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方和四川陷入混乱的同时,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某些人也在蠢蠢欲动,图谋独立。与北方因为皇室内讧和少数民族入侵造成的分裂不同,南方的分裂倾向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南方第一次滑向分裂边缘是在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即北方八王之乱**之时。为了镇压四川李氏兄弟领导的流民起义,荆州(今湖北湖南大部)官府强征青壮年入伍去四川作战。百姓们都不愿意去,官府却只知道一味催逼。义阳(今河南新野)人张昌趁机纠合那些不愿远戍的百姓,再笼络南下荆州要饭的北方流民,揭竿而起。张昌顺利地打败荆州官兵,占领了江夏郡,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
有记载说张昌是“义阳蛮”,认为他是少数民族。张昌的军队装束很奇怪,将士们都头戴红帽,拿马尾当胡子挂在脸上,很有少数民族特色。但张昌即便真的是少数民族,也是汉化很深的少数民族后裔。他的祖父在州县为吏,张昌本人的行为方式也完全是汉族式的。他改名李辰,鼓吹“会有圣人出来为民之主”,然后找到做过县吏的丘沈,让他改名为刘尼,诈称汉室后裔,立为皇帝。张昌自己做相国,正式开朝建国了!
趁南方空虚,张昌政权四方攻略,扩大地盘。他亲自北上,进攻襄樊和宛城,杀死司马懿的孙子新野王司马歆;部将陈贞向南下攻陷武陵、零陵、长沙、武昌(今湖北鄂州)、豫章(今江西南昌)等地;另一个部将石冰东进,在长江下游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至此,张昌政权占据了荆、江、徐、扬、豫五州的许多州县,俨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割据政权。
南方糜烂,眼看将不为朝廷所有,西晋王朝紧急任命年长而干练的大臣刘弘为荆州刺史,全权负责镇压张昌。
刘弘主要干了两件事:第一是与民为善,消除百姓对朝廷的不满情绪;第二是破格提拔了庐江浔阳(今湖北黄梅西南)人陶侃,这件事深刻影响了东晋早期的历史。
陶侃,出身寒门,少年丧父,家境至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非常坚强,对陶侃管教很严,日夜纺织甚至割发卖钱培养儿子,希望儿子能够有所作为。陶侃从小严肃勤勉,自强不息,好结交朋友。尽管能力出众、名声在外,却因为出身低贱,只能出任一些杂役闲差。他先是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过县主簿,又去洛阳四处求官,受到侮辱,后来补任荆州南部的武冈县令。此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了,他自觉命运不济,加上与太守关系紧张,便弃官回家;此后还当过郡里的小中正。
刘弘知人善任,平地一声雷,任命陶侃为南蛮长史、大都护,领兵攻打张昌。陶侃连战连胜,张昌败亡,荆州的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了。刘弘非常高兴,对陶侃说:“我从前在羊公(羊祜)手下做参军,羊公说我日后会做到他当时的官职。现在看来,你会做我的后任。”陶侃时年已经四十五岁,刚崭露头角,算是高龄了。
张昌余部石冰还在江东一带发展。西晋建立后,原先东吴的世家大族纷纷在江东占地自守,保存了强大的实力。如今他们纷纷起兵,自发与石冰作战。义兴(今江苏宜兴)周氏是江东大族中的“强宗”。周氏代表周玘(qǐ)联合另外两个大族贺循、甘卓一齐起兵,攻杀石冰委派的官吏和军队,迫使石冰向北发展,进攻淮南重镇寿春。
镇守寿春的征东将军刘准吓得不知如何是好。陶侃的同乡陈敏和陶侃一样廉洁能干,可惜出身低微,在郡吏位置上沉浮。当时,陈敏恰好在寿春运粮。他自告奋勇,组织运粮兵,再整合从刘准手里要来的部分正规军,迎战石冰。陈敏指挥得当,作战勇敢,镇压了石冰的军队,朝廷任命他做广陵相。
如果说张昌、石冰的造反还属于传统农民起义的范畴,那么,南方接下来的又一场大乱则是有着明确政治意图、影响广泛的“独立运动”。
立下大功的陈敏本身也是个野心家,能干又有地盘。永兴二年(305),东海王司马越用陈敏做右将军、前锋都督。陈敏不看好司马越,借口回江东扩充军队,于当年十二月攻占历阳(今安徽和县),公开反晋,派兄弟陈恢与钱端南取江州(今江西、福建、鄂南),兄弟陈斌东取长江下游各郡。西晋官吏望风而逃。
陈敏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割据江南,恢复东吴时期南北对峙的局面。东吴的建立者孙坚父子就是趁北方大乱,夺取江东各郡为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陈敏对南方各地以“恢复故国”相号召,网罗江东的豪杰、名士,并予以礼待。西晋统一后对南方的歧视导致南方各个阶层,尤其是在新王朝仕途不顺的士人阶层,普遍对东吴政权有所留恋,倾向趁北方大乱重新独立。
大族甘卓主动向陈敏示好,把女儿嫁给了他的儿子;顾荣和陆机、陆云兄弟并称“江南三俊”,在洛阳很不顺利,如今欣然接受了陈敏政权右将军的任命;贺循、周玘两人虽然装病观望,没有加入反叛队伍,但也没有起兵镇压,默认了陈敏对江南各地的占领。江东既定,陈敏自封为都督江东诸军事、大司马、楚公,建立了“楚”政权,加九锡,为称帝做准备。
陈敏安抚了江东地区,只是恢复了东吴一半的领土,上游的荆州还在刘弘的控制下。陈敏既以复国相号召又要保障江东安全,计划集中精锐攻取荆州后再登基称帝。陈敏西进的第一关就是江夏郡,而江夏太守恰好是陶侃。考虑到陶侃和陈敏是庐江老乡,荆州许多人担心陶侃不可靠。荆州刺史刘弘用人不疑,坚决不调离陶侃。陶侃自己也很担心,又不愿意放弃与陈敏鏖战再立新功的机会,就把一子一侄送到刘弘处作人质。刘弘不接受,说:“匹夫之交,尚不负心,况大丈夫乎!”陶侃大受感动。
江夏一战,陶侃胜,陈敏败。楚政权的攻势被遏止了。
陈敏的失败并不致命,主力尚存。但失败引起的人心浮动却给他的政权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之前,江东官民支持陈敏立国,心里多少缺乏底气。陈敏凯歌高奏,会提高大家的信心,而江夏的失败一下子又让大家信心全无。楚政权内部离心倾向又增强了。
永嘉元年(307)二月,原本观望的大族周玘策动陈敏的部将钱广在建邺举兵造反,并诈称陈敏已经被杀。陈敏发兵赶赴秦淮河,把镇压钱广的任务交给了亲家甘卓。顾荣也开始转向反对陈敏,赶来劝甘卓说:“如果陈敏能够立国江东,我们可以同他合作到底。但你看现在的局势,他有成功的希望吗?陈敏才能平常,政令反复,子弟骄纵,败局已定。我们如果再接受他的官爵,事败之日我们的头颅就会被送往洛阳,上书‘逆贼顾荣、甘卓之首’,遗臭万年,岂不可耻!”甘卓于是装病,派人接女儿回家,并毁坏秦淮河上的朱雀桥和渡船,宣布讨陈。
陈敏亲自带领一万多兵马和甘卓隔秦淮河对峙。甘卓这边的将士大喊:“我辈为了相信顾丹杨、周安丰(陈敏任顾荣做丹杨内史、周玘做安丰太守)才愿意替陈公出力。现在二公都不跟随他了,你们还跟着他做什么!”陈敏的部下面面相觑,犹豫不前。顾荣走到阵前,拿着白羽扇向对岸挥动。将士们一看果然是顾荣,才相信陈敏已经失去了世家大族的支持,纷纷溃散了。由此可见,江南世家大族们有多么大的号召力。陈敏见大势已去,单骑逃走,在长江边被杀。陈敏的兄弟和部将也纷纷被地方人士所杀。江东各地很快“反正”,重新“效忠”西晋朝廷。
陈敏死去刚刚半年,琅琊王司马睿来到了建邺。
二
司马睿也是抱着在江南建国的目而来,但是他的起点实在不高。单单从地盘上来说,司马睿占据的仅是扬州一隅。当时长江中下游从上到下依次为荆州、江州、扬州,大致对应现在的两湖、皖赣和江浙。荆州、江州都听命于洛阳朝廷,已有都督或刺史。没有广袤的土地,没有稳固的上游,司马睿想在扬州下游立国是非常困难的。
江州刺史华轶是东海王司马越的党羽,差不多和司马睿同时来到南方。他在江州恩威并施,与江州豪杰士人交好,收揽南方逃亡来的官民,史载“得江表之欢心”,丝毫不比司马睿逊色。华轶借口“洛京尚存”,不听从司马睿的指挥,不过华轶本来就是朝廷命官,和司马睿没有上下级关系。所以尽管同属一个派系,司马睿却和华轶势同水火。永嘉五年(311),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西征,统甘卓、周访等人逆江而上,企图武力吞并华轶的势力。
江夏之战后,荆州刺史刘弘病故,陶侃也因为母亲病故辞官服丧去了。一晃几年过去,陶侃丧期满后,投奔了东海王司马越。司马越任命陶侃督护江州诸军事,华轶也需要借重陶侃的声望和能力,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防备下游。担任江州刺史参军的是陶侃的侄子陶臻。华轶与司马睿矛盾公开后,陶臻认为司马睿会战胜华轶,装病辞官,劝说陶侃:“华轶有忧天下之志,可惜才不足,且与琅琊王不平,恐怕在劫难逃。”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气愤地将陶臻抓起来送给华轶。陶臻中途偷偷跑到建邺投奔了司马睿。
为了争取陶侃,司马睿任命陶侃为奋威将军,给予“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的待遇。当时朝廷政令不通,藩镇长官各行其是,人事变动向朝廷上表,不管朝廷有没有收到或者同意不同意,都算是既成事实了。陶侃权衡再三,倒向了司马睿阵营,结果导致华轶在王敦等人的进攻面前,兵败身亡。事后陶侃升为龙骧将军,实授武昌太守。
司马睿争夺江州的同时,西边的荆、湘两州(拆分荆州南部为湘州)陷入了杜弢(tāo)之乱。这是继张昌之乱、陈敏之乱后的第三次南方大乱,再次几乎分裂了南方。
四川大乱后,大批巴蜀居民东迁避难,有好几万人进入荆湘二州。流民常和本地人发生摩擦,又受官府歧视,就推四川人李骧(与成汉政权李雄的叔父同名同姓)为首起义。当时的荆州刺史王澄,是王衍、王戎、王敦等人的族兄弟,是个能说会道却不知军务的公子哥儿。流民起义最初规模很小,遭到各地方官府的镇压,李骧不得不向王澄投降。这事本来就这么过去了,但王澄画蛇添足,假意答应流民投降,暗中乘其不备偷袭起义军,并株连百姓,屠杀了八千多名流民。流民更加怨恨,于永嘉五年(311)正月再次推举成都人杜弢为首,在湘州起义。
杜弢领导起义,完全是局势所迫。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晋朝的县令,本人是地方秀才,那时的秀才一州才能推举一人,也是个人才,因避四川战乱才迁居荆州。李骧领导第一次流民起义时,杜弢是醴(lǐ)陵县令,率军镇压起义。如今杜弢却被流民推举为起义的领导人,真是命运多变。他自称梁益二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发兵进攻长沙、零陵、桂阳、武昌等郡。王澄和杜弢作战,屡次败北,却满不在乎。后来原新野王司马歆帐下牙门将聚众起兵,自称楚公;原荆州刺史参军王冲叛变,自称荆州刺史。王澄这个荆州刺史成了空头司令,仓皇顺江东下,逃亡建邺。司马睿很客气地将他调任为军咨祭酒这样的闲职,任命河南世族周顗为新的荆州刺史。周顗到了荆州,对杜弢之乱束手无策。在江州的王敦于是派遣陶侃、周访、甘卓等进入荆州镇压杜弢。
建兴元年(313),杜弢率军进攻周顗驻地,陶侃前往救援。流民武装擅长远途奔袭和流动作战,不善于硬碰硬的阵地战。杜弢充分发挥这一特点,主动放弃周顗,想趁陶侃大军在荆州的机会奔袭陶侃的大本营武昌。陶侃听说杜弢撤围后,估计他会乘虚去袭击武昌,立即撤军,抢在杜弢前返回,给予敌人迎头痛击。杜弢的流民武装第一次遭到重创,大败逃向长沙。陶侃派参军王贡到王敦处报捷。王敦喜出望外:“若无陶侯,荆州将非国家所有!”他向司马睿推荐陶侃为荆州刺史。陶侃以卑微的出身,在极端重视家世的晋朝,用短短十年时间升任藩镇首脑,创造了一个奇迹。
陶侃有点飘飘然,而危险就在这个时候来临了。胡亢造反时,命原南蛮司马杜曾为竟陵太守。杜曾勇冠三军,身穿甲胄还能在水中游泳,见胡亢猜忌暴虐,连杀部将数人,担心大祸临头,在当年(313)暗中联合王冲杀掉胡亢,并吞了荆州方向的乱军武装。陶侃派去报捷的参军王贡返回时,路过竟陵,不知道是立功心切还是胆大妄为,以陶侃的名义联络杜曾,说服杜曾和王冲火拼,杜曾轻易杀死了王冲。陶侃得知变故,召王贡询问。王贡怕陶侃责怪,不敢去,竟然和杜曾合作偷袭陶侃。陶侃大败,连所乘的大船都被叛军钩住,侥幸跳上一只小舟才得以逃脱。陶侃因这次惨败被革职,但荆州前线实在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将领了,王敦于是让陶侃以平民身份执掌荆州刺史职权。
陶侃面对的敌人,分别是北边荆州的杜曾乱军和南边湘州的杜弢流民。陶侃先北后南,先集中军队讨伐杜弢。他和周访联合,屡次战胜杜弢,因军功很快恢复了官职。杜弢的流民武装在几年征战中,损失惨重,后续乏力,杜弢于是托旧识南平太守应詹出面斡旋,希望能投降朝廷,保全性命。杜弢本不愿造反,写的降书言辞恳切优美,司马睿同意了,派使者去受降,还任命杜弢为巴东监军。然而前线众将贪功,仍不断地向流民进攻。杜弢气愤不过,杀掉受降使者,坚持造反到底。直到建兴三年(315)八月,陶侃才击溃流民武装,平定湘州。王贡投降,杜弢逃亡,不知所终。
陶侃镇压杜弢后,乘胜北上讨伐杜曾。杜曾不敢恋战,收拢军队北上,围攻宛城。镇守宛城的是都督荆州、江北诸军事的荀崧(sōng)。荀崧无兵无粮,形势岌岌可危,想向襄城求救又找不到适当的人选。年方十三岁的女儿荀灌自告奋勇,率领几十名勇士,在夜幕掩护下缒出城墙,突围而去。她边打边走,最终摆脱追兵,到达襄城求援。同时,荀灌还以父亲的名义,向周访求援。各支援兵到达,杜曾解围而去。这便是“荀灌娘突围求救”的历史佳话。
杜曾和杜弢不同,勇而无谋,没有远略,并不难平定,只需给陶侃等人一些时间。这个时候,官军内部矛盾开始滋生,延误了整个荆州局势。陶侃之前的胜利,离不开王敦的幕后支持。随着陶侃军功鼎盛,声名鹊起,王敦左右的钱凤等人妒忌起来,开始向王敦进谗。王敦对陶侃的信任大打折扣,也产生了猜忌的心理。他召陶侃相见,要解除陶侃的职务。陶侃的部将都劝他不要去见王敦。陶侃还是坚持前往,果然被王敦扣留,后被调出任广州刺史。广州远在南粤,在西晋人眼中是极偏远之地,陶侃的这项任命等于流放。
王敦再任命堂兄弟王廙(yì)为新的荆州刺史。荆州诸将怨恨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披甲执矛竟想杀陶侃。不想,陶侃过来正色对他说:“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说完,坦然自若地去上厕所了。王敦佐吏提醒说,陶侃的亲家周访统兵在外,如果杀害陶侃恐怕再激起周访兵变。王敦这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
陶侃连夜出发,赶赴广州。在广州,陶侃平定了南粤的骚乱,做了十年的刺史。每天早晨,他都搬一百块砖到室外,晚上再搬回室内。旁人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做。陶侃说:“我方致力中原,生活太安逸恐怕以后不堪事,所以坚持锻炼。”这便是“陶侃运甓”的故事,当时陶侃已经是花甲老人。
陶侃被排挤走后,荆州将领郑攀、马隽等人为陶侃鸣不平,遭到王敦训斥,便率领军队叛变,加入杜曾乱军。而远在长安的晋愍帝任命的新荆州刺史是一个名叫第五猗的人,恰好赶到荆州赴任。杜曾、郑攀等乱军就拥戴第五猗为刺史,与司马睿势力的荆州刺史王廙作战。局势更复杂了。
建武元年(317),杜曾连战得胜,大军向江陵挺进。司马睿命周访迎战。周访是陶侃的同乡兼亲家,之前和陶侃并肩作战多年,如今领兵八千,在沌阳(今汉阳西)和杜曾乱军激战。从清晨起激战到傍晚,周访军队渐渐不支。周访挑选八百名精兵,亲自敬酒,鼓励大家死战,先静候不动,听到鼓声再行动。杜曾大军涌到周访中军阵前三十步时,周访亲自击鼓,敢死队奋勇出击,大破杜曾,扭转了战况。周访连夜乘胜追击,把杜曾大军打得溃不成军。战后,周访因功升任梁州刺史,担起了镇压杜曾的主要责任。太兴二年(319),周访最终攻杀杜曾,俘虏第五猗。
如何处理第五猗,是个难题。第五猗是晋愍帝任命的官员,在法律上是正牌刺史。周访向王敦求情,希望不要杀第五猗。王敦不听,照杀不误。因为当时司马睿已经在江南称帝,在王敦眼中,司马睿才是晋室的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