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太平洋、中亚、印度和波斯湾的通道上不只是货物在流通，还有思想。最重要的思想是和神有关的。智慧和宗教的交流在这片地区一直非常活跃，如今则变得更为复杂、更富竞争性。地方宗教和信仰体系开始与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宇宙观相碰撞，形成了一个使各种思想得以相互借鉴、相互改善并最终焕然一新的大熔炉。

自亚历山大大帝将希腊的观念文化带到东方之后，东方的思想很快就有了新的方向。佛教的种子在亚洲迅速播撒，特别是在阿育王的大力支持之下（他在公元前3世纪创建印度帝国之后，对屠杀场面深感悔悟，开始努力推广佛教）。这一时期的碑文证明，在叙利亚甚至更远的地方都有大量的佛教信徒在拜佛祈祷。有一支宗教被称作“治愈者”（Therapeutai），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发展了几个世纪，其特征和佛教别无二致，包括使用寓言式的经文、强调通过祈祷获得精神觉醒以及摆脱自我以求得内心平静。

原始资料的模糊表述使我们很难准确地追踪佛教的传播途径。然而幸运的是，当时大量的文学作品都描述了佛教在印度次大陆流行并传播到其他地方的情况。地方统治者必须决定是否容忍其出现，是取缔禁止还是接纳支持。有个人就采取了后一种策略，他就是公元前2世纪时的巴克特里亚国王弥兰陀（Menander）——亚历山大大帝手下大臣的后代。据《那先比丘经》（Milindapa·hā）记载，国王在一个得道高僧——他的睿智、热情和谦恭与当时世界的肤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劝说下，皈依了新的修道之路，并坚信自己能够通过佛教的教义悟道。

丝绸之路上的智慧空间和神学空间十分拥挤，神祇和宗教派别、神职人员和地方首领在这里相互竞争。这不是一般的较量。这是一个人们特别能接受从世俗观念到超自然观念的时代，并且是一个宗教信仰承诺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时代。不同信仰之间的竞争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所有这些宗教——无论是印度教、耆那教、佛教还是那些根植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还是西方的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即将问世的伊斯兰教——或在战场上取胜，或在谈判桌上取胜，争相向人们展示其文化的优越和神明的灵验。对错的原则简单而粗暴：一个得到神或众神眷顾的世界才能够发展壮大，而那些崇拜虚假偶像、相信空头承诺的国家则注定遭受重创。

统治者很愿意为在竞争中占优的宗教投资，比如兴建豪华的神殿。因为通过强化与这些拥有极高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力的祭司的关系，统治者能更好地掌控政权内部的各种势力。这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处在被动地位，一味听从某个独立宗教集团（有时可能还是世袭的）的教义；相反，统治者可以通过引进新的宗教强化自己的权威和地位。

贵霜帝国（公元1世纪从印度北部延伸到中亚大部分地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里的国王崇尚佛教，但同时也左右着佛教的发展和演变。这对于一个非本土的统治政权来说至关重要，他们需要通过宗教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融合各种元素，使宗教观念能够被尽可能多的当地人了解、接受。于是，贵霜建立了神庙（Devakula），或称“众神殿”，升华了一种该地区本就普遍流行的宗教观念，使之与佛教相融合。

巴克特里亚的弥兰陀王最先在他铸造的钱币上宣称，他不仅是统治者，而且是救世主——他专门强调这一点并在钱币上用希腊语和印度语两种文字进行雕刻。贵霜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成立了一个号称是和神有直接联系的宗派，确立了统治者和臣民之间的尊卑之分。旁遮普（Punjab）塔克西拉遗址（Taxila）的碑文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它用粗体字刻道：统治者“是伟大的国王，是众王之王，是天神之子”。这与《旧约》和《新约》中的说法如出一辙：王者是救世主以及通往来生的大门。

同样在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发生过一次重大变革，即宗教开始影响信徒们的日常生活。在传统意义上，佛陀的教义直截了当，即遵循“八正道”，脱离苦海，到达涅槃。到达极乐世界的过程中不需要他人，也不需要任何物质世界的帮助。整个历程都是心灵的、超自然的、个体的。

然而随着新观念的出现，佛教发生了剧变：这个原本不受外界影响、纯粹依靠自我发展的宗教，如今却借鉴了许多其他宗教的做法并建起更多圣地，使通往彻悟和佛国的路途更加令人神往。与佛陀相关的佛塔和寺庙被兴建起来，并成为人们朝拜的地点。同时，佛经也指导人们如何做才能使佛教的理念更真实、更具象。该时代的《妙法莲华经》就说道，向寺庙献花和敬香可以得到保佑；同样，雇用乐师“击鼓吹角贝，箫笛琴箜篌，琵琶铙铜钹”也有助于朝拜者证得佛果。信徒们力求使佛教看得见、摸得着，以便使它在越来越嘈杂的宗教环境中更具有竞争力。

另一种新观念是捐赠，特别是捐赠给那些沿印度到中亚纷纷兴起的新寺院。捐钱、捐珠宝、捐其他礼品等行为成为常规，因为慷慨施舍被认为有助于“脱离苦海”。《妙法莲华经》和当时的其他经文里甚至还罗列出哪些珍贵的物品可以被用来捐赠：珍珠、水晶、黄金、白银、青金石、珊瑚、钻石，这些都是最受欢迎的礼物。

在从塔吉克斯坦至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谷地兴建的大型灌溉项目，同样见证了这一地区随着文化的活跃和商业交流的进行，逐渐开始出现的富庶和繁荣。随着越来越多的富豪精英来到当地，这里很快由僧侣聚集地变成了宗教活动中心，并吸引了大批学者——他们忙于编辑佛教经典，抄录并翻译成当地语言，以便让更多的人能接触到佛教教义。这也是宗教传播的方式之一：商业活动为信仰的扩散打开了大门。

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的传播沿商人、僧侣和旅者的足迹从印度北部迅速朝周围扩展。向南，在德干高原，大量的石窟寺纷纷建成，沿途的佛塔一直延伸到印度次大陆的深处。向北和向东，佛教的传播因粟特商人的活动而生机倍增，他们在连通中国和印度河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是这些来自亚洲中心的旅行商人，凭他们之间的密切交往和相互信任一直在长途贸易活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宗教也是他们商业成功的关键因素。随着更多的粟特人成为佛教徒，他们在主商道上建起越来越多的佛塔，如在巴基斯坦北部罕萨（Hunza）谷可以见到的：无数过路的粟特人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佛像边的石头上，以求漫长的旅程平安而有收获——显然，这些离家远游的人正在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并非只有小规模的石刻能够证明这一时期佛教的繁荣。喀布尔（Kabul）周围有40多座寺院，包括一座让后来的参观者叹为观止的建筑。那位参观者写道：它的美妙可比春天，“通道由缟玛瑙铺垫，墙壁由紫色大理石砌成，大门是金铸的，地板是纯银的。放眼看去，四处星光闪烁……门厅里有一尊金色神像美若月亮，安放在镶满珠宝的宝座上”。

不久，佛教思想向东传播，跨越帕米尔高原传入了中国。至公元4世纪始，佛教圣地已遍布中国西北的新疆地区——比如塔里木盆地壮观的克孜尔石窟，里边建有礼拜堂和念经、睡觉的地方。没过多久，在中国西部，如喀什、库车和吐鲁番，便布满了新生的佛教圣地。至公元5世纪60年代，佛教的思想、活动、艺术和形象已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形成激烈的竞争。这得力于来自草原的新王朝——北魏的大力支持。像之前的贵霜帝国一样，北魏宁可抛弃旧传统而提倡新观念，捍卫有助于强化朝廷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巨大的佛像在平城和洛阳纷纷竖起，一直延伸到魏国的东部，一座座寺庙也在人们慷慨的捐赠下涌现。这些都向臣民们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北魏政权的成功源于它是神圣宗教体系中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战场上鲁莽的胜利者。

佛教在通往西方的主要商道上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一连串佛窟点缀在波斯湾沿岸；另外，在今天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Merv）发现的大量建筑，以及在伊朗腹地发现的一系列碑文，都证明佛教有能力和当地的宗教竞争；安息帝国出现的诸多佛教音译词同样标志着此一时期思想交流的密集程度。

然而，商业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正从另外一个角度刺激着波斯——一个正在经历着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复兴的波斯。当一个别具特色的波斯再次确立自己地位的时候，佛教徒们发现自己竟成了被迫害而不是被追随的对象。宗教迫害致使海湾地区的大量庙宇遭到遗弃，那些在波斯境内已建立起来的佛塔也被全部摧毁。

各大宗教在欧亚大陆的传播过程中兴衰起落，为了信众、信仰和道德权威而不断竞争。信徒与祭司们之间的交流已远远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层面，他们更多关注拯救、天谴等问题。对抗和争夺开始演化为暴力行动。在第一个千年的前四个世纪里，起步于巴勒斯坦一处小根据地的基督教发展成为横扫地中海和亚洲的一种信仰，成为宗教战争中的一股巨大漩流。

决定性时刻开始于萨珊王朝的夺权，它通过煽动暴乱、谋杀对手，利用波斯与罗马在高加索边境地区的军事失利，推翻了波斯的统治。公元224年执政后，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īr I）及后人开始实施帝国的全面转型，包括主张在近代史上划出界限，以此寻求与古代伟大波斯帝国的紧密联系。

古波斯的重要遗址，如波斯波利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都城之一——以及纳克歇·鲁斯塔姆（Naksh-i Rustām）——与波斯国王大流士和居鲁士相关的帝陵——都被划作了圣地；另增建了新的碑刻、纪念碑和石雕，以强调当前政权与其辉煌历史之间的关系。钱币也进行了改革：使用了几个世纪的希腊文雕刻和亚历山大大帝半身像被崭新的图案所替代，一面是国王的侧影，另一面是圣坛之火。后一项设计别具用心，表明新帝国对宗教所持的新姿态。

就目前能接触到的有限资料判断，该地区的统治者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容忍宗教的存在，而且允许相当程度的多派共存。但阿尔达希尔的崛起让这种宗教宽容不复存在，他的做法无疑在损害其他宗教观念的前提下触发了查拉图斯特拉教（Zarathushtra）的兴起。古希腊人称这种宗教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即一位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或者更早的伟大波斯先知的名字。该教认为宇宙分为两极：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即光明）以及其对立面安格拉·曼纽（Angra Mainyu，即黑暗）。两者总是处于对立状态——这点非常重要，因此要崇尚前者，因为它能带来良好的秩序。这种将世界划分为一善一恶的教义影响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动物的分类。在琐罗亚斯德崇拜中，仪式的纯洁性至关重要，特别是“火”。如圣言所说，阿胡拉·马兹达能够“取善于恶，化暗为明”，从邪恶中得到救赎。

这种宇宙观使得萨珊王朝的统治者有机会通过信奉阿胡拉·马兹达，将他们的权力与古波斯的辉煌年代相关联。它同时还为这一时期的军事扩张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道德基础：琐罗亚斯德教对于坚持不懈的褒扬增强了战争观念，而对规则和秩序的注重也让这个帝国通过行政改革日益崛起。该教的这套强硬信仰与帝国复兴的军国主义文化紧密相连。

萨珊王朝在阿尔达希尔一世和他的儿子沙卜尔一世（Shāpūr I）的统治下大规模扩张，将绿洲城镇、交通要道纳入直接管辖之下，或迫使它们依附自己。像锡斯坦（Sistan）、梅尔夫、巴尔克（Balkh）这样的重要城市，从公元220年起便卷入一系列争战；贵霜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附庸，由萨珊王朝的官员管理，官衔叫“贵霜沙”，即贵霜统治者。纳克歇·鲁斯塔姆的一座胜利碑上的铭文记载了这一成就，表明沙卜尔的领土已进入深入中亚东部，远至白沙瓦（Peshawar）并“直抵喀什和塔什干（Tashkent）的边界”。

萨珊王朝当政之时，琐罗亚斯德教徒们牢牢占据着权力中心，不顾其他少数宗教派别的利益，尽可能地将行政控制权集中在自己手中。现在这种形势将延伸至波斯帝国新征服的领域。教主科德（Kirdīr）在公元3世纪撰写的碑文中表彰了琐罗亚斯德教的扩张成就。该教及其教主远近闻名，颇受崇拜，“圣火和祭司团”在过去属于罗马人的土地上繁荣发展。传播宗教——如同碑文中所描绘的——需要许多艰苦的努力，但科德谦虚地说：“我为神和国王经历了痛苦和磨难，这也是为了我灵魂的慰藉。”

琐罗亚斯德教的发展打压了其他地方教派和对立教派，后两者均被作为邪恶的化身：犹太教、佛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均遭到迫害，庙宇受到洗劫，“神像被毁，圣殿被拆，然后改建成琐罗亚斯德的神庙”。波斯帝国的扩张是伴随着一个强大的价值和信仰体系进行的，并以此作为政治成功和军事胜利的重要依托。那些提出不同看法或不同价值观的人都遭到追查，许多人被杀——如摩尼（Mani），公元3世纪神奇的先知，他的观念融合了东西方的各种思想，但却被认为具有颠覆性、麻醉性和危险性。

除了这些单独列出的遭到迫害的人之外，科德还特别提到nasraye和kristyone，即拿撒勒人（Nazarene）和基督信徒（Christian）。尽管学者们曾激烈争论这两个词究竟指哪两组人群，但目前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是，前者指萨珊帝国本土的基督徒，后者指在沙卜尔一世征服罗马行省叙利亚后，向东部大批放逐的那群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之所以能够深深印刻在3世纪波斯人的记忆当中，原因之一便是人们希望借助该教来对抗基督教的冲击。正如佛教在东方的传播一样，基督教也沿着商道以惊人的速度扩散。商人以及来自叙利亚的流放犯人将基督教义和思想带到了波斯，这引起了琐罗亚斯德教的敌视，并激化了它的宗教极端主义。

基督教一直和地中海及西欧有着密切的联系。部分原因是由于教派中心——天主教、圣公会和东正教的高级人物——都位于欧洲的罗马、坎特伯雷和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然而在早期，基督教的方方面面都是亚洲属性的：首先是它的地理位置，其中心是耶路撒冷，与耶稣出生、生活和受难相关的其他地点也都在亚洲；它使用的语言是阿拉美语（Aramaic）——近东闪米特语族的一种亚洲语言；它的神学和精神背景源于被埃及和巴比伦统治时期诞生在以色列的犹太教；它的故事则发生于欧洲人所不熟悉的沙漠、洪水、干旱和饥荒。

基督教在地中海地区的传播早已有史料记载，但传播的早期进程更加精彩，在东方的传播比在地中海盆地更为动人。最初，随着基督教飞速发展，罗马政权对其早期信徒的狂热表现得茫然失措。如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曾在公元2世纪给皇帝图拉真写信，请示应该怎样对待那些从小亚细亚带来的基督徒。他写道：“我从未接触过基督教，所以不知道什么才是恰当的惩罚办法，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他们的宗教仪式。”他惩罚了一些人，“因为我相信无论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他们顽固而倔强的态度都该受到惩罚。”皇帝的建议是容忍，他回信道，不用去琢磨基督教是什么，等有人告发他们了再具体处理，“因为我们不可能拿出一整套规矩去应对所有的意外情况”；但是，不要单凭流言和匿名指控就采取行动，否则的话，他严正地写道，将“有悖于我们的时代精神”。

然而没过多久，罗马的态度就开始变得强硬，这说明基督教已深度渗透到罗马的社会当中。帝国军方开始盘查这种新宗教，全面审核有关罪、性、生、死的颠覆性观念，认为它对传统价值观构成了威胁。从公元2世纪起，帝国发起过多轮对基督徒的残酷迫害和屠杀，并作为公众娱乐活动向罗马公民开放，高达数千人遇难。大量文献记录了这些因信仰而丧失性命的勇士。早期的基督教面对极大偏见，他们必须想方设法博取人们的同情。比如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他的一段文字曾被一位知名学者誉为堪比莎士比亚戏剧人物夏洛克[11]的辩词：我们基督徒“生活在你们身边，分享着你们的食物，和你们穿同样的衣服、有同样的习俗，和你拥有同样的生活必需品”，我们不参加罗马的宗教仪式，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是非正常人类，“难道我们长着不同的牙齿，或是有**欲望的器官吗”？

基督教最初是通过自巴比伦流放后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人东传的。与日后西方绝大多数的教徒不同，他们并不是通过希腊译文来了解耶稣的生死故事，而是通过阿拉美语——耶稣自己的语言，圣经的语言。正如日后在地中海地区一样，商客们的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基督教义在东方的传播，包括造就了像埃德萨（Edessa，今天土耳其西南部城市的乌尔法）这样坐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上的著名宗教圣地。

基督教的传播十分迅速，不久便抵达了高加索山脉——从格鲁吉亚的殡葬仪式和墓碑碑文可以推断，当时那里有大批的犹太人转信基督教。不久，基督教社群就开始遍布于波斯湾各地。巴林（Bahrain）附近的60座墓穴充分证明了3世纪初基督教的传播范围之广。据当时的一份名为《各国法律之书》的文献记载，基督教的踪迹遍布整个波斯，并远至贵霜统治的地区——也就是说，已到达今日的阿富汗。

沙卜尔一世王朝从波斯放逐的大批基督徒促进了基督教的扩散和传播。遭流放的人当中包括很多高层人物，比如德米特里厄斯（Demetrius）——古叙利亚首都安条克（Antioch）的主教。他被转送到今伊朗西南部的贝特拉帕（Beth Lapat，即今伊朗西南部的贡德沙普尔Gundes··āpūr），他和他的基督徒追随者又在那里建立了自己新的主教辖区。波斯一些上层人物也信奉了基督教，比如一个叫作坎迪达（Candida）的罗马人：据一份提醒基督徒警惕残暴的波斯国王及其周边小人的文件记载，坎迪达本是宫中的宠妾，因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而殉道。

一些鼓舞人心的故事被编成文学作品用来宣传，以此建立基督教信仰的优势，压倒一些地方固有的本土风俗。现存的资料有限，但依然可以一睹当时激烈的宗教宣传战。一位学者写道，与其他波斯居民不同，亚洲的“耶稣门徒从来不做异教徒们那些受人谴责的恶习”。另一位学者认为这一点应当受到称赞，这是基督徒改善波斯和东方其他地区生活风气的一种表现：“那些已成为上帝门徒的波斯人不会再和自己的母亲结婚”，那些草原上的人也不会再“给人吃生肉，因为基督箴言已经降临到他们中间”，这些进步都应该受到赞扬。

公元3世纪中叶，基督教在波斯的渗透已日益显著，迫使琐罗亚斯德教派不得不采取像罗马帝国一样的暴力手段予以回应。不过从科德的碑文来看，波斯的强硬态度不仅仅是针对基督教，而是其他所有宗教。一边推崇琐罗亚斯德教，一边排挤其他宗教，这成为波斯复兴时期的一大特点。由于被认为与波斯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并为萨珊帝国提供了精神支柱，琐罗亚斯德教正越发以国教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帝国的行动也带来了连锁效应，凭借在资源竞争和军事冲突中的胜利，波斯推动了自身复杂宗教体系的发展，同时又将宗教看作是帝国取得最终胜利、削弱邻国敌对势力的力量源泉。对于波斯来说，这意味着它对自身宗教的信心越来越坚定，宗教的作用正如那些碑文所记载的那样，已经深入帝国的政治领域。

然而波斯人很快便尝到了恶果，特别是当他们将上述宗教意识形态输出到边界地区或新近征服的领土时。建造科德所引以为傲的琐罗亚斯德教神庙不仅会得罪当地人，而且也被看作是在用暴力推行教义和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已成为波斯帝国的象征，人们很快就会把这种宗教当成一种侵略占领的工具，而并非一套精神解脱的哲学。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人开始对基督教进行认真研究，并将它作为对波斯暴行的一种反抗。

高加索统治者开始接受基督教的时间和具体过程都尚不清楚。公元4世纪初，亚美尼亚国王梯里达特三世（Tiridates III）皈依了基督教，这段历史在后人的记载中能找到，但记录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讲述一个动听的故事，文中还充满了自己对基督教的偏好。根据传统说法，梯里达特先是变成了一头猪，**地游**在田野里，后因得到圣人格里高里（St Gregory，他曾因拒绝崇拜亚美尼亚女神而被扔进一个蛇坑）的治疗才皈依了基督教。格里高里去掉了梯里达特的猪鼻、长牙和皮毛，并为这君王在幼发拉底河施行了洗礼。

梯里达特并非当时皈依基督教的唯一重要政治人物。在4世纪初期的君士坦丁，罗马帝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同样皈依了基督教。神圣的时刻出现在公元312年意大利中部的米尔维安桥（Milvian Bridge）战役中，决战双方是君士坦丁和他的皇位竞争者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据说开战前不久，君士坦丁曾仰望天空，看到“十字形状的光”出现在太阳之上，还显有“尊此象，汝必胜”的希腊文字。那天晚上，他梦见基督告诉他说，这十字之光将助他打败所有敌人，他一下全明白了。不管怎么说，这就是人们对于当时情景的描述。

君士坦丁大帝开始以无限的热情大力推行基督教，并不惜以牺牲其他所有宗教为代价。如同一位当时人所描述的，君士坦丁堡新城没有“被祭坛、希腊庙宇或异教徒的殉道所污染”，而是遍布“辉煌的祷告堂，上帝将在此保佑帝王的英勇奋战”。另一位作者说，一些著名的教派中心都被皇帝下令关闭，神谕、占卜、罗马神学都被禁止；原先官方活动前举行的日常祭祀仪式也被取消，异教的塑像被推倒，并被列为非法。这些作者的故事都毫不含糊，坚定地表明君士坦丁是新宗教一往无前的推动者。

事实上，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真正原因远非那些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所描述的那样简单，而且比他死后不久人们所说的情况也要复杂得多。首先，在军队中已经存在大量基督徒的情况下接受基督教，是一项精明的政治考量；其次，遍布帝国的纪念碑、碑刻和钱币上的文字都将君士坦丁描述为“无敌太阳”（Sol Invictus）教派的坚定支持者，这说明他那对基督教顿悟般的皈依或许远不如人们所称颂的那样虔诚。另外，尽管有人会反对这一说法，但我认为皇帝并非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信仰，因为作为帝国的核心，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地区在皇帝皈依并热情支持新宗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在坚持奉行其传统的信仰。

无论怎样，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接受显然给罗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大约十年前的戴克里先时期，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迫害曾达到顶峰，如今却宣告终止。观看角斗士决斗一直是罗马公民的主要娱乐项目，但也因基督教厌恶其有损生命的圣洁而遭到废止。“血腥场景令人不快，”325年通过的一项法令这样写道，“因此我们全面禁止角斗士的存在。”那些原来因犯罪或因拒绝放弃信仰而被送到角斗场接受惩罚的人，如今都被送到“矿山服役，接受犯罪惩处但不必流血送命”。

整个帝国为基督教投入了巨额的资金，而耶路撒冷是唯一一个被指定建造大型建筑的地方，于是这里便成了大量捐助资金的聚集地。如果说罗马城和君士坦丁堡是帝国的行政中心，那么耶路撒冷就是帝国的精神心脏。城中的许多地段都被夷平，从“异教”神殿废墟下挖出的泥土因为已经“受到恶性崇拜的熏染”而被扔得尽可能的远。人们在挖掘工作中发现了一处又一处的圣地，包括耶稣休息过的洞穴——经过一番整修之后，教徒们感到由衷的欣喜：“如同我们的救世主从此再生。”

君士坦丁亲自负责这些建筑工程，告诉人们圣墓教堂应该用哪些材料来建造。皇帝授权指定的官员选择墙面的布料和装饰品，但在大理石纹路和圆柱的选择问题上必须有他本人参与。“我想知道你们的想法，”他写信给耶路撒冷主教马卡里乌斯（Macarius）说，“天顶是否应该铺成或装饰成别的样式？如果是面板式的，也许能用金子装饰。”所有诸如此类的细节都需要他亲自批准。

君士坦丁的皈依翻开了罗马帝国的历史新篇章。尽管基督教尚未成为国教，但随着限制的日渐宽松和惩罚的逐步取消，新宗教开始蒸蒸日上。这对西方教徒和教会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但却造成了东方基督教的灾难。尽管发行带有其他宗教神像的钱币以及在新城市竖立以自己形象为模板的太阳神雕像等行为，使他最初的皈依多少显得有些老奸巨猾，但没过多久他就对自己的信仰变得狂热起来。他把自己描述成基督徒的保护者，无论他们所处何地，即便是在罗马帝国之外。

在公元4世纪30年代，谣传说君士坦丁正准备攻打波斯，借口则是支援波斯国王一位失意的兄弟，他曾向罗马帝国寻求政治避难。在收到君士坦丁信件的时候，波斯帝国的神经一定在激烈震颤。君士坦丁说，很高兴得知“波斯最主要的行省中遍布着可以由我代表他们说话的臣民，我指的是那些基督徒”。他还专门对波斯国王沙卜尔二世说：“我推荐这些基督徒给您，来当你的保护神……请用您的仁慈、好意和礼节善待他们。在这种信仰的保佑下，贵我两国都将获益无穷。”这可能是比较温和的建议，但听上去仍然充满威胁。此前不久，罗马人已将东部边界推进到了波斯境内，并且马上就要着手修筑防御工事和道路，以确保既占的领土。

然而，当另外一个占据着贸易和战略要地的高加索地区王国——格鲁吉亚王国的国王通过顿悟（传奇性略逊于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他的期盼却变成了恐惧。趁君士坦丁不在多瑙河边疆，沙卜尔二世对高加索地区发动了偷袭，废黜了这位当地的统治者并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君士坦丁大帝立即采取强硬对策：他组织起一支大军，令主教们陪同征战，并仿制出一个可以运放约柜的移动壁龛，然后宣称要惩罚波斯并用约旦河的河水进行洗礼。

君士坦丁大帝的野心无限，他事先铸造了钱币，并给他的表侄子封了一个新的皇家头衔：波斯国王。激动人心的消息在东方基督徒中迅速传播，如摩苏尔（Mosul）修道院院主亚弗拉哈特（Aphrahat）在他的信中所说：“善意已降临到上帝子民的头上。”这正是他所期待的时刻：在尘世建立一个永久的基督之国。他还说：“要相信，野兽注定会灭亡。”

面对强敌，紧张备战中的波斯人撞上了大运：远征尚未开始，君士坦丁大帝患病身亡。沙卜尔二世开始对波斯当地的基督徒施压，以此作为对君士坦丁侵略行为的报复。在琐罗亚斯德政权的怂恿下，波斯国王“渴得想喝基督圣人之血”。数十个人成为了殉道者：5世纪初埃德萨的一份手稿称，当时遭到处罚的人至少包括16名主教、50名教士。此时的基督徒被视作潜入波斯的奸细，以便配合罗马军队征服波斯。领头的主教被指控唆使波斯国王的“追随者们反抗自己的国王，并成为异教皇帝的奴才”。

这一流血事件可以说是罗马热情接受基督教的直接结果。波斯国王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完全是因为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推崇。皇帝的话也许让亚弗拉哈特这样的人深感振奋，但同时也激怒了波斯的统治阶层。在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之前，罗马的身份一清二楚；而如今的皇帝——以及他的继承者们——却都不得不考虑如何既保护罗马及其公民，又要保护所有的基督徒。这真是一个骑虎难下的局面，至少在国内，舆论都将向着那些主教和教徒；而对于那些生活在帝国之外的教徒来说，等待他们的恐怕只能是灾难——如同沙卜尔统治下的受害者所经历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君士坦丁作为罗马皇帝荣耀无限，他奠定了欧洲基督教的基础，但却从未有人注意到接纳一个新宗教必须付出的代价：它严重影响了基督教在东方的生存前景。现在的问题是，已经扎根于亚洲的基督教能否在注定要面临的挑战中幸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