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人交的朋友，可以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同样地，从一个人讲的故事，也可以看出他的本性。布莱恩先生[1]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会讲故事的。他有着阳光开朗的个性，在任何场合都能讲出一两个诙谐、尖锐的小故事。

布莱恩先生在约克镇的演讲大受欢迎，当时我也在场陪伴他。这次演讲特别提到了，两个说英语的民族已经发展起来的和谐关系，还在演讲结尾时，希望两个民族之间今后能长期维持和平和友好关系。当他把这段话念给我听时，我记得我觉得“长期”有点刺耳，就说：

“国务卿先生，我可以提议换一个词吗？我不喜欢‘长期’，为什么不用‘一直’来代替？”

“好的，太完美了！”

因此在演讲时，这一句改成了“一直维持和平和友好关系”。

从约克镇回来的路上，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坐在船尾，月光下，军乐队在我们前面演奏，我们聊着音乐对人的影响。布莱恩先生说他最爱的曲子是《到那日，乐无比》，他上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加菲尔德总统的葬礼上，也是由这个乐队演奏。他认为在那样的场合，这首曲子比以往更加令他感动。他要求乐队在最后演奏这首曲子。他和格莱斯顿都喜爱简单的音乐。他们能够欣赏贝多芬和古典大师的作品，但是瓦格纳的作品对他们来说则犹如天书。

我问他在国会中听过的最成功的演讲是哪一次，他回答说是一个德国人，前宾夕法尼亚州州长里特。当时国会正在讨论内陆淡水的拨款问题。议员们有不同的意见。狭义解释宪法派认为这有违宪法，只有海港直属联邦政府。大家争论得十分激烈，也没有任何结果。突然，让所有人惊讶的是，里特州长慢慢地站了起来，这还是第一次。大家立刻安静下来，这位年长的前州长打算说什么？他以前可是从来没有在会上发过言。只听他说：

“议长先生，我不知道宪法有多少条款，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制定一条条款，规定只能用盐水洗澡，不能用淡水。”国会立刻爆发出控制不住的笑声，这项议案也就此通过。

就这样，政府以一种新型的，最富成效的方式来花费资金，雇佣了陆军和海军的工程师来负责这个项目。政府的花费如此之少，但是却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因此，我们应该修改宪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新需求。如果今天我们要制定宪法的话，则要请制定者作出宪法解释。

如果一定要从布莱恩先生的那些精彩故事中选出一个最棒的话，我认为是以下这则故事：

在奴隶制度时期，在俄亥俄河加利波利斯附近的岸边，住着一位著名的民主党人，法兰奇法官。他对一些反对奴隶制度的朋友们说，他让人把第一个通过地铁，穿过俄亥俄河，朝北逃跑的黑人带到他的办公室。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想要逃跑。于是有了以下的对话：

法官：“你是从肯塔基州逃来的，我猜是主人太坏？”

奴隶：“哦，不是的，法官大人，主人很好，很善良。”

法官：“他让你工作太辛苦？”

奴隶：“不是，我一生从没有过度工作过。”

法官犹豫地问：“他没有给你足够的食物？”

奴隶：“在肯塔基州不够吃？哦，不是，有大量的食物。”

法官：“他没有给你合适的衣服？”

奴隶：“我有很好的衣服，法官。”

法官：“你没有一个舒适的家？”

奴隶：“不，我想起在肯塔基州我的漂亮的小屋就想哭。”

法官停顿了下，说：“你有一个善良的主人，你没有过度工作，你有足够的食物，有不错的衣服，有一个美满的家。我想不通你为什么想要逃走。”

奴隶：“好了，法官，我离开是为了追求自由。你可以自己争取到自由。”

法官醒悟了。

“自由的魅力如此丰富，而那些奴隶们，不管有多么满意现状，永远也体会不到自由。”

那些有色人种不惜一切代价，追逐自由，这证明了他们能逐渐接近，并最终得到共和国的公民身份。

和我们一起在克鲁尼时，布莱恩先生如此开心，这是我从没见过的。他仿佛回到了童年时期，我们是一群欢乐的小团体。他从来没有用苍蝇钓过鱼。我带他去了拉甘湾，开始时他有点笨拙，所有人都会这样。但是很快他就掌握了窍门。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第一次钓到鱼的情景：“我的朋友，你教会了我生活中一项新的乐趣。缅因有一百多处可以钓鱼的海湾，未来我会在钓鱼中度过我的假期。”

克鲁尼的6月没有夜晚，于是我们沐浴着落日余辉，在草坪上跳舞，直到深夜。布莱恩夫人，道奇小姐，布莱恩先生和其他客人试着跳苏格兰舞蹈，还像苏格兰高地人一样喊叫。那两个礼拜，我们玩得相当愉快。后来的一天晚上，我们在我纽约的家中共进晚餐，当时出席的客人主要都是曾一起去过克鲁尼的一群人。布莱恩先生告诉大家，他发觉在克鲁尼的那段日子才是真正的假期。“在那里，最琐碎的小事成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

1888年，在和我们一起马车旅行的路上，布莱恩先生接到了哈里森总统[2]的下届总统提名。布莱恩夫妇，玛格利特·布莱恩，黑尔夫妇，道奇小姐和沃尔特·丹罗斯和我们一起在车上。我们从伦敦出发，要去克鲁尼城堡。在接近爱丁堡的林利斯戈时，我们发现牧师和地方法官们都穿着正装，在酒店门口迎接我们。我正和他们待在一起时，突然布莱恩先生走近房间，手里拿着一封电报，他拿给我看，问我什么意思。电报上写着：“用暗号。”这是正在参加芝加哥大会的埃尔金斯发来的。布莱恩先生在几天前曾经发过电报，拒绝接受总统提名，除非得到俄亥俄州的谢尔曼部长同意。而毫无疑问，埃尔金斯想要确认下，他是在和布莱恩先生通信，而不是某个冒名顶替者。

我告诉布莱恩先生，参议员在我们出发前找过我，建议我们应该为几个主要候选人设个暗号。我告诉了他一些暗号，然后自己也抄在小纸条上，夹在我的口袋书里。我翻看了一下，很幸运，我找到了。布莱恩是“胜利者”，哈里森是“王牌”，新泽西的费尔普斯是“明星”等等。傍晚时，我回了电报，内容是“胜利者”和“明星”。

晚上，我们都休息了。第二天，政府官员安排我们所有人参加阅兵典礼，从主干道到宫殿前的广场，一路上都竖起了彩旗。当地官员发表了欢迎致辞，我们也作了回应。人们大喊布莱恩先生的名字，他应邀作了简短的演说。就在那时，一份电报交到了他手上：“哈里森和莫顿获得了提名。”费尔普斯拒绝了。就这样，布莱恩先生永远失去成为最高政治领袖的机会，这是由大部分说英语的公民选举的结果。

作为哈里森内阁的国务卿，布莱恩先生十分成功。他最大的功绩就是泛美大会。当时，我得到了唯一一次政治任务，以美国代表的身份参加泛美大会。这让我有机会了解南美洲各国的情况和问题，十分有趣。除了巴西的代表，所有国家的代表们都聚集在一起。一天早晨，大会宣布一项新的宪章已经获得批准。巴西也成为我们的一员，成为第17个成员国，现在这个组织已经发展到21个国家了。对于突然加入的巴西，各国都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我发现南美国家的代表们，对他们的老大哥美国的意图有所怀疑。我们有义务认可他们表现出的敏感和独立。我觉得我们在这点上是成功的，不过之后的政府理应小心翼翼地尊重我们南边邻国的感受。我们不是要控制他们，而是在互相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寻求合作。

我坐在曼纽尔·昆塔纳的旁边，他后来成为了阿根廷的总统。他对会议进程十分关注。一天，他对一个小问题十分不满，还引发了他和主席布莱恩之间激励的讨论。我相信这个误会是因为翻译的问题。我站起身，溜到讲台上的主席身后，走过他身边时悄悄对他说，如果能休会的话，我肯定能调解这次争议。他点着头同意了。我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提议休会。而在休会期间，一切误会都顺利地解决了。正当我们经过代表们身边，准备离开大厅时，发生了一件小事。一个代表上前，一只手搂着我，另一只手拍着我的胸膛，说：“卡内基先生，你这里比那里更多。”他指着他的口袋说的。我们的南方同胞善于表达感情，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方温暖的气候养育出温暖的人心。

1891年，哈里森总统和我一起从华盛顿出发去匹兹堡，参加卡内基礼堂和卡内基图书馆的揭幕仪式。这些是我捐赠给阿勒格尼城的，上文曾提起过。

我们白天乘坐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欣赏着沿途的风光，特别的开心和享受。晚上，我们到达了匹兹堡，火红的焦炭炉和巨大的烟柱使他十分惊讶。关于匹兹堡，有一个著名的描述是这么说的：从山顶上看，匹兹堡就像是开着盖子的容器。他觉得这个描述是最合适的。他是第一个拜访匹兹堡的总统。然而，他的祖父哈里森总统曾在当选后，在这里从蒸汽船换成平底船，前往华盛顿。

多亏总统先生的出席，揭幕仪式高朋满座，一切都十分圆满顺利。第二天早晨，总统先生希望看看我们的钢厂。他在我们的陪同下，来到了钢厂，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欢迎。每经过一个部门，我都会把经理叫过来，介绍给总统先生认识。最后，当我介绍完施瓦布先生后，总统先生转过身来对我说：

“这是怎么回事，卡内基先生？你给我介绍的都是些孩子。”

“是的，总统先生，但你是否注意到他们都是怎么样的孩子呢？”

“是的，每个孩子都很精明。”

他说的对。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他们这么适合这份工作的年轻人了。他们无需投资，无需承担风险，我们已经把他们提拔成合伙人。如果红利不够支付他们的股份，这些年轻人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在公司中，付给合伙人的分红和付给雇员的工资有着很大的区别。

总统没有拜访匹兹堡市，而是拜访了对岸的阿勒格尼市，这导致了一个有益的结果。匹兹堡的城市议会成员提醒我，我曾主动提出要为匹兹堡捐赠一座图书馆和礼堂，但是被拒绝了。然后阿勒格尼市询问我是否可以捐赠给她，我同意了。总统先生拜访了阿勒格尼，参加了图书馆和礼堂的揭幕仪式，而忽视了匹兹堡，这让他们十分后悔。在阿勒格尼市举行揭幕仪式的第二天早晨，匹兹堡当局又一次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重新考虑为匹兹堡捐赠。如果我愿意的话，该市会接受，并拿出比我之前要求的更多的费用来维护这些设施。我十分高兴可以这么做，所以我改主意了，捐赠了100万美元，而不是之前说好的25万。就此，我们开设了卡内基学院。

匹兹堡的领导者在艺术上花费很多。这个制造业的中心几年前就拥有了永久的管弦乐队——全美国也只有波士顿和芝加哥这两个城市能炫耀这点。这里还有一个自然主义者俱乐部和一所绘画学校。图书馆、画廊、博物馆、音乐厅的成功，就如同在密集的建筑物中的一曲高贵的四重奏，是我一生中最满意的捐赠之一。这里是我留恋的地方，因为我早期曾在这里生活并创业。现在我就是深爱着这个古老的、烟雾缭绕的匹兹堡的儿子。

赫伯特·斯宾塞和我们一起在匹兹堡时，听说了匹兹堡曾经拒绝了我的第一次捐赠这件事。当我第二次提供捐赠后，他写信给我，说他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他绝不会这么做，他们不值得得到这些。我回信给这位哲学家说：如果我第一次为匹兹堡捐赠是为了得到他们的感激，那么我理应受到大家的质疑，指责我只是出于沽名钓誉才这么做。当时我可能也有他那样的想法。但是，我考虑到的是匹兹堡人民的利益，我正是依靠他们才获得了财富，那些对我的意图的无理由怀疑，只会加速我的决定。我希望通过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追求上进的影响力，来为他们谋福利。感谢命运青睐，卡内基学院做到了这点。匹兹堡已经很好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

哈里森总统曾经当过兵，当上总统后，他也表现出好战的倾向。他的态度引起了他的一些朋友的担心。在白令海问题上，当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加拿大政府的口述下，拒绝履行布莱恩的解决方案时，总统先生反对仲裁，准备采取极端方式。幸好周围的官员都比他冷静。他还坚决支持针对南美各国的军力动员法。

当美国和智利发生冲突后，曾经有一段时期，大家几乎不可能阻止总统先生采取一些可能会引发战争的行动。因为智利政府针对他的行动作出了十分无礼的回应，这大大地激怒了总统本人。我前往华盛顿，看看自己能否做些什么来化解这场战争。因为我曾经是第一届泛美大会的成员，结识了南美邻国的代表们，并和他们保持着友好关系。

幸运的是，我刚踏进肖勒姆酒店，就看见了密苏里的参议员亨德森，他是和我一同参加会议的代表。他停下来问候我，然后看着街对面说：“总统正在召唤你。”

我穿过了街道。

“你好，卡内基，你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总统先生，我正要进酒店。”

“你来这里做什么？”

“为了和你谈谈。”

“好的，跟我来，我们一边走一边谈。”

在黄昏中，总统挽着我的手，我们在华盛顿的街道上散步了一个多小时，期间我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告诉他，他曾经委派我作为代表参加泛美大会。在南美各国的代表离开时的阅兵仪式上，他曾向代表们保证，这不是为了展示我们拥有的军队，而是为了说明我们情愿没有军队，事实上我们也不需要军队。美国是这个大家庭里的老大哥，如果发生了什么争执，也会通过和平仲裁来解决。因此，现在我十分惊讶和伤心，显然他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竟然因为和智利的一些小矛盾，就威胁要发动战争。

“你是个纽约人，只关心商业和美元。这就是纽约人，他们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尊严和荣誉。”总统先生说道。

“总统先生，我是美国人中最能从战争中受益的人，作为最大的钢铁制造商，战争会给我带来数百万的收入。”

“哦，对你来说，确实如此，我忘记了。”

“总统先生，如果我要打仗，我会找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

“好，那么你会允许小国家来侮辱你，损害你的名誉吗？”

“总统先生，除了我自己，没有人能损害我的名誉。受损的名誉都是自己造成的。”

“你知道的，我们的水手在岸上被攻击，两个人被杀死，你竟能忍受这些？”他问道。

“总统先生，我认为美国的名誉不会因为每次醉酒的水手闹事而受损。另外，他们根本不是美国的水手，他们都是外国人，你可以从他们的名字上面判断出来。我觉得应该开除这艘船的船长，当地正在发生骚乱，已经很不太平了，他还允许水手们上岸。”

我们继续讨论，直到我们最终到达了白宫门前，此时天已经黑了。总统先生告诉我，他已经约了人，要外出用餐，但是他邀请我第二天晚上和他一起用餐。他说，到时没有外人在场，我们可以继续谈。

我倍感荣幸，我们明晚再见。然后，我们就分别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拜访当时的国务卿布莱恩先生。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伸出双手。

“哦，你昨晚为什么不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当总统告诉我的夫人你来了后，她说：想想看，卡内基先生来了，我这里正好有个空位置，他可以来。”

“好了，布莱恩先生，我认为我没来见你是一件幸运的事，”我回答道，然后告诉他我遇见总统的事。

“是的，”他说，“确实很幸运。不然总统先生可能会认为我们俩是商量好的。”

西弗吉尼亚的参议员埃尔金斯是布莱恩先生的挚友，也是总统先生的好朋友，他刚好进来，说他见过了总统。总统告诉他，他昨晚和我就智利问题进行了讨论，我在这件事上观点很强硬。

“好了，总统先生，”参议员埃尔金斯说，“卡内基先生和你说话时，不可能像他和我说话时那么直接。他的感情十分强烈，但是和你谈话时，他肯定会有所保留。

总统先生回复道：“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丝毫没有看出他有所保留的任何迹象。”

这次事件得到了调停，多亏了布莱恩先生的和平政策。据我所知，他不止一次地保证美国免于外交纠纷。他被认为是个好战的美国人，而实际上，正是他使总统让步。如果这件事换个人来做，可能民众还无法接受。

在那天的晚宴上，我和总统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友好对话，但是他看上去身体不怎么好。我斗胆地建议他需要好好休息，不管怎样，他需要度个假。他说他打算坐上缉私船离开几天，但是最高法庭的布拉德利法官刚刚去世，他必须要找到一个称职的继任者。我说有一个人选，不过我不能推荐。因为我们曾一起钓鱼，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们无法客观地评价彼此，但是他可以去调查一下——匹兹堡的希雷斯先生。总统先生照做了，并任命了他。希雷斯先生得到了各地强烈的支持。如果哈里森总统发现希雷斯先生不是他想要找的人，那么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的推荐，总统先生都不会任命他。

在白令海的争端上，索尔兹伯里勋爵拒绝履行已经达成的协议，总统对此感到十分的愤怒。总统决心拒绝对方提出的仲裁。在这件事上，布莱恩先生支持总统的决定，而且也对这件事感到愤愤不平。索尔兹伯里曾经通过大使对布莱恩先生的计划表示赞同，现在却反悔了。我发现他们两人都没有任何妥协的打算。而总统则是两个人中更为激动的一个。在单独和布莱恩先生谈话时，我向他解释说索尔兹伯里其实没有什么实权。迫于加拿大的压力，他无法履行当初他草率签下的协议。还有一个因素，他目前和纽芬兰岛还有争端，后者坚持这件事的解决方案也要考虑到它的利益。英国政府不会不理会加拿大和纽芬兰岛的不满。索尔兹伯里只能做到这点。过了一会，布莱恩被我说服了，并且成功地把总统拉入了同一战线。

白令海争端还引发了一些有趣的局面。一天，加拿大总理约翰·麦克唐纳爵士和他的随行人员到达了华盛顿，请布莱恩先生安排他与总统先生会面，就此问题进行协商。布莱恩先生回复说他会去见总统，第二天上午给约翰爵士答复。

这件事刚发生后，他告诉了我。当然，布莱恩先生说：我十分清楚，总统不会与约翰爵士和他的朋友进行官方的会晤，当他们打电话来询问时，我就会这么告诉他们。约翰爵士说加拿大是独立的，就像纽约州在联邦一样的独立。布莱恩先生回答说，他担心如果安排加拿大的总理和纽约州的官员们会晤，不久他和纽约州当局就会听到华盛顿关于此事的一些看法。

正是因为总统和布莱恩先生都深信，英国政府无法履行之前同意的协议，所以他们接受了索尔兹伯里提出的仲裁要求，相信他已经尽力了。布莱恩先生对此十分地失望。他曾建议英国和美国应该在白令海各设一条小船，行使同样的权力，对于两国的渔船都享有登船检查权和逮捕权——实际上就是联合警队。索尔兹伯里也有值得赞许的地方，他曾发电报给英国大使朱利安·庞斯富特爵士，为布莱恩先生想出的绝妙的建议而自豪。这本可以促成历史上第一次双方享有同等的权力的合作——一次公正的、兄弟般的条约。朱利安爵士曾把这封电报给布莱恩先生看过。我写这件事是为了表明一点，能干的政治家们乐于并急于合作，但有时候却无法实现。

布莱恩先生的确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有着开明的见解、可靠的判断，并一直向往和平。在智利的问题上，军力动员法的问题上，还有白令海的问题上，他都表现出冷静、智慧和对和平的追求。尤其是，他还拉近了说英语国家之间的联系。他感激法国曾在独立战争中起到的作用，但是这点并没有让他失去理智。

在伦敦的一次晚宴上，布莱恩先生与别人进行了短兵相接的舌战。当时提到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在场的一位重要的政治家说，在他们印象中，布莱恩先生总是对英国抱有敌意。布莱恩先生否认了这点。这很公平，因为我知道他的看法。他有关《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信件就是很好的例子。布莱恩先生回复道：

“当我成为国务卿，着手处理这件事后，我很惊讶地发现你们的外交大臣总是通知我们，你们陛下所‘期望’的，而我们的国务卿总是告诉你们，我们总统“斗胆希望”的。当我收到了一封快信，告知我们，你们陛下的期望后，我回复了，并告知你们我们总统的‘期望’。”

“那么，你承认了是你改变了信件的措辞？”对方的话就像一支利箭射向他。

他飞快地作出了回应：“只不过是因为情况改变了。美国已经过了用‘斗胆希望’来回应‘期望’的阶段。我只是学习你们的榜样，要是女皇陛下用的是‘斗胆希望’，那么美国总统也会用这个词。只要你们用的是‘期望’，我恐怕美国也会一直用‘期望’来回敬。”

在一次晚宴上，约瑟夫·张伯伦先生和苏格兰钢铁公司的总裁查尔斯·泰南德爵士作为宾客出席。

晚餐期间，张伯伦先生说他的朋友卡内基是个好人，看到他成功，他们都十分高兴。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政府会每年给他100万英镑甚至更多的补贴，就因为他生产了钢轨？

“好了，”布莱恩先生说道，“我们不是这样想的。我对于铁路很感兴趣，我们曾经以每吨90美元的价格从你们那进口钢轨——一分钱都不能少。现在，就在我这次离开美国前，我和卡内基签下了一份大合同，每吨钢轨30美元。我认为，如果不是卡内基和其他人顶着风险在我国投资制造业，我们现在还在以90美元一吨的价格向你们购买钢轨。”

查尔斯爵士插话说：“你说的对，90美元一吨是我们协商好的卖给外国人的价格。”

布莱恩先生笑着评价道：“张伯伦先生，我觉得你对我们的朋友卡内基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

“是啊，”他回答道，“怎么可能？查尔斯爵士这样出卖我。”大家一起笑了。

布莱恩是个少见的健谈的人，他讲话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我从来没听到他讲故事或者演讲时，用过任何不合适的字词，即使是最挑剔的听众，也挑不出他的毛病。

他的反应就像捕兽夹一样快，他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同伴，他造就了一位优秀而又谨慎的总统。他是真正的保守人士，在所有国际问题上都主张和平。

在英国和苏格兰时，约翰·海是我们的常客。1898年，在他来斯基沃拜访我们的前夜，麦金莱总统[3]把他召回国，任命他为国务卿。那届政府几乎没有这个任命过程的记录。他用绝对的自信和真诚鼓舞人民，并且有着远大的志向。他憎恶战争，认为战争是“人类做的最残忍的却又最无效的蠢事”。

我在伦敦遇到了他和亨利·怀特，当时我正准备去纽约，此时菲律宾问题正好是个热点话题。我很高兴地发现我们的观点是相似的，认为这严重背离了我们传统的政策。美国一向避免占有远距离和不相邻的领土，保证国家势力在北美洲范围内，尤其要避免卷入军国主义的漩涡。海、怀特和我，在海的伦敦办公室一起握手，就此达成了共识。之前，他曾经给我写过一封短笺：

伦敦

1898年8月22日

亲爱的卡内基：

感谢你寄来的斯基沃松鸡肉和你的来信。上周时，我收到并阅读了这封信，看到那些善意和赞扬的话语时，觉得既严肃又有趣。当大家期待我做这份工作时，我觉得他们在谈论的是另一个人。我希望，直至我正式离职，我可以保持友善的形象。

我兴致勃勃地阅读了你发表在《美国北方》的文章，以我现在的处境，我无法表达是否同意你的观点。我脑中唯一的问题是，现在我们从菲律宾撤兵的可能性有多少。我相当庆幸，这个重大问题没有交给我来处理。

命运真是奇妙，他庆幸不会由他来处理的问题，最终还是落到他身上。最初在义和团事件上，他是唯一一个支持中国的人，而且也成功地维护了和平条约。他把英国看成是我们种族的一部分，对她有深厚的感情。总统在这点上也是彻底支持他的。他们对于英国反对其他欧洲国家，在古巴战争中支持西班牙，感到十分感激。

关于巴拿马运河的《海-庞斯富特条约》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参议员埃尔金斯告诉我，我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反对意见，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刚好要就此问题讲话。那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我动身去了华盛顿。一天早晨，我和参议员汉纳一起来到白宫，发现总统正在为参议院修正条约的事担忧。我说英国毫无疑问会默许参议院的修改，她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因为需要筹集资金并完成这项工程的是我们，而她则是除了我们之外最大的获利者。

参议员汉纳问我，是否见过“约翰”，他和麦金莱总统经常这么称呼海先生。我说还没有，然后汉纳要我去找他，让他开心一下，因为他正在为修正条款闷闷不乐。我照做了。我向海先生指出，《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也曾被参议院修改过，而现在几乎没人知道这件事，也没人在乎。《海-庞斯富特条约》会按照修正案来执行，不过没有人会关心这份条约有没有被修改过。他对此表示怀疑，并觉得英国应该不会愿意让步。不久之后，我和他一起用餐，他说我的预言是正确的，一切都很顺利。

这是肯定的。实际上，英国告诉我们，他们非常希望这条运河能被修建起来，愿意接受任何条件。现在的运河就是最理想的状态：全部属于美国，没有产生国际纠纷的可能。也许当时建造这条运河不怎么值得，但是把三四百万美元花在运河上，总比花在建造军舰上来对付想象中的敌人强。前者可能会失败，而后者则可能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因为“看见了罪恶的工具，多么容易使人造成罪恶！”

海先生讨厌参议院，也因此漠视社交礼节。1905年，在一次有关仲裁条约的讨论中，参议院企图修改一个词，用“协议”代替“条约”，他反应过激了。我相信这次事件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的健康状况下降，他的密友们都很清楚，他的身体从此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家，我们一起共进午餐，当时罗斯福总统正在考虑是否批准参议院修正后的仲裁条约。由前任国务卿福斯特带头的仲裁员们，敦促总统接受这份修改过的条约。我们觉得总统对此持赞成态度，但是，从随后我与海先生的谈话中，我发觉总统如果批准了这个条约，对海先生会造成很大的刺激。如果罗斯福总统为了安抚他的好朋友约翰·海的病情，而拒绝批准这份条约的话，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我相信，如果要我做任何事来激怒那个高贵的人，我也会觉得相当困难。在这点上，海是非常顽固的，绝不会向参议院让步。离开他家时，我对妻子说，我怀疑我们是否还能再见到这位朋友。果然，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作为华盛顿卡内基协会的主席和协会刚开始时的受托人，海先生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密切的关注，还提出了许多明智的忠告，使我们受益良多。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成名最快，自信最足的。除了他，没有哪位公众人物能拥有这么多感情深厚的好友。我一直保留着他写的一封短笺，这封信体现的不是他对我文学造诣的奉承，而是他可爱的个性和对朋友过度的热情。写到这里，我觉得现在的世界少了许多精彩，因为他已经离开了我们。

美西战争起源于对古巴革命的恐惧。麦金莱总统曾尽力阻止战争的爆发。当西班牙大臣离开华盛顿，法国大使成为了西班牙的代理，继续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西班牙提出让古巴自治，总统回答说，他不知道“自治”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他希望古巴能拥有加拿大的权力，他了解那些权力。法国大臣给总统看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西班牙同意他的提议，于是他就以为一切都解决了。表面上看，确实解决了。

当我在纽约时，里德议长通常会在星期天早晨来拜访我。在我刚刚从欧洲回来不久，他来拜访我，说他从没见过议会如此地不受控制。他曾一度想要离开座位，走到议会中间，发表辞职演说。他曾向议会解释，总统收到过西班牙寄来的古巴自治的保证书，但这是徒劳的。唉！太晚了，太晚了！

“西班牙究竟在那里做什么？”国会强硬地质问道。国会中有足够数量的共和党人，同意跟着民主党人投票支持开战。“缅因号”在哈瓦那港不幸爆炸，毫无疑问，这加剧了议会中那股愤怒之情。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西班牙干的好事，这种猜测其实高估了西班牙的能力。

宣战了——参议院普罗克特描述了他在古巴的集中营看到的情形，参议院被震惊了。整个国家都对“西班牙究竟在那里做什么？”作出了回应。麦金莱总统和他的和平政策搁浅了，他能做的只有顺应民意。然后，政府宣布这场战争不是为了扩大领土，我们承诺会让古巴独立——这个承诺确实没被打破。我们不该忘记这点，这是这场战争值得欣慰的一点。

美国对菲律宾的侵占是一个污点。这不仅是扩张领土，而且还是我们花了2000万美元，从不情愿的西班牙手里硬买来的土地。在美西战争中，菲律宾人成为了我们的同盟。在总统的领导下，内阁同意只能使用菲律宾境内一家装煤站。据说这项指示来自于在巴黎的和平委员们。此时，麦金莱总统正在西部游历。当然，当他谈到国旗和杜威的胜利时，群众们一片欢呼。他回来后，认为撤军是不符合民意的，于是改变了之前的和平政策。一位内阁成员告诉我，内阁所有人都反对这一改变。一位参议员告诉我，和平委员会的一员——戴法官，曾经从巴黎写来抗议信。如果这封信发表的话，足以和华盛顿总统的告别演说相提并论。

此时，内阁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我的朋友科尼利厄斯·N.布立斯邀请我去华盛顿，与总统谈谈这个话题。他说：“你对他有影响力。自从他从西部回来，我们没有人能够说服他。”

我去了华盛顿，和总统见面。但是他十分固执。他说，撤军会造成国内的动**。最后，他劝服了部长们，他不得不屈服于民意，而且他总是说这是一次暂时性的占领，会找到撤军的方式的，于是内阁妥协了。

他请来了反对兼并的康奈尔大学的校长舒尔曼，并任命他为委员会主席，出访菲律宾。后来，他又任命曾强烈指责这项政策违背美国精神的塔夫脱法官出任理事。法官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找他这样一个公开谴责兼并政策的人。总统说，正是这个原因，才会希望他去菲律宾。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是放弃兼并领土和放弃曾经购买的领土是完全不一样的提议。不久，这点就得到了证明。

布赖恩先生曾经有能力阻止参议院通过与西班牙的和平条约中的这一条。我去了华盛顿，试着改变大家的想法，并一直留在那里，直到投票结束。有人告诉我，在华盛顿时，布赖恩先生对他的朋友建议说，让这些条款通过会是个好策略。这会损害共和党人在人民中的声誉，“为了革命支付2000万美元”会使任何政党败北。七位布赖恩的忠实拥护者急于投票反对兼并菲律宾。

在这个问题上，布赖恩先生曾到纽约来拜访我，因为我曾公开表示反对购买菲律宾。现在我在奥马哈发电报给他，解释整个形势，并恳求他答应让他的朋友们自己作决定。他的回复就是我之前提过的——最好让共和党人通过这些条款，然后在人民面前下台。他把纯粹的党派斗争，看得比这个充满可悲后果的事件还重要，让我认为是得不偿失的。作为议长的他，拥有决定性的一票。布赖恩先生的一句话，就可以把整个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之后几年，我都对他没有好感。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愿意为了党派利益，牺牲国家利益和个人信誉的人。

投票结束后，我立刻拜访了麦金莱总统，他依靠的居然是自己主要对手的支持，我十分同情他。我向他解释了投票是如何赢得胜利的，然后建议他，应该好好感谢一下布赖恩先生。对麦金莱总统和所有美国政治家来说，管理几千英里外的殖民地是个新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会带来多少麻烦和危险。至此，美国犯下了第一个严重的国际性错误——这个错误把美国卷入了国际军国主义和海军争霸的漩涡。从此给政治家们带来了多大的变化！

几周前（1907年），罗斯福总统和我在白宫吃晚餐，他指着塔夫脱部长和他自己说：“如果你想要见见在美国最希望摆脱菲律宾的两个人，他们就在这里。”

“那么，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回答道，“美国人将会感到十分高兴的。”

但是总统和塔夫脱法官都认为，我们有职责先帮助菲律宾政府作好自治的准备。正所谓“没有学会游泳前，不要轻易下水”。但是总有一天是必须要下水的。

有人争论说，如果我们没有侵占菲律宾，德国也会这么做。这些人从没想过，这意味着英国要同意德国在澳门建立一个海军基地，与英国在东方建的海军基地相邻。英国还会允许德国在金斯敦和离利物浦80英里的爱尔兰建海军基地。在迈出这致命的一步后，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居然听到最初反对兼并的人，比如塔夫脱法官，给出这样的理由，我感到十分惊讶。但是我们对外交关系知之甚少。迄今为止，我们还是个统一的国家。如果有一天我们国家分裂了，那将是令人悲伤的一天。

[1] James G.Blaine，曾于1881到1892年间两度出任美国国务卿。

[2] 本杰明·哈里森，美国第23届总统，1889～1893年在任。

[3] William McKinley，美国第25届总统，1897～1901年在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