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这座灰色高楼的十三层的窗户向外望去，卡瑟尔可以看见大学上方的那颗红星。这景观中存在着某种美，正如在任何一座城市的夜空里一样。只是白天的景致很单调。他们对他讲得很清楚，他能住上这套公寓是万分幸运的，尤其是伊万总爱对他指出这一点。伊万在布拉格的机场迎接了他，并陪他到伊尔库茨克附近某个名字很难发音的地方汇报了情况。公寓包括两间房间、厨房以及个人淋浴间，本属于另一个同志，他就在快要完成装修之前死了。按规定空房间只能有取暖器——其他一切甚至包括抽水马桶都要自己买。那可不容易，得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卡瑟尔有时很想知道那位同志是否就是为这个死的，为采购而疲于奔命：绿色的柳条扶手椅，像木板一样硬的棕色沙发，也没有垫子，桌子的色泽如同被浇了一层肉汁。电视机为最新出产的黑白型号，是政府赠送的。他们第一次参观这公寓时伊万已向他仔细解释了。他那口气像在暗示他个人对这份馈赠是否值得表示怀疑。在卡瑟尔看来，伊万跟在伦敦时一样不讨人喜欢。或许他怨恨自己被召回，并迁怒于卡瑟尔。

公寓里最值钱的物件似乎是电话。话机上蒙着灰，且没有连线，但不管怎样还象征着价值。会有一天，也许快了，它将投入使用。他会用这个和萨拉通话——听到她的声音对他而言意味着一切，无论他们得为那些听者上演一出怎样的喜剧，而且肯定会有听者。听到她的声音会使这漫长的等待好受些。有一次，他向伊万提了这事。他注意到伊万喜欢到室外说话，哪怕在最寒冷的天里。伊万的工作还包括带他参观这座城市，于是他借此机会在那宏大的GUM国营百货商店外面走了走（在那里他感觉简直像回家了一样，因为它使他想起了曾看过的水晶宫的照片）。他问：“你觉得有可能将我的电话线接上吗？”他们去GUM给卡瑟尔找一件毛领大衣——气温是二十三华氏度。

“我会去问问，”伊万说，“不过眼下我估计他们还是要把你藏着。”

“这个过程很长吗？”

“贝拉米当时就是这样，但你的情况没那么重要。我们从你这儿得不到多少宣传效用。”

“贝拉米是谁？”

“你应该记得贝拉米的。英国议会里的一位重量级人物。在西柏林。那都是些幌子，是吗，就像美国的‘和平队’？”

卡瑟尔犯不着去否认——这不关他的事。

“哦对的，我想起来了。”事发时他正处于极度焦急之中，正在马普托等待萨拉的消息，他也记不得贝拉米叛变的详情。为什么会有人从英国议会叛变，这样的变节让什么人得益或受损？他问：“他还活着吗？”似乎已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为什么不活着？”

“他在做什么呢？”

“他由我们的感激养活着。”伊万又补充说，“你也一样。哦，我们还为他杜撰了一份工作。他是我们出版部门的顾问。他在郊区还有一座‘达恰’[4]。比他在祖国拿养老金的日子好过。我估计他们对你的待遇也一样。”

“在乡下的‘达恰’里读书？”

“是的。”

“我们这种人多吗——我的意思是由你们的感激养活的？”

“我知道的至少有六个。包括克雷科斯尚克和贝茨——你会记起他们的——他们都来自你的那个部门。我估计你会在阿格拉维撞见他们，那是我们这里的乔治风格餐馆——他们说那儿的酒很不错——我是吃不起的——你还会在莫斯科大剧院看见他们，等到他们不用受掩护了。”

他们走过列宁图书馆——“你在那儿也能找到他们。”他又不无怨恨地加了一句，“在那里读英文报纸。”

伊万给他找了一个健硕敦实的中年妇女做日杂工，同时也帮他学点俄语。她给房间里的每样东西都标出了俄语名称，并用一根粗钝的手指一样样点着，还特别挑剔他的发音。她尽管要比卡瑟尔小好几岁，但像对孩子似的待他，说话时带着劝告性的严厉，而当他被训练得有起色了，其口气又软化成母亲般的慈爱。当伊万有事脱不开身时她就将训练课程的内容扩大，带他去中央市场买菜，去坐地铁。（她在字条上记数字，向他解释食品价格和乘车费用。）过了段时间他开始给他看她家人的照片——她丈夫，一个穿制服的年轻人，是在公园里照的，脑袋后面是用纸板做的克里姆林宫的轮廓。他的制服穿戴得并不整齐（看得出他还没习惯），他充满柔情地冲相机笑着——也许她正站在摄影师身旁。他是在斯大林格勒牺牲的，她告诉他。作为回报他拿出了萨拉和萨姆的相片，他没有向霍利迪先生坦白藏在鞋子里的这点秘密。她对他们是黑皮肤表示了吃惊，之后的一段时间她对他还疏远些——并非她因失落而感到震惊，而是他打破了她的秩序感。在这一点上她很像他母亲。过了几天一切又恢复了原样，但就在这为数不多的几天里他感受到双重的流放，而他对萨拉的思念也就格外强烈。

现在他已来莫斯科两个星期了，他用伊万给的钱为公寓添了几样东西。他甚至还找到了莎士比亚剧本的英语教学版，两本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和《艰难时世》，以及《汤姆·琼斯》和《鲁滨孙漂流记》。侧街上的雪已齐脚踝深，他越来越不想跟伊万去观光，连跟安娜（她名叫安娜）出去进行学习性的游玩也没了兴致。到了晚上他就热一些汤，蜷坐于取暖器旁边，守着肘边覆满灰尘、没有连接的电话机，读着《鲁滨孙漂流记》。有时候他仿佛能听见鲁滨孙自己在说话，像是录在磁带上的：“我把我的际遇写下来，并非为了传给我的后人，因为我可能不会有后代，而是为了把日日困扰我精神的思绪释放出来。”

鲁滨孙将他境遇中的慰藉和痛苦归为“善”的和“恶”的，在“恶”的标题下他写道：“我根本没有可以晤谈的灵魂，或解救我自己的灵魂。”在与之相对的“善”下他记下了“那么多必要的东西”，那是他从船的残骸上弄到的，“不是可以满足我需求的物品，就是使我能够在有生之年自给自足的东西。”嗯，他有了绿色柳条扶手椅，肉汤色的桌子，硬邦邦的沙发，还有正给着他热力的取暖器。如果萨拉在的话这些就足够了——她以前能适应糟糕得多的条件，他还记得约翰内斯堡穷人区那些外形可疑但没有种族隔离禁令的旅馆及其阴暗的房间，他们有时只好到那里去幽会、**。他特别记得一间没有任何家具的屋子，而他们在地板上也自得其乐。第二天当伊万又假惺惺地提到“感激”时，他勃然发作道：“你们管这个也叫感激。”

“不是很多人自己过日子时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厨房和淋浴间的……还有两间房间呢。”

“我并不是抱怨这个。但他们向我保证过不会只让我一人在这儿。他们答应过我的妻子和孩子随后就到。”

他强烈的怒火也使伊万不能再心安理得了。伊万说：“这需要时间。”

“我连份工作也没有，靠施舍过活，这就是你们该死的社会主义？”

“安静，安静。”伊万说，“再等一段时间，等他们不用掩护你之后……”

卡瑟尔几乎要动手揍伊万了，他看得出伊万也明白这一点。伊万咕哝着什么，沿着水泥楼梯退了回去。

2

或许有麦克风将这场争吵传递给了上一级部门，还是伊万做了汇报？卡瑟尔不可能知道，但不管怎样他的怒气奏效了。对他的掩护可以撤除了，而且他后来还意识到，连伊万也不见了。就像当时伊万被调离伦敦一样，因为他们认为伊万的脾性不适于掌控卡瑟尔，于是现在他就再出来露一次面——还算比较收敛的一次——然后便永远销声匿迹了。也许他们有一个控制组，就像在伦敦时他们有秘书组一样，伊万退回到了组里。这个行业里不大可能会有人遭解雇的，以免机密泄露。

伊万的谢幕演出是在一幢楼里充当译员，楼房离卢比扬卡监狱不远，同卡瑟尔走路经过时他曾自豪地向卡瑟尔指点过。早上卡瑟尔问他们去哪儿，他避实就虚地答道：“他们已决定分派你工作了。”

他们等待的屋子里排列着装帧简陋的书。卡瑟尔能读出其中有斯大林、列宁、马克思的俄文版著作——他很高兴地想到自己开始能认得印刷体的字了。一张大书桌上放着一本豪华牛皮封面的吸墨水纸，还有一尊骑士铜像，既大又沉，不像是用来作镇纸的——可能就是装饰品。书桌之后的门里出来一个上了岁数的矮胖男人，留着蓬乱的灰发和被香烟熏得焦黄的老式八字胡。他身后跟着一位穿着得体、手捧卷宗的年轻人。他好比教堂里的助手，正侍奉着一位他所信赖的祭司，而那位老者尽管唇须浓密，和善的笑容以及伸出的似要祝福的手里却不乏某种祭司的气度。他们三人之间交换了许多谈话——问题及回答，然后伊万开始了翻译。他说：“这位同志想让你知道你的工作得到了高度评价。他要你明白，正是你工作的这种重要性使我们认识到在高层次上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两个星期你都处于被隔绝的状态。这位同志急切地请你不要误解为那是对你缺乏信任。我们希望能在恰当的时候向西方媒体披露你在这儿。”

卡瑟尔说：“现在他们肯定已经知道了。我还能在哪儿呢？”伊万翻译过去，那老者做了回答，而年轻的助手闻声微笑起来，同时目光低垂。

“这位同志说了，‘心里有数不等于公开发布’。只有当你正式现身于此时新闻机构才能发布。审查制度会监控的。我们很快会安排一场记者招待会，然后我们会让你知道该对记者说什么。也许我们会事先演练一下。”

“告诉这位同志，”卡瑟尔说，“我想挣得我在这里的居留权。”

“这位同志说你已经挣得多次了。”

“既然这样，我期望他能履行他们在伦敦许下的诺言。”

“是什么？”

“我被告知，我的妻子和儿子会随我来这里。告诉他，伊万，我孤独极了。告诉他，我想使用我的电话。我想给妻子打电话，仅此而已，不是英国使馆或什么记者。如果不用掩护我了，就让我和她通话吧。”

这一回合的翻译花费了很长时间。他明白翻译总是比原文要长，但这次长得超过限度了。甚至连那助手似乎也插了一两句。那位重要的同志几乎懒得说话——他仍面目慈祥得像个主教。

伊万最终转向卡瑟尔。他脸上挂着其他人看不到的愠怒。他说：“他们殷切希望你能与负责非洲内容的出版部门进行合作。”他朝那位助手的方向点点头，后者堆出一个鼓励的微笑，那笑容像和他的上司出自同一个石膏模子。“这位同志说他很想请你做他们关于非洲文学的首席顾问。他说非洲小说家非常多，他们想择其最有价值的予以引进翻译，当然最好的小说家（由你挑选）将受到‘作家协会’的邀请访问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他们很乐意提供给你。”

那老者向那几排书架挥了挥手，似乎在邀请斯大林、列宁和马克思——对了，还有恩格斯——来欢迎他将挑出的小说家们。

卡瑟尔说：“他们没有回答我。我想要我的妻子和儿子来陪我。他们允诺的。鲍里斯允诺的。”

伊万说：“我不想翻译你说的。所有那些事都归另一部门管。把事情弄混淆是严重的错误。他们给你提供……”

“告诉他们，在我跟妻子通话之前我不想讨论任何事情。”

伊万耸耸肩膀，说了起来。这回翻译并不比原文长多少——一句生硬、恼怒的话。而老同志的评论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如同一本编辑得过了头的书的脚注。为了显示毅然决然，卡瑟尔转过身看着窗外街道边水泥墙之间的一条窄沟，他看不到埋在雪里的墙头，雪水流进沟里，仿佛出自一只硕大的、取之不竭的水桶。这不是他童年记忆中的与雪球、童话及雪橇比赛联系在一起的雪。这是无情的、无边的、无赦的雪，让人想起世界末日的雪。

伊万气急败坏地说：“现在我们走。”

“他们说什么了？”

“我不懂他们干吗要这样对你。我知道你从伦敦给我们搞来了什么破烂货。走。”那老同志伸出一只恭敬的手；年轻人则显得有些不安。室外，被雪埋没的街道是如此沉寂，卡瑟尔竟踌躇着要不要将其打破。两个人快步走着，如同两个秘密的敌手，准备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来个最后的了结。终于卡瑟尔对这种不确定性忍无可忍了，说道：“呃，谈话的结果是什么？”

伊万说：“他们说我对你处置不当。他们把我从伦敦调回来也这样说。‘多学点心理学啊，同志，多学点心理学。’我要是像你这样的叛徒，日子会过得好得多。”幸运之神将他们送进了一辆出租车，一坐进去他便投入了受了伤的沉默之中。（卡瑟尔已经注意到在出租车里人们是绝不开口说话的。）在公寓的门口伊万勉强透露了卡瑟尔想要的情况。

“哦，那份工作将会给你留着。你什么也不用怕。那位同志对你深表同情。他会对其他人谈关于你的电话和妻子的事情。他恳求你——恳求，这是他的原话——稍微再耐心一点。他说你很快会得到消息。他理解——理解，你听清了——你的焦虑。我一点儿都不明白。我的心理学显然很糟糕。”

他撇下卡瑟尔独自站在入口处，大踏步地走进雪地里，并永远地消失在了卡瑟尔的视线中。

3

第二天晚上，当卡瑟尔挨着取暖器读《鲁滨孙漂流记》时，有人敲他的房门（电铃是坏的）。多年养成的不信任感使他在开门前不由自主地喊道：“哪一位？”

“我名叫贝拉米。”一个尖锐的嗓音答道，卡瑟尔打开了门。一个身材矮小、皮肤灰白的男子，穿灰色毛皮大衣，戴灰色羔皮帽，神情羞涩而胆怯地走进来。他就像在舞剧中扮演一只老鼠的喜剧演员，期待着小朋友们的掌声。他说：“我住得很近，所以我想该鼓起勇气来登门拜访。”他看了看卡瑟尔手里的书。“哎呀，我打扰你看书了。”

“不过是《鲁滨孙漂流记》。我有的是时间读。”

“啊呵，是伟大的丹尼尔[5]。他是我们中的一员。”

“我们中的一员？”

“嗯，笛福恐怕还不只是MI5之类的人呢。”他去掉了灰色的毛皮手套，凑近取暖器，并环顾四周。他说：“看得出你还处于白手起家的阶段。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会儿我根本不懂到哪里买东西，直到克雷科斯尚克带我四处去转了转。之后，呃，我又领着贝茨跑。你还没见着他们？”

“没有。”

“我不明白他们怎么没来。你已经解密了，我还听说你随时准备要开记者招待会了。”

“你怎么知道的？”

“从一个俄国朋友那里。”贝拉米略带紧张地呵呵笑着说。他从毛皮大衣口袋深处掏出半瓶威士忌。“一份小小的cadeau[6]，”他说，“送给新来的人。”

“你真太好了。快请坐。椅子比沙发更舒服。”

“如果可以的话，我先把衣服解密了——解密，真是个好词。”这个过程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有很多的扣子。当他在绿色柳条椅子里坐下时他又呵呵地笑起来。“你的俄国朋友怎样？”

“不是很友好。”

“那就不要他了。别跟他啰唆。他们很希望我们过得快活。”

“我怎么能不要他？”

“你就让他们明白他跟你合不来。随便漏一句口风给那些小小的玩意儿，我们此时大概正对着其中一个说话呢。你知道吗，我刚来时，他们把我托付给了——你怎么也猜不着的——‘作家协会’的一位中年女士。因为我是英国议员，我猜。嗯，我很快就懂得如何处理那种情况了。只要是克雷科斯尚克和我在一起，我就轻蔑地称她为‘我的女家庭教师’，她没待多少时间就走了。她是在贝茨来之前走的——我这么说笑很不对——贝茨娶了她。”

“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是说他们为什么要你来这里。我是在事发以后从英国出走的。我没见过报纸的报道。”

“我亲爱的，报纸吗——它们非常讨厌。一致声讨我。我后来在列宁图书馆读到的。你看了会真以为我是什么玛塔·哈利[7]了。”

“可你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吗——在英国议会？”

“哦，你要知道我有个德国朋友，当时他手下有不少特工在东方。他绝想不到小小的我正监视着他并做着记录——然后这个傻乎乎的家伙被一个该死的女人勾引上了。他罪有应得。他本人是安全的，我永远不会去做危及他自身的事情，可他的特工……当然他猜到是谁出卖了他。嗯，我承认我没有给他的推测增加难度。可我得立刻出逃，因为他为了我的事去了大使馆。当我把边防检查站的家伙甩在身后时真是开心极了。”

“你在这儿很快乐吗？”

“哦，是的。对我而言快乐取决于人而非地方，我现在有个非常好的朋友。当然这是不合法的，不过在这种部门里总可以搞出例外来，他还是个克格勃的军官呢。当然啦，可怜的小伙子，他有时就没法忠于职守了，不过这和我德国朋友的情况还很不同——这不是爱情。有时候我们对此还调笑一番。如果你孤独的话，他认识很多姑娘……”

“我不孤独。只要还有书看。”

“我会带你去个小地方，你能私下买到英文平装书。”

他们喝完半瓶威士忌时已是半夜，于是贝拉米便告辞了。他费了不少工夫才钻回他的毛皮大衣里，并且不停地唠叨着。“哪天你得见见克雷科斯尚克——我会告诉他我见过你了——当然还有贝茨，不过这意味着还要见到那位‘作家协会’的贝茨夫人。”他让手足够暖和了再戴上手套。他有一副安乐自在的神气，尽管“开始的时候有点儿难过，”他承认道，“我感到相当失落，直到我找到了我的朋友——就像斯温伯恩[8]作品里的那段合唱词，‘陌生的面容，无言的守夜，以及’——怎么说来着？——‘所有的苦痛’。我以前做过关于斯温伯恩的演讲——一位被低估的诗人。”到了门口他说，“等春天来了，你得过来看看我的‘达恰’……”

4

过了些日子，卡瑟尔发现自己甚至想念起伊万了。他想念还有某个人可以厌恶的时候——他无法毫无理由地去厌恶安娜，后者现在似乎已意识到了他前所未有的孤单。她早上待的时间略微长了些，并用她那像教鞭似的手指要他用心记更多的俄语名词。她对他的发音要求也更加苛刻：她开始在他的词汇里添加动词，从单词“跑”开始，并做着跑的动作，将肘部和膝部都提起来。她肯定从什么地方领取了工资，因为他什么也不用付她；实际上伊万在他刚来时给的一小笔卢布已经用了不少。

什么都不挣也成了他这孤立隔绝生活的一种痛苦。他甚至开始渴望有一张书桌，可以让他坐下来研究一下非洲作家的名单——这也许能使他暂时不去想萨拉现在怎样了。她为什么还没有带着萨姆随他过来？他们为履约正在采取什么行动？

在一天晚上的九点三十二分，他读到了鲁滨孙苦难的终结——他觉得自己现在有些像鲁滨孙。“这样，根据船上的日历，我在一六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离开了这个海岛。我一共在岛上住了二十八年两个月零十九天……”他走到窗口：此时雪没有下，他可以清晰地看见大学上方的那颗红星，甚至在这个时刻还有妇女在上班扫雪：从上面看她们就像巨型海龟。有人在按门铃——随他去，他不开，很可能就是贝拉米，要不是他更不欢迎的人物，那个不认识的克雷科斯尚克或者那个不认识的贝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忘记，门铃是坏的。他转过身惊讶地盯着电话机。是电话在响。

他提起听筒，一个声音在用俄语对他说话。他一句也听不懂。然后什么也没了——只剩下尖厉的拨号音——可他仍然将听筒贴着耳朵，愚蠢地等着。也许是接线员让他等着。或者是告诉他——“挂好电话。我们将再打给您”？也许是有电话要从英国打来了。他不情愿地将听筒放归原处，坐在电话旁守着，等待它再次响起。他已被“解密”了，现在看来他已被“连接”上了。只要他跟安娜学会了正确的语句，他就可以与外界“联络”了——他连如何打给接线员都不会。屋里没有电话簿——他两周前就找过。

可接线员准是对他说了什么。他肯定随时会有电话来找他。他在电话旁睡着并梦见了十几年未梦见的结发妻子。在梦里他们吵了架，这是生活中从未有过的。

安娜早上发现他还睡在绿柳条椅里。当她叫醒他时他对她说：“安娜，电话接通了。”可由于她听不懂，他就朝着电话挥了挥，并说“丁零丁零”。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嘴里竟吐出这么幼稚的声音，他俩都被这种荒谬的场面逗得呵呵大笑起来。他拿出萨拉的相片并指指电话机，她点点头，微笑着以示鼓励。他想，她会和萨拉处得来的，她会告诉她在哪儿买东西，她会教她俄语单词，她会喜欢萨姆的。

5

当天晚些时候电话响起时，他感到肯定是萨拉——准是有人在伦敦将号码传递给了她，也许是鲍里斯。他接电话时嘴巴干燥得几乎说不出那句“您是谁？”

“鲍里斯。”

“你在哪儿？”

“就在莫斯科。

“你见着萨拉了吗？”

“我和她说过话。”

“她好吗？”

“是的，是的，她很好。”

“还有萨姆呢？”

“他也很好。”

“他们什么时候来这里？”

“我正要和你说这个。待在家里，拜托。别出去。我现在就过来。”

“可我什么时候能看到他们？”

“那就是我们要谈的。有些困难。”

“什么困难？”

“等我见到你再说。”

他无法静静地坐等：他抓起一本书又放下：他走进厨房，安娜正在做汤。她说“丁零丁零”，可这不再好笑了。他回到窗口——又下雪了。当敲门声响起时他感到已过了好几个钟头。

鲍里斯递过来一只装免税商品的塑料包。他说：“萨拉叫我给你捎J. & B.来。一瓶是她送的，一瓶是萨姆的。”

卡瑟尔说：“困难在哪里？”

“等我把外衣脱了。”

“你真看见她了？”

“我在电话里和她谈的。在电话亭里。她和你母亲住在乡下。”

“我知道。”

“我要是去那儿拜访她的话，会有点儿显眼。”

“那你怎么知道她很好？”

“她告诉我的。”

“她的声音听起来好吗？”

“是的，是的，莫瑞斯。我敢肯定……”

“困难在哪里？你把我弄出来了。”

“那是很简单的事。一本假护照，盲人障眼法，还有法航的空姐在领你过境时我们在移民事务处安排的一点小麻烦。一个很像你的人。准备去布拉格。他的护照上面有些乱……”

“你还没跟我说困难在哪儿。”

“我们一直设想在你安全抵达后，他们无法阻止萨拉和你团聚。”

“他们阻止不了。”

“萨姆没有护照。你当时应该将他放在他母亲的护照上。显然这可能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弄。还有一件事——你们的人暗示，如果萨拉企图离开，她也许会因同谋而被捕。她是卡森的朋友，她在约翰内斯堡时是你的特工……我亲爱的莫瑞斯，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

“你们答应过的。”

“我知道我们答应过。诚心诚意地。如果她可以把孩子丢下的话，仍有可能将她偷偷弄出来，可她说她不能这样。他在学校里过得不开心。他和你母亲处得也不开心。”

那只免税商品包还搁在桌上等候着。威士忌总是有的——医治绝望的药。卡瑟尔说：“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出来？我并没有处于刻不容缓的危急中。我以为我很危险，可你们应该知道……”

“你发出了紧急信号。我们应答了。”

卡瑟尔撕掉塑料包，打开威士忌，那J. & B.标签像一段哀伤的回忆刺痛了他。他倒了足足两倍分量。“我没有苏打。”

“没关系。”

卡瑟尔说：“坐吧。沙发硬得像学校的板凳。”他喝了一口。就连J. & B.的芬芳也刺痛着他。但愿鲍里斯给他买的是其他品牌的威士忌——海格、白马、Vat69、格兰氏——他默念着那些对他而言毫无意义的品牌名，以让他的脑子处于空白状态，以在J. & B.起作用之前先稳住他的绝望——乔尼·沃克、安妮女王、教师牌。鲍里斯误解了他的沉默。他说：“你不用太操心麦克风。在莫斯科这儿，可以说我们处于暴风中心，反倒是安全的。”他又补充道：“对我们来说把你弄出来非常重要。”

“为什么？穆勒的便条安全地掌握在老霍利迪手上。”

“你一直不明白真相，对吧？你传给我们的那些经济情报本身是毫无价值的。”

“那为什么……？”

“我知道我没说清楚。我不是很喝得惯威士忌。我试试看来解释一下。你们的人以为他们安插了一个特工，就在莫斯科。但实际上他处于我们的掌控之中。他把你给我们的送还给了他们。你的报告使你们的机构对他信以为真，他们可以核对你的报告，而他还一直向他们传递着我们想让他们相信的其他情报。这才是你的报告的真正价值。一个不错的欺骗手段。可然后穆勒及‘瑞摩斯大叔’出现了。我们决定击败‘瑞摩斯大叔’的最好办法是公之于众——我们不能在这样做的同时还把你留在伦敦。你必须是我们的消息来源——你带去了穆勒的便条。”

“他们还将明白我还带去了情报泄露的新闻。”

“完全正确。这场游戏我们不能再玩下去了。他们在莫斯科的特工将消失在一片深不可测的沉默中。或许再过几个月你们的人会得到一次秘密审判的传言。这将更使他们确信所有他提供的情报都是真的。”

“我以为我只是在帮助萨拉的族人。”

“你做了更了不起的事。明天你将会见新闻界。”

“我会拒绝说话的，除非你们把萨拉带过来……”

“没有你我们照样开，不过以后你就别指望我们解决萨拉的问题了。我们很感谢你，莫瑞斯，不过感激就如同爱，需要经常更新，否则很容易就淡漠了。”

“你现在说话就和伊万以前那样。”

“不，不像伊万。我是你的朋友。我希望一直是你的朋友。一个人在一个新的国度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是特别需要朋友的。”

此时友谊的表示听起来像是威胁或警告。那天晚上在沃特福德徒劳地寻找那幢墙上挂贝利兹培训宣传画的破旧屋子的情形又重现了。对于他，在二十多岁加入这个部门后，他便一辈子都得三缄其口。就像特拉普派[9]的教徒，他选择了沉默的职业，现在他认识到这是个错误，但已太迟了。

“再喝一杯，莫瑞斯。情况还不至于很糟。你只是得耐心，仅此而已。”

卡瑟尔喝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