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于1883年3月28日生于广东省番禺县。提起他的籍贯众说不一。据胡适先生考证：“姓汪和姓程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据可足凭信的史料记载：汪精卫的祖先发祥地是徽州婆源，后迁往浙江山阴。其父是清朝一个不第的秀才，就像是其他绍兴读书人那样，举家迁到广东省番禺县做幕僚、师爷。生母吴氏，是父亲的“填房”，小其父31岁，是典型的“老少配”夫妻

汪精卫在“勤俭持家久，诗书维世长”的“庭训”之下，全盘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他最爱自己的母亲，尤其是在他13岁那年失去了母爱之后，他经常啥着泪水暗自思念疼爱自己的母亲。到了他成年之后，他请了一位画家作了一幅《秋庭晨课图》。革命先驱廖仲恺看了这幅幼年的汪精卫依偎于母亲的膝下习字的国画后，被深深地打动了，当即题了一首《凋寄画堂春》：

红花绿叶聚堂西，

故园风景依稀。

学书曾记作鸯飞，

解得慈颐。

好雨已迟董草，

人间何处春晖。

画图空省归庭炜，

梦也凄其。

由此可知，这时的汪精卫还是一个长记母恩的孝子。

汪精卫在14岁那年，父亲仙逝，从此由长兄兆墉教养，并于1901年与二哥相偕到广州应试，因八股文做得好，得第一名秀才，而他的二哥屈就第二，这一下轰动了羊城。

就在汪精卫随长兄生活期间，长兄的同僚刘子蕃甚是喜爱汪精卫的人品和文才，愿以胞妹刘文贞相许。汪兆墉一见刘文贞生得亭亭玉立，且又知书达理，就满口答应了。他回到家以后，兴致很浓地对汪精卫说：

“小弟，为兄给你说了门亲事，是刘子蕃的胞妹，叫刘文贞。你同意吗？”

按照中国的传统，父睑兄主。因此，在这时的汪精卫的心中，由长兄代自己订婚是天经地义的。他虽然没有见过刘文贞的面，也真心地说道：

“我听大哥的。”

汪精卫考中秀才之后，刘文贞精心做了衣帽，送到汪家；而汪精卫也很自然地穿上未婚妻做的衣帽，十分得意地到处拜客。

古人云：“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汪精卫是一个接受新思想很快的年轻人。待他留学日本，并加入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之后，遂又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认为他和刘文贞的婚事是兄长包办的，有逆于自由恋爱的新风。但是，他受性格软弱的影响，虽身在东滋，也不敢公然告之远在广州的长兄，毁掉刘文贞这门婚事。

东窗事发，汪精卫随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参加革命的事传到了广州，长兄兆铺吓得要他回国在广东开办政治学堂。这时的汪精卫决计以身许国，自称“家庭的罪人”，并给长兄写了如下这封断绝关系的信：“事已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家中子弟多矣，何靳此一人。望纵之稗为国流血，以竟其志，死且不朽。唯寡嫂孤侄望善抚之，不然，死不膜目。”聪明的汪精卫意识到可借此断绝和刘文贞的婚事，故在信中做了如下声明：“与刘氏女曾有婚约，但罪人既与家庭断绝，则此关系亦当随以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

但是，刘文贞受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封建思想的束缚，坚决不允退婚，非汪不嫁！曾哭着说了这段话：

“这是为什么？难道我们刘家门第不够清白？难道他还嫌我丑陋？他当初中了秀才，为什么还穿戴我家送去的衣帽，洋洋得意地到处拜客？”

不久，汪精卫收到了刘子蕃的来信，大意谓：刘文贞“仍愿坚贞守候着他。”汪精卫当即回复：“婚姻以爱情与名分为元素，今者名分既绝，彼此又夙无爱情，不宜再生纠葛……”

汪精卫虽然下此决心毁约断婚，但他受着性格的支配，依然没有决心付诸行动，并由此影响着他和陈璧君的爱情发展。就算他北上谋刺摄政王后，决心和陈璧君完婚之后，他仍然对刘文贞留有深深的歉意。

刘文贞决意走出家门习医，在广州做了一位不错的医师。一说她终生未嫁，做了汪精卫的爱情牺牲品；一说她嫁了一位姓陈的为妻，但对汪氏一生耿耿于怀，不能原谅但读者依然可以从汪氏第一次恋情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时的汪精卫不是汉奸。他的思想在由封建向平等、博爱转化。同时，还可看出他犹豫不决的性格弱点，为后来向着汉奸转变打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