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真是巧合，攺完《是是非非说吕后》的最后一稿清样，无意间瞥了一下日历，这正好是我一年前收到河南文艺社寄来本书草签出版意向书的日子。

整整的一年过去了。

接照协议规定的时间：2007年10月底，我向出版社交出了经过三次修改的完成稿。之后，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这部书稿修订了四次。所以一连给陈杰主编发过三次清样。陈杰老师真是菩萨心肠，她一再原谅了我的“反复无常”。

一部书稿七次“大修”，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还是第一次。

之所以反复修改，是因为这部书的写作不断出现了新的难题。

吕后这个人物，真的很难写。

一千个读者可以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但是一千个读者可能只有一个吕后。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政治家，在读者心目中是被定了型、定了性的。她在帮助丈夫刘邦打天下、坐天下中养成了坚毅强悍的性格，替丈夫剪除可能造成威胁的异姓王，杀韩信、醢彭越；她残忍地报复自己的政敌、情敌，“人彘”戚夫人，一次又一次成就了自己狠毒的恶名。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要写出一个真实的吕后，很难。

首先，是她留下来的可资参考的资料很少。吕后的本传，只有《史记》中的《吕太后本纪》和《汉书》中的《高后帝纪》，零散的事件见诸于相关人物传记和野史的也并不多。所以开头两个月我是埋头在国家图书馆和自家藏书的故纸堆里，“入海算沙”一样地做史料的整理工作。除了在《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等正史和《考信录》、《廿二史劄记》、《陔余丛考》、《十七史商榷》、《癸巳类稿》、《读书记》（何义门）等历史研究专著中爬梳出线索之外，又从《西京杂记》、《太平御览》等相关野史中发现了一些新的资料。同时，在吕后祖望、故里河南新蔡和山东单县作了大量的文化与历史考察。甚至把目光也投向了对近年出土的汉简的搜索，竟然也有惊喜的发现。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了。我写的是一部讲史体人物传记，而非小说，必须要以详实的信史资料为架构，力求每一事件皆有史证，可以“细说”，而绝不可以“戏说”。正史与野史对同一历史事件记叙不同，则力求多方考辩斟酌。比如对戚夫人之子如意之死，《史记》、《汉书》皆谓鸩杀，是吕后让人给他灌了毒酒毒死的。作为野史的《西京杂记》却写明是“缢杀”，而且对这个事件的细节描述非常可信：“惠帝尝与赵王同寝处，吕后欲杀之而未得。后帝早猎，王不能夙兴，吕后命力士于被中缢杀之。及死，吕后不信，以绿囊盛之，载以小骈车入见，乃厚赐力士。力士是东郭门外官奴，帝后知，腰斩之，后不知也。”我觉得这更符合当时的实际。如意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在被窝里勒死他比给他灌下毒酒更直接。所以我采用的是《西京杂记》的记载。更多的时候则把不同的史料都拿出来，为读者提供多方面的参照。

其次，是对人物的评价。从司马迁的《史记》之后，对吕后的评价几乎就是一个声音，一直是“恶评”多于“好评”，少有持平之论。司马迁是说了几句好话的，称赞她“制政不出闺阁，而天下晏然。刑法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穑稼，衣食滋殖”。但到了为《史记》作索引的另一个“司马”----司马贞那里，对吕后的评价简直就是一棍子打死了，他也有一段“赞语”，是同司马迁唱反调的：“高祖犹微，吕氏作妃。及正扶掖，潜用福威。志怀安忍，性挟猜疑。置鸩齐悼，残彘戚姬。孝惠崩殒，其哭不悲。诸吕用事，天下示私。大臣葅醢，支孽芟夷。祸盈斯验，苍狗为菑。”给吕后一生行藏拉了一个“清单”，一句好话也没有。明代思想家李贽，用了很节约的四个字评价吕后：“妒虐谋篡”，但这四个字却是“一锤定音”。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把吕后同武则天比较，认为吕后比武后好。第一，吕后不像武后那样有篡夺之心，“武后改朔易朝，徧王诸武，杀唐子孙几尽，甚至自杀其子孙数人，以纵**欲，其恶为古今未有”，而吕后的临朝称制却不是像武则天那样让江山易帜，自己做皇帝。武则天是处心积虑篡夺李唐天下，吕后则是殚精竭虑维持刘家江山。第二，武则天为了满足一己私欲，不惜杀害自己的骨肉，吕后为了自己的儿子，可以给大臣下跪。第三，吕后不像武则天那么****。虽然说了几句好话，但他的评价标准，当然不会超越封建士大夫的眼光。

我们应当看到，在刘邦死后的十五年中，实际上是吕后统治着中国，靠她的政治才智维持着一个庞大政权的运转，支撑着一个风雨飘摇的帝国，她的有效治理为后来的“文景之治”导夫先路。

所以，这本书中我力图建立全新的价值评判体系，不人云亦云，亦不标新立异作“翻案文章”。以唯物史观臧否人物，从最本质的人性出发，还原人物，写出人物所展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私密本来就是历史的客观存在，追寻真相，窥破原由，才能完整地了解历史，以古鉴今。

这本传记采用的是讲史体，口语化色彩很浓，这是因为写作中曾在图书馆报告厅做过连续讲座，每周两个小时，讲了差不多两个多月，书中一些章节就是当时的讲稿整理出来的。一边讲一边与听众互动、沟通，在表述方式上，尽量使用平实的语言，以求清晰明确。但一些常识性的内容的交待是不能少的，同时严肃的学术问题也不能绕开或让分析过程变得枯燥无味。我们这个时代似乎不十分在意语言的精确性了，在口语文本泛滥的文化语境下，保持语言的纯净度与浑融、通脱，是我的追求。另外，书中某些情节，在叙述方式上也使用了散文的表现手法，看上去有了点“跨文体”的味道。

本书的写作，是由我的老师----花山文艺出版社原编审陈新先生所组织的课题引发的，也在陈新先生的指导下完成。陈新先生多次审读书稿，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

特别应提及的是河南新蔡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学者谢石华和山东单县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张西震两位先生，为我的采访提供了切实的帮助和第一手资料，同时，我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沧州国学院学者孙传治先生、沧州第第十四中学田文举、徐梦书等老师认真校对书稿，他们是热情而负责的“义工”。传治先生年过花甲，平生治学谨严，两位老师则是出于名校的青年才俊，他们在校对过程中对书中的缪误漏略之处多有订正，让我获益良多。在终校时，又有赵艳丽等22位老师参与了校对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而且这20多位参与终校的老师还为这部书稿开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对一些历史问题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实在令我感动。

当然更应感谢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陈杰老师和责编陈静，她们所付出的热忱、辛劳和智慧让我钦敬。

这些，恁一个“谢”字了得？

作者2008年1月30日凌晨5时23分于渔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