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成为中东地区的老大，它也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一方面要维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要支持那些令人讨厌的政权和统治者。在推翻摩萨台后的那几周里，国务院开始着手联合美国的石油企业，以接管英伊石油公司的油井和基础设施。但是很少有人热衷于此事，人们更倾向于清除随着伊朗国王的回归而给油井带来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为了稳定局势，后者正在考虑处决他的前首相，这可是个不祥的信号。

虽然其他地区的石油产量在增加，虽然一些新机会的出现能够帮助人们赚取比诺克斯·达西多得多的财富，但这些都无济于事。摩萨台下台前几周，约翰·保罗·盖蒂的一家公司在沙特阿拉伯与科威特之间的中立地区举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罢工。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愿意卷入德黑兰糟糕的政治局势。但是接管事宜对美国来说是首要且必须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危机期间，伊朗几乎停止了石油出口，如果不尽快恢复生产，该国的经济就会崩溃，这将为那些危险分子打开大门，并可能将该国推向苏联的怀抱。石油供应的枯竭和价格的升高同样会给战后正努力重建中的欧洲带来不利影响。因此，美国国务院不得不鼓励美国生产商组成财团收购英伊石油公司的股权。但这也意味着这些生产商在科威特、伊拉克和沙特的特许权将受到威胁，如果他们什么也不做的话。

美国政府现在扮演的是驯兽师的角色，试图诱导美国公司彼此合作。正如一位石油公司的高层所言，从严格的商业角度来讲，“我们公司”对进入伊朗的石油工业“没有太大兴趣”，“但是我们十分清楚这将涉及到巨大的国家利益。因此我们准备在合理范围内尽可能地”提供协助。另外一位石油商人说道，如果政府“不敲打我们脑袋”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和伊朗扯上关系。

然而，这些充当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的石油公司却被指控违反了司法部的反垄断法，这让插足英伊石油公司的行动变得更加复杂。但正如宣扬民主的说辞能够变通，美国的法律也能够如此操作。应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司法部长作出了表态：“针对石油公司组建财团一案，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应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1954年春天，各家石油公司得到了被免予起诉的正式保证。掌控伊朗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美国政府连它的法律条文都可以丢到一边了。

鼓励美国石油公司参与收购，仅仅是扶植伊朗并使其免受苏联支配的更广泛计划中的一部分。发展伊朗社会也是美国人需要努力的目标，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伊朗大约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农民，他们没有土地，收入微薄。在一个地主反对农业改革的国度里，他们的机会十分有限：给予小农的借贷利率从30%到75%不等，这无疑会大大阻碍社会的流动性。

于是，大量的资金开始被投入到这些事务当中。美国最大的慈善组织福特基金会为小地主制定了微金融方案。合作社的成立使得他们能够走出当地低效的棉花交易市场，而将棉花销售给欧洲的中间商。尽管效果有限，而且那些试图说服伊朗高官重视农村的文盲和不平等现象的人也未成功，但伊朗国王和他的大臣们还是被迫接受了开发农村的理念。

美国政府的直接援助也出现显著的增长，比摩萨台倒台前的年均2700万美元增加了五倍。美国还提供贷款以资助卡拉杰河（Karaj）大型水坝的修建。该水坝位于德黑兰东北大约40英里处，将极大地提升首都电力及水资源供应的能力，同时也是伊朗现代化和进步的象征。

这些行动只是美国人中东策略中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巩固与本地区所有国家的关系。尽管伊朗的石油财富使得该国对于西方有着特殊的意义，但其邻国的重要性同样在日益提升，原因是它们都位于苏联的南部边境，而此时的冷战已经开始升温。

在地中海和喜马拉雅山之间，一条亲西方的国家带被成功地构建了起来。它们都得到了美国可观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援助。不苟言笑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将这一国家带命名为“北线”（Northern Tier），主要有三个作用：充当阻止苏联势力扩张的桥头堡；保证能源丰富的海湾地区的安全，并使其继续为西方输送石油，从而刺激欧洲经济的复苏，同时为本地区的稳定提供至关重要的财政收入；构成一连串的情报站以及军事基地，以防备与苏联阵营的紧张关系升级为公开冲突。

例如在1949年，一份就南亚问题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就提出，巴基斯坦“可以充当空袭苏联腹地的军事基地，以及防御或进攻中东油田的军事集结地”。同时该报告还指出，该国无疑是一个对苏联进行谍报行动的前沿阵地。因此，向巴基斯坦及其他“北线”国家提供援助是至关重要的，否则这些地区就有可能对西方保持中立，“或者更糟糕的，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这一担忧影响了二战后美国和西方对亚洲大部分地区的政策。1955年，在一个西起土耳其、经伊拉克和伊朗直至东方巴基斯坦的区域内，各国签署了一份单项条约，以取代之前在相互之间或与英国达成的联盟协议，建立了为人熟知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尽管该条约的宗旨在表面上是为了“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并在此目标下进行共同防御，但实际上，它的目的是使西方能够对这一具有关键战略及经济意义的地区施加影响。

尽管美国人在费尽心思地确保该地区对自己有利，但是华盛顿所犯的错误还是让莫斯科有了可乘之机。例如在1954年年底，阿富汗的领导人曾经小心翼翼地向美国提出援助和装备请求，但却被国务院拒绝了。阿富汗首相的兄弟纳伊姆（Naim）亲王被告知，阿富汗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家门口，例如解决与巴基斯坦的边界纠纷，而不是寻求武器援助。这一拙劣的回复是为了展现对巴基斯坦卡拉奇政权的支持，前不久一位国防官员还称该政权“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

这一消息传回喀布尔没多久，苏联人就介入了，他们表示愿意提供军事装备及发展资金。这一提议迅速被阿富汗接受了。苏联人的首笔拨款就高达1000万美元，随后又提供了其他方面的支援，以帮助阿富汗修建桥梁、升级通信设施和扩建公路系统，包括坎大哈与赫拉特之间的公路。来自莫斯科的资金和专家还被用于建设了1.7英里长的萨朗隧道（Salang Tunnel），该隧道所在的公路向北一直通到苏联治下的中亚地区。这条象征着苏阿友谊的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成为了苏军最重要的补给线。讽刺的是，它同样也是21世纪初将美国及其盟国车队带入阿富汗的关键运输路线。这条原本是为了增强阿富汗实力以对抗西方而修建的公路，后来却成了帮助西方根据自身利益重塑阿富汗的核心要道。

这无疑是一次冰冷的教训。然而几个月后，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而且更富戏剧性。1955年年底，曾经在美国中情局的帮助下推翻了埃及国王法鲁克统治的革命者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也想向莫斯科寻求军事援助。这让美国人大吃一惊，立即表示愿意与英国和世界银行一起为阿斯旺（Aswan）大坝的修建提供资金。华盛顿与伦敦进行了数次高层磋商，讨论如何继续安抚纳赛尔。讨论的结果是承诺向埃及提供武器，并且向以色列施压，迫使其同意与埃及签订条约，希望以此改善两国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

其实，惹恼纳赛尔的是《巴格达条约》。他认为该条约阻碍了阿拉伯世界的联合，并且为西方人维护其在本地区的地位提供了工具。如果西方的资金和援助能够马上到位，他也许不会那么暴躁，至少在短期内如此。但是，由于美国议员担心大坝的修建将使得埃及棉花的产量激增，从而导致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农民的利益，因此资助的承诺最终又被取消了。这一私心是致命的，它成了压垮美国同埃及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纳赛尔是一名玩弄政治冒险的高手，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曾经说他一心想要“成为阿拉伯的拿破仑”。现在，他决定让事态升级。英国外务大臣在1956年春天傲慢地评论说：苏伊士运河是中东石油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对英国的利益来说至关重要。对此，纳赛尔尖锐地反驳道：如果是这样的话，埃及就该分享运河的利润，就像石油输出国分享石油的收入一样。他十分清楚，西方人为了维护其资产会不择手段，但是从长远角度看，将运河国有化必定会给埃及带来巨大的利益。

当美国人开始计算关闭运河将给石油价格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时，英国的领导层却已陷入了一片悲观失望的气氛当中。“真相是，我们进退两难。”颇受好评、人缘极佳的英国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写道，“如果我们对埃及采取强硬手段从而导致运河被关闭、通向黎凡特的输油管被切断、波斯湾造反、石油生产停滞，那么，英国和西欧就没指望了。”但是反过来，如果西方人什么都不做，纳赛尔将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得胜利，而且还会在别的地方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有中东国家都将有样学样地将他们的石油工业国有化。

纳赛尔继承了摩萨台的衣钵，并在他倒下的地方重新出发。西方的外交官、政治家和情报人员们开始考虑联手行动，以应对这些与西方利益作对的领导人。没过多久，英国就开始寻找“推翻该政权的方法和途径”：伦敦的一位高级外交官指出，“我们必须要除掉纳赛尔”；首相安东尼·艾登则认为，不仅要推翻纳赛尔，还要把他弄死。在几轮外交商讨无果之后，英国和法国认为，有必要展示一下西方的力量，以便让中东地区的领导人牢记，任何胆敢对抗西方旨意的人都将遭到直接的打击。

1956年10月底，一场针对埃及的军事行动拉开了序幕。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前往保护运河区，同时他们的以色列盟军发动了深入西奈半岛的打击，以协助对苏伊士运河的保护并给纳赛尔施加最大的压力。不过，此次侵略很快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在埃及将轮船、驳船和维修船沉入航道，并将伊斯梅利亚（Ismaila）北部富阿德港（El Fridan）的可移动铁路桥炸断掉入水中后，苏伊士运河被彻底堵塞。类似的障碍物约有49个，其影响比关闭运河要严重得多。当时有报告称：“这使得正常的商品流通出现了严重的断层。”运往西欧的石油数量急剧减少。

后果远不止这些，据中情局判断：“世界贸易中许多基本商品”的价格必将上涨，那些在经济上依赖于苏伊士运河的自由世界，很可能会“出现相当高的失业率”。苏联人也会感到压力，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关闭，他们与远东进行贸易的船只不得不绕着非洲航行7000英里才能回到他们在黑海的母港。美国人注意到，莫斯科开始将基本必需品转由横跨亚洲的铁路线来运输，使得这些铁路的重要性迅速增加。

尽管认识到埃及的局势正日益紧张，但是军事行动的爆发还是让艾森豪威尔政府大吃一惊，因为这一入侵计划并没有征求美国的意见。总统对此感到十分愤怒，并在私下里不留情面地指责了英国首相。在运河区使用武力对于自诩为“自由世界”捍卫者的国家而言无疑是一场舆论灾难，这与苏联当年坦克驶过布达佩斯的街道以镇压匈牙利大规模起义的行为毫无二致。不过，苏伊士行动最终还是带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结果：美国在20世纪时继承了西方列强的地位，如今它不得不在西方和中东的石油国之间作出选择——美国人的答案是后者。

艾森豪威尔总统解释道：“我们不能让阿拉伯人生我们的气。”如果他们生气了，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量将出现整体下降，因为运河会被关闭，石油生产也可能被停止，那些对受到肆无忌惮恐吓的埃及抱有天然同情的本地区其他国家也会实行石油禁运。“只要中东地区拒绝向英国提供石油一至两年，我们的黄金储备就将不复存在。如果没有了黄金储备，英镑区（sterling area）[94]就会分崩离析。一旦英镑区崩溃而我们又没有任何储备……我很怀疑我们是否还能负担得起最低限度的国防开支。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防，那它也就走到了尽头”。这是不可避免的糟糕结局。“即便如此”，艾森豪威尔本人在私下承认道，“对于西欧面临的燃料及金融的困境”，我们还是“无法袖手旁观”。然而，正如他在给北约（NATO）首任秘书长伊斯梅勋爵（Lord Ismay）的信中所说的，做任何事都“不要激怒阿拉伯世界”。

英法两国陷入了困境。尽管华盛顿设计了从美国向西欧运输石油的计划，但是为了解决埃及问题，该计划被故意搁置了。由于预见到英国经济会崩溃、英镑将大幅贬值，伦敦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财政援助——仅仅过了40年，英国就从世界的霸主沦落到了伸出帽子向人乞讨的境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更丢人的是，为了争夺苏伊士运河这颗西欧最珍贵的宝石而向埃及派出的部队，现在没有完成任务就被撤回了。全球媒体都在关注英国部队的这次撤退，这标志着世界已然发生了改变：印度被放弃了，伊朗的油田也脱离了英国的控制，现在又轮到了苏伊士运河。1957年首相安东尼·艾登的辞职仅仅是帝国衰落尾声中的又一插曲。

另一方面，当美国进入亚洲屋脊之后，它深切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新责任。它不得不小心翼翼，苏伊士运河危机就是前车之鉴。英国的威望和影响力一蹶不振，预示着阻挡苏联向南扩张的计划很可能“因共产主义在中东地区的渗透和成功而彻底失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6年年底这样写道。

而且，军事行动的流产还在整个中东地区重新唤起了一股反西方情绪。纳赛尔鼓起勇气并最终战胜西方军事压力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该地区的民族主义煽动者。随着埃及领导人地位的大幅提升，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萌发，将所有阿拉伯人统一成一个国家的想法也随之扩散。这种团结一致的声音将使他们在西方集团和苏联阵营之间取得平衡。

其实早在纳赛尔的冒险政策取得成功之前，一些精明的观察者就已经预见到了这样的结果。美国驻德黑兰大使洛伊·亨德森（Loy Henderson）比其他任何美国人都了解这一地区，他认为民族主义的声音必将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他在1953年写道：“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未来的中东国家……将聚在一起共同商讨政策。”纳赛尔正是这一趋势的带头人。

这些情况促使美国的立场发生了重大改变，即众所周知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美国总统敏锐地意识到苏联正在中东寻找机会，他告诉国会：“美国应该赶在苏联之前填补中东的权力真空”，这不仅对于美国的利益而言至关重要，也是“世界和平”的关键所在。于是，国会批准了一项耗资巨大的预算，用以对该地区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除此之外还授权为受到武装侵略威胁的国家提供保护。美国人必须抢在苏联前面先发制人，同时也为这些国家提供一个比纳赛尔更好的选择，一个能让他们从华盛顿获得大量拨款的选择。

美国的新立场并没有获得所有人的赞成。以色列人对美国改善与阿拉伯人关系的努力就很不以为然，他们不愿意相信美国人的保证，即美国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也将使以色列受益。以色列人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正在被愤怒的敌人所包围，特别是在苏伊士干涉行动失败之后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虽然以色列军队为支援英法两国而进行的协同作战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关键问题在于，该国正在迅速成为西方干涉本地区事务的象征，以及这种干涉的受益人。因此，以色列与阿拉伯人的矛盾让美国援助的计划受到了不少质疑。

以色列现在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关注的重点。正如几百年前十字军在圣地所遇到的情况一样，以色列这个由外来户建立的国家，其本身就是让阿拉伯人摒弃分歧团结一致的原因。以色列人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为原本四分五裂的敌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目标。

叙利亚领导人大力支持纳赛尔及其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构想，他的反以言论尤其强烈。1958年年初，叙利亚与埃及正式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是统一阿拉伯人的第一步。华盛顿紧张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亨德森大使警告说，阿拉伯的团结一致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全力应对着可能出现的局势变化，国务院当中充满了争议，很多人相当悲观。一份近东、南亚和非洲事务局的文件焦虑地指出，纳赛尔提出的激进民族主义很有可能席卷该地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资产”已经因埃及领导人在苏伊士运河的成功以及与叙利亚的合并而被削减。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的哥哥、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认为：纳赛尔的成功将不可避免地为共产主义铺平道路；是时候下定决心采取行动了，“在我们必须要保护的地方垒起沙袋”。

但美国人却懊恼地发现，事态正在继续恶化，并且开始向东蔓延。首先是伊拉克。埃及与叙利亚的合并引发了巴格达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之间的热烈讨论，对他们来说，作为美苏之外第三条道路的泛阿拉伯主义正变得越加诱人。不过随着人们对纳赛尔支持的日趋狂热、当地反西方情绪的持续发酵，以及对以色列言辞的愈发激进，局面在1958年夏天的巴格达突然失控了。7月14日，由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Abdul Karim Qasim，20年前与他一起在英国受训的同学送给他“耍蛇者”的外号）领导的伊拉克高级军官们发动了政变。

政变军官冲入王宫，抓获了王室成员，其中包括国王费萨尔二世（Faisal II），并在王宫前面的草坪上将其处决。王储阿卜杜勒·伊拉（Abd al-Ilha，一个沉着严肃的人）的尸体被“像狗一样拖到大街上”，然后遭到分尸和焚烧。第二天，曾亲眼见证了中东变革的老牌政治家、伊拉克首相、化装成老妇人出逃的努里·赛义德（Nuri al-Said）被人发现，并当场处决。人们兴高采烈地拖着他那残缺的尸体在全城游行示众。

这些事件让苏联的扩张步伐更加坚定。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1年的首脑会晤中告诉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苏联很快就会像摘熟果子那样把伊朗收入囊中。这并不是虚张声势，伊朗秘密警察的头目已经在密谋推翻伊朗国王。在一次暗杀行动失败之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它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克格勃）开始着手在伊朗全境布置着陆点和军火库，为煽动民众起义并推翻君主统治作准备。

伊拉克的情况似乎更加糟糕，美国一位高级幕僚写道：“它几乎注定会被共产主义者接管。”局势的恶化导致了西方与纳赛尔的再次结盟，后者开始被认为是“两个魔鬼当中相对较好的那一个”。美国急于与这个喜怒无常的埃及领导人建立联系。纳赛尔本人也意识到，随着“共产主义在中东的进一步渗透”，阿拉伯民族主义很可能会与之妥协。伊拉克的新领导层决定自己规划未来方向，从而脱离纳赛尔及泛阿拉伯主义，这恰好促使华盛顿与开罗走到一起，并且进一步加深了双方对“苏联幽灵”的担忧。

针对巴格达的局面，美国组建了一个委员会来制订阻止“共产主义者控制伊拉克”的“公开或秘密的手段”。由于原始资料尚未公开，我们很难知道中情局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次1959年下半年推翻卡塞姆（这位民族主义总理废除了伊拉克的君主体制）的阴谋。我们只知道有一位参与者在混乱中擦破了小腿，但他后来将自己在这场行动中的作用宣扬得近乎神话，以显示他的决心和勇气。他的名字叫作萨达姆·侯赛因。

在这一事件中，中情局是否帮助了阴谋分子尚不能确定，尽管有记录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在政变发生前就知道它会失败。一些精心策划的、针对关键掌权人物的暗杀行动——比如一位伊拉克上校收到了一块印有字母的、已经失效的毒手帕——也表明有人试图确保巴格达不投入苏联阵营。卡塞姆最终在1963年被推翻也许并不是个巧合，美国人对他的下台一点儿也不意外，并在后来称“中情局已经详细地预测到了这个结果”。

美国之所以深度干涉伊拉克事务，主要是为了让苏联远离这个位于其南部边境的国家：与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建立联系是政治地位的一种体现，美国无法忍受让一个与自己世界观迥异的对手赢得这一地区。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1955年，莫斯科认为大草原为建造一系列制导天线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环境，让人们可以毫无阻碍地监控导弹的飞行，同时那里也足够偏僻，不会威胁到现有的城市，因此决定在今天哈萨克斯坦境内的秋拉塔姆（Tyuratam）修建一座大型的远程导弹测试基地——这就是后来的拜科努尔（Baikonur）航天发射基地，是苏联重要的弹道导弹研发和测试基地。在该航天中心完工前，苏联就已经发射了射程超过600英里、能够运载核弹头的R-5导弹。1957年，它的下一代、射程为5000英里的R-7（它在北约的代号更为知名：SS6“警棍”）开始生产，极大地提升了苏联对西方的威胁程度。

全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Sputnik）的发射，以及Tu-95“熊”和米亚西舍夫（Myasishchev）3M“野牛”远程战略轰炸机的投入使用，使得美国军方更加焦头烂额。美国人必须能够监视导弹测试，密切关注苏联在弹道导弹上的进展以及不怀好意的发射活动。一提到冷战，人们通常会想起柏林墙，以及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主要竞技场的东欧。然而，冷战的真正战场其实是位于苏联下腹部的那一长条地带。

美国很早就意识到了苏联南部边境诸国的战略意义。如今它们变得更加重要。巴基斯坦境内的空军基地、监听站和通信网络成为美国国防战略的关键部分。随着苏联的导弹技术发展到洲际阶段，巴基斯坦北部的白沙瓦机场承担着重要的情报搜集任务。U-2侦察机从这里起飞，负责对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基地以及车里雅宾斯克（Chelyabinsk）的钚加工厂等主要军事设施进行侦察。1960年，加里·鲍尔斯（Gary Powers）就是从白沙瓦起飞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附近的苏联领空被击落，这是冷战中最引人关注的事件之一。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美国人声称其政治和军事目标是为了捍卫自由世界和民主生活，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是背道而驰。为了巩固在该地区的地位，美国借助了多个铁腕人物的力量，这些人都有着反民主的天性，而且为了权力不择手段。在巴基斯坦，阿尤布·汗（Ayub Khan）于1958年领导了一场政变，并狡猾地称之为“摆脱共产主义的革命”，以获得美国的支持。美国很乐意和他打交道。他的西方朋友不会因他实施戒严令而谴责他，反而称他“打击的对象只是那些破坏巴基斯坦道德制度的人”。“恢复宪政”不过是一句空话，每个人都清楚军事独裁会长期存在，特别是在阿尤布宣布它将持续“数十年”，直到教育水平提高到可以放手让民众投票选出他们的领导人之后。美国非常愿意向这个立场可疑的盟友提供大量的武器：响尾蛇导弹、喷气式战斗机和B-57战术轰炸机不过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出售的众多武器中的一部分。

这进一步提升了军队在巴基斯坦的地位，导致该国国家预算的65%以上都花在了军事开支上。这似乎是美国人为了保持友谊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相较于推进社会改革，与独裁者合作似乎更为快速有效，即便这样做会扼杀民主制度，会种下根深蒂固的恶果。

同样受到重视的还有阿富汗。例如，阿富汗总理穆罕默德·达乌德（Mu·ammad Dāwud）在20世纪50年代末应邀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为了表示重视，他在停机坪受到了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热烈欢迎，之后又受到了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热情招待，后者竭力提醒阿富汗总理穆斯林所面临的共产主义威胁。美国在阿富汗推行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如赫尔曼德河的大规模灌溉系统，以及大刀阔斧的教育体制改革。如今美国承诺给予阿富汗更进一步的援助，以免落后于苏联人——后者为阿富汗送去了大量贷款，一些援建的基础设施也已投入使用。

当然，相关国家的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可以从这两超级大国的竞争中获取渔翁之利。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在50年代末以私人身份访问喀布尔时，他甚至被直接要求给予阿富汗同莫斯科提供的一样多的援助。拒绝的后果是严重的，然而答应的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伊朗的动摇也开始让美国的政策制订者深感不安。国王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vi）在50年代末表现出与莫斯科改善关系的倾向。在那之前，苏联资助的一个电台曾经展开了一场指责伊朗国王的宣传攻势，毫不留情地称这位伊朗统治者是西方国家的傀儡，并号召工人揭竿而起推翻他的残暴统治。这足以让国王开始考虑改变伊朗与苏联之间所谓的“完全敌对”的关系，并开启更多的沟通与合作渠道。

这给华盛顿敲响了警钟，美国的战略家们认定，伊朗是苏联南部边境地区一枚重要的棋子。一份报告指出，从60年代初开始，该国“在苏联与波斯湾之间的战略位置以及丰富的石油储量，使得伊朗的友谊、独立和领土完整”对美国而言十分关键。为支援伊朗的经济和军事，为了帮助国王巩固对该国的统治，美国人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

取悦于伊朗国王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美国对其排除异己、大规模腐败以及不可避免会导致经济停滞的行为统统视而不见。没有人对宗教迫害——如50年代巴哈伊教徒（Baha’i[95]）的悲惨境遇——说三道四。同时，伊朗的石油收入剧增（在1954年至1960年间增长了七倍多）几乎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变化。国王的亲戚和相关利益集团在伊朗被称为“一千个家族”，他们牢牢控制着伊朗的出口贸易，像从前那样为自己谋取财富。华盛顿发放的低息贷款仅仅充实了极少数人的腰包，而代价则由穷人遭受：他们发现自己的收入很难赶上飞涨的生活成本，特别是在1959到1960年严重的粮食歉收之后。

美国制定的一些刺激农业经济发展的计划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用现代化杂交种子取代传统种子的做法导致了一场灾难：新的物种无法适应当地的地理条件，并且无法抵抗病害和虫害的袭击。由于饲养方法不当加上缺乏防疫措施，一项将美国鸡引入伊朗以帮助伊朗和美国家禽饲养者的计划也惨遭失败。对伊朗地下水位的不了解导致了地下水储备被水井耗尽，让该国的许多农场难以为继。

显然，这些事与愿违的项目很难让人们相信伊朗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密切合作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成果。它们为批评者提供了充足的弹药。没有人比什叶派学者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Ruhollah Moosavi Khomeini）更擅长此道了，他抓住了民众对低工资、经济停滞和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日益不满的情绪。“国王先生，让我给您一条建议，”在60年代初的一场言辞激烈的演讲中，这位阿亚图拉（Ayatollah）[96]宣告道，“您这个可怜虫难道不该反思一下，这些合作将会把您带向何方吗？……国王先生，难道您想让我说您不信伊斯兰教并把您踢出伊朗吗？”说出这些话的霍梅尼毫无疑问地被捕入狱。德黑兰的市中心因此爆发了一场骚乱，人群高喊：“选择霍梅尼或者选择死亡！”中情局情报人员的报告中称，甚至连一些政府雇员都参加了反对国王统治的游行示威。

伊朗国王没有听从警告，反而进一步激怒了批评者。他在访问圣城库姆时鲁莽地宣称，伊朗的神职人员“愚昧无知、顽固腐朽，他们的脑袋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清醒过”。政府的精力没有放在与反对者达成妥协或是全心全意促进改革上，而是用于加大管控力度。霍梅尼被迫逃亡，并在邻国伊拉克的纳杰夫（Najaf）居住了十多年。在那里，他对伊朗国王的激烈指责不仅大受欢迎，而且还得到了支持和鼓励。

伊朗秘密警察机构萨瓦克（Savak）被组建起来，并且很快变得臭名昭著。大量批判国王的人及其亲友不经审判就被监禁，并遭到折磨和杀害；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那些拥有较高声望的反对派人士——如霍梅尼——无法被秘密处理，他们会被软禁，或者被驱逐出境。当苏联使用这些手段时，遭到了美国的强烈批评，指责其为民主的对立面和极权主义的工具；而在伊朗，它们被默许了。

为了确保伊朗国王的支持率、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华盛顿继续向伊朗倾注大量的资金，并帮助他们建造了一条连接波斯湾和里海、全长1500英里的公路网，协助修建了阿巴斯的大型深水港口，扩建和升级了电网，甚至为伊朗国家航空公司这样的面子项目提供资助。对许多美国观察家而言，伊朗代表着美国外交实实在在的胜利。1968年为约翰逊总统准备的一份报告中说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忠诚的朋友之一伊朗，其经济一路高歌猛进；伊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如此迅猛，乃是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成功奇迹之一”。甚至在四年后，美国人依然强调这一成果。美国大使指出，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不得不在伊朗孤注一掷，按照自己的规划改造这个国家。“这一冒险收到了巨大的回报，可能超过其他任何接受美国类似赞助的发展中国家”。该报告充满信心地预测：伊朗已经上了正轨，马上将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亚洲最富裕的国家，甚至还会超过许多欧洲国家。

只有极少数人对此表示怀疑，其中就包括年轻的学者威廉·波尔克（William Polk），他被肯尼迪政府找来为外交政策提供建议。他警告说，如果伊朗国王不进行政治改革，伊朗将会出现暴动甚至革命；而一旦爆发动乱，警察早晚会向抗议人群开火。反对国王的人现在正团结在“伊朗强有力的伊斯兰组织”之下。

波尔克的看法完全正确。然而在当时，更重要的似乎是继续支持这一反共盟友，而不是强迫他放下权力。随着伊朗国王推出越来越多劳民伤财的计划，事态变得愈加严重。巨额资金被投入到军备上：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伊朗的军备开支从1963年的2.93亿美元增加到73亿美元，结果使得伊朗跻身世界上空军和陆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列。伊朗军力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不可思议的提升，部分要归功于美国的军事援助和低息贷款（这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大部分装备都购自美国的军火承包商）。此外，石油收入也是伊朗发展军备的主要资金来源：全球主要石油生产商形成了垄断联盟，以此确保收益最大化。

为了统一协调石油生产国在公开市场上的供应量，196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成立。该组织允许创始成员国——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委内瑞拉——通过控制产量进而操纵价格，达到整合各国利益、提高石油收入的目的。这是诸石油国十分明智的一步棋，它们一方面试图夺取西方公司的权力，一方面又能迫使西方政府向它们提供更多的政治和资金支援。

OPEC通过深思熟虑的策略有效地削弱了西方的影响力。后者希望为国内市场提供廉价充足的能源供应，这与那些拥有丰富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渴望获得最大收入的国家完全不同。然而，OPEC的背后似乎可能是桀骜不驯的领袖摩萨台、民粹主义煽动家纳赛尔和卡塞姆的拥护者，以及在伊朗以霍梅尼为代表的逐渐增多的反西方人士。这些人共同的目标是使他们的国家摆脱强大的外部干涉。OPEC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但它却联合了众多国家，使它们行动一致，这是将政治权力从欧洲和美国手中夺回来的关键步骤。

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庞大的石油储量，加上不断增长的全球需求，使得该地区的东西方力量在20世纪中叶又一次恢复了平衡。这种改变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当纳赛尔在1967年把军队开进至边境并准备发动进攻时，以色列人着实吃了一惊。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科威特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两国的支持下，停止了向英国和美国的石油运输，因为英美两国与以色列的友谊是众所周知的。随着精炼厂和输油管的关闭，噩梦开始笼罩在西方人头上：能源紧缺、油价飞涨，全球经济受到威胁——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不过，事情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糟糕，因为以色列的空袭让纳赛尔的进攻计划胎死腹中。阿拉伯军队在这场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的 “六天战争”中遭遇了一场迅速而彻底的惨败，将纳赛尔从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美梦中拉回到现实。有着西方技术和政治支持的以色列，被证明是一个强大的敌手。看来，无论是西方国家本身，还是他们在中东地区安插的傀儡国，都没有到束手就擒的地步。

两个世纪以来，欧洲列强一直在争夺控制这片位于地中海和中国印度之间的地区。到了20世纪，西欧丧失了它们的地位，并把接力棒交到了美国人手中。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竞争促成了美国的独立，如今这个国家将担负起继续控制这一世界中心的任务。这将是一场艰巨的挑战，一场新的大博弈即将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