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说过：“一个成功的革命实践，胜过一千打纲领。”说一千道一万没有用，要想用知识创造财富，必须做一点事情出来。转型期的中国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市场这个大舞台，但自己的政策还得靠自己落实。

我离开新华社下海搞策划，5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要解决生存问题。王志纲个人怎么生存?我是1994年8月离开新华社的，可以说当时是孑然一身。当时是鉴于三个判断才决定离开的。第一，邓小平同志既然已将中国从计划经济领入了市场经济的道路，这就意味着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运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就此走入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在此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全面介入，乃至整个中国的下海将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第二，我在当记者时就深感很多企业的成功和发展偶然性因素太多，必然性因素太少。他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困惑和难题，急需高层次外脑机构的指点和帮助，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不去开拓这个市场，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这对我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点。第三，我想自己进行一个生存实验，我自认在知识分子中能力是较强的，如果我都不能够靠自己的智慧生存，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救了。如果我能够生存下去，我相信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实践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在这个行业中更好地展示他们的聪明才智。下海干什么呢?无意中我找到了策划——一个身无长物的知识分子进入市场的最佳切入点。

现在江湖上很多人说，王志纲是专门搞房地产策划的。这话也对也不对。为什么对呢?的确，我是靠房地产策划的成功而得到社会承认的。说它不对又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当初房地产是常见病、多发病，使我这个医生刚从医学院一出来，就接触了大量这样的病人，于是乎成了这种流行病的专家。但说到底，策划是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是个方法论的问题。进入其他行业，道理也是一样的。

感谢社会给了我们这个机会。通过碧桂园的成功，理论指导实践，反过来实践又上升为理论，传播到全中国，开启了房地产策划业的广阔市场。策划成功以后，老板赚了大钱，王志纲也从耻于言利的文人锻炼出了以智生财的本事，体现了知识的价值，为自己落实了政策。于是全中国一夜之间冒出了不计其数的策划人，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是后话。

第二个阶段，王志纲工作室。碧桂园策划成功以后有很多人找上门来，病人太多，一个人忙不过来，于是王志纲个人就变成了王志纲工作室，王志纲有了一批追随者，有博士、硕士，还有当过老板的人。

曾经有位客户的太太也要求到我们这儿来义务打工。我说你们已经拥有了几十亿的家产，很成功了，还来学什么呢?她老公亲自出马来找我，让我给她创造个条件，要不她就到美国读博士去了，他认为到我这里学习，比去国外读博士强。于是她每天开着奔驰来上班，有时怕完不成任务，就调她的秘书过来帮忙。这些事像天方夜谭似的，但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工作室五周年大庆时，她特来祝贺，专门从很远的地方飞过来，说了一通很感慨的话，说“这一年我学了不少东西，现在感到已经开始得心应手了”。她学到了什么呢?不是一个个简单的招式，而是一套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怎样结合中国国情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这说明，在今天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都开始意识到思路决定出路，认识到科学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和重大价值。

第三个阶段，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思想库。工作室现有二三十人，刚到深圳市的时候，要给深圳市一个见面礼，于是我们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政府项目“联合广场”从死火状态中解救出来；另一件事是帮一个企业做市场。此后，还有不少地产企业都来找我们，而我们都谢绝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角色定位决定了我们的选择方式。我们的特长在于开创新的领域，兴奋点在于迎接新的探索和挑战。好比是登山运动员，我们登完这座山之后，不是当山大王，更不是以常规的做法不断地拷贝、克隆，不断地扩大规模、追求效益最大化，而是要闯出一条路，告诉人们——这座山是可以攀过去的，大家都来攀吧。我们则去攀更高的山。这可能是由于我个人的价值观与特点使然。我认为，必须通过我的实践，让老板承认知识的价值，但知识的价值又不只是体现在个人获取物质财富的多少，我更加看重的是精神财富的积累和思想的传播。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思想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