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吾，原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的学生，曾和宋子文、顾维钧等人同学。他毕业之后，受基督教圣分会的派遣，到基督将军冯玉祥所部担任牧师，负责宣讲教义。1926年3月，冯玉祥兵败下野，去苏联考察。同年10月，冯玉祥将军响应北伐回国，并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举行五原誓师。就在这时，冯玉祥将军的身边又来了一名新牧师浦化人。这位浦牧师的真正的政治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受命和著名的共产党人刘伯坚一道辅佐冯玉祥将军，使之坚定地执行三大政策，努力完成北伐大业。与此同时，浦化人还利用牧师职务之便，对冯玉祥将军所部的神职人员进行革命宣传和教育工作。由于浦化人和董健吾有同乡之谊，很快转变了董健吾的政治信仰，并于1928年由浦化人和刘伯坚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原大战以后，冯玉祥将军息影泰山。董健吾遂脱离北伐军回到上海，利用他的声望，以及和宋子文等南京国民政府要员的关系，在上海的一座教堂中又谋了一个牧师职位。不久，浦化人也回到了上海，他打着神职人员的幌子，在中央宣传部供职，并领导董健吾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之后，董健吾利用牧师的公开身份参加革命互济会，在营救被难者以及成立“自由大同盟”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就是在这期间，董健吾同志被圈内的亲朋好友称之为红色牧师。

不久，董健吾同志的革命活动，遭到了基督教方面的反对和不满，遂借口董的恋爱生活违犯了教规，革除了他的牧师的职务。这样，董健吾同志不仅需要承受来自基督教方面的舆论压力，而且也失去了从事特殊工作的依托，他为之十分痛苦。

党的保卫部门为了使董健吾更好地从事情报工作，出经费为他开了一家古玩商店。池利用自己懂英文的有利条件，把很多外国人吸引到古玩商店来洽商买卖，巧妙地掩护了党的这个情报据点。同时，他利用自己和国民党上层的特殊关系，又通过平时为地下党员―昔为“筹安全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为师，遂成为青帮大亨杜月笙公馆的座上客，他通过和宋子文的同学关系，经常出入宋公馆和孔公馆；自然，被国民党封为国母的宋庆龄也成了他很好的朋友……总之，董健吾同志是我党情报战线上建有勋劳的特殊哨兵。

但是，董健吾同志终因被革除牧师一事耿耿于怀。党的保卫部门也为失去这样一个“上帝”赐予的依托和据点而遗憾。这时，由于顾顺章的叛变，潘汉年同志接任陈赓同志中央特科二科的负责人，他告诉董健吾同志：不要心急，一定寻机为他恢复牧师神职。

这样的机会终于等来了！“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为了拢络人心，宣布恢复被他开除国民党党籍的冯玉祥的党籍，并请孔祥熙做调停人，请冯玉祥将军到南京来帮助他渡过难关。这样，冯玉祥将军遂结束泰山读书生活，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的要职。就在冯玉祥将军来上海的时候，潘汉年通过内线关系，有意请冯将军为董健吾“拉场子”，帮助董恢复在基督教中的地位。

冯玉祥虽是出了名的基督将军，但他的基本思想还是传统的。那就是特别重视“仁”和“义”两个字。他和董健吾的关系源远流长，并认为董是一位忠于职守―并富有民族意识的神职人员，他有难处自应帮忙。另外，他还认为董被革职，和自己兵败中原有直接关系，那就是基督为了取悦新接受洗礼的蒋介石，而有意给他冯某人点眼色看看。因此，他欣然允诺为董健吾说话。

上海淞沪抗战结束之后，已经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回到了上海，在一次隆重的欢迎宴会上，他有意把董健吾拉在自己的身旁就座，他乘着酒兴指着董健吾说了如下这段话：“他是我当年的专职牧师，给我宣讲了多年的教义。这次来上海，听说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革除了他的牧师。我知道上帝是最宽容的，而我们这些上帝的奴仆也应该学着宽容兄弟姐妹们犯错误。他已经为自己的过错向上帝忏悔―并得到了上帝的宽容。我们这些上帝的奴仆们该不该宽容他啊？”（大意）

“该——”众口一声地答道。

就这样，董健吾恢复了在基督教中的地位。从此，他以古玩商店老板和牧师的双重身份，为党从事特殊的情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