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十六载,同室操戈何匆匆(1 / 1)

贾南风死后,赵王司马伦大权在握。

司马伦有了权力不好好用,竟做起了当皇帝的美梦,要抢自己侄孙司马衷的皇位。一方面是司马伦个人政治野心膨胀,另一方面是孙秀等人在旁撺掇。反对司马伦称帝的部分大臣很好处理,司马伦等人排列出一队武士一吓唬,再把几个挑头反对的大臣拉出去砍头,基本就没有反对的声音了。司马衷就更好对付了。永宁元年(301)初,司马伦把死去多年的老父亲司马懿搬了出来,说司马懿托梦要他做皇帝,让晋惠帝司马衷禅位给他。司马衷这个皇帝本来就当得痴呆,对寻常话都没有分辨能力,更不用说司马伦的鬼话了。于是,又一场禅让上演了。司马衷成了太上皇,搬到金墉城去了。

司马伦废惠帝自立,完全是利欲熏心,上台后除了大肆封赏,没有任何方针政策。上自赵王的亲信党羽,下到王府的奴役都封官晋爵,朝廷之上顿时高官充盈。西晋的官员冠服要用貂尾装饰。因为突然封赏了大批官员,整个洛阳城储存的貂尾都不能满足新官员官服制作的需要,只好找狗尾巴来代替。成语“狗尾续貂”由此而来。服装不够倒是其次,许多新晋官员连印信都没有。因为国库储蓄根本不足以支撑司马伦的滥封,朝廷没有足够的金银给新封的人铸造印信。因此司马伦的这些党羽被讽刺为“白版之侯”。

司马伦篡夺了侄孙司马衷的皇位,在西晋政治发展过程中具有转折意义。之前的种种变乱,贾南风也好,杨骏也好,司马亮和司马玮也好,他们的争权夺利都没有逃脱宫廷政变的范畴,再怎么闹毕竟范围有限,和老百姓的生活离得很远。司马伦的篡位就不同了,它引起的天下讨伐,迅速演变成了席卷全国的战争和杀戮。二十多年后,一个庞大的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司马伦篡位后,齐王司马冏最先反对。司马冏参与了司马伦的政变,是诛杀贾南风的大功臣,事后却被司马伦排挤出洛阳,去镇守许昌。政变收益分配的严重不均,导致司马冏心里很不平衡:凭什么我出力你享受啊?而且你现在还大模大样地自己做了皇帝,更不像样了!于是,司马冏联络镇守各大城市的宗室诸王一起讨伐司马伦。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yóng)起兵响应。战争爆发了,从此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成了战场。

直到307年,晋武帝第二十五子豫章王司马炽称帝,改元永嘉,这场战争才停止。因为战争主要内容是西晋宗室诸王之间的内讧厮杀,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乂(yì)、东海王司马越等八位王爷,因此被称为“八王之乱”。

战争首先突破了洛阳一地的范围。篡位后的司马伦面对多位亲戚的围攻,调兵遣将分头迎击。前线还没有分出胜负,洛阳城中就发生了内乱。部分禁军不看好司马伦,觉得他必败无疑,为“将功赎罪”,杀死了司马伦,迎司马衷复位。司马伦同党被诛灭。

战胜后的司马冏、司马颖和司马颙三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分赃。

司马冏是首倡之人,出力最多,战后被重新当了皇帝的司马衷任命为大司马,掌握朝政。这样的安排,两位响应的藩王起初并没有意见。但是权力的腐蚀作用太大了,司马冏掌权后也开始独断专行,排斥他人。司马衷没有子嗣,存在挑选继承人的问题。成都王司马颖和长沙王司马乂都是司马衷的弟弟,都希望当“皇太弟”,等傻哥哥哪天死了来个兄终弟继。司马冏不愿意这两位已经成年又掌握兵权的王爷当皇帝,这样显然会削弱自己的权势,就操纵册立了司马衷的侄子,即年仅八岁的司马覃为皇太子。这一下,司马颖、司马乂和司马冏的关系破裂了。

新一轮的战争是太安元年(302)底,由感到分赃不均的河间王司马颙挑起的。他讨伐司马冏,得到了司马颖的响应。但胜利果实则落入了当时在洛阳城中的长沙王司马乂的手中。司马乂判断司马冏气数已尽,抢先杀了司马冏,掌握了政权。

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更不干了。明明是我们俩出了力气,怎么最后让司马乂捡了便宜!第二年,两人合兵讨伐司马乂,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数万精兵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颖调动大军二十万从西向东进攻洛阳。前线正打得热闹,洛阳城里又先失火了。当时在城里的东海王司马越和部分禁军对司马乂失去了信心,合作擒拿司马乂,将他交给张方。张方将司马乂烧死。

这一回合结束后,成都王司马颖担任了丞相,成了胜利者。但他盘踞在老窝邺城,遥执朝政,又废掉太子司马覃,自己当了皇太弟,一时政治中心由洛阳转移到了邺城。这就侵犯了在洛阳的东海王司马越和禁军将领的利益,引发不满。他们的优势是手里掌握着皇帝。于是,司马越率领禁军挟持晋惠帝司马衷北上进攻邺城,讨伐司马颖。不幸的是,司马越在**阴(今河南汤阴)一战中被司马颖杀得大败。不仅皇帝司马衷成了司马颖手中的俘虏,司马越本人也差点当了俘虏,仓皇逃往封国东海(今山东郯城地区)。

司马颖先放下喘息未定的司马越不管,派军占领了洛阳。正当他取得胜利之时,后院起火了。并州刺史司马腾是司马越的弟弟,他和幽州刺史王浚联兵,从北往南攻破了邺城。司马颖只好退据洛阳。可怜的洛阳城经过反复这么多轮的政变和杀戮,每经历一次就血流成河,已经变成断壁残垣的空城了。司马颖在洛**本没吃的,将士们只能把人肉和马肉掺在一起充饥。没办法,司马颖只好挟持晋惠帝,放弃洛阳奔赴长安。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两派力量就在关中合并一处了。

永兴二年(305),司马越卷土重来,从山东起兵进攻关中,击败司马颙。第二年,司马越迎晋惠帝回到洛阳,并杀死司马颖、司马颙等人,独揽大权。宗室诸王大规模的内讧自此才基本平定下来。司马越笑到了最后。

历史上宗室诸王争权夺利的事件屡见不鲜,但像西晋的各位王爷这样大动干戈,天天动刀动枪,杀得生灵涂炭、天昏地暗的,则仅此一例。

这是西晋王朝制度的积弊。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司马炎认为曹魏灭亡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广树藩王,危急时刻没有人捍卫皇室。于是大封宗室,并且给予这些宗室军政实权。数以十计的司马家族子弟被封为王爷。受封的诸王并没有去藩镇,而是留在京师兼任各种实职。西晋的公卿大臣中有许多是宗室王公。有些藩王还掌握着相当的兵权,包括指挥中央禁军——禁军在政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曹魏猜忌宗室诸王不同,西晋王朝听任各位王爷参与政务,相互交接联络,很少加以限制。最终,诸王的存在反而威胁到了西晋皇权。

制度问题放大了宗室诸王之间的个人恩怨和利益纠葛。其实内讧诸王中,除了赵王司马伦品行不好外,其他各位王爷人品都还可以,一些人的声望还很高。比如东海王司马越年轻时就誉满天下,为人谦虚又乐于助人,受到普遍地尊敬。但是没有一个好的制度调节他们的内部矛盾,相反宽松的环境和过大的权力很容易让他们选择用暴力解决问题。楚王司马玮,从小就不受父亲司马炎的喜欢,长大后被封的地盘最小,获得的利益最少,心里不满。他积极响应贾南风的两次号召,充当枪手,本意是借机名利双收,并非要置天下于水火之中。遗憾的是,杀戮一旦开始,血腥味就会四散开来,超出个人的控制范围。这是宗室诸王无奈和可悲的地方。

八王之乱持续了十六年。参战的亲王远远不止八人。这些藩王相继败亡,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也消耗殆尽。在战争中,百姓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破坏严重。在洛阳,十三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迫服役,城内米价贵到一石万钱,不少人饥饿而死。百姓陷于苦难的深渊,掀起了大规模的流亡浪潮。尤其是诸王让少数民族的贵族参加这场混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成都王司马颖引匈奴刘渊为外援,让其长驱入邺;东瀛公司马腾引乌桓羯人袭击司马颖,让其乘机入塞;幽州刺史王浚召辽西鲜卑攻邺。短暂统一后,西晋王朝出现了分裂的趋势。原来隐伏着的民族矛盾迅速爆发,最后是汉化归附的匈奴民族起兵灭亡了西晋。

在整个八王之乱的过程中,作为皇帝的司马衷反倒成了一个旁观者,成了造反谋逆者的争夺目标和军中俘虏,几度易手,颠沛流离,受尽惊吓。从始至终,司马衷没有做出任何有用的决定,发出任何声音。

在成都王司马颖与东海王司马越混战的过程中,司马衷一直被裹挟在军中,处境极其危险。一次大战,司马衷脸上被砍了一刀,身中三箭,周围的侍从都跑光了,只有侍中嵇绍用自己的身躯保护了司马衷。两个人被乱兵包围,士兵们上来就要杀嵇绍,晋惠帝大喊:“侍中是忠臣,你们不许害他。”乱兵却说:“奉皇太弟(指司马颖)之命,我等只不伤害陛下一人。”结果嵇绍被乱刀砍死,鲜血溅到了晋惠帝的衣服上。司马衷后来安全了,依然穿着被鲜血染污的衣服。侍从们要他把衣服换下来清洗。晋惠帝却说:“这是嵇侍中的血,为什么要洗呢?”这话听起来傻乎乎的,其实包含着乱世难得的正义光芒,成了司马衷留在历史上的正面名言。南宋的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还特地提出“为嵇侍中血”。

306年,司马越的军队攻入长安,大肆抢劫,两万多人被杀。是年九月,司马颖俘后被杀。十一月,晋惠帝于长安显阳殿去世。司马衷极可能是被司马越毒死的,据说他在死前吃下了一块毒饼。晋惠帝死后葬太阳陵。豫章王司马炽被司马越立为新皇帝,史称晋怀帝。

西晋迅速衰亡的责任在司马衷,更在他的父亲司马炎。司马炎优柔寡断,既不愿意得罪扶持司马家族夺取天下的杨家、贾家等勋臣势力,又受到枕边风的影响,不能坚持己见,而且厚待并放任藩王势力发展的制度就是司马炎制定的。说到底,司马家族不是通过底层革命夺取的政权,而是靠政治权谋篡国夺权的,终究不敢和权贵家族和藩王势力翻脸。这是西晋王朝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