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认为，只要理论家知道战争理论的局限性，只要他充分重视所涉及的不可量化的精神因素和可量化的物质因素，把战争理论化便是合理且有用的。的确，精神和物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他整个理论方法的基础。对他来说，战争是它们之间永恒的辩证关系，彼此渗透，相互作用。

这种既对立又相互联系的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模式显然吸引了克劳塞维茨，也吸引了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德国思想家。在这方面，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之间关系的处理就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历史知识和批判性判断之间的关系。在他那个时代，在“理念”和它的表现形式之间，在“绝对”和“真正”的战争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进攻和防守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是如此，而最重要的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法并不是黑格尔式的，它完全没有导致产生与自己对立面的综合。相反，它是对立两极之间的一种持续的相互作用，每一极只有在参照另一极时才能完全被理解。如果不理解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之间的辩证关系，就不可能理解战争的本质。但是，如果不了解目的和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特别是战争的政治目的和为达到这一政治目的而采取的军事手段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概括出战争行为的实际理论。

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克劳塞维茨才得出了他著名的结论，即“战争只不过是用其他手段来延续政策”，或者更明确地说“不过是用其他手段的混合来延续政策”[27]。我们已经看到，在1804年至1805年他最早的著作中，他提到过战争的政治目的，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所说的观点是标新立异或富有争议的。这个想法在当时沙恩霍斯特的圈子里可能已经司空见惯。在同一时期，克劳塞维茨提出了两种类型战争的理论，这同样是老生常谈，即“战争要么彻底消灭敌人……要么以条款的形式让对方接受一些条件”。他重点强调的，不仅是战争本身，更是其作为实现特定目的的手段，而对此的评价应根据其效力本身加以评估。正是出于这一点及其他原因，他才批评了比洛(Bülow)。克劳塞维茨认为，比洛根据“是否在敌人势力范围内进军”对战略和战术所下的定义，“最不符合哲学”，因为它没有抓住要点。他坚持认为，任何艺术行为都是“为实现既定目的(Zweck)而利用的手段(Mittel)”。他对战术和战略的定义很明确：“战术是在战役中，利用武装力量的原则；战略是为了实现战争的目的，而利用个别战役的原则。”

这种手段和目的的两重性贯穿了克劳塞维茨的整部作品。然而，他进一步区分了战争的最终目的和实现最终目的的中间阶段。后者是下级军事指挥官的目标(Ziele)，但它们是战略家达到自己最终目标的手段。任何军事上的成功都不能孤立地加以判断，因为它本身只是战略家总体计划中的一个阶段。分配给下级单位的目标，无论是夺取一座桥梁、堡垒，还是占领一个省，或者是摧毁一支敌军，都是将军实现其更高目的的手段。最终，这些目的根本不是军事目的，而是政治目的，“直接通向和平的目的”[28]。

克劳塞维茨坚持认为，政治诉求可能会为战略家提供各种各样需要实现的目标，但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战斗。这就是比洛的错误之处。指挥官所使用的工具，即他发挥其创造才能的物质方面的因素，并不是武装部队本身，不是他们的活动，而是他们的战斗行为。克劳塞维茨提醒我们：“招募一个士兵，为其提供衣服、武装和训练的最终目的，也是他睡觉、吃饭、喝水和行军的全部目的，只是为了使他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作战。”[29]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目的。在许多军事作家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供应机构的存在，只是为了使战斗成为可能。当有人陈述这一点时，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许多战略理论家往往会忘记这一点，过去如此，今天偶尔也会如此。

克劳塞维茨有时会用“der Kampf”(斗争)这个词来指代这种对抗行为，但更多的时候，他会用“das Gefecht”(战斗)这个词，这让人有些困惑。“das Gefecht”的问题在于它可以表示两种不同的含义。它可以表示一般的战斗活动，也可以表示一种特定类型的战斗，一种在时间上和范围上有局限性的战斗，这在英国军事术语中通常被称为“交战”(engagement)。更为准确的是美式英语中的“combat”一词，“combat”一词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模糊性，既可以是一般的活动，也可以是具体的活动。但是这种模棱两可对我们有利，“交战”这个词很好地表达了队伍之间精确鲜明的对抗，而这正是克劳塞维茨通常所指的，在范围上，受到个体控制的局限；在时间上受到争端的不同解决方式的局限——或达到了，或抛弃了其原有的目标(Ziel)。

克劳塞维茨认为，这些交战是构成战略的组成部分，是构成战争整体的基石。它们都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它们是目的，为了与敌人作战，而在战场上集结、维持和部署部队。它们是手段，是达到进一步目标的跳板。这就是战术与战略之间的真正关系。战术与交战、计划和执行有关，而战略是协调这些交战，以达到战争的目的。克劳塞维茨写道：“在战术上，手段是为战斗而训练的战斗部队，其目的就是胜利。”战略家的手段就是打胜仗，他的目的是达到“那些直接通向和平的目标”[30]。因此，最辉煌的胜利本身毫无意义，除非它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无论这一政治目的是彻底摧毁敌国，还是制定可能需要的和平条款。

因此，在最高级别上，战略和治国之术之间没有区别，战略家的成就最终不是以军事成就而是以政治成就来评价的。但是评判其表现的标准和评判其他艺术的标准是一样的，那就是如何有效地利用自己已有的手段来达到期望的目的。克劳塞维茨写道：“一位君主或将军最能展示其天才之处，就是经营一场与他的资源完全相符的战役，这样，他既不会做得太多，也不会做得太少。”[31]按照这些标准，他可以为拿破仑和腓特烈大帝这两位技艺迥异的大师鼓掌。前者无限的目标只能通过他无情地运用他所掌握的没有穷尽的手段来实现。他的政治目标也许会受到谴责，但他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用的方法却不会被谴责。至于腓特烈大帝，他有限的目标是保持他1741年在西里西亚的征服战果，他的军事表现是大师级的，然而，这不在于他优雅的行军和军事行动，而在于他以有限的资源追求一个主要的目标，“他并未尝试去做任何力所不能及之事，但总是使出足够的力刚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的整个战争行为……显示出一种克制的力量——这种力量始终处于平衡状态，从不缺乏活力，在危急时刻会上升到惊人的高度，但随后立即恢复平静状态，为随时准备适应政治局势而平静地波动着”[32]。

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的例子表明，在理想情况下，战争应该由君主来打，他们可以把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集于一身，可以不理会他人的意见。显然，在一般情况下，这是一种奢望，而战争的方向很可能是一个更加烦琐的过程，就像克劳塞维茨时代的普鲁士一样。但是，克劳塞维茨坚持认为，无论事情如何处理，政治领导人都必须拥有最终决定权。政治领导人并非绝对正确，但是“只有当政治家期望某些军事行动产生与其本意无关的影响时，政治决定才会对行动产生更坏的影响。就像一个没有完全掌握一门外语的人有时不能正确地表达自己一样，政治家们经常发布与其目的背道而驰的命令”[33]。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政治领导人既需要对军事政策有良好的总体把握，又需要经常同军事指挥部协商。克劳塞维茨写道，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有两种：第一，“让总司令成为内阁成员，这样内阁就可以共同参与总司令的主要活动”。第二，正如普鲁士内阁在1813年至1815年那样，让内阁确立自己在战场上的位置和存在。1853年，当《战争论》第二版出版时，编辑把上面这句话改成了“这样他(总司令)就可以在重要场合参与会议和决策”。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改写是对克劳塞维茨的故意曲解，目的是要让军方在决策中拥有并非克劳塞维茨本意的更大的话语权。但是这同样可以被看作是试图澄清一段话的错误尝试，毕竟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这段话有些晦涩。

政策的性质决定了战争的性质，相应地，政治环境决定了战略环境。克劳塞维茨解释了以上这些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至少根据他的理论，应该如何发生。“这里理论家不得不说的是：必须牢记交战双方的主要特征，从这些特征中产生出了某种重心，即所有力量和运动的重心，一切都依赖于此，我们所有的精力都应该集中在这一点上”[34]。克劳塞维茨举了三个像这样的“重心”的例子：对手的军队、首都，以及他盟友的军队，如果他有一个更强大的保护者。克劳塞维茨说，由于所有这些都容易受到攻击，“击败和摧毁敌方的战斗部队仍然是最好的开始方式，而且无论如何这都将是这场战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35]。但是，政治上的考虑可能会迫使对这一目标的修改或推迟。他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必须愿意发动最低限度的战争，仅仅是威胁敌人，而把谈判作为保留”[36]。当我们谈到克劳塞维茨的“有限战争”学说时，我们将考虑这种情况。但克劳塞维茨明确表示，他认为这种战争并不令人满意。他指出，理想的战略是确定敌人的重心，然后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对付它。如果重心就是对方的军队，那就更好了。

如果敌人失去了平衡，就不能给他恢复的时间，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必须朝着同一个方向进行。换句话说，胜利者必须全面出击，而这不仅是针对敌人的一小部分兵力——不是采取简单的方法，用强大的力量夺取某个省份，宁愿取得小的胜利，也不争取得到大的成功；而是要不断地寻找敌军兵力的重心，只有敢于动员全部力量取得全面胜利，才能真正打败敌人。[37]

可以这样说，这种战略学说陈腐到了野蛮的地步。也许我们不应该责怪克劳塞维茨没有考虑使用军事手段以外的任何手段来实现他的战略目标。例如，使用外交手段，而不是武力来应对敌人的盟友，或者利用宣传来颠覆或影响其观点。克劳塞维茨可能会回答说，用这种方法是政治领导人的事，而不是军事指挥官的事。此外，我们还可以对他列出的可能的“重心”名单提出批评，因为上面根本就没有提到让敌人能够进行战争的经济能力。毕竟，在过去的200年里，在英国、西班牙、荷兰和法国之间几乎持续不断的战争中，这一直是一个主要目标。此外，尽管克劳塞维茨对军事史很感兴趣，他却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在海上发生的战争。

然而，对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说进行公正和全面的总结并不容易，因为它的表述令人愤怒地前后不一。与之相关的关键段落几乎随意地散布在《战争论》全书中，这充分体现了他悲观的预言，即他的读者会发现这是“一本需要从中提炼出一套战争理论的材料集”。题为《总体战略》的这一节只是关于各种主题的章节的汇合，而这些主题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共同点。一个随意的读者可能会非常合理地认为，与克劳塞维茨近乎偏执的、对战略家主要工具的关注相比，他对总体战略问题的兴趣不值一提。《战争论》全书所围绕的主题是作战，尤其是主要战役，这也许是书中写得最有力、组织得最好的一部分。

在全面介绍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说时，我们可以从他经常被引用、带有嘲讽意味的观察开始，“最好的战略总是非常强大，首先是在一般情况下，然后是在决定性的时刻”[38]。这一论点更为微妙。克劳塞维茨指出，优秀的部队总是为赢得战斗提供最佳机会。显然，指挥官的技能、对军队的训练和士气都应该超过对手，但这些事情并不一定在控制之内。因此，默认双方在这些品质上势均力敌总是最明智的——即使并非如此，战术技巧和高昂的士气也不能弥补人数上的劣势，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如防守山口。人数上的优劣迟早会表现出来，因此，指挥官带领的军队规模越大，他就越有可能让下属单位在各自的战斗中取胜。

克劳塞维茨说，如果人数上的优势是不可能的，那么“必须精心部署可用的部队，即使没有绝对优势，在决定性的时刻也要能取得相对优势”[39]。这就是需要战略家施展才能的地方：用“灵光一闪”确定战略决定点，集中一切力量来打击它，这需要从次要战线撤出部队，忽略次要目标。这曾是拿破仑成功的秘诀，但这并不需要克劳塞维茨去发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若米尼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并对其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述，可是这却遭到了克劳塞维茨的蔑视，“将战争艺术的全部奥秘归结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人数上优势的公式，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做法，根本不可能经受得起现实的考验”[40]。乍一看，若米尼的公式与克劳塞维茨的公式并没有太大不同，即“最好的战略总是非常强大，首先是在一般情况下，然后是决定性的时刻”[41]。但是，若米尼用了很多章节来分析决定性的点在哪里，以及可能是什么，克劳塞维茨却把主要问题视为精神层面上的问题，即指挥官能够抵制一切**，维持他的决心，集中队伍来对付那个决定性的点。

克劳塞维茨对战略的讨论即使没有被扭曲，也确实被他想反驳这一观点的愿望所主导。这种观点在18世纪非常流行，即巧妙的战略组合可能会使战术对抗变得不必要，战略家可以有各种手段来实现他的目的，而不是仅仅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

我们怎样才能反驳这样一种高度复杂的理论呢？这种理论认为，用一种特别巧妙的方法对敌军造成轻微的破坏，就有可能导致重大的间接破坏，或者通过有限而巧妙的打击，就能使敌人的力量瘫痪，掌控其意志力，这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捷径。诚然，某些时候的冲突可能比其他时候的冲突更有价值，在战略上，这就可能有一个巧妙的优先次序。的确，这就是战略的全部内容，我们不想否认这一点。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直接消灭敌人的部队永远是首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必须确立这种破坏性原则的主导地位。[42]

这个克劳塞维茨随意提到的“战略的优先次序”和对于“这就是战略的全部内容”的承认，就是他对其他战略作家长篇大论所要说的全部内容，其中便包括对若米尼和英国作家爱德华·布鲁斯·哈姆利(Edward Bruce Hamley)的评论。但这必须与《战争论》另一部分的一段话一起来读，克劳塞维茨文稿的编辑认为这是一篇未完成的草稿，是克劳塞维茨战略思想的核心。在冗长的标题《考虑到后果，可能发生的交战应被视为真正的交战》之下，克劳塞维茨进一步解释了他所说的“交战的优先级别”是什么意思。他指出，即使不交战，也能实现目的。

如果派部队去阻截撤退的敌人，敌人在没有进一步战斗的情况下投降，那么敌人的投降决定完全是由于我方部队对其构成威胁。如果我们仅仅一部分军队占领了一个没有防御的敌人省份……那么，我们的部队能够守住该省的一个因素是，如果敌人试图夺回该省，他们就必须和我们交战。在这两种情况下，结果都是仅仅由于交战的可能性而产生的。可能性已经转化成了现实性。[43]

此外，为了使自己在敌军面前处于有利地位，可能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前期战斗，例如夺取道路、桥梁、补给站、城镇，甚至整个省份。克劳塞维茨说，这些占领“应该始终仅仅被视为获得更大优势的一种手段，以便最终我们能够在敌人承受不起这种我方拥有的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与其交战”(克劳塞维茨对这点进行了着重阐释)。

这一点似乎表明了克劳塞维茨急于否认的那种可能性，即通过巧妙的军事行动，可以获得不流血的胜利。但是，只有当战略家准备好流血的时候，准备好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作战并取得胜利的时候，胜利才有可能是不流血的。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另一处所写的那样：“所有的行动都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如果最终的武力较量真的发生，结果还将是有利的。”[44]他接着用了一个后来让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感兴趣的比喻：“对于战争中的所有首要和次要行动，武器的决定性作用就像现金支付在商业中的作用一样。无论双方的关系多么复杂，无论结算多么罕见，它都不可能完全不存在。”同样，无论军事行动、组合和行军多么巧妙，这些都毫无价值，除非最后将军能把仗打起来，并取得胜利。

因此，在这些“现金结算”中所发生的事情比导向它的计算和运动更重要。克劳塞维茨写道，每一次这样的“结算”都是“对肉体和精神力量的血腥而毁灭性的考验。最后两者之和更大的一方就是胜利者”[45]。正是因为这些考验对任何战略的成功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克劳塞维茨才将其写成了一本书。

关于交战的目的，克劳塞维茨讲得很清楚，那就是敌军的毁灭(Vernichtung)。也许还有其他目标，例如上文所述的目标：控制地形、资源或通信，以便最终能够向敌人提出打一场他承受不起的战斗。但是，即使在边缘和辅助性的交战中，消灭敌军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有利于战略家的最终目标，其本身也是这个目标的一部分。最后，用另一个商业类比来说，这是战争最终“资产负债表”上唯一会出现的东西。

在他的深入分析中，克劳塞维茨缓和了他严厉的陈述。他更准确地将“敌军的毁灭”定义为“相对于自己，敌人在力量上的削弱”[46]。他再次使用了他的“商业类比”：“只有在相互毁灭的过程中获得的直接利益才可以被认为是目标。利润是绝对的。它在整个战争活动的‘资产负债表’上一直是固定不变的，最终将永远被证明是纯粹的收益。”但是他强调，真正重要的毁灭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即摧毁敌人的抵抗精神，“杀死他的勇气而不是他的士兵”。只有在敌人的士气被摧毁之后，天平才会倾斜，这样就有可能给敌人造成比自己更大的损失。战斗过程中的损失主要由人员伤亡组成，通常由双方平均分担。但战斗结束后的损失由缴获的枪支和俘虏组成，“这就是为什么枪支和俘虏总是被视为胜利的真正战利品；这些也都是衡量胜利的尺度，因为它们是胜利规模的有形证据”[47]。

无论大小，所有的战斗都是如此，但是重大战斗带给敌人的损失对敌人士气的影响会更大，这是不言而喻的。的确，如果消灭敌军主力是战略家的目标，那么，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无论是简单的“最好的开始方式”，还是“直接导向和平”的目标[48]，这最好通过一场集中的大战来实现。克劳塞维茨用一个可怕的名字“die Schlacht”(会战)来区分这种战斗，而这个词在德语中也有“屠杀”的意思。对于这种战斗及其后果，即对战败敌军的追击，克劳塞维茨连续写了五章。正如他所描述的，在这种**迭起的战斗中，所有的交战都集中起来，都在总司令亲自指挥下进行。会战是一场集中的战争，是一面把所有的破坏力集中在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凸透镜。与其他的从属**战不同，它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包含在它自己的目的之内。

在描述这种战斗时，克劳塞维茨放弃了冷静、超脱的分析口吻，以一种在书中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写作。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战斗是拿破仑战争的核心特征，而他本人至少参与了三场这样的战斗：耶拿的灾难、波罗底诺的血腥平局，以及佳姻庄(La Belle Alliance，英国人更熟悉的名称是滑铁卢)所赢得的艰苦卓绝的胜利。这是战争最激烈的时刻，旧式的正统战略家(以及新战略家)从来没有理解这一点，克劳塞维茨决心把它讲清楚。这部分写作很多显然是自传体的，例如描述一位指挥官意识到败局已定的这一段：

己方炮位全部丧失，却没能攻占敌人的一个炮位，敌人的骑兵击溃了他的营，而敌人自己的营却仍然牢不可破。他的射击线不由自主地从一个点撤退到另一个点，试图占据某些位置，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结果是突击部队被精准的榴弹和枪弹驱散。相对于敌人的火力，他的枪炮火力减弱，随着一群身强力壮的士兵护送伤员到后方，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他的士兵异常迅速地减少。由于战线被打乱，队伍被切断并被俘虏。有证据表明撤退路线受到威胁，所有这些都将向指挥官表明他自己及其指挥的战斗的结局。[49]

克劳塞维茨谨慎而公正地提醒我们，尽管会战是一场战争或战役的决定性因素，但它“未必是唯一的因素。由一场战斗决定战役结果的情况直到最近才变得相当普遍，而一场战役就解决了整场战争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例外”[50]。尽管如此，他对会战的强调，对其在篇幅上的投入，以及他对作品投入的情感，这些都表明了他认为，一场最终以这样一场会战告终的战役，在精神上要优于一场没有这种会战的战役，因为不流血的胜利只属于阉人。“我们对那些不流血就能取得胜利的将军不感兴趣。屠杀是一种可怕的景象，这一事实使我们必须更加严肃地对待战争，但这并不能为我们以人性的名义逐渐钝化我们的剑提供借口，因为迟早会有人拿着一把利剑来砍断我们的手臂”[51]。

在他整个论点的框架内，在与他战略学说相反的理论给他自己的国家带来灾难的背景下，克劳塞维茨的**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推理也是完美无缺的。如果脱离上下文来看，这样的段落会让人对克劳塞维茨的教导产生一种可怕的印象，但凡经历过拿破仑战争的人，都不会对他所说的“战争的本质是屠杀，其代价是流血”提出异议[52]。他下定决心，绝不让他的读者忽视这个可怕的现实，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很多战略家所撰写的那些彬彬有礼的、抽象的技术性论述背后，就是这样可怕的现实。这些贡献与他作为士兵和平民所做的其他贡献相比，简直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