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时，当时格莱斯顿[1]的内阁成员、一位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罗斯伯里勋爵邀请我与他一起共进晚餐。对此我十分感激，因为我还见到了世界第一公民格莱斯顿先生。那年应该是1885年，因为我的书《胜利的民主》是在1886年出版的，我记得自己曾在某个场合，把早就准备好的书送给他和其他几个大人物。

当格莱斯顿先生第一次邀请我与他共进晚餐时，我从来没有在其他社交场合表现出如此大的克制。当时我已经和其他人有约了，我真希望这份来自英国真正的统治者的邀请变成一道命令。但是我还是遵守原来的约定，错过了我最想见的人。幸运的是，不久之后我有机会在哈瓦特拜访他。

罗斯伯里勋爵为我捐赠的第一座图书馆（在丹弗姆林）揭幕，最近（1905年），他又为我最新捐赠的一座位于斯托诺韦的图书馆揭幕。在他上次来纽约时，我驾着马车带他沿着河边大道游览，他说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能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但是他的内心“充斥着苍白的想法”。

如果他出身贫寒，在年轻时加入下议院，而不是没有经过任何努力就直接加入上议院，他可能会在经过艰难生活的历练后，变得更加坚强。因为现在的他相当敏感，缺乏不屈不饶的精神，而这正是政治生活需要的特质。他是一个迷人的演说家，当时讨论某些话题时，他拥有最温文尔雅的风格。（我写下这段话时，可以说，他已经成为最著名的演说家，他达到了最高峰，向他致敬！）

一天早上，我应邀去拜访他。在寒暄之后，他拿起一个信封递给我，我刚进来时就注意到那个信封被小心地放在桌子上。

“我希望你开除你的秘书。”

“这可是个非同一般的命令，阁下。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是个苏格兰人。”我回复道，“他怎么了？”

“这不是你的笔迹，这是他的。对于一个写‘罗斯伯’时多写一个罗字的人，你有何评价？

我说，要是我对这种事都在意的话，那生活对我来说就变得无法忍受了。“我家里每天都收到许多信，我肯定其中有20%到30%的信都写错我的名字，从‘客内基’到‘卡内格’。”

但他是认真的，这种小事也会让他十分生气。干大事的人应该学会对这种小事一笑了之，否则就把自己也变“小”了。虽然他有迷人的个性，但同时他既害羞、敏感又任性保守，或许在下议院呆个几年能让他改掉这些特质。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当他在上议院造成了一些轰动后，我大胆地进谏了一些自己的民主意识。

“大胆地拥护国会，抛弃你世袭的头衔，表明你对特权的蔑视，因为这些特权不是每个公民都能享有的。之后把自己打造成真正的人民领袖，当然如果你还保留贵族身份，那你不可能成为人民领袖。你年轻，聪明，有魅力，又有演说的天赋，如果你能全身心投入政坛，毫无疑问你能当上首相。”

让我惊讶的是，尽管他已明显动了心，但他依然平静地说：

“但是下议院的人不可能接纳我这个贵族。”

“这正是我希望的。如果我是你，被拒绝后，我会继续努力，争取竞选下一个席位，推动这件事向前发展。能主动放弃世袭头衔的人，是一位高贵的市民，有权参选并当选任何职位。胜利是必然的，你扮演的是克伦威尔的角色。民主党崇拜的，是一位打破先例或是一位创造先例的人。”

我们结束了这个话题。后来，我对莫立说起这件事时，我永远忘不掉他的评论：

“我的朋友，克伦威尔并不住在伯克利广场38号。”

他慢慢地，严肃地但又很确定地这么说道。

罗斯伯里是个好人，只是被他的贵族身份所拖累。相反，莫立是从普通市民一路奋斗到现在。他的父亲是个外科医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供他儿子上大学。现在莫立还是“诚实的约翰”，丝毫没有因为被提升为贵族阶级和被授予骑士勋章而有任何改变，这两项荣誉都只授予优秀的人才。和他情况类似的，还有“鲍勃”里德议员，他后来被授予劳尔伯恩伯爵，当上了大法官。他的继任者霍尔丹勋爵也是如此，后来当上了大法官。还有阿斯奎斯部长，劳埃德·乔治和其他一些人。甚至今天共和国的统治者们，也不都是最彻底的民主党人。

当世界第一公民去世之后，问题来了，谁来接替格莱斯顿？谁能接替格莱斯顿？内阁中年轻的成员一致同意把决定权交给莫立、哈考特还是坎贝尔-巴内曼。前者只有一个缺点，但是十分致命——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不幸的是，这个问题曾经导致他多次爆发，证明他不适合当领导，因为冷静、清醒、明智的判断，是领导不可缺少的特质。

我很喜欢哈考特，反过来他也很向往美国的共和制。他后来娶了莫特利的女儿。他对我们的户口普查和发表的报告最感兴趣，正好我负责这一块内容，常常寄给他这些资料。当然，看到我故乡丹弗姆林的代表坎贝尔-巴内曼当选，我也感到由衷的高兴，特别是听到他在市政府向群众致答谢词时，提到那句话：

“我的当选要归功于我的委员长，贝利·莫里斯。”

我的舅舅贝利一直是丹弗姆林激进派的领袖。从过去到现在，我的家人卡内基家族和莫里斯家族一直都是激进分子，是伟大的共和国的拥护者，就像有人赞美华盛顿和他的同僚时说的那样：“了解并敢于宣布公民权。”有一点可以确定，说英语的国家在有序、合法的发展下，通过进步而不是革命，很快能制定出公民的黄金法则。

“头衔只是金币上的标记，

人才是真正的金子。”

这种感觉当时已经在英属殖民地流传开来。亲爱的祖国就像是只母鸡，把鸭子看成是小鸡。看到他们在波浪中挣扎时，十分焦虑，他们曾在岸边惊恐地大叫，但是最终还是会慢慢学会游泳。

1905年的秋天，我们的朋友约翰·罗斯博士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我和夫人参加了这一仪式。他是卡内基丹弗姆林信托的主席，是最早的也是最热情的职员，为了本地的利益而忙碌。马克白牧师在演讲中提醒观众，被授予这样的荣誉市民称号的人很少，目前在世的只有三个人获此殊荣——国会议员，后来成为首相的H.坎贝尔-巴内曼；前印度副总督，后来担任殖民部长的丹弗姆林的埃尔金伯爵；还有我。对我来说，这是很好的组合。我自己是完全没有机会达到这么高的官位的。

埃尔金伯爵是布鲁斯的后代，他们家族的墓室在丹弗姆林大教堂中，他的祖先就安眠于大教堂的钟下。我前面写到过斯坦顿部长如何在一群人中选出格兰特将军，说他不可能是指挥官的事。伯爵也很容易让人犯类似的错误。当苏格兰的大学着手改革时，伯爵是委员会的二把手。当保守的政府成立波尔战争委员会时，伯爵这样一个自由主义者被任命为主席。当上议院的决定引起了苏格兰联合自由教会的极度混乱后，埃尔金伯爵又以主席的身份去解决这件事。国会把他的报告具体化，形成一份议案，又是他带头进行实际操作。当苏格兰大学基金需要挑选受托人时，我告诉巴尔弗首相，我认为埃尔金伯爵作为丹弗姆林的大资本家，有能力担任主席一职。他说在英国，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了，因此他批准了。后来，约翰·莫立以一个丹弗姆林信托成员的身份（当时他还没当上主席）对我说：

“我曾经以为埃尔金是我见过的最高高在上的，麻烦不断的公众人物，但是现在，我知道他是最能干的人之一。他不会夸夸其谈，而是默默地干实事。”

这就是布鲁斯国王的后裔，谦虚和智慧的结合。

一旦得到了一个荣誉市民称号，就开始不断收到类似的荣誉。1906年，在伦敦，我连续六天被授予了六个地方的荣誉市民。接下来的一周，又得到了两个荣誉，我只得早出晚归地去出席授予仪式。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些仪式肯定很单调，其实不然，每一次的授予仪式都有所不同。我遇见了许多杰出的人士，包括各地的市长、镇长和市政要员等，每个地方都有自身的情况和问题，也有自身的成功和失败。大体来说，人们最关心的是本地区的发展问题。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小世界，市政府是一个小型的内阁，市长就是首相。大家都对本地的政策感兴趣，而对外交事务漠不关心。还要处理城市之间的问题，比如与邻近城市共用的水资源、天然气或者电力的输入，都要通过协商，决定是同意结盟还是分开。

地方政府的不同，最能体现英国和美国的差别。在英国，一个家庭的好几代人都一直住在同一地方，对于家乡的热爱与日俱增。如果父亲当上市长，这能激励儿子去继承父亲的职位。由此营造出的城市自豪感是无价之宝，能够让大家对家乡的眷恋感达到顶点。当时他们竞选议员是为了给家乡作贡献。对那些优秀市民来说，这是一个实现抱负的可靠方法。很少真正有人看穿——国会议员几乎是为有钱人准备的，因为需要住在伦敦，但是没有任何补偿。然而，这种做法很快就会作出调整，英国会按照国际惯例，给立法者相应的报酬。之后，也许还会效仿其他国家，把国会会议改到白天，让议员们能精神抖擞地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们不必像以前，在完成本职工作，吃过晚餐后，身心俱疲地继续国会的工作。

英国的市镇议会聚集了最优秀的人才，清正廉洁，热心公益，为家乡而自豪，全心为家乡服务。美国也在朝着这个方向改进，但还是远远地落后于英国。然而，随着美国的移民越来越多，人们开始倾向于在本地永久居住。对于那些想要离开家乡的人，我们应该培养他们对这里的热爱之情，而不是等着他们自己发现这点。自从苏格兰市镇的市长一职被留给当地上层阶级的地主以来，才只过了一代人的时间。“英国人热爱勋爵”这句话确实没错，但是这种爱正在快速地消失。

在伊斯特本、金斯林、索尔兹伯里、伊尔克斯顿和许多其他古老的城镇，我发现市长来自各个不同的阶级，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达到现在的地位。议会的大部分成员也是这样的，他们都不图回报。我很高兴能认识那么多苏格兰、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市长和议员，并获得了这么多地方的荣誉市民称号。我在科克、沃特福德、利默里克受到的待遇是最令人难忘的。我很惊讶地发现，彩旗上用盖尔语写着“十万次欢迎你”，斯基沃的居民常常这么说。

接受荣誉市民称号的过程，让我深入体会到英国各地的公众生活和爱国精神。这样，我才不会厌倦这个过程。我在市政官员中感到十分自在，消除了彩旗和沿路围观群众给我带来的尴尬感觉，而是把这看成是官员职责的一部分。甚至，当地主要官员发表的演讲中的一些新词汇都会引起我的思考。市长夫人们也为家乡的荣誉而感到自豪和欣喜。

我的结论是，和其他国家相比，英国通过普选的官员能更好地管理整个国家，他们是政府重要分支的核心力量。国会本身可以指定各地议会派代表参加，不会影响它的工作效率。也许当这些成员可以得到足够的报酬后，许多成员会聚集到威斯敏斯特，这样对国家也有好处。

1892年4月，我和夫人到哈瓦特拜访格莱斯顿先生，他对我的作品《美国的四架马车在英国》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一天，他建议我和他一起在他的新图书馆消磨上午的时光。他一边整理书架（他从不允许别人碰他的书），一边与我聊天。我在书架间徜徉时，发现了一本很独特的书，当时主人正站在远处的梯子顶部，整理一些厚重的书籍，于是我向他大声喊道：

“格莱斯顿先生，我发现这里有本《丹弗姆林名人集》，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写的。我还是孩子时，还认识其中的一些名人呢。”

“是的，”他回答道，“如果你看一下这本书的左边三四本书，你会发现另一位丹弗姆林人写的书。”

我照着他的指示，看见了我写的《美国的四架马车在英国》一书。然而，在我找到这本书前，我就听到梯子上方传来的美妙而充满热情的声音：

“麦加对于伊斯兰教徒的意义，贝拿勒斯对于印度教徒的意义，耶路撒冷对于基督教徒的意义，这些就是丹弗姆林对我的意义。”

听到这些话后，我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这些话是我自己写的。这是我当时从南方回去，第一眼看到丹弗姆林时的感受。

“你究竟是怎么得到这本书的？”我问，“我写完这本书时，还没有荣幸认识你，也不可能给你寄过这本书。”

“不认识，”他回答道，“我当时还没有机会认识你。但是有人，我想是罗斯伯里，告诉我有这样一本书，我就派人去找来这本书，并且读得十分开心。对于丹弗姆林的赞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一直对它念念不忘。”

这件事发生在我写完这本书的八年之后，也从另一方面证明格莱斯顿先生超强的记忆力。也许人们能够谅解我这个虚荣的作家，我承认，我对他给出的高度评价感到由衷的感激。

那些在星期天以“圣经的朗读者”身份出现的政治家，总是令人怀疑的。我承认，在我认识格莱斯顿先生之前，我不时也会有这样的念头，而当时，这位机警的老绅士至少也会想到，这些露面对他拉选票没什么作用。但是当我真正了解他后，这些疑虑都消失了。他十分的虔诚和真诚。是的，甚至当他在写日记时也是这样（参考莫立的《格莱斯顿的一生》）。当他向下议院作了几个小时的预算报告后，得到广泛认同时，他“明白都是神的力量在支持他”。没人可以否认，如此虔诚的信仰，很多人会觉得震惊，居然有人大胆到想象宇宙的造物主会关心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这最多只是微小的地球上一件微小的事。这听起来简直是亵渎神灵，但是我们都知道格莱斯顿先生正好相反——这样的一种宗教信仰毫无疑问会激励人们创造奇迹。

1887年6月，正值女王的周年纪念日，布莱恩先生和我在皮卡迪利大街的沃尔弗勋爵家共进晚餐，我们见到了格莱斯顿先生和夫人——这是布莱恩第一次认识他们。我们很早就从大都会酒店乘出租马车出发，但是人群是那么密集，我们只能在圣詹姆斯街弃车步行。我们走到人行道上，布莱恩先生跟着我，我看见一个警察，向他介绍了我同伴的身份和我们要去的地方，并询问他是否能把我们带去那里。他同意了，利用他的特权，为我们在人群中一路开道。但是我们到沃尔弗勋爵家时已经九点了，到十一点时我们就离开了。

格莱斯顿先生说，他和夫人可以穿过海德公园，从后面绕路回家。他们想要先回到住处，再以同样的方法到卡尔顿台去。布莱恩先生和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看看街景，试着从人群中挤回我们的酒店。我们确实这么做了，我们在人群中缓慢地移动，经过改革俱乐部时，我听到右边附近的建筑物里传来一个声音。我对布莱恩先生说：

“这是格莱斯顿先生的声音。”

他说：“不可能，我们刚刚分开，他正在回他住处的路上。”

“我辨认声音的能力比我辨认脸的能力还强，我肯定那是他。”

最终，我说服他往回走了几步。我们走近了那座房子边，又往后走了走。我走到一个蒙着面的人前，对他耳语道：

“‘大人物’半夜不睡觉，在这里做什么？”

格莱斯顿被我们发现了。我告诉他我认出了他的声音。

“所以，”我说，“真正的统治者出来查看为名义上的统治者准备的彩灯！”

他回答道：“年轻人，我以为现在是你睡觉的时候。”

我们和他一起待了一会，他小心翼翼地确保自己的头和脸不露出来。当时已经是午夜了，他已经八十高龄，但是还是像一个孩子。当他把格莱斯顿夫人安全地送回家后，他决定出来凑热闹。

格莱斯顿先生和布莱恩先生在晚餐时的对话，主要讨论了英国和美国议会程序之间的差别。在晚上，格莱斯顿先生反复询问了布莱恩先生，众议院的程序模式，因为他曾在那里作过演讲。我注意到，“先决问题”和限制无谓的辩论的概括性规则，给格莱斯顿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场对话不时地拓宽了范围。

格莱斯顿先生的兴趣可能比英国其他所有人都广泛。在苏格兰，我在阿米斯特德家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头脑清晰，思维活跃，对万物依然抱着强烈的兴趣。当时他最感兴趣的是美国高大的钢铁建筑。他一直在读这方面的书，因此问了我很多相关的问题。最让他困惑的问题是，第五或第六层常常比第三或第四层先完工。我为他解释了，他十分满意。他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

莫立先生（尽管是个勋爵，他依旧保留了作家本色）很早便成为了我们在英国的朋友之一。他是《双周评论》的编辑，我第一篇发表在英国期刊上的稿件就是经他之手。到了晚年，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厚，我们互相承认彼此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兴之所致，我们常常在星期天下午交换短笺（有时候是长信）。我们根本不是同一类人，我们互相吸引是因为差异能够互补。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认为所有丑小鸭都会成为天鹅。而他是个悲观主义者，杞人忧天，有时会陷入空想，总觉得草木皆兵。在我看来，世界是光明的，地球是一个真正的天堂——我是如此快乐，对命运充满感激。莫立几乎很少为任何事疯狂，他的判断总是经过深思熟虑，他的眼中从来都只能看到太阳上的斑点。

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悲观主义者，从来没有什么事能让他高兴；还有一个乐观主义者，从来没有什么事能让他不高兴。天使们向他们祝贺，他们获得了进入天堂的机会。悲观主义者回答道：

“是的，这是个好地方，但是不知怎的，我觉得这个光环好像不适合我。”

乐观主义者讲了个故事进行反驳：一个人被带到了炼狱，魔鬼把他放在岸边，自己去泉水边喝水（那里的温度太高了）。一个老朋友走近他，说：

“吉姆，你怎么样？你没救了，你肯定走投无路了。”

吉姆回答道：“嘘——事情还可能更糟呢。”

“怎么可能，你已经被带到无底深渊了。”

“嘘——”他指着魔鬼说，“他可能会想起来要我背他。”

莫立和我一样，十分喜欢音乐。我们都沉迷于斯基沃的早晨，因为能听到管风琴的演奏。他和亚瑟·巴尔弗一样，都很喜欢清唱剧。我记得他们还曾一起去水晶宫看某部清唱剧。他们两个都是理智又充满哲学思维的人，我觉得他们都可以算是半个哲学家。但是巴尔弗最近的作品有点不理智——这点莫立绝不会尝试。他一直脚踏实地，只走明确的道路，不会发生在寻找路线时“迷失在树丛中”的危险。

近期，莫立最惊人的言论出自他在伦敦世界编辑大会上的演讲。他说，对于形成和维持现阶段已改良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彭斯的几行诗歌比那些编辑们写的几百万篇社论对人们的影响更大。之前他曾说过，偶尔有一些文字或语言，会美化它们所描述的事物。汤姆·潘恩的《人权论》就是如此。

在这次演讲后，他来到斯基沃，我们聊起这个话题。我提到了他对彭斯的致敬和他引用的六句诗，他回答说，他没必要告诉我是哪六句。

“确实没必要，”我说，“我能背出来。”

后来，在蒙特罗斯为彭斯塑像揭幕时，我作了一次演讲，背诵了我认为他之前引用的诗句。莫立认可了我的猜测。这么说可能有点怪，他和我在几年前一起被授予蒙特罗斯荣誉市民的称号，所以我们是荣誉市民同乡。

1904年，我终于邀请莫立来美国游览，他走遍了大半个美国。我们试着安排他和一些同他一样杰出的人物见面。一天，参议员埃利·鲁特应邀来我家做客，莫立和他聊了很久。在参议员离开后，莫立评价说，他很喜欢这个同伴，是他遇到的最满意的美国政治家。他没有看错，埃利·鲁特对公共事务的准确的判断力和广博的知识无人能及。

莫立离开我们后，去白宫拜访了罗斯福总统，和这位伟人一起共度了几日，收获颇丰。后来，莫立评价说：

“我在美国见到了两大奇迹，罗斯福和尼亚加拉大瀑布。”

这个比喻实在是恰到好处——两者都咆哮，翻滚，活跃，不知疲倦地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

莫立是管理阿克顿图书馆的最佳人选，因此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他。当格莱斯顿先生告诉我阿克顿勋爵的状况后，我同意了他的建议，买下了阿克顿的图书馆，并允许他在有生之年继续保留这个图书馆。不幸的是，他没有坚持太久，仅仅几年后就去世了。于是我拥有了图书馆的所有权。我觉得莫立自己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图书馆，最终肯定也会把它留给可靠的机构。当我开始告诉他我拥有这个图书馆时，他打断了我，说：“好了，我必须告诉你，你买下这座图书馆的当天，我就知道这事了。”

格莱斯顿先生保守不了秘密，他为了阿克顿先生一生都能使用图书馆而感到相当开心。

我和莫立的关系十分亲密，但我们彼此都没有和对方说起这件事，但是让我惊讶的是，莫立没有对此感到惊讶。这件事证明了格莱斯顿和莫立之间的亲密关系——莫立是唯一一个他忍不住要与之分享世俗快乐之事的人。但是在神学上，两人的观点相差甚远，倒是阿克顿和格莱斯顿在这点上是一致的。

在我成立苏格兰大学基金会后的那年，莫立作为大臣陪同国王陛下出访巴尔莫勒尔。他发电报给我，说必须在我们启程前见我一面。我们见面了，他告诉我，陛下对我给大学和家乡其他的捐赠印象深刻，希望知道他能为我做点什么。

我问：“你怎么说的？”

莫立回答说：“我觉得什么都不用做。”

我说：“你说的很对，除非国王陛下愿意给我写一封信，表达他对我所作所为的感激之情，就像他曾经给你写的信一样。我会珍藏这封信，把它传给我子孙，他们都会为此而感到自豪。”

我的这个愿望实现了。国王亲笔签名的信我已经在前文引用过了。

对于莫立来说，斯基沃成为最好的度假胜地。每年夏天，在夫人的陪伴下，他都会来探望我们好几次，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了。他和我一样，都很喜欢驾驶游艇。幸运的是，驾驶游艇对我们俩来说都是最好的良药。莫立是也必定一直都是“诚实的约翰”。他不会搪塞别人，也不说废话，对待所有问题和紧急情况都镇定自若；做事深思熟虑，心胸宽广，为人低调，但会不时在适当场合表现出温柔的力量。之后又会继续保持沉默。

张伯伦和莫立都是激进派，两人是好朋友。我在英国时，常常和他们见面交换意见。“地方自治”被提上议程后，英国对美国的联邦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受邀在多个城市发表公开演讲，解释和赞扬美国的联邦制，由最自由的地方自治构成了最坚实的国家。张伯伦先生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于是我给他寄了安娜·L.道斯写的《如何治理国家》。我也和莫立，格莱斯顿和许多其他人讨论了这个话题。

我不得不写信给莫立先生，我不赞成第一个地方自治法案，并阐明了理由。当我遇见格莱斯顿先生时，他对此表示了遗憾，并和我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我反对国会排斥爱尔兰议员，这是一种分离的行为。我说，我们美国从来不会阻止南方各州派代表去华盛顿。

“如果他们拒绝，你们怎么办？”他问。

“使用一切文明的手段——首先，停止通信。”我回答到。

他停顿了一下，重复道：“停止通信。”他觉得这涉及范围过广，于是沉默了一会，就转移了话题。

当被问到我应该怎么做时，我总是指出一点，美国有许多立法机构，但是只要一个国会。英国应该学习美国，只设立一个国会，并为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分别设立地方立法机构（而不是国会）。应该把这几个地方设计成和纽约州与弗吉尼亚州一样。但是不同于美国，英国没有最高法庭来决定法律是否通过。法律不但要通过立法机构，还要通过国会的批准。因此司法机关，而不是政治机关，成为最终的权威。英国应该设法把国会建成全国最终的权威机构，而不是采取分离爱尔兰的方法。因此，考虑到反对意见，在下议院的会议上，应该会连续讨论三个月关于建立爱尔兰地方立法机构的议案。讨论的结果会更具操作性，除非这则议案没有通过。除非立法不当，这项条款会成为一纸空文，但是如果真的立法不当，也算是一种有益的经历。我认为，还必须向那些胆小的人们保证，这项议案不会引起任何脱离国家的行为。

之后我极力向莫立先生推荐这个观点，他告诉我帕内尔曾经建议过，但是被拒绝了。格莱斯顿先生当时可能说过：“很好，我和其他人都认为我们不需要这个议案，不过这可以让英国更加团结。在这个问题上，我现在无法继续，接下来是你们的职责了。”

一天早晨，在哈瓦特，格莱斯顿夫人说：

“威廉告诉我，他和你的交谈十分精彩。”

毫无疑问，事实如此。他几乎很少听到一个真正的共和党人的轻松愉快的谈话，也无法理解为何我不能想象不同的世袭头衔。我觉得很奇怪，人们会特地放弃父母为他们取的名字，而去继承父母的名字。尤其有趣的是，世袭的贵族们需要努力克制，才能不嘲笑那些新贵族们，因为他们的头衔也许是花了一万英镑买来的，这些钱被或多或少地用作党派基金。

布莱恩先生和我们一起来到伦敦。我告诉格莱斯顿先生，布莱恩先生曾经看见年迈的他手里拿着帽子，在寒冷的天气里，在一个花园派对上向那些光有头衔的无名之辈致敬。对此布莱恩感到十分惊讶和痛心。我们提到了政教合一，还有我的预测。我认为由于英国是岛国，无法扩张，因此各民族会重新团结在一起。我认为，废除英国教会的国教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不是正常现象，其他民族都没有这种情况。其他说英语的国家鼓励各种宗教的发展，而不是支持某一个。格莱斯顿先生问：“你觉得我们的教会还应维持多久？”

我的回复是我无法定下一个确定的日期，在政教分离问题上，他比我更有经验。他微笑着点头。

我进一步提出，和其他大国相比，英国的人口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他问：“你预测英国的未来是怎样的？”

我提到了希腊在古代国家中的地位，然后说英国孕育了乔叟、莎士比亚、斯潘塞、弥尔顿、彭斯、司各特、史蒂文森、培根、克伦威尔、华莱士、布鲁斯、休姆、瓦特、斯宾塞、达尔文和其他名人，也许并非偶然。天才依靠的不是物质资源。多年之后，英国可能不能维持工业大国的地位，不是由于她的衰落，而是由于其他国家的快速成长。在我眼中，她会成为一个现代的希腊，在世界扮演精神领袖的地位。

他听进了我的话，沉思着重复着：

“精神领袖，精神领袖，我喜欢，我喜欢。”

我从来没有这么享受过如此愉悦的交流。在哈瓦特，我又一次拜访了他。1897年的冬天，在兰德尔勋爵的家里，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当时他已经病得很重了。他还是那么有魅力，对我的弟妹露西特别殷勤。露西还是第一次见他，但是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们驾车离开时，她喃喃道：“一只生病的雄鹰！一只生病的雄鹰！”对我来说，这是当天对这位累坏了的领袖最好的形容。他不仅是个伟大的人，还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有着正派而高贵的心灵，不断地向前进。他为自己赢得了“世界第一公民”的称号。

1881年，我在英国和塞缪尔·斯托里议员开始合作做生意。他是一个十分能干的激进分子，也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党人。我们购买了几家英国报社，开始了激进派的政治宣传。帕斯莫尔·爱德华兹和一些其他人加入了我们，但是结果不甚理想。我的英国朋友之间产生了一些不和谐的争议，最终我决定退出，幸运的是我没有任何损失。

之所以创作我的第三部文学作品《胜利的民主》，是因为我意识到那些见多识广的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对于美国的了解如此之少，甚至那些少有的了解，都是些被扭曲的观点。那些优秀的英国人居然不知道共和制，这是多么让人惊讶。我永远不会忘记，在1882年我和格莱斯顿先生的第一次谈话。当我有机会提到，目前大部分说英语的国家都是共和制，只有小部分国家是君主制，他说：

“为什么，怎么会这样？”

“格莱斯顿先生，”我说，“美国说英语的人口，比英国及其所有殖民地的人口还要多，即使英国殖民地的人口翻倍也比不上美国。”

“啊！居然这样！你们有多少人口？”

“6600万，而你们的人口还不到一半。”

“是啊，真让人惊讶！”

关于国家财政的情况同样让他感到十分惊讶。根据1880年的普查，这个才一百年历史的共和国，有能力买下英国和爱尔兰，及他们拥有的所有资本和投资项目，并能还清英国的债务。即使这样，也不会耗尽美国的财力。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我提到的自由贸易的问题。我指出，美国才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记得，之后霍尔丹大法官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把英国当成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纠正了他的错误，他为此对我表示感谢。）我引用了马尔霍尔的数据：1880年，英国的制造业产值为8.16亿英镑，美国为11.26亿英镑。他的原话是：

“难以置信！”

我还说了些其他让他觉得十分惊讶的事实，然后他问道：

“为什么没有作家写写这个主题，把这些事实以简单直接的形式告诉世界？”

事实上，当时我正在为《胜利的民主》一书搜集资料。我正打算写一本他形容的那样的书，我告诉了他这点。

我写《环游世界》和《美国四架马车在英国》时并没有太费劲，但是当我于1882年开始准备《胜利的民主》一书时，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本书需要扎实和艰苦的工作。我需要检查和安排数字，随着我的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沉迷其中。几个月来，我的脑子里似乎装满了统计数据。时间在不知不觉间流逝。我以为还是中午时，其实已经是晚上了。这项工作让我疲惫不堪，加上当时我还不得不兼顾料理生意，这引发了我人生中第二场重病。我再三考虑后，才确信自己能再次开始写作。

[1] 格莱斯顿在1868年到1892年间曾四度出任英国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