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世界语言多样性现状如何，随着世界主要文明语言的强劲发展，地方语言节节败退，日渐式微。细究起来，这一问题与物种消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濒危的多样性

斑点猫头鹰在北美洲几乎无人不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围绕猫头鹰保护问题所做的大量努力产生了巨大争议，这些努力在结果上引发了同北美木材行业之间的冲突。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南地区到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南部，再到加利福尼亚北部沿海的马林县，猫头鹰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古老密林中。在伐木业和大林鸮（也就是常见的猫头鹰）的双重夹击下，斑点猫头鹰的领地遭到威胁，并日渐丧失。早在1990年，美国就正式将其认定为“受威胁物种”，加拿大则在2002年将其认定为“濒危物种”。目前美国约有3000对斑点猫头鹰可供繁殖，加拿大则不到100对。毫无疑问，北美斑点猫头鹰的数量在大幅下降。这也提示我们，以北美古老森林为代表的整个生态系统已遭遇威胁。因此，采取措施保护它们的栖息地，减少对它们的威胁，毫无疑问是非常有必要的。

图7.北美斑点猫头鹰（西洋鸮）

北美斑点猫头鹰遭遇生存危机，引发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在此，有必要将这场危机与另一场进行对比。在北美斑点猫头鹰的历史活动范围内，现在仍然在使用的北美土著语不过24种左右，分属大约6个语系，还包括一些孤立语。（具体清单见表4，其中各语种目前使用人数来自“民族语”）

如表4中所示，上述语言目前现有使用人数总计1600多人（毫无疑问是乐观统计），所有人加起来不过是目前现存斑点猫头鹰的四分之一左右。

北美洲的西南海岸历来语言多样，文化多元。除了表中所列语言，这片土地还曾孕育了其他许多种语言，但都因再无使用者而无缘进入表4。要探其踪迹，只能察看早期探险家和人类学家的各种记录、文本和描述。并且，鉴于目前很多语言的使用人数很少且大多为老年人，在不久的将来，语言多样性无疑会雪上加霜。

表4　北美斑点猫头鹰历史活动区域内仍在使用的土著语言数量

a:马卡语的最后一名流利使用者于2002年去世，但有些部落成员或多或少也会说一点马卡语，并且目前正通过一个部落项目努力使该语言以第二语言的形式复苏。

如此看来，北美地区的语言困境之紧迫远甚于斑点猫头鹰，然而无论是公众意识还是担忧程度，都远远不及后者。如果语言多样性真的和生物多样性类似，那世界语言消失的速度足以使其成为一个严重话题，理应得到更多关注。

当我们把某种语言或物种认定为“濒危”时，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一个物种得以延续，需要有足够数量的个体以确保其能繁殖成功。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这个种群必须有足够的基因多样性，以避免隐性有害突变传播造成过度近亲繁殖，从而造成巨大破坏。不过归根结底，这一切都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种群数量得以继续繁殖，避免种群灭绝。

语言同样如此，前提是弄清楚语言是怎么“繁殖”的。答案就是：现有使用者将语言传递给新生代。语言能否生存，关键在于新生代的学习程度。鉴于学习语言的最佳（有人认为是唯一）时期是少儿期到青春期之间，决胜未来的关键就在于儿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掌握这门语言。即便北美洲所有退休社区的所有人都可以流利使用帕塔瓦米语，只要这门语言没有其他使用场合，它就毫无疑问会在几十年内消亡。任意一种只有中年人或老年人使用的语言，无论目前有多少使用者，只要没有在年青一代中得到复兴，就已走上了消亡之路。表4中几乎所有语言目前都属于这种情况。

有人可能会说，语言的消亡远没有物种消亡那么无法转圜。毕竟当一群人选择放弃母语时，通常都是为了拥抱另一种能带来更多经济利益的语言。那我们为什么要质疑他们选择的智慧呢？再者，不是还有语言死而复生的例子吗？比如说希伯来语。下一节我们再来探讨语言的死亡到底是否重要。有一点必须承认，一种语言不再被使用之日，便是其死亡之时。希伯来语的例子实属特例，即便多年来犹太人不再将其作为主要语言使用，它也并没有被完全抛弃，还有学者一直在深入研究它。而且几乎没有其他例子能够证明语言消亡的可逆性。

北美洲的情况并非特例。第二章已提到，在165种土著语言中，只有8种使用人数超过1万。约有75种语言的使用者不过是一小撮老年人，可以说它们已经走上了消亡之路。有人可能会觉得北美洲情况特殊，因为过去500年间一直面临欧洲殖民者的巨大压力。事实上，北美洲的情况处于一个中等水平。约有四分之一的世界语言使用人数不足1000人。从目前情况来看，到下个世纪，“民族语”所列的6909种语言中至少有几千种或近一半会消亡，这一点几乎毫无悬念，语言学家也早已达成共识。

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具体数字很难说清楚。造成这一现状的部分原因在于该种语言具体濒危到何种程度并非总是清晰可见。语言不同，情况各异。语言消亡的可能性到底有几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使用群体的具体情况。从“稳定”到“易危”再到“受威胁”，有好几个级别来描述，而从“濒危”到“灭绝”又有好几个等级。除去语言的代际传播能力，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会影响语言活力，包括绝对使用人数及其在社区中所占比例、该语言的使用领域、政府政策以及社区成员对使用该语言的态度等。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一直在持续更新全球濒危语言地图，读者可以上网查看。截至2011年4月，共有2473种语言介于“易危”（601）到“灭绝”（230）之间。假设语言总数为“民族语”所列的6909种，这意味着世界上至少有35%的语言所处形势相当严峻，这还不算那些因知名度低而没能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类名单的语言。毫无疑问，35%已是最保守的估计。未来100年之内，会有多少语言消失？语言学家的估计数值从50% ~ 90%不等。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将这些数字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编制的濒危物种清单来进行对比。表5的数字来源于该组织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真实可靠，反映了几种物种中“易危”“濒危”或“灭绝”动物所占的比例。

表5　北美濒危生物物种（2010）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爬行类、昆虫类、甲壳类和鱼类），所评估的物种种类只占全部数量的一小部分，且有可能评估的多是正处于危险中的物种。如此看来，所报告的濒危程度略有夸大。

无论是生物还是语言，受威胁种类的数目确实对世界多样性造成了巨大挑战。在现代社会，濒危物种问题早已是人人关注。相较而言，语言面临的灭顶之灾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公众对其关注才刚刚开始。

濒危的知识

有人可能会问（许多人早已问过），世界语言消亡的前景果真如此堪忧吗？以契卡索人为例，如果他们放弃契卡索语转而使用英语，相比于只会说契卡索语的人，他们能够更好地参与到周围的美国社区文化中，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政治地位都会得到提高。

我们无论生活在哪里，掌握一两门世界强势语言（或是其他区域性重要语言）总是大有裨益的，但如此看问题其实代表了一种错误的二元思维。本章后面我们将会讲到，保持自身文化语言并同时掌握一门能够带来更多机会的外语是完全可能的，而抛弃自己的语言则会产生实质性的糟糕后果。

2009年12月，“语言日志”博客的一篇推文开篇提到：“最近，随便在一个书店扫一眼就能发现一本关于语言危机和消亡的新书。”这些书中的绝大多数（包括本书最后延伸阅读中所列的书目以及其他一些书）都详细阐释了语言消失究竟会带走什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这些文献。为什么要关注语言流失并身体力行阻止这一进程？简单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现实因素

假设有一个群体，没有多少成员，并且历史上一直与世隔绝，那么它所使用的语言中可能会保存关于自然界的宝贵知识。若某种文化长期依赖于某地区，该文化通常会与当地独特的资源关系密切，而这种资源又都具备某种特殊功用，可供开发利用。

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众多地方性植物及其他物质的药用价值。在很多文化中，这些植物已成为民族植物学知识宝库的一部分，世界其他地方的科学研究对这些植物一无所知，也就不可能了解其药理价值。传统语言的消失通常会带来相应知识库的消失，若某种语言（比方说英语、西班牙语或是汉语普通话）独步天下，那我们就无法认识那些用当地语言识别记录的独特物种了。

玻利维亚的卡拉瓦亚语（Kallawaya）就是一个极端例子。K. 大卫·哈里森对这种语言的情况做过简要介绍。它的语法实质上属于盖丘亚语的一种，但绝大多数词语的来源要么未知，要么来自已经灭绝的普基南语（Pukinan）。普基南语原本是当地语言，后被盖丘亚语、艾马拉语和西班牙语替代。卡拉瓦亚语的使用者是一群传统“医者”，其祖先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世纪印加帝国的随从。该语言主要为礼仪用语，但在使用者内部完全可以承担交谈功能。卡拉瓦亚语颇具神秘色彩，世世代代只传男不传女，要学习语言须先经过某种入会仪式，因此只有小部分人可以使用。卡拉瓦亚语中包含了大量当地的医疗实践知识，以及对这些医疗实践至关重要的资源（植物、动物以及其他）。这种语言的消失必然会导致对应知识库的消失。

除了保存诸如不同植物的药理价值之类的实际知识，传统语言中通常还会留存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基本信息，科学研究对这些都很感兴趣。世界物种千千万，得到科学描述并归类的不过是一小部分，会不断有新物种被发现。在很多情况下，西方科学所谓的“新物种”在物种发现地的当地人看来早已司空见惯，而且在他们的语言中早有明确的界定。这些语言一旦消失，我们全方位了解地球生命的努力也会因资源大幅减少而付诸东流。

文化和伦理因素

有些地区植被丰富、物种多样、自然资源富饶，这些环境因素自然会在当地语言中留下印记。对外面世界的人来说，这些信息实用且重要；但对当地人来说，这些信息所承载的意义可能就没那么显而易见了。但事实上，无论是从当地人的身份认同还是从他们与自身文化背景的联系来看，这些信息都至关重要。

世界上多数语言都没有标准的书写形式。在那些有书写体系的语言中，真正被记录下来并可以为大众所用的文献、民俗以及其他本地传统又是屈指可数。只要语言存在，口头传播就完全够用，几百年来一直如此。但语言一旦失传，该群体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关键一环就会被切断。

放眼全球，全世界的人都在重申自身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同他们寻求参与外部世界并不冲突。有些人确实希望退回到过去，但多数情况下，他们不过是想在参与到国家或社会这一“大我”身份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小我”身份。只要语言存在，语言中所蕴含的资源可用，他们就还有回到过去的可能。一旦语言死亡，需要靠语言来解锁的一切将随之消失，子孙后代将不再享有选择权。

科学原因

我们对一大批语言即将消失深感担忧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这种趋势会影响我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几乎每种新语言都会给语言学家带来惊喜。假如语言学家没有在瓦努阿图的大南巴斯语（Big Nambas）消失之前对其进行调研，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语言中还有涉及舌头与上唇的发音。在这之前，一些语言学家（包括本书作者）坚称，根据声音构成原理，这种发音不可能存在于任何语言中。我们对于声音系统结构参数的理解因为这一发现得到了修正，并且更加透彻，而如果没有上述语言（大南巴斯语）提供的证据，就不可能实现。

如果没有威奇托语（北美大平原卡多语系的一种语言，2006年有5个使用者，本书写作时已降至1人）之类的少数语言提供证据，我们都不知道句子的动词还可以不与主语而是与主语的所有人保持一致。在威奇托语中，人们会说“My horse am running.”（我的马在奔跑）“Your horse are running.”（你的马在奔跑）[1]。在姆威玛语（Movima，玻利维亚亚马孙的一种孤立语，约有1400名使用者）中，动词没有时态，但名词有，并且名词的时态可以决定句子的意思，因此，姆威玛语中的“She kisses her late husband.”其实是在说“她亲吻了她的丈夫”（丈夫还健在，尽管亲吻的行为属于过去）。新语言总会带来大量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会扩大我们关于语言语法的认知！遗憾的是，很多这种极具启发性的现象会随着语言的消亡而消失，而语言学家们根本还没有机会将它们记录下来。

语言学家可不是唯一对全面保护世界语言感兴趣的研究者。从传统上看，人类学家一直将语言看作揭开一种文明的关键钥匙，对全面了解文化多样性至关重要（假设在当今这样一个社会/文化人类学否认其“科学”身份，相比直接探索“异域”文化更关注后现代主义批评的时代，仍然有学者关注语言保护问题）。语言拥有如此中心的地位，部分原因在于多数传统知识、民俗、神话等全都与语言直接相关，并且以口头语言的独特形式存在。

也正是这个原因，了解语言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曾是人类学学生入行研究的一个先决条件。即通过在工作中直接与一位或多位（可能只会说一种语言的）顾问合作，基本掌握该语言。文化调研的很多工作都涵盖调取、记录和分析地方语言文本。很显然，一旦语言消失，其所承载的文化就算不会全盘消失也会大幅减少。

对文化人类学家来说，可能语言本身就极具意义。亲属关系称呼语就是一个常见案例。在英语中，单词“uncle”（叔叔）可以表示父亲或母亲的兄弟，“aunt”（阿姨）相应表示父亲或母亲的姐妹。但在澳大利亚的卡雅迪尔德语（Kayardild）中，“Kanthathu”可以指代父亲或父亲的兄弟，但不能用来指代母亲的兄弟。“他是我的kakuju。”这句话在卡雅迪尔德语中不会引起“到底谁才是你的父亲”的疑问，但能清晰表明在这一文化中，在向后代传授某些技能方面，父亲和父亲的兄弟承担同样的责任，而母亲的兄弟则没有这一义务。这全都是基于一种源自部落分类的亲属体系，英语使用者的体系中没有这一概念。

本书写作时卡雅迪尔德语只有一位流利使用者，但其他社会的人类学家对其亲属词汇体系却很熟悉。无须进一步深入就能说明，一个拥有“类似”亲属词汇的语言分类可以为我们窥探其社会成员的整体生活提供线索。语言消亡之后，这些线索将不复存在。没有语言的支撑，曾经在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那些独特特征，连语言使用者自己都可能会忘记。

如果我们宣称，只有尽可能地保护世界语言多样性，才有机会探索它们所体现的语言和文化特征，那很可能会招致反对。人们会认为，如此看待问题未免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如果仅仅是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源源不断的论文选题和学术工作，我们又凭什么要求人家保留传统语言呢？假如这是语言保护的唯一动机，再加上语言保护会给被要求继续使用该语言的人们带来高昂费用，那大家就很可能有充分理由放弃保护濒危语言了。

其实学者们的担忧并非像看起来那般不接地气。毕竟，他们的目标是了解以现代智人为代表的物种潜能，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如果我们接受濒危动植物应该得到保护以保持世界物种多样性这一观点，那么语言学家或人类学家关注世界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不就跟鸟类专家关注鸟类多样性一样意义重大吗？

至于说语言使用者的代价，这个问题只要正确理解结论就会完全不同。首先，上文提到，人们同过去的本质联系以及人们身份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全都依赖语言工具的保留；其次，保护传统文化语言和掌握其他可以提高社会经济水平的语言并非水火不容。在语言多样性这个问题上，鱼和熊掌完全可以兼得。下面我将具体说明。

语言接触和语言的命运

世界语言多样性正面临急遽消失的危险，部分原因在于“本地”语言同“有钱有权”的重要语言之间的竞争。但所有的这些语言冲突都必须以强势语言战胜其他语言来解决吗？语言间的接触本质上都是冲突性的吗？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一方完全“胜利”吗？如此想象语言冲突的场景合适吗？在此我想说，语言接触的形式非常多样，在某些案例中，语言接触的结果比上述场景中所展现的要和谐得多。

通常来说，若同一地区或同一人群使用两种语言，那情况类似于不同动物竞争同一资源。例如，在英国大部分森林中，北美灰松鼠（松鼠属灰松鼠）为了抢夺食物会大量排挤本地红松鼠（欧亚红松鼠）。火蚁（红火蚁）和阿根廷蚂蚁（阿根廷蚁）同其他蚂蚁竞争，同样产生了类似毁灭性的后果。本章前面也已说明，随着诸如英语、西班牙语和汉语在全球的推进，许多本地语言将遭遇毁灭，从而导致语言界的“物种残杀”。

两个独立物种若亲缘接近，其相互遭遇可能还有另一种结果——杂交。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物种间部分基因物质的转移。非洲野狗（非洲野犬）濒危的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与家养狗（家犬）进行**获得了大量家养狗的基因。野鸭（绿头鸭）也因为与鸭属的其他成员自由**，差点使某些稀有野生种类遭遇灭顶之灾。

在语言层面，类似的现象更加常见，那就是借用。即便两种语言几乎无法互相理解（相当于物种间的生殖隔离），也有可能会互相借用词汇。如果双语使用者人数够多，语音特点甚至是语法结构都可以被借用。

两个物种通过杂交完全融合的情况在植物中比较常见，动物中则很少。但神奇的是，在小部分语言中出现了类似情况。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马尼托巴湖和美国北达科他州地区的混血人群使用的古法语（Michif）为例。古法语融合了法语的语法、名词短语和几种平原克里语（Plains Cree）中的动词短语。冠词和形容词来自法语，指示词来自平原克里语。无独有偶，俄国和阿留申混血人种将几乎消失的曼迪（又称铜岛）阿留申语（Mednyj Aleut）和俄语合二为一，称为尼古拉瓦赫京语（Nikolaj Vakhtin）。

大体来说，多数动词词干和许多名词词干来自阿留申语，还有派生词（非曲折单词结构-sra）。多数助词和副词来自俄语，还包括所有的动词形态（动词变化）。

当两种（或更多）语言竞争同一人群的注意力时，还有一种解决办法，即使用双语。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能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在某些情况下，这只是他们从传统本地语言过渡到全面掌握强势语言的中间站，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管是对单个使用者还是整个社会层面来说，这种状态都是相当稳定的。

人们可以持续稳定地使用双语，但双语使用的具体形式却各不相同。有时候，人们在日常交际中使用本地语言，但也能熟练使用另一种国际化程度更高的语言。在印度，绝大多数上过大学的人都会说英语，同时至少还会说当地的印度语（如果这种语言不是官方语言，那还要加上他们的官方语言印地语）。荷兰人、丹麦人（至少城市居民）除了本族语（荷兰语和丹麦语），通常都可以流利使用英语。印度的这些语言、荷兰语、丹麦语以及其他处于类似情况的语言都没有因为许多使用者经常使用英语而面临消失。不同语言在人们生活中的分工不同，并没有因为对方的存在而受到削弱。

有时候，使用双语或多语言甚至成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最有名的大概要数巴拉圭了。在那里，瓜拉尼语（Guaraní）和西班牙语都是官方语言，也都被广泛学习和使用。不过从目前看来，平起平坐多年之后，瓜拉尼语目前正在慢慢失去领地。

不过有些时候，国家政策也并不能代表语言的真实使用情况。瑞士以拥有四种官方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什语——另一种罗曼语言）闻名，但并不是所有瑞士人都精通这四种语言。首先，官方语言德语指的是标准德语，而不是德语区居民居家或在大街上说的本地瑞士德语。通常来说，这些地区的人（至少）都是双语使用者，这两种语言指的是标准德语和（具有某些本地形式的）瑞士德语。

有些地区的情况更加复杂。在瑞士格劳宾登州的波斯基亚沃谷，孩子们从小说着当地的罗曼语言波西阿温语（Pus'ciavin）或称波斯基亚沃语（Poschiavense）长大。他们可能还会学一点隆巴尔多语（Lombardo），这是一种在意大利东北部和邻近的瑞士广泛使用的通用语。等他们上了学，又得学习标准意大利语。在外人看来，这些小朋友可能说的不过是意大利语，但其实他们早已经是三语使用者了！

然而，格劳宾登州和提契诺州以外的瑞士人，就算是最基本的意大利语都没几个人会说。全国范围内的学生都需要再学一种官方语言（尽管在部分地区，这一要求正被英语所取代），但他们毕业后会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这种语言就各不相同了。法语区的人通常无法用德语交谈（用瑞士德语几乎不可能，用意大利语的情况则很少），而德语区的人的法语水平也可以说是聊胜于无。除了格劳宾登州的罗曼什语使用者，其他人几乎不懂这门语言。瑞士多语种制是官方政策，但这一政策的落地却不尽如人意。

在某些土著区域，系统多语制的一种突出形式是语言异系**，人们规定或倾向于同使用不同于本族语言的人结婚。在亚马孙西北部的沃佩斯一带，居民会同使用多种语言的族群通婚，包括使用阿拉瓦克语（Arawakan）和东图坎南语系下属的塔丽安纳语（Tariana）、图卡诺语（Tukano）、得萨诺语（Desano）和巴拉萨纳语（Barasana）等语言的族群。人们住在父系族群，但要同外族（使用不同语言）通婚：“我们不娶自己的姐妹。”父母双方至少（被动）使用双语，孩子们会积极使用父母双方的语言，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语言。多语言使用现象在这里非常常见，整个地区的语言混合度小，词汇借用有限，但语法特征却得到了广泛传播。

莱尔·坎贝尔（Lyle Campbell）和维罗妮卡·格隆多纳（Verónica Grondona）提到了阿根廷米申·拉·帕兹地区（Misión La Paz）的一种相关模式：

此地有彻罗特语（Chorote）、尼瓦克语（Nivaclé）和维茨语（Wichí）三种本地语言，但在谈话过程中交谈双方通常都不会说同一种语言。语言异系**大量存在，丈夫和妻子通常都使用不同语言。人们认同哪种语言，就使用该语言同他人交谈，而当他人用另一种语言回应时，他们表示可以听懂却不会去使用对方的语言。即便是来自同一家庭的孩子，也经常会选择不同的语言。

澳大利亚的约克角半岛同样存在这种传统，多语言体系成为原住民的标配。得益于这一系统，人们可以同来自其他方言或语言地区的人们交流，语言异系**普遍存在。在现代社会，来自不同区域的人广泛会聚于此。除了英语，其语言多统一为古古·伊米德希尔语（Guugu Yimidhirr）。

有时候，社会地位和分工不同，人们对多种语言的掌握也不同。印度中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库普瓦村（Kupwar village）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当地的官方语言是马拉地语（印地语的一种），但毗邻的卡纳塔克邦的官方语言却是坎那达语（达罗毗荼语）。五个社会阶层分别使用四种不同语言。除了坎那达语（耆那教地主和林伽派匠人使用）和马拉地语（没有土地的苦力和贱民使用），穆斯林地主们说乌尔都语，缆索工说泰卢固语（另一种达罗毗荼语）。社会大部分成员每种语言多少都会说一点，并能与其他成员正常交流。每个群体的人都是在家说自己的语言，在外说其他语言。语言不同，在社群中所处的地位也不同，二者之间形成一种稳固的关系。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只要社会的多民族特性不变，多语种便不会消失。

在包括印度、亚马孙地区、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原住民地区以及非洲大部在内的世界很多地区，学习多种语言在生活中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些地区，人们自然而然会接触到来自其他族群的人。由此看来，将多语种制看作一种人类的自然状态也是合情合理。但在很多时候，这种多样性会减弱甚至消失。

沃提克语（Votic）的消失就是多语共存消失的一个案例。沃提克语是芬兰-乌戈尔语系的一个分支，主要分布在俄罗斯靠近爱沙尼亚的地区。为数不多的沃提克语使用者同时还说英格里亚语（另一种芬兰-乌戈尔语系，也称为伊佐拉语）、俄语、爱沙尼亚语和芬兰语。由于人口被迫流动，而且其他几种语言（包括关系密切的英格里亚语）比沃提克语更受尊重，人们倾向于说其他语言，并向沃提克语输入词汇和语法特征，最终导致作为一门独立语言的沃提克语基本上消失了。

有时候，语言的变换其实是政策的结果，许多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土著语言就是如此。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很多寄宿学校强迫孩子们说英语。欧洲主要语言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也会造成这种结果，欧洲大国的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此外，阿拉伯语替代埃及语，美国东北岸的特林吉特语替代埃雅克语，也都是这个原因。

语言替代形式多样，动力也各有不同。有时候扩张者或者占领者会强迫或（至少是）强烈建议人们使用某种语言，并以此作为其是否有效控制该地区的参照。但有些时候，此种“语言帝国主义”可能并不是推动语言变化的动力。肯尼亚人从库希特语族的雅库语换到尼罗语族的马赛语，是出于各种社会和经济原因，是为了获取高等文化带来的尊贵感，而不是因为马赛人的鼓励。

在当今世界，这大概是小众语言消亡的最重要原因。人们会觉得为了不被边缘化，也为了获得经济和社会福利，应该适应主流文化，而学会其语言是达成这一目标的路径。毫无疑问，掌握某种“大众”群体语言，是获得这个群体相关福利的关键一步，但据此认为学会主流语言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原生语言却是不对的。

经济理由本身并不要求“小”语种（可能没有书写文字）使用者仅仅因为要学习诸如英语、阿拉伯语或汉语普通话等被广泛使用的语言，就放弃自身的语言。与之相对的办法当然就是二者兼用。前面已经讲到，这种情况很常见，在世界很多地方都长期稳定存在。在没有强势本土语言的地方，语言传统不同的族群间能够正常交流，多语制为语言间的相互影响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自然解决方案。

在前面我们也看到，就算新兴语言对我们提高经济收入、加快融入社会至关重要，在学习新兴语言的同时，致力于保护原生语言也是益处良多。一种语言一旦消失，整个世界也会随之失落，这意味着一个族群同过去和传统的联系不复存在，某些专业知识的基座也因为其载体被遗弃而全面崩塌。

然而，若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参与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根本无须如此。可以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那样让传统语言和新兴语言各司其职，同时享受两个世界各自最美好的一面。

[1]　在英语中，句子的动词须与主语保持一致，不管是“我的马”还是“你的马”，主语都是“马”，因此系动词都是“is”，而不是“am”或“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