贞代王驾鹤主掌神策军等举措施行不久，举国震撼，而朝臣更是议论纷纷，但刘晏对此则似罔若无闻，从袖中掏出蒸胡饼，自顾大啖起来。同列侧目一看，不禁好笑：“尚书真是雅兴，含元殿下，入阁之前，大啖胡饼！但不知其味如何？”

刘晏不知话里调侃之意，忙不迭地道：“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就在这时，皇上驾到，众臣立即按班就列。刘晏也赶紧停止了口福之享，站到了队列中。他无论如何想不到，就在这时，他的命运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德宗这一天宣布：鉴于掌领天下财赋之一的重臣韩滉过于掊克，调任太常卿，而由刘晏一人独领度支、盐铁、转运、青苗诸使，全面主持财政。

尽管乐观情绪遍布朝中，但人人心里也都很清楚，如今的岁月实际上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当新帝德宗踌躇满志地踏上皇帝的宝座时，国家所面临的却无疑是一个近于灾难性的局面：帝国的河北、山东已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势态，剑南、山南、河南、淮南、岭南数道甚至京畿地内，拥兵大将时时兵变；边疆在吐蕃、回纥的进逼下丧失了河西走廊以及整个西、北部地区，只有少量孤镇在苦苦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国用日竭，南方数道半壁江山的收入维持着朝廷的财政；朝中派系的斗争，也渐有抬头的趋势。可谓是内外交困，形势严峻。

在所有的危机中，帝国的财政是最糟糕的。

当年的先帝代宗就无可奈何。大历四年、九年先后两次下诏，大意都是说：连年的战争兵革之后，天下凋瘠，军国空耗，因而要减轻供费，率行节俭，务劝农桑。但效果却不甚理想，原因亦不外乎战事方殷，国家的消耗实在太大。

幸好肃、代之际，帝国出现了一位天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所作的努力和创下的优良范例拯救了大唐的生命。这个人就是刘晏。

时间必须追溯到十几年前。

肃宗时因为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剧烈，兵革之际，中外艰食，财政极度困难，因而先后起用第五琦、元载、刘晏、韩滉等人掌理调整财政。四人在理财上的方法各有不同，而成绩亦参差不等，比较起来，刘晏最著，元载最差。

第五琦是最早着眼于南方的人，早在玄宗时就曾建议大力调用江南财赋以应军需，并且身体力行，创办甚多。他又创立榷盐法，即由政府专卖盐业，居相时还严格实行除租调外不得对百姓横征赋税的政策，有很隆的声誉，在许多方面对刘晏有所启发。但第五氏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实行的币制改革却导致了失败，身遭贬斥。后虽被起用，但创意不多。

继之而起的是元载，此人是决定刘晏命运的人物。就理财而言，元载实在是不足称道，他所采取的做法近似于不负责任。在任职江淮转运使这一重要职务期间，负责征括违负拖欠及逋逃民户的应纳租调，所作所为几乎就是明抢。不过，这倒并非是因为他低能，而是因为他的着眼点本不在此。元载出身寒微，因为熟悉道家之学而被擢升，他后来的经历证明他的特长原在于政治上的长袖善舞。在有野心的元载看来，兼任与钱谷打交道的官职杂务繁重，既不利于他的清誉，又影响在仕途上的进一步钻营，显然得不偿失。于是乎不久便推荐平时相处颇好的刘晏代己出任财政职务，刘晏从此正式走进了帝国政治的前台。这时是代宗即位之初的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六月。大历六年，韩滉出任户部侍郎并判度支使，与刘晏分掌天下财赋，刘晏掌江南、山南、江淮、岭南，韩滉掌关内、河东、剑南。韩滉虽然清勤检辖，不容奸佞，但苛克颇甚，人多咨怨。实际上，大历五年以后，恰逢外戎罕侵，又加上连年丰稔，所以国家府库稍实，也并非是韩滉个人的功劳。

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刘晏以吏部尚书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此后职衔虽有所变化，但判领财政的实职并无改变。其中，转运使的任务是负责粮食、财赋的转运，刘晏于此着力尤多。

刘晏一上任，就立即开始实地考察漕运。

马上的奔波足以令人心神劳倦，然而刘晏却似乎总是精神奕奕。这一天终于接近了汴水岸边的一所漕站，一行数人望着远处的汴水，都带住了马辔。那些扈从们更是吁出一口长气，心想这下可以轻松一下了。但回头一看，只见转运使却拿着马鞭拈掐着什么，手下人知道，这是他的老习惯了，以前在京时，每次入朝，这位大人总是一边算账，一边策马赶路。不过现在正在野外，并无财务大事等待处理。

在侍从们看来，眼前但见一派河水而已，难道还有什么可以估算的？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见识短浅者根本不会知道，一位仰观俯察而不懈于感悟的有道者，常常能在天地垂象中得到发人深省的启示。刘晏的理财之能，并非与生俱来，而正是不断学习思考的结果。眼前，滔滔奔涌，宛如白练一般的流水，在刘晏的眼里，既是泉货如流的写照，又何尝不是一种通天下百货之利的鞭策？

汴水一线担负着漕船由江南入河的中继作用，地位特殊。目前的情况是军旅未宁，国用空竭，江南谷麦维系着朝廷的安危。漕船每船载一千石，取淮泗入汴，再由汴至河，沿黄河入渭水，转相受给，达于京师，这条绵长的漕线一路风波险恶，而由此以北的汴水至黄河一段，水急浪高，则是最危险的路程。典运将吏，只要走上几趟，无不须发皆白。

刘晏在这里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定要造新船！”

在刘晏的坚持下，扬子县附近的十个船场在一两年内就建成了。刘晏制定的造价预算更是惊人：每条一百万钱！

大多数官员非常惊诧。一百万钱就是一千缗，按照实际情况，每条漕船有五十万就足够了，况且目前国用正乏，诸般费用都宜精打细算，如何能这样大手大脚？有人直接到刘晏面前表示反对：

“大人每艘给钱千缗，而所用实不及半，如此岂不虚耗太多！”

“不然。”刘晏对来人道，“凡所创制，必须作长久之虑。现在造船是国家的急务，起步阶段参与者甚多，首先要使他们个人收益丰厚，才能使官家的船只质量得到保证。我现在拨一千缗，今后必有偷工减料中饱私囊者，即使减去一半，犹还能保证进行。这就是‘论大计者，固不可计小费’的道理。”

这下轮到来人大为叹服了。

在负责理财的头五年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南北漕运线。公元777年，刘晏在回京途中又在陕东进行了考察。这里是南方粮赋运往关中的最后阶段，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现实情况却十分令人忧虑，刘晏给宰相元载写了一封信，着重汇报了当地漕运败坏的状况，再次强调了重视从南方漕运粮赋的迫切性。

在理财上，刘晏做任何事情都经过全盘考虑。通过五年的实践，他对漕运的种种运作以及各项利弊已经非常清楚。事实证明，刘晏理财的突出成绩正是改善了南北漕运，创制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程和具体的运作方法。同时，完善了盐业专卖，使盐利收入在代宗末期达到了国家总收入的一半。

经济与政治一样，优秀的理论并不能成为优良成效的保证，刘晏的实干经验来自于他的实践，他在具体操作中的种种办法无一不显示出专业化的特征。还有两个例子值得一提：

一是巧妙地利用了知识分子看重声名而专业人士着重眼前利益的普遍特征。刘晏认为，士人的声名和清誉是其前程的基础，一旦陷入赃贿贪污的罪名，则身家性命一起抛失。所以士人大都认为不如弃利重名，以期达到最终显贵的目标。普通的吏人则不同，本朝制度，吏者不可应举，因而即使再廉洁奉公，也不得大用，所以此辈往往铤而走险。基于这种认识，刘晏便任命士子出纳钱谷而以吏员专事文书符牒，使前者得示廉勤而使后者无所用计。

二是对权贵或亲友的嘱托，无论是官位还是俸薪的要求都一概答应，但只是令其徒领干薪，不允许这些人到位视事。

刘晏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方法，明显不符合政治和道德上的要求。在中国，言利始终是与道德信念的要求相悖的，刘晏的某些做法注定了不会长久。就造船一事言，几十年后的咸通年间，有司果然计价给资，无复羡余，结果造出的船只脆弱易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漕运的衰废。

德宗即位了，他正要干一番大事，所以深知财政的重要，否则也就不会如此重用刘晏。刘晏当然也很清楚，国家的急务就是保证财力以应付越来越严峻的现实。他也知道绝不可以停止在原来的成绩上，必须还要更进一步。在独当大局后，刘晏便把目光投向了税制改革。

当时的税制由于现实状况的变化显得弊端百出，理财官员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刘晏早就开始了税制改革的种种实践，如对户、地税的改订，准备着为彻底改革税制打下基础。然而，难以预料的命运改变了他的一切。

专家往往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有专业上的技术和为此献身的精神，却缺少政治上的眼光。刘晏的政治经验很不足，技术上的精明也不能弥补此道的匮乏，他的第一个错误是贸然参与了对元载的审判，要知道元载与他的私交并不坏，且又是他的提荐者，以刘晏的这种身份作大义灭亲之举在习惯于拉帮结派的人看来却无异于落井下石。他犯的第二个严重错误是对元载死党特别是杨炎没有一举消灭，过于心慈手软的结果是反遭其害。刘晏还不善于正确地洞察政治形势，更可悲的是，甚至到了大祸临头之际也未能省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