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性感的小狗没死，所以那位女士没有告奥萨诺，她似乎并不介意脸被打了，或者那对她和她丈夫来说不重要，说不定还挺享受。她给奥萨诺寄了友好的便条，敞开了有机会聚一聚的大门，奥萨诺发出一声好笑的低吼，把字条扔进垃圾篓。

“为什么不给她个机会？”我说，“她也许会很有趣的。”

“我不喜欢打女人，”奥萨诺说，“那婊子希望我把她当沙袋用。”

“她说不定是另一个温迪。”我说。我知道，尽管离婚了这么多年，尽管她给他造成了那么多负担，温迪对他还是有着某种迷恋。

“上帝，”奥萨诺说，“那个就够了。”但他微笑着，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也许打女人并没有那么令他不快，但他想向我展示我错了。

“温迪是唯一逼到我揍她的老婆，”他说，“我其他所有的妻子，她们跟我最好的朋友上床，偷我的钱，逼着我出赡养费，撒谎中伤我，但我从没揍过她们，我从未讨厌她们。我和我其他所有的老婆都是好朋友，但那个该死的温迪真不是好东西，她自成一派，如果我现在还没跟她离婚，肯定已经把她杀了。”

但掐贵宾犬这件事在纽约的文学圈传开了，奥萨诺开始担心自己得诺贝尔奖的机会。“那些该死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爱死狗了。”他说。他开始为自己得诺贝尔奖拉票，给所有的朋友和圈内熟人写信，继续发表最重要的文学作品相关的文章和书评。还有关于文学的论文，我总觉得那个是垃圾。很多次当我走进他办公室，他都在努力写小说，填满了黄线稿纸——他最伟大的小说，因为这是他唯一手写的东西。他其他的文章都是用两只手指在打字机上敲出来的。他可以随时从堆满书籍的办公桌上转过去面对打字机。即使只用两根手指，他也是我见过打字最快的人，那声音听上去就像机关枪。用机关枪式的打字，他写着伟大的美国小说应该怎样，解释为什么英国除了间谍类便再不出产伟大的小说，肢解最新的作品，有时甚至是一些作家的所有作品，比如福克纳、梅勒、斯蒂隆、琼斯，任何可能跟他角逐诺贝尔奖的对手。他那么出色，语言充满了力量，通过出版所有那些垃圾，他摧毁了自己的对手，把战场清理得只剩下他自己。唯一的麻烦是，当人们研究他的作品时，他却只有二十年前最早发表的那两本小说能令他在文学界占据一席之地，他剩下的小说和非小说作品都没有那么出色。

事实是，在过去十年，他失去了很多，包括他在文学界的名声。他发表了太多灵机一动写出来的东西，他对书评杂志的专制运作方式也树敌很多。即使当他拍马屁赞美一些有权势的文学界人物时，他仍带着傲慢，而且总要把自己带上，那令他把要讨好的人也变成了敌人。他曾写过一句话导致了一场大争执。他说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最大的区别是，法国作家有足够的性，而英国作家没有。我们杂志的读者对此愤怒无比。

这一切之外，他的个人行径也无比丢人。书评杂志的发行商听说了飞机上的那场事故，它还被泄露给了八卦小报。在加州一所大学做讲座时，他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十九岁文学系学生，她看上去更像个拉拉队员而不是个热爱读书的人，而她其实是后者。他带她回纽约同居，她只坚持了六个月，在那段时间里，他带她去了所有的文学派对。奥萨诺五十四五岁，头发还没灰白，但大腹便便。谁看到他们俩在一起，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而且奥萨诺喝醉酒后，她得把他弄回家。再加上他在工作时喝酒，还背叛了他十九岁的女朋友——跟个刚出版了一本畅销书的四十岁的小说家。那本书其实没那么好，但奥萨诺在书评杂志上写了一整版的文章，赞扬她是美国文学界的一颗未来之星。

他还做了一件让我真正痛恨的事。任何一个朋友只要找他，他就会帮他们写推荐，所以你能看到一些刚出版的烂书却有奥萨诺的推荐，类似于“这是继斯蒂隆的《躺在黑暗中》最好的南部小说”或者“一部十分惊人的小说，会令你惊愕”。这样说很狡猾，因为他想两边讨好，既能帮到朋友，又试图用这些隐晦的推荐来警告读者别碰它们。

我很轻易就能看出他在以某种方式逐渐崩溃。我认为他正在疯掉，但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他的脸不健康地肿胀，他的绿眸中有种不正常的神光。他走路也不对劲，大步走时有隐约的蹒跚。我很担心他，虽然我不喜欢他的写作、他争取诺贝尔奖的所有不公正手段和他试图操每个接触他的女人，我还是喜爱他的。他会跟我谈我正在写的小说，鼓励我，给我建议，想要借钱给我，即使我知道他负债累累，要花很多钱来赡养他的五个前妻和八九个孩子。我对他发表作品的数量无比惊诧——虽然很多都有缺陷——他总能出现在那些月刊中，有时同时出现在两三本中。每年他都会出一本非小说类的书，讨论出版商觉得“炙手可热”的话题。他管理书评杂志，每周还为它写一篇长文。他做了些电影方面的事，能赚到一大笔钱，但他却总是濒临破产。我知道他欠很多钱，不只是借钱，还有凭借没写好的书支取的预付款。我跟他提过这个，说他在挖一个自己永远爬不出来的坑，但他只是不耐烦地挥手忽略这个想法。

“我有王牌傍身，”他说，“那本大部头就快就写完了，也许还要一年，之后我就会变得富有，接着再去斯堪的纳维亚领诺贝尔奖。想想我们能干的那些金发大妞。”他总把我算进去领诺贝尔奖的旅程。

我们之间最大的一次争执发生在当他问我对他一篇关于文学的论文看法时，我用了他已经熟知我只是个说书人的台词激怒了他。“你是个拥有神圣灵感的艺术家，”我说，“你是个知识分子，有个该死的大脑可以喷出足够的狗屎来填满关于现代文学的一百节课。我只是个开锁匠，我把耳朵贴在墙壁上，等待着锁的机芯各归原位。”

“你和你那开锁匠的说法都是狗屎，”奥萨诺说，“你只不过想躲开我，你有主意，你是个真正的艺术家，但你喜欢当魔法师、当骗子的想法，那样你就能控制一切，你写的东西，你的人生，你就能躲开所有圈套。你就是这样做的。”

“你对魔法师的理解不对，”我告诉他，“魔法师变魔法，仅此而已。”

“你觉得那样就够了？”奥萨诺问，脸上带着悲伤的浅笑。

“对我来说足够了。”我说。

奥萨诺点点头。“你知道吗，我曾经也是个伟大的魔术师，你读过我第一本书，充满了魔法，对吗？”

我很高兴能同意这一点，我很喜欢那本书。“纯粹的魔法。”我说。

“但那还不够，”奥萨诺说，“对我来说还不够。”

那对你来说实在太糟糕了，我想。他似乎猜到我的想法。“不，不是你这样想的，”他说，“我只是不能再那么做了，因为我不想那么做，或许我也不能再那么做了。在那本书以后，我就不是魔术师了，我成了作家。”

我不怎么同情地耸耸肩。奥萨诺看到了，说：“我的人生变成了一团狗屎，但你看得出来，我嫉妒你的人生，一切都在控制之下，你不酗酒、不抽烟、不追女人。你就写作、赌博、扮演好父亲和好丈夫。你是个非常不闪亮的魔法师，梅林，非常安全的魔法师。一段安全的人生、安全的书，你让绝望消失了。”

他很生我的气，以为戳中了我的本质，他并不知道那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不介意，这说明我的魔法起效了，他能看到的只有那些，我完全不介意。他以为我完全掌控了自己的人生，没有受苦，没有感受到那种促使他去追不同女人、沉迷于酒精和毒品的孤独感。有两件事他没有意识到，他受苦是因为他正在变疯，而不是受苦。另一件事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受苦，都很孤单，但他们都尽可能从中得到最好的结果。那没什么大不了的，实际上，你可以说人生本身就没什么大不了的，更不用说这该死的文学了。

之后，突然间，麻烦出现在我人生中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落。一天，在书评杂志那里，我接到了亚蒂妻子帕姆的电话，她想见见我，谈一件重要的事，想亚蒂不在场时单独见我，问我能立刻过去吗？我开始恐慌，在脑海深处，我总是担心着亚蒂，他真的很脆弱，看上去又一直那么疲惫。他骨骼清秀的帅气比其他人更容易显出压力来。我如此惊惶，哀求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但她不肯。她告诉我不是身体的问题，没什么带来厄运的体检报告。只是她和亚蒂之间的私人问题，她需要我的帮助。

很自私地，我松了一大口气，显然，她有问题，不是亚蒂。但我仍然提早下班，开车去长岛见她。亚蒂住在长岛北岸，我住在南岸，所以不算太绕路。我琢磨着可以听她说说，然后回家吃晚饭，只会晚一点，所以我没给瓦莱莉打电话。

我一直很喜欢去亚蒂家。他有五个孩子，性格都很好，有一大堆朋友会来他们家，帕姆似乎从来也不介意。她有大罐的曲奇和大加仑罐的牛奶来喂饱他们。有些孩子在看电视，其他的在草坪上玩耍。我跟孩子们打了个招呼，他们匆匆回应了一声。帕姆把我带进有一扇巨大窗棂的厨房里，她倒了一些咖啡，头一直低着，然后突然抬头看着我说：“亚蒂有个女朋友。”

虽然已经生过五个孩子，帕姆看上去依然很年轻，身材很好，高挑纤细——她生孩子前太瘦了，她还有张麦当娜似的性感脸庞。她来自于中西部的一个小镇，亚蒂在大学里认识了她，她父亲是家小银行的行长。她家里前三代没有任何人生孩子多过两个，因为生了五个孩子，对她父母而言，帕姆就是英雄母亲。他们没法理解这点，但我明白。有一次，我问过亚蒂这个，他说：“在那张麦当娜式的脸庞背后，是长岛最饥渴的主妇之一。”如果是其他任何一个丈夫这样说他妻子，我会觉得被冒犯。

“你真走运。”我当时说。

“是啊，”亚蒂说，“但我想，她是觉得我可怜，你知道的，孤儿院的经历。她希望能让我以后再也不会觉得孤单，大概类似。”

“你太走运了。”我说。

所以现在，当帕姆做出她的指控后，我有点愤怒。我了解亚蒂，知道背叛妻子对他而言根本不可能，他绝对不可能把自己组建的这个家庭和它带给他的幸福置于危险之中。

帕姆高挑的身体耷拉着，双眸中噙着泪水，盯着我的脸。如果亚蒂真出轨了，他只会告诉我，所以她希望我脸上的表情能够泄露秘密。

“那不是真的，”我说，“亚蒂总有女人追，他痛恨那样，他是世界上最正直的人，你知道我不会试图帮他掩饰。我不会出卖他，但我绝不会帮他掩饰。”

“我知道，”帕姆说，“但他每周至少有三晚会晚回家，昨晚他衬衫上还有唇膏印。而且，等我上床睡了之后，他半夜还在打电话。是打给你的吗？”

“不。”我说，感觉糟糕极了，那有可能是真的。我不相信，但我得弄清楚。

“他还花了一些他以前从不会花的额外的钱，”帕姆说，“哦，该死。”她毫无掩饰地哭了起来。

“他今晚会回家吃饭吗？”我问，帕姆点头。我拿起厨房里的电话打给瓦莱莉，告诉她我会在亚蒂家吃饭。每当我偶尔有见亚蒂的冲动时，我都会这么做，所以她什么也没问。挂上电话后，我对帕姆说：“你有做我吃的饭吗？”

她微笑着点头。“当然有。”

“我去火车站接他回来，”我说，“我们会在吃晚餐之前就搞清楚这一切。”我有些夸张地说，“我哥哥是无辜的。”

“哦，那当然了。”帕姆说，面带微笑。

等火车进站时，我对帕姆和亚蒂感到有些抱歉，但我的怜悯中带着些许自得。我总是需要亚蒂拯救的那个，终于，我将要救他了。即使有所有那些证据，衬衫上的口红印、晚归、电话和额外的花销，我仍知道亚蒂基本上是无辜的。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某个年轻姑娘太过于坚持，他终于有点意志薄弱。甚至到现在，我也没法相信，掺杂在怜悯中的，是我一直以来都有的嫉妒，嫉妒亚蒂对女人的吸引力是我永远都无法企及的。带着一丝满足，我觉得长得丑其实也没那么糟糕。

亚蒂下火车看到我时，并没有太意外。我以前这么做过，出乎意料地去找他，接他的火车。这么做，我总感到快活，他也总是很高兴见到我。看到他因为我等他而高兴，这一点也总会让我快活。这一次，小心翼翼地观察他，我注意到今天他看到我没那么高兴。

“该死的，你来干吗？”他说，抱住我，满脸微笑。对一个男人而言，他有着无比甜蜜的微笑，那是他还在孩提时就拥有的笑容，从未改变过。

“我是来救你这混蛋的，”我快活地说，“帕姆终于抓到了你的把柄。”

他大笑。“上帝，别又是那些破事。”帕姆的嫉妒心总是值得大笑一场。

“是啊，”我说，“晚归、很晚的电话，现在，终于有了最经典的证据：衬衫上的口红印。”我感觉好极了，只是看到亚蒂，跟他聊天，我就知道这一切都是误会。

但突然间，亚蒂坐到火车站的一张长凳上，他的脸看上去非常疲惫，我站在他旁边，觉得有些不安。

亚蒂抬起头看我，他脸上有种奇怪的怜悯。

“别担心，”我说，“我会搞定一切的。”

他试图微笑。“魔法师梅林，”他说，“你最好带了你那该死的魔法帽，至少坐下来。”他点燃一根烟。我又一次想到他抽烟抽得太凶了。我坐到他旁边。噢，见鬼，我的脑子飞快转着，想着如何才能平息他和帕姆间的事情。我清楚一件事，我不想对她撒谎，或让亚蒂对她撒谎。

“我没有背叛帕姆，”亚蒂说，“我只想告诉你这一点。”

毫无疑问，我相信他，他永远也不会骗我。“好吧，”我说，“但你得告诉帕姆到底怎么回事，否则她会疯掉的。她都打电话到我工作的地方找我了。”

“如果我告诉帕姆，就也得告诉你，”亚蒂说，“你可不想听这个。”

“那就告诉我，”我说，“该死的，这有什么区别？你总是把一切都告诉我，能有什么伤害呢？”

亚蒂把香烟扔到石头铺就的月台上。“好吧。”他说。他把手搭到我胳膊上，我突然觉得恐惧，当我们还是小孩子时，只有我们俩在一起时，他才会这样做抚慰我。“让我说完，不要打断我。”

“好。”我说，我的脸突然非常热，想不出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过去两三年里，我一直试图寻找我们的母亲，”亚蒂说，“她是谁，她在哪里，我们是谁。一个月前，我找到了。”

我立即站起身，从他手下抽开胳膊。亚蒂站起来，想再次拉住我。“她是个酒鬼，”他说，“她涂口红，看上去挺不错。但她在这世上孑然一人，她想见你，她说她没法控制——”

我打断他。“别告诉我其他的了，”我说，“再也别跟我提起。你做你想做的，但我宁愿在地狱见她，绝不会是活着的时候。”

“嘿，得了，得了。”亚蒂说，又试着把手搭在我胳膊上，我挣开来，径直走向我的车，亚蒂跟着我。我们坐上车，我开车送他回家。这时我已经控制住了情绪，亚蒂很沮丧，于是对他说：“你最好告诉帕姆。”

亚蒂说：“我会的。”

我停在车道上。“你进来吃晚餐吗？”亚蒂问。他站在我这边敞开的车窗外，他再次探手进来，搭着我的胳膊。

“不了。”我说。

我看着他走进房子，把仍在草坪上玩耍的几个孩子赶进家中，然后我就离开了。我开得很慢，很小心。我整个一生都在训练自己在大多数人变得鲁莽时要更加小心。到家后，看着瓦莱莉的脸，我就能知道她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孩子们都上床睡觉了，她为我准备的晚餐搁在厨房桌子上。我坐下吃饭，她经过我去炉子边时用手抚摸着我的后脑和脖子。过了会儿，她在我对面落座，喝着咖啡，等我开口谈这个话题，然后她想了起来：“帕姆希望你打电话给她。”

我打了电话。帕姆为把我卷进这一团糟而向我道歉，我告诉她没什么。现在她知道真相了，有没有感觉好一点？帕姆咯咯笑着说：“上帝，我想我宁愿他真有个女朋友。”她快活起来，现在我们俩的角色颠倒了。那天早些时候，我曾怜悯过她，她是陷入可怕危机的那一个，我则是去拯救她的那个。现在，她似乎觉得我们的角色对调不公平，她要为此道歉，我告诉她不用担心。帕姆有些结巴地说出她想说的。

“梅林，你不是真的想那样，对吧，关于你母亲的，说你不想见她？”

“亚蒂相信我说的吗？”我问她。

“他说他一直都知道这一点，”帕姆说，“他本打算先软化你，再跟你说，但我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他冲我发火，说我把这一切给扯了出来。”

我大笑。“瞧，”我说，“今天一开始是你糟糕透顶，现在变成了我。他是最受伤的那方，他受伤总比你受伤要好。”

“当然，”帕姆说，“听着，我感到抱歉，真的。”

“那跟我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我说。帕姆说好吧，感谢了我之后就挂了电话。

瓦莱莉等着我，她认真地看着我。帕姆甚至是亚蒂已经指导过她要如何处理，她非常小心翼翼，但我猜她并没真的理解这件事。她和帕姆都是真正的好女人，但她们没法理解。她们的父母都曾因为她们嫁给来历不明的孤儿而反对过。我能想象得出类似情况下的一些可怕故事。如果我们的家族有疯狂或无可救药的传统怎么办？或有黑人血统、犹太血统、新教徒血统，所有那一切狗屎又怎么办？现在，当它不需要时，一份绝佳的证据就这样出现了。我猜帕姆和瓦莱莉肯定不太喜欢亚蒂的这种浪漫主义，他非得挖掘出母亲那缺失的一环。

“你想要她来我们家看看孩子吗？”瓦莱莉问。

“不。”我说。

瓦莱莉看上去很忧心，还有些害怕。我能看出她是在琢磨要是她的孩子某天拒绝她会怎么样。

“她是你母亲，”瓦莱莉说，“她一生肯定非常不开心。”

“你知道‘孤儿’这个词什么意思吗？”我说，“你拿字典查过这个词没有？它的意思是一个双亲亡故的孩子，或一只被抛弃或失去母亲的动物。你想要哪个解释？”

“好吧。”瓦莱莉说。她吓坏了，看了孩子后，她回了卧室。我能听到她走进浴室，准备上床。我熬夜看书记笔记。当我上床时，她已经熟睡了。

两三个月后，一切就都结束了。一天，亚蒂打电话给我，说他母亲再次失踪了。我们在城里见面，一起吃晚餐，好单独谈谈。有老婆在场时，我们永远也不能谈这个，就好像这件事太过令我们感到耻辱，不能让她们知道。亚蒂看上去很快活，他告诉我，她留了张纸条，还告诉我她总是喝很多酒，总想去酒吧勾搭男人，说她是个中年**，但他一直喜爱她。他逼着她戒酒，给她买新衣服，帮她租了间家具齐全的公寓，还给她零花钱。她讲了身上发生的一切，错不在她。我在那儿打断了他。我不想听。

“你会再去找她吗？”我问他。

亚蒂绽出他那悲伤而美丽的笑容。“不，”他说，“你知道吗，即使是现在，我也是她的肉中刺。她并不真想让我在她身边。起先，当我找到她时，她扮演着我希望她扮演的角色，我想是出于某种愧疚，觉得能够通过让我照顾她来弥补我。但她真的不喜欢，有一天她甚至对我调情，我猜只是为了找点刺激。”他大笑起来，“我想请她去我们家，但她永远也不会那么做，这样也好。”

“帕姆对这整件事怎么看？”我问。

亚蒂大笑出声：“上帝，她甚至嫉妒我妈妈，当我告诉她一切结束了后，你该看看她脸上那种如释重负的表情。我得跟你说，弟弟，你可是连一块肌肉都没动就接受了这件事。”

“因为不管怎样，我都不在乎。”我说。

“是，”亚蒂说，“我知道，那不重要，我想你不会喜欢她。”

六个月后，亚蒂突发心脏病。并不严重，但他在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星期，出院后又休息了一个月才上班。我每天都去医院看他，他一直坚持是因为消化不良，只是最轻微的心脏病。我去图书馆读了所有关于心脏病的文章。我发现他的反应是心脏病患者通常都会有的。但帕姆吓坏了，亚蒂出院后，她让他严格按食谱吃饭，扔掉了房子里所有的香烟，自己也戒了烟，好让亚蒂能戒掉。那对他来说不容易，但他做到了。也许心脏病也吓到了他，因为他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了。他按照医生的指示，开始散很长的步，小心饮食，再也不碰烟草。六个月后，他的气色比任何时候都好，帕姆和我不再等他一走出房间就互相交换惊恐的眼神。“感谢上帝，他不再抽烟了。”帕姆说，“他已经抽到一天三包了，就因为那个，他才住院。”

我点头，但并不相信这一点。我总认为是他努力想要认他母亲的那两个月让他住院的。

亚蒂一没事，我就陷入了麻烦。我丢掉了文学评论杂志的工作，并不是我犯了什么错误。奥萨诺被开除了，作为他的左右手，我跟他一起被开除了。

奥萨诺已经在各种暴风雨中生存了下来，他对美国最有权势的文学圈子的鄙视：政治知识界、文化狂热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女性解放阵营、激进派；他性方面的各种恶行、赌体育比赛、利用自己的地位来争取诺贝尔奖；再加上他刚发表一本非小说类书籍来捍卫色情内容。因为所有这些，出版商都可以开除他，但自从他当了编辑以来，杂志的发行量翻了一番。

这时候我已经赚了不少钱。我帮奥萨诺代笔了很多文章，我能很好地模仿他的文风，他总是用一段十五分钟的慷慨陈词帮我起头，说出他对某个特定话题的看法，精彩绝伦又疯狂。根据他的十五分钟来写篇文章对我来说很容易，然后他会全部看一遍，加上点他的大师手笔。我们会把钱平分，即使他一半的稿费也比我写一篇文章的稿费要多一倍。

即使这样，我也没被开除，是他的前妻温迪最终害了我们，这么说也许不公平，是奥萨诺自己害了我们，温迪只是把刀递给他而已。

奥萨诺在好莱坞待了四周，我帮他管理杂志。他正在完成某项电影合同。在那四周里，我们把文章给信使飞过去带给他，他同意后我才会发表。当奥萨诺终于回到纽约后，他为所有的朋友举行了一场派对，庆祝他的回归和他在好莱坞赚到的一大笔钱。

派对在他于东区的宅子里举行，那里住着他新近离婚的前妻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奥萨诺住在格林威治村的一间小工作室公寓里——他唯一负担得起的地方，但开派对地方就太小了。

他坚持让我去，瓦莱莉没来，她不喜欢奥萨诺，也不喜欢她家庭圈子外的派对。这么多年来，我们达成了一个未说出口的默契，只要可能，都会帮对方找借口不去参加自己圈子的社交活动。我的理由是我太忙着写自己的小说、我的工作和写稿。她的借口是她得照顾孩子，又不信任保姆。我们都很享受这一安排，对她而言更容易些，因为我除了我哥哥亚蒂和书评杂志之外就没有社交生活了。

不管怎么说，奥萨诺的派对是纽约文学圈的大事，《纽约时报》书评版的主要人物都来了，奥萨诺仍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大部分评论家和小说家也都来了。我坐在角落里，跟奥萨诺最近的前妻聊天，却看到温迪走了进来，我立刻想：天哪，麻烦来了。我知道没人邀请她。

奥萨诺也看到了她，带着他最近几个月的那种步态不稳向她走过去。他有些醉意，我很担心他会大发雷霆搞出什么闹剧，或是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来，所以我起身加入他们。我到那儿正好听到奥萨诺迎接她。

“你他妈的想要什么？”他说。他发怒时可以变得很吓人，但根据他跟我讲的有关温迪的事，我知道她是唯一喜欢让他生气的人。但我仍然为她的反应而惊讶。

温迪穿着牛仔裤、毛衣，围巾裹在头顶，那让她深色的瘦脸看上去像美狄亚一般。她铁丝般的黑发从头巾里溜出来，就像细细的黑蛇。

她无比冷静地盯着奥萨诺，带着恶意的胜利感。她已经完全被憎恶吞噬了。她缓缓环视了整间房一圈，似乎正提醒着她现在不再是其中一员的世界——奥萨诺极有效率地把她赶了出去的闪亮的文学世界。那是种满意的注视，然后她对奥萨诺说：“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奥萨诺一口干掉杯子里的苏格兰威士忌，冲她咧嘴一笑。

“那就告诉我，然后滚出去。”

温迪非常严肃地说：“是个坏消息。”

奥萨诺非常真诚地大笑着。温迪确实惹到了他。“你永远都带来坏消息。”他说，然后再次笑了起来。

温迪带着满足安静地注视着他。

“我得私下跟你说。”

“噢，狗屎。”奥萨诺说，但他了解温迪，把事情闹大她只会更高兴，所以他把她带到楼上的书房。我后来才明白过来，他没把她带到其中一间卧室是因为他骨子里很怕自己会去操她，她对他仍有那种吸引力。他知道她将会爱死那个拒绝他的机会了。但把她带去书房是个错误，那是他最喜欢的一间房，仍然给他留着让他工作的地方。房间有扇巨大的窗子，他写作时很喜欢向窗外眺望，观察下面街道上发生的事。

我在楼梯底下待着，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奥萨诺会需要帮助，所以我是第一个听到温迪那惊恐的尖叫并做出反应的人。我跑上台阶，踢开了书房的门。

我正好看到奥萨诺向温迪伸手，她朝他挥舞着细瘦的胳膊，试图推开他。她瘦骨嶙峋的双手弯曲着，手指像爪子一样伸展开去抓他的脸。她惊恐无比，但也十分享受，我能看出这一点。奥萨诺右颊上有两道长长的抓痕正在流血，在我能阻止他之前，他已经挥拳打到了温迪的脸，她倒向他。一个十分迅捷的动作，他便把她举了起来，带着巨大的力道把她扔向那扇如画的窗子，就像她是个毫无重量的布娃娃。窗子被砸得粉碎，温迪穿过它摔到楼下的街上。

我不知道是被温迪纤细的身体砸破窗子的景象吓坏，还是被奥萨诺完全疯狂的脸吓坏了，只能跑出房间大喊：“快叫救护车。”我从走道里拿起一件大衣，冲到外面的街上。

温迪躺在水泥地上，像只腿全部断掉的昆虫，当我冲出房子时，她正手脚并用想爬起来，结果只能跪着，就像想要爬行的蜘蛛，接着就又倒在地上。

我跪在她身旁，用大衣盖住她，脱掉我的外套卷起来垫在她脑后。她痛苦万分，但她的嘴角或耳朵都没有血流出来，她的眼中也没有那种在很久以前的战争中我就知道意味着危险的致命薄雾。她的脸上是种冷静和平和，我握着她的手，它还是温热的，她睁开双眼。“你会没事的，”我说，“救护车马上就来，你会没事的。”

她睁开双眼冲我微笑，看上去美极了，第一次，我理解了奥萨诺对她的迷恋。她浑身疼痛，却咧嘴笑着：“这回我可真的整倒了那个狗娘养的。”

把她送到医院后，他们发现她一只大脚趾断了，一边锁骨骨裂。她神志清醒，可以说清发生了什么，警察便去找奥萨诺并带走了他。我给奥萨诺的律师打电话，他叫我尽可能地把嘴闭紧，他会搞定一切。他认识奥萨诺和温迪很久了，在我之前就已经理解了整件事，他叫我就待在原地，直到他给我打电话。

在警探询问了一些人，包括我之后，派对就散了。我说除了温迪跌出窗外，我什么都没看到。不，我没看到奥萨诺靠近她，我告诉他们。他们匆匆了事。奥萨诺的前妻给了我一杯酒，然后陪我坐在沙发上，脸上带着种好看的细小微笑。

“我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

律师花了将近三个小时才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已经把奥萨诺保释了出来，但最近两三天最好有人能陪着他。奥萨诺会回他在格林威治村的公寓。问我能否去那儿陪着他，并且不让他跟媒体接触？我说我会的。然后律师告诉我的简单情况——奥萨诺说温迪攻击他，他把她从自己身边推开，她失去平衡才跌出了窗户。对报纸也是这个说法。律师很肯定他能让温迪因为自己的利益保持口径一致。如果奥萨诺坐牢，她就会失去赡养费和孩子的抚养费。只要奥萨诺接下来的几天不说什么疯狂的话，一切就会被摆平。奥萨诺一小时后会到达公寓，律师会把他送过去。

我离开宅子，打车去了格林威治，坐在公寓大楼门口的台阶上，直等到由专职司机驾驶的律师礼宾车开过来，奥萨诺下车。

他看上去很糟糕，双眼像要从脑袋上凸出来，皮肤泛着极度疲惫的死白色。他径直走过我，我跟他一起进了电梯，他把钥匙掏出来，双手抖得厉害，我帮他开了门。

我们进了他的小公寓后，奥萨诺便瘫倒在拉开变成床的沙发上，一言不发，因为疲惫用双手掩着脸。我环顾这间公寓，想着，这就是奥萨诺，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而他却住在这么一个洞里。接着我就想起来，他极少住这儿，通常会住在他在汉普顿或普罗温斯顿的房子里，或是跟某个有钱的离婚女人住，谈几个月恋爱。

我坐在一张布满灰尘的扶手椅上，把一堆书踢到角落里。“我告诉警察我什么都没看到。”我对奥萨诺说。

奥萨诺坐起来，把双手从脸上挪开，令我惊奇的是，我看到了他脸上毫不掩饰的笑容。

“上帝，你喜欢她在空中飞翔的画面吗？我总说她是个该死的巫婆，我根本没那么用力扔她，她完全是自己飞出去的。”

我瞪着他。“你真他妈疯了，”我说，“我想你最好去看病。”我的语调很冰冷，我没法忘掉温迪躺在街上的样子。

“狗屎，她会没事的，”奥萨诺说，“你没问为什么，你觉得我会把我所有的前妻都扔出窗外吗？”

“别找理由。”我说。

奥萨诺咧嘴笑着：“你不了解温迪，我赌二十块，一旦我告诉你她对我说了什么，你也会那么干。”

“我跟你赌。”我走进浴室，打湿一块毛巾扔给他，他擦了擦脸和脖子，凉水重新唤醒了他的皮肤，他舒服地叹息出声。

奥萨诺在沙发上躬身前倾：“她提醒我，她过去两个月是如何写信哀求我给她我们孩子的钱。当然，我没寄给她，她会全都花到自己身上的。然后她说，当我在好莱坞忙碌时，她不想打扰我，但我们最小的儿子得了脑膜炎，她钱不够，只能把他弄进市医院的慈善病房，竟然还去的是贝尔维尤医院。你能想象得出那该死的婊子吗？她不打电话告诉我他病了，就因为她想把一切都怪在我头上，一切愧疚都赖我。”

我知道奥萨诺爱着他和不同妻子生的所有孩子，我曾为他竟有如此的能力而惊奇。他总会给他们寄生日礼物，夏天也总会把他们弄来跟他一起过。他常常出人意料地去看望他们，带他们去看戏、吃晚餐或看球赛。我现在很震惊，他似乎并不担心自己孩子的病情。他明白了我的感受。

“孩子只是发高烧，某种呼吸系统感染，在你英勇地救温迪时，我在警察来之前打电话去了医院。他们告诉我没什么要担心的，我又打给我的医生，他会把孩子弄去私人医院，所以一切都没事。”

“你想我陪着吗？”我问他。

奥萨诺摇摇头：“我得去看我儿子，既然我把他们的母亲弄进了医院，就得照顾剩下的孩子。她明天就会出院，那婊子。”

我离开奥萨诺之前问了他一个问题：“当你把她扔出窗外时，你记得它只有两层楼高吗？”

他再次冲我一笑。“当然，”他说，“再说了，我从没想到她会飞那么远，我告诉过你她是个巫婆。”

第二天，纽约的所有报纸都用头版报道了这件事，奥萨诺仍然有名到会得到这种待遇。奥萨诺没去坐牢，因为温迪没有指控他，她说也许是自己绊倒了摔出窗外。但那已经是第二天了，损失已经造成。奥萨诺被逼优雅地从评论杂志社辞职，我便跟他一起辞职了。某个专栏作家想显示自己的风趣，便预测如果奥萨诺真赢了诺贝尔奖，他会成为第一个把老婆扔出窗外的诺贝尔奖得主。但事实是，人人都清楚这场闹剧只会终结奥萨诺往那个方向努力的一切希望。谁都不会把审慎且大受尊敬的诺贝尔奖发给奥萨诺这样一个卑污的角色。奥萨诺自己也没帮上忙，不久之后他便写了篇讽刺文章，讨论十种谋杀自己妻子的最好方法。

但现在我们俩都有问题了。我没了工作，就得完全靠自由撰稿来养家。奥萨诺得低调点，藏起来，免得让媒体继续纠缠他。我能解决奥萨诺的问题。我打电话给拉斯维加斯的卡里，解释了发生的一切，问他能否把奥萨诺藏在香格里拉酒店两三周。我知道没人会去那儿找他。奥萨诺答应了，他从没去过拉斯维加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