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义熙十四年(418)的一个清晨,柴桑乡间的一位老农叩响了陶渊明家的柴门。他带酒来与陶渊明同饮,陶渊明欣然接受。透过从房顶和四壁漏处照进来的晨曦,老农看到陶渊明家徒四壁,无以为继,就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矮房破屋、衣衫褴褛,这样的生活不适合你陶渊明。世间之人都浑浑噩噩,你为什么不和他们同流合污呢?陶渊明回答道:“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他谢绝了老农的劝告。
几年后,即宋文帝元嘉元年(424),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陶渊明的草舍探访。此时的陶渊明又病又饿,已经卧床不起多日了。檀道济见状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现在是太平盛世,你为什么不出来做官?何必自我折磨呢?陶渊明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表明自己的志向不在当官上。檀道济无奈,送给陶渊明许多粮食和肉,结果被陶渊明“挥而去之”。
在东晋南朝,陶渊明是个孤独寂寞的隐者,不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树立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虽然是儒家思想,但掌权者真正奉行的始终是法家思想,尤其是在九州动乱、朝廷衰微的背景下,各派人物将现实主义政治发扬光大,法家思想更是大行其道。比如司马睿送给太子司马绍的图书礼物,不是《诗经》《论语》或者《尚书》,而是《韩非子》。
政治斗争异常残酷。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反叛,玄学盛行,社会上以清谈为乐。玄学为许多人提供了躲避残酷现实、保持独立人格的可能。而陶渊明抛弃了这一切,不信奉任何思想学派,只奉行简单、平淡、真实的隐居生活。他沉默少言,想说话就说,不想说话就不说;喜欢喝酒,就尽情喝酒;喜欢读书和写作,却不以精通某家学问或者追求什么为目的。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写道:“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晋书》在陶潜传记开篇不久就引用了这篇文章,认为这是陶渊明的自传。如果说陶渊明的人生有什么目的的话,那就是坚守率真、独立的人性。所以他不为务实的东晋政治所吸纳,也不为当时宗法家或宗玄学的士人所理解。
率真、独立的人性在复杂的现实中难以保持,所以陶渊明在后半生远离尘嚣,躬耕自资。他写了一篇《桃花源记》,来描绘他理想中那平淡、简单的生活图景: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
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从此,桃花源,一个若有若无的仙境,成了中国文人心目中理想世界的代名词。千百年来,一代代后来者,或苦苦追寻或刻意营造想象中的“世外桃源”,更有一代代崇拜者,力图证明桃花源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陶渊明的虚构。
二
陶渊明(刘宋建立后改名陶潜),字元亮,是东晋名臣陶侃的曾孙。在他出生时,陶家已经败落。陶渊明九岁丧父,与母亲、妹妹三人寄宿在外祖父孟嘉家里,艰难度日。
孟嘉是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陶渊明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外祖父不求虚名的率真个性,也继承了外祖父酗酒的嗜好。孟家藏书很多,给陶渊明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历史上没有记载陶渊明的老师是谁,他很可能是自学成才。这就使得陶渊明的人格无拘无束地蔓延生长,开出了求真淡定的花朵。
在其他人热衷“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士人从小钻营进取的两晋时代,陶渊明自由选择学习了儒家的六经,遍览了文、史、哲以及神话等闲书与异书。结果,两种思想在陶渊明身上扎下了根。一是多数学问都倡导的入世思想,陶渊明也有兼济天下、抚慰苍生的志向抱负,渴望施展才华做出一番功业来;二是清正独立的人格根深蒂固,陶渊明正邪分明,去伪存真,不阿谀、不谄媚、不说假话、不干坏事。他要按照“正确的思路”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来。
这样,陶渊明就遇到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独立、正直又有抱负的读书人都会遭遇的难题。现实不会让你顺利地施展才华实现抱负,而是给你设置种种障碍。读书人要想成事,必须妥协让步,要么委曲求全曲线践志,要么丧失独立性在现实中随波逐流,总之,不会让你既保持清正独立的人格又实现理想抱负。如果你不愿意妥协,则轻者在现实中被摔打得头破血流,重者被扫地出门无处容身。
陶渊明就属于不愿意向现实妥协的那类人。
太元十八年(393),陶渊明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当时他已经二十九岁了。东晋门阀制度森严,世族能够二十为官,寒门却只能三十试吏。曾祖父的成功并没有让陶渊明摆脱寒门的身份,他入仕即遭人轻视。同时陶渊明对官场冗繁无聊的生活也很不适应,对官吏脱离百姓民生的工作不以为然,很快就辞职回乡了。之后江州又召他出任主簿,他也辞谢了。
隆安四年(400),陶渊明觉得荆州刺史桓玄有所作为,跟随他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主动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不想桓玄的“有所作为”是篡夺东晋的天下,陶渊明不愿意同流合污做乱臣贼子,便在第二年借母亲去世之机,挂冠而去。
元兴元年(402),桓玄叛乱,攻入建康,第二年篡位称帝。陶渊明对桓玄称帝深恨在心,思考如何报国,得知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人起兵讨桓,便马上离家,一路乔装,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报告给刘裕。陶渊明对此举很是得意,认为做了一件对国家百姓有利的事情。他看到刘裕主政后革新政治,作风不俗,便留在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刘裕以身作则整顿朝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陶渊明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事业的归宿,和刘裕走得很近。然而很快,陶渊明便失望地发现刘裕的这些作为其实是在为篡位称帝做准备,于是在义熙元年(405)去职。
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陶渊明出任彭泽(今江西湖口)县令。此前的陶渊明断断续续出任了多个低级官职,都干不长,没有积蓄又酗酒,家庭生活开始出现困难。东晋的官吏有“职份田”,到任耕种,卸任归还。陶渊明到任后想在职份田上全种上酿酒用的秫谷,说:“让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不同意,要种上可以吃饭换钱的粳米。夫妻争吵的结果是一顷五十亩田种秫谷,五十亩种粳米。随着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陶渊明酗酒也越来越厉害。
不过没有等到种下去的秫谷成熟,陶渊明又挂冠而去。原来追求简单真实的陶渊明上任后,有事办事,没事休息,从不和上级、同僚“联络感情”。一日,浔阳郡遣督邮来到县里,属吏告诉陶渊明应该束带正装去见。陶渊明叹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于是授印去职。陶渊明在彭泽任县令仅八十一天,却为他赢得了“陶彭泽”的雅号。
卸任后,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结束,此后再未出仕。在这十三年中,陶渊明一心报国利民,辗转为官又失望而辗转辞职,最后绝望地发现残酷的现实并没有给他那清正独立的人格留下空间。他只能选择隐居。陶渊明写道:“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405年,陶渊明挂冠而去的这一天,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个县令,却多了一位开创文派、刷新思想的大师。
三
陶渊明辞官回到乡里,过起“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生活。夫人翟氏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计。
陶渊明很享受纯朴、简单的乡村生活,乡间没有复杂的权力纠纷,乡民也不会尔虞我诈、党同伐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些平凡的乡间景象,在陶渊明笔下格外亲切温暖。陶渊明一家成了普通百姓,生活压力自然比做官的时候要重许多。四十多岁的陶渊明拿起锄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他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劳动,希望能有好的收成,真正体会到了普通百姓的辛苦。
他和一起劳动的乡亲们“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日常琐事和收成好坏成了大家的共同话题。东晋对百姓的剥削是很重的,尤其是大量户口荫庇在世族豪门名下,像陶渊明这样的自耕农承担了越来越重的税赋。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富裕人家的田地跨州连郡,穷人家无立锥之地;富裕人家山珍海味,穷人家连米饭、稀粥都不能保证,菜肴只是粗盐腌菜而已。
归隐之初,陶渊明的生活尚可,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他喜爱**,宅边院前遍植**;继续嗜酒,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饮必醉。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自便。”在最初的几年里,陶渊明劳作虽然辛苦,但还能自由地爬山、写诗、喝酒,并洒脱地处理来自官场的打扰。
江州刺史王弘崇拜陶渊明,主动上门拜访,陶渊明称病不见。王弘派人侦察,得知陶渊明将游览庐山,就叫陶渊明的故人庞通之等人赍酒在半道上拦住他。陶渊明遇到了酒,欣然引酌野亭,忘记了登山。王弘适时出来相见,欢宴了一整天。陶渊明没有鞋,王弘马上让左右给他编一双鞋。左右要量陶渊明的脚,他就坐在那里伸出脚来让别人量。王弘邀请陶渊明去江州,问他怎么去。陶渊明说:“我素有脚疾,以前是坐蓝舆的,现在也能走回去。”王弘就让一个门生和两个儿子把陶渊明抬到江州。面对王弘这样的权贵,陶渊明谈笑自若,丝毫没有羡慕、趋附权贵的意思,得到了时人的赞扬。
陶渊明的《饮酒》诗可以对他归隐的早期生活做一个总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义熙四年(408)夏天,陶渊明那闪耀着夺目文化光辉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焚毁一空。陶家不得不迁至其他村子重新安家,此后家境每况愈下。为了养家糊口,陶渊明的劳动强度骤然加大,可即便他终年辛劳,还是生活窘迫。如逢收成好,陶家尚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一旦遇上灾年则陷入“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的困境。最后,陶渊明可能是把宅地给卖了,全家寄居在船上。现实是如此残酷,世外桃源般的归隐生活即便能够存在一时,也不能存在一世。
到了晚年,陶渊明的生活难以为继了。据说他的儿子都是痴呆,一家人的生活始终依靠年迈的陶渊明。晚年陶渊明的生活来源主要靠乞讨和借贷。有的朋友会主动周济他,有的就需要陶渊明亲自上门乞借了。政治的打击也接踵而来,420年,刘裕篡夺了东晋的天下,建立了刘宋王朝。那个陶渊明曾经寄托忠诚和梦想,希望在其中有所作为的王朝不复存在了。永初三年(422),年近花甲的陶渊明在生活上已近绝境,他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写道:“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他长期饿着肚子,求一把菽麦都不可得。
令人吃惊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候,陶渊明依然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朝廷的征召,拒绝再次踏入官场,哪怕是领取一份清闲的俸禄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他对困窘的生活际遇淡然置之,仍然坚持写诗,继续歌唱自然,品味田园,钟情理想中的桃花源。老朋友颜延之在刘宋景平元年(423)出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找他喝酒。临别,颜延之留下两万钱接济老友生活,陶渊明全部送到酒家换取久违的美酒。越是贫病交加,现实打击越重,陶渊明就越离不开酒精。
元嘉四年(427),陶渊明的身体不行了。九月中旬,陶渊明在清醒时给自己写了《挽歌》组诗。在第二首诗中,他自嘲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设想了死后“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的情景。在第三首诗中,陶渊明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平淡地迎接死亡的到来。冬天,陶渊明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陶渊明及其作品在南北朝不为人重视,却在几百年后获得了空前的赞誉和如潮的掌声。
南朝梁代刘勰的文论《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只字未提,南朝梁代钟嵘《诗品》也只是将陶诗列为中品。唐宋之后,读书人才开始发现几百年前的陶渊明是那么有代表性,那么前瞻地预示了文人的困境。他用生命营造出来的“桃花源”意境是那么美,能给人暂时的逃避和休憩,能给人无限美好的想象。于是,不管是入仕还是没有入仕,不管是得意还是失意,士人们纷纷附庸陶渊明,解读他的田园诗。因为没有文人能够跨越现实和理想的巨大鸿沟,没有文人能从中找到两全其美之道,陶渊明的探索已然是最佳选择了,所以陶渊明始终拥有稳固的拥护者。
诗仙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和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遥相呼应。当年李白意气风发出川来,满心扬名天下,结果接连受到打击,不得不醉情山水、诗文和美酒,最终在古江州附近赴水捞月而去;王维二十岁高中状元,名扬四海,本想成就伟业,结果在中下级官僚序列中徘徊,最后归隐终南山,“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词人辛弃疾壮怀激烈,少年戎马南北,中年久离前线,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终将陶渊明引为知己,在《念奴娇》中盛赞“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陶渊明成了众多文人的典范,成了中国历史的特殊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