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这种行业做法面对的是两个特殊的背景——找市场和做市场。找市场是说在市场现成的情况下，考虑如何来填满市场的空缺；但在中国更多的是做市场，是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去引领、开发市场。我历来相信市场是做出来的，不是调查出来的。这就涉及到用哲学定性来把握大势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功能性定量。第二个问题，前一种做法是在经济相对比较平稳和成熟的社会里，像澳大利亚，10年、8年变化不大，在细分市场上是管用的。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波谲云诡、风云变幻、大起大落、机会频生的社会大背景下，这种做法无异于刻舟求剑——计划赶不上变化。

美国的“硅谷之父”曾经说过，所谓定量的市场细分，是无法概括社会变化的万分之一的。他认为，未来时代是个哲学时代、定性时代，必须把握规律，做到适度超前。我把这个时代里在中国做事比喻成一场冲浪运动，前提是你必须吃透国情，要知道如何掌握动态平衡。马克思说过，任何一门科学只有用数学方式来表示的时候，它才是科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一个公式，包括西方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方式也是，但后来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在非红即白、非此即彼的过渡状态或者边缘状态，有很多东西是无法量化、无法描述的。于是人们创造了一种模糊数学。西方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模糊数学，突破了传统精确数学的束缚，对人类应用领域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后又有模糊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同西方对接的时候，我们的方法论可能更接近模糊数学或模糊哲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动时代，中国整个960万平方公里都是硅谷，变速太大了，如何在浪涛里冲浪，有很大的学问。

今天西方在找市场的时候，需要数据，而我们是引领市场，根本不可能简单地依靠数据来说话。我们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以后，用哲学的方法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法门。这也是很多市场调查公司感到不可理解的东西。当然，我在这里绝不排斥数据，可能是先定性、后定量的问题。这两者的有效结合是将来的发展趋势。只定量没有定性，是缘木求鱼、刻舟求剑、盲人摸象。如果你连象都搞不清楚，怎么定量呢?所谓大势把握、要素整合、出整合、出思路，就是说你必须要先把象搞清楚，然后你把那些盲人摸完的结果一整合，得出自己的判断，就是个完整的象；但如果倒过来，你眼里没有一个完整的象，一会说象是一堵墙、一会儿又说是根柱子，怎么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呢?

廖先生：在这些年的实践中，我感受最深的是“洋为中用”和“中为洋用”的问题。如果说当初我们到海外求学，是中为洋用，现如今回到国内，首先要解决的是洋为中用的问题，还是要回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上来。有的时候越是传统的，反而越是现代的。

王志纲：原来我学数学的时候很笨，但我很注意了解数学理论是怎么产生的，后来发现从物理、化学到数论，从理论的最高层面上，都可以找到归结点。这个归结点就是哲学，就是方法论，自然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就是解决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和道理的问题。这一点给我的启发很大。

从方法论上说，西方流行的那套手段是根本无法把握中国现实的，所以说要到东方来寻找武器，即所谓的旧瓶装新酒。从哲学思想本身来说，二者在某一个高度是相通的。中国的传统科学，以中医为代表，就是辨证施治、望闻问切，是着眼全局、动态均衡的系统。痛则不通，通则不痛。西方的分析方法是切块、细分，工业化、机械化、数据化，是机械唯物主义，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方法到中国来，还沿用原来的游戏规则，殊不知这个社会是按起葫芦浮起瓢，没有那么简单。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整合时代，方法论的探索是没有止境的，所以，西方要到中国的老祖宗那里找宝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