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王氏船山丛书，其目录可考者七十五种，稿本访得者六十一种。湘乡爵相及介弟爵帅捐俸授梓，自甲子春至丙寅夏，刻成五十三种。此三年中，延致诸同人，或校稿本，或校写本，或校刻本，毓菘亦在局中，专司覆校稿本。合计已刻未刻各书，除未经覆校者六种，《说文广义》《相宗络索》《夕堂八代诗选》《四唐诗选》《明诗选》《词选》。余五十五种，皆检其所引原书、所用故实，为之校勘。就中似误非误者，固不当增改删移。《书经稗疏》卷二解黑水云：“以黑水在肃州，而雍之西界应在亦集乃。”今按：亦集乃系海子之名，并无脱误。亦毋庸疏通解释，若夫旧刻本有臆改之误。《诗经稗疏》卷一云：“《广雅》谓之牛茎。牛茎，牛唇之转也。”据《广雅》，两‘茎’字皆‘荎’字之讹。荎音迟。唇、迟一声之转。阅者知荎有跌音，不知有迟音，疑其与唇音不近，遂臆改为茎耳。《诗广传》卷三云：“文饶无犬戎之饵，则吉、闵之机不发。”据《史》《鉴》，文饶乃李德裕之字，吉、闵即李逢吉、李宗闵。德裕官兵部尚书时，杜悰与宗闵为隐语，目为大戎，欲饵以御史大夫之职。犬戎乃大戎之讹。至于唐时，吐蕃虽有犬戎之称，然维州渠帅自愿来降，并非赞普以此饵唐，且使果指争维州之事，亦不当舍牛僧孺而言逢吉、宗闵。此必阅者疑“大”字为误，臆改为“犬”耳。新钞本有传写之误。《春秋家说》卷三上云：“童子之手抟秦，莫与批之，固不可得而夺矣。”“秦”乃“黍”之讹。手抟黍，谓手持抟黍。犹《记》言手弓《传》言手剑。此兼用弃百金取抟黍及葛伯要夺童子黍肉也。《宋论》卷七云：“七年而始降末征。”又云：“以不相侵于末征之降。”末与未皆木字之讹。木征乃西羌青唐酋长，熙宁七年降于王韶者也。王氏原本有检阅之误。《春秋稗疏》卷上云：贯，“范宁注音古乱反。”又云：厉，“公羊注音赖是已。”今按：何、范皆无音切。范宁注当作《谷梁释文》，公羊注当作《公羊释文》。此因注疏与释文合刻，检阅时误采书名也。亦有记忆之误，《周易外传》卷六云：“杨亿披缁而辱逮于死。”杨亿乃王旦之误。《尚书引义》卷三云：“若夫陆子静、杨诚斋、王伯安之为言也。”诚斋乃慈湖之误。《诗广传》卷三云：“刘裕终广固之役，建业虽虚，甫旋兵而孙恩已溃。”孙恩乃卢循之误。《读四书大全说》卷四云：“道安立雪断臂。”道安乃慧可之误。《读通鉴论》卷四云：“况仇士良之以家奴而门生天子乎！”仇士良乃杨复恭之误。卷二十八云：“李山甫、李振之流皆以不第而生其怨毒。”山甫乃巨川之误。卷末云：“李存勖三垂冈之叹。”存勖乃克用之误。《姜斋文集》卷三《读陈书书后》云：“鲁悉达之言违于俄顷，玄武之溃应如鼓钟。”鲁悉达乃萧摩诃之误，玄武乃朱雀之误。初拟悉仍其旧而胪列于《校勘记》中，同人有谓词义显然不必存疑者，于是刻本内此等遂多改易。惟误处须引证而后明，以及改之有碍于上下文者，则未尝改。爰即此类次第编辑，成《校勘记》二卷。诸同人按语，就其签记之存者，并为录焉。
前此新化邹叔绩汉勋校刻丛书，于经书《稗疏》五种多所点窜，就中能订抄本之讹者，固宜择善而从，《周易稗疏》卷四引《史记·龟筮传》校本改筮为笑。《诗经稗疏》卷二引《集传》云：“姚崇遣使捕蝗，夜中投火，火边掘坑。”校本改投为设。惟原稿间有引证颇疏而邹改较密者，《书经稗疏》卷四下解“锾”字云：“孔氏六两之说为得其中，然又不知其所本。”邹刻改末句为：“盖本于《尚书大传》一锾六两之文也。”虽补苴罅漏，不为无功，然断鹤续凫，究非庐山真面。《春秋稗疏》卷上解“公次于滑”云：“盖今大名之滑县，纪在鲁东南。”邹刻改为滑亭，在睢州西北，纪在鲁东北，固属有据。然下文云：“帅师以西，次于曹、郑之间”；又云：“郑之东向纪也，亦不北径于滑”；下条解“纪鄣”云：“纪国在齐、莒东南，今日照、安东之间。”是王氏之意，固以纪为齐东南，不以为在齐东北也；固以滑为大名滑县，不以为雎州滑亭也。邹刻删去“郑之南向纪也”二句，改“曹、郑之间”为“宋、郑之间”，改“齐、莒东南”为“齐东莒北”、“日照、安东”为“寿光、临淄”，虽考订较密，然非王氏真本矣。且有既经增改转不及原本者；《春秋稗疏》卷上云：“晋文登有莘之墟乃伊尹所耕之地，在河濮之间，汉为阳平县，今东昌之莘县是。”邹刻于“汉”上增“在今陈留东北，卫杀公子伋之地”十三字，意谓莘墟在陈留。其说虽非无本，然晋文登有莘之墟在城濮战前一日，贾注、杜注皆谓城濮为卫地，则莘墟自当相近，故王氏以为在东昌莘县，即公子伋被杀之地，以视指城濮在濮州、莘墟在曹县者，持论虽异，亦可存参。若郑邑陈留，则距城濮太遥，于时地不合。如谓城濮亦系郑地，则与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避三舍，事迹更不相符。盖晋文伐卫入曹之后，仍屯曹、卫之间，但拘宛春于卫，并不进兵救宋，子玉自由宋进兵，会前此救卫之师以逼晋。及楚师既败，然后晋师临郑，盟于衡雍耳。有另改他说，与原本迥异者；《四书稗疏》解长府为泉府，邹刻改为僭王者之府。今考《读四书大全说》卷六云：“为长府，改钱法也，详《稗疏》。”似此者，万无改理。有设为问答之说，一似原本自难自解者；《书经稗疏》卷四上言：“《金滕》一篇可疑者十三，今为胪辨之如右方。”邹刻改为：“《金滕》一篇，解者瞀惑，故多召疑，今就疑者之辞而为之申释如右方。”有别立一说，反指原本为或说者；《诗经稗疏》《取厉取锻》《锡尔介圭》两条。《四书稗疏》《葬于鲁》条，邹刻所谓“或说”，据原本，即王氏之说。有袭取诸儒之说羼入原本者；《周易稗疏》解《坚多心》为多刺，暗用《揅经室集》；《书经稗疏》斥孔传为伪，暗用《古文尚书疏证》；《诗经稗疏》谓纪即杞、堂即棠，暗用《经义述闻》；又言太原即今固原州，暗用《日知录》；《春秋稗疏》引《水经注》“谓之举洲”，改“洲”为“口”，暗用戴氏校本；《四书稗疏》言“狼藉”乃“落错”叠韵，暗用焦氏《孟子正义》；皆原本所无，邹刻所增。就中亭林、潜邱与王氏同时，然未经相见，未必曾见其书，即使果见其书，亦断不肯袭取。有改从近时地名为原本所不应有者；《春秋稗疏》卷三云：“敖者，敖山也。在今河阴县。”邹刻改河阴为荥泽，下文两河阴亦改荥泽。今按敖山本在河阴县境，乾隆二十九年裁河阴并入荥泽。王氏卒于康熙三十一年，下距裁并之岁七十二年，安得豫知其事？此与《书传》托名孔安国所作而中有昭帝时金城郡名何异？凡此之类，定从原稿，不参以邹氏之言。邹氏夙称绩学之士，而箸述不传。与邹氏厚善者，能就五种《稗疏》中录其自抒已见之说，选择付刊，仍还其名于邹氏。亦复可传。所谓离之则双美也。《校勘记》亦不逐条声明，以省繁冗。
至于王氏原稿最精者，确凿不磨，足以接武昔贤，为来者先路之导。邓氏显鹤《船山著述目录》附识云：“诸家所著，有据为新义，辄为先生所已言者，《四库总目》于《春秋稗疏》曾及之。以余所见，尤非一事，盖未见其书也。”而卷帙既广，利钝互陈，间有叙述参差，由于考订未确；李邺侯居相位时，陆宣公方居母忧，《读通鉴论》卷二十四言邺侯不荐宣公，又言宣公不进言，盖未核其年月也。种氏为将者，放之从子世衡，从孙诂、谔、谊，从曾孙师道、师中，皆在放后。自放以前，未尝为将。《宋论》卷三言放世为边将，起家阀阅，盖未核其家世也。注解率易，由于意见有偏。《檀弓》之申祥，即《孟子》之申详，自来皆以为子张之子，《礼记章句》以为子张门人。《乐记》之子夏，自来皆谓退老西河，寿逾百岁，《礼记章句》谓文侯所师之子夏，必非圣门之卜子，以字同而流传失之。此撰述繁富者之常情，无须深讶。更有不满于前人，然实为明人而发；张孚敬之议大礼，妄拟于欧阳文忠。光时亨之沮迁都，窃附于李忠定。王氏不满于文忠，为孚敬发也；不满于忠定，为时亨发也。不孚乎公论，而非其定论所存。《姜斋诗集》《五十自定稿》有《为晋宁诸子说春秋口占》诗云：“腹借征南库，灯邀汉寿光。”据此，知书中于关侯有疑词者，皆未定之论也。《书经稗疏》卷二云：“熙丰间，王安石倡为回河之邪说，而始终力主顺河自流之议者，惟苏氏兄弟也。洛闽诸贤迁蜀党之怒，暗中安石之毒而不察。”《读通鉴论》云：“无罪可加，而苏轼以文词取祸。”《宋论》卷七云：“苏子瞻海外初还，欣然就道，夫固有不可恝于君臣之际者。知其有不可恃而欣跃以从，亦君子宅心之厚与！”据此三条，知书中于东坡多毁词者，皆有激之言也。此特一时感慨于衷，借论古以发抒独见，而立言之大指，未尝强天下以必从，犹赋诗者断章取义，说易者无事达占，故不自讳其矛盾之词，以明未尝执一。《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云：“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有自相跖盩者矣，无强天下以必从其独见者也。”是在阅者尚论作者之世，心知其意而弗泥于寓言。凡别有寄托者，置之不议，斯则善体也。故举其大略，以质世之读是书者。
同治丙寅夏四月仪征刘毓菘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