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言井田之略，皆谓取民之制，非授民也。天下受治于王者，故王者臣天下之人而效职焉。若土，则非王者之所得私也。天地之间，有土而人生其上，因资以养焉。有其力者治其地，故改姓受命而民自有其恒畴，不待王者之授之。唯人非王者不治，则宜以其力养君子。井田之一夫百亩，盖言百亩而一夫也。夫既定而田从之，田有分而赋随之。其始也以地制夫而夫定，其后则唯以夫计赋役而不更求之地，所以百姓不乱而民劝于耕。后世之法，始也以夫制地，其后求之地而不求之夫，民不耕则赋役不及，而人且以农为戏，不驱而折入于权势奸诡之家而不已，此井田取民之制所以为盛王之良法，后世莫能及焉。夫则有制矣，田则无制也。上地不易，百亩而一夫，中地一易，二百亩而一夫；下地再易，三百亩而一夫。田之易不易，非为法禁民使旷而不耕也，亦言赋役之递除耳。再易者，百亩三岁而一征也。一易者，间岁而一征也。上地百亩而一夫，中地二百亩而一夫，下地三百亩而一夫，三代率因夏禹之则壤为一定之夫家，而田之或熟、或莱、或有广斥，皆不复问。其弃本逐末，一夫之赋自若，民乃谨守先畴而不敢废。故《春秋》讥初税亩，舍版籍之夫而据见在垦田之亩以税也。讥作邱甲，用田赋者先王之制，五百七十六夫而出长毂一乘，至此则核实四邱之田为一甸。其后并以井邑邱甸为不实而据见在之田亩，合并畸零以起赋。舍人而从土，鲁之所以日敝也。然则取民之制，必当因版籍以定户口，则户口以制税粮，虽时有登降，而抛荒鲁莽、投卖强豪、逃匿隐漏之弊，民自不敢自贻以害。得井田之意而通之，不必问三代之成法而可以百世而无敝也。
孟子言农夫获谷之数凡五等，以中为率。古者上岁民食月四鬴，中岁三鬴，下岁二鬴，以三鬴为准，十一而取一夫之税，岁赋二十五鬴有奇。鬴六斗四升，古斗斛大小不可详考，大率一鬴当今三斗而弱。其赋七石五斗，以米半折之，为米三石七斗有奇，赋未尝轻也。古今量制虽难通算，而以食七人准之，则岁获略止四十九石。今南方稻田，岁获上田不过十二亩，下田不过二十亩，今法止额粮一石内外耳。是古之赋税且三倍于今而有余，民何以堪！惟古者以夫定税，一夫止取其百亩之赋。殷、周一沿夏之则壤，而但记其民籍之登耗。地虽辟而赋不溢，若其荒废而赋亦不减，则所谓农服先畴而治安长久也。今云南以工计田，猺洞以户起科，皆其遗意。故民有余而无逋欠，岁入有恒，量入为出，亦无忧国用之不给也。即如洪武间惟征本色一石，亦不患金钱之匮，则核户口于立国之始，以永定田制，民何忧不足，地何忧不垦！逋负无所容奸，蠲赦可以不数，而国抑何忧乏哉！
立国之始，法不得不详。有国之道，用不得不丰。不祥则苛横者议其后，面变易增加之无已。不丰则事起而猝无以应，必横取之民，以成乎陋习。如驿递者，国之脉络，不容壅滞者也。故在国初，水马驿栉比蔓绵，恒处于有余。建驿官，设驿卒，站马、站夫，红船、快船，铺程供应口粮，皆细计而优储之，即驿官利其有余而私之，勿问也。乃以济公事，而民力以事，而民力以不与闻而舒。嘉靖间，言利之小人始兴。万历继之，祟祯又继之，日为裁减。为之说曰：“非勘合火牌，不许应付。”而实则大不然，水则掳船，陆则派夫，县不给则委之殷实，委之行户，已而全委之里甲。孰为作此俑者，流毒无穷？则何如加赋之犹有定额也！驿递之外，莫如公费。且若皇华衔命，监司巡行，宾客经过，节序宴会，相为酬酢，宾兴考课，必有供奖，廨宇桥路，必时修理，下逮舆皂犒赐，孤贫拯给，皆人情物理不可废之需。无故统天下而作贫苦无聊之态，实则不能废而听吏横取之民。苟其横取，则无可复制而益趋奢滥，于是而民日困，国日贫，诬上行私，莫之纪极矣。
《会典》田粮起科，上田每亩不过七升八合极矣。乃今南方额派，有亩一石有奇至二石者。其源有二，苏、松、常、湖等郡，则张士诚君臣没官之田，与籍没豪右及迁徙濠、泗之产，皆名为官田，俱照佃客纳租田主之数输官而免其赋役。当时稍便之，愚民利小利赁耕之，遂为世业。其后督责不堪，足以逃亡。海中丞瑞不能为奏请改民以均苏之，而平铺于民田，以为一切苟且之计。故无官无民，其派均重，而民困极矣。若他处虽无官田，而市郭民居、山林、园圃、陂池，皆丈量起科。其后鬻产者留宅地山林而卖其田，乃以彼粮铺于田亩。岁久移易，莫从稽考，而粮有倍堕者矣。其失在不念廛居之征，以市肆冲僻为上下，初非可以丈量定者。山林则荣落无恒，园池则修废因人，岂得计亩以为额！古者廛有廛税，不入经界。林木竹苎则可于鬻处税之，而不可限以恒有。今欲苏民之困，唯有据见在之垦田，以七升八合递下为准，而元额断不可复。但令实科实征，民自可无逋欠，亦何国计不足之有！若弘治、万历两次丈量，所司皆以取足元额，而略为增减。其万历中江陵操切，尤为一切之法，愈不足据也。
言三代以下之弊政，类曰强豪兼并，赁民以耕而役之，国取十一而强豪取十五，为农民之苦。乃不知赋敛无恒，墨吏猾胥，奸侵无已，夫家之征，并入田亩，村野愚愞之民，以存田为祸，以得有强豪兼并者为苟免逃亡、起死回生之计。唯强豪者乃能与墨吏猾胥相浮沉，以应无艺之征。则使夺豪右之田以畀贫愞，且宁死而不肯受。向令赋有成法而不任其轻重，孤儿独老可循式以输官，则不待夺有余授不足，而人以有田为利，强豪其能横夺之乎！赋役名数不简，公费驿递不复，夫家无征，一切责之田亩，田不尽归之强豪不止，而天下之乱且不知所极矣。
唐制：郡县有赤、畿、望、雄、紧、上、中、下八等，以为官秩之崇卑，出身之优劣，升迁之上下。事之繁简，任之轻重，人才之进退，因以分焉，诚善法也。今官制于府州县注以繁简，犹之可尔。注以顽淳，已非奖厉风俗、责成教养之道。况注以饶瘠，则是羡之以贪而悼其廉也。筮仕之初，已有饶瘠在其胸中，欲士之有廉耻，民之有生理，得乎！
税粮分派，令民征纳多寡有截然之数，则愚民易知而奸诡无所容。立法者在上一切为苟简，而使下分析之为繁难，此甚无谓也。如漕运以四百万石为准，派于直省各若干万。乃额粮之多寡，初不整齐，而部授数于司，司分派于州县，取必于部授之总数，以碎细洒分之，遂于斗、升之下，立合、勺、抄、撮、圭、粒、粟等虚立之名。因而轻赍、耗脚、水利、河南。过湖、江西。两尖及楞木、松板，亦就零星派数而洒加之。奸伪相乘，善算者莫之能诘，而况愚氓乎！夫名，因实而生者也。勺、抄以下，无此量器，何从而为之名？十粒为圭，千粒为抄，谁为历数？粒下有粟，岂剖碎稻麦为十粟耶？凡此，皆可资一笑。乃徒以爚乱人之耳目，而施之以利析秋毫之教，非小失也。且如北运以广储偫，亦岂必四百万之整齐而无余欠哉！则何如通计可漕地面夏说秋粮共若干，因坐派民米一石，运米几斗几升，至于升而止，即或于四百万石之数有余有欠，亦何不可！官仓所入，不妨岁有畸零。农民所输，自可截然画一。若民田亩之有畸零，自以三从五，七从十，一二消除，皆至升而止，则一切脚耗之类，皆可简明计之矣。如折色输银者，亦但可至厘而止，其下有毫、丝、忽、杪、微、尘、纤、埃，猥诞亡实名目，尽属可汰。盖部司惮烦，不先为分析，而约略授以总数，乃使郡邑缕分，而至于泛滥以成乎纤诡耳。至丈量地亩，古人至亩而止，不成亩者勿计也。今即不能，亦可至一亩十分而止，如厘、毫、丝、忽之名，奚从而生？使于亩分之外，算有余赢，蠲以与民，亦不至于病国，王者亦何爱此锱铢，而显受尽地力之恶哉！凡诸琐细不经之名数，前代未有，始于宋、元之间舞文小生，窃律历家之余沈以殃民。祸虽小而实大，安得一涤除之，以快天下之心目也耶！
光禄寺岁费二十四万，郊庙、社稷、群小祀、庆成、长至、元旦、万寿、番使宴赐皆取给于内，乾清、坤宁二宫常膳，上奉慈养，旁及东宫与未就封之皇子皇女，下给六宫六尚，以至宫婢阉寺之食料，莫不仰资。一日之费仅六百六十两有奇，其俭蔑以加矣。盖米面出于正供，酒醋、醢菹、禽鱼、蔬果具于各署，盐茶蜡枣俱有实收本色，不尽以烦太仓，其措置亦密矣。乃仰未免有唐、魏之风焉。故逮成化时，虚祖宗积贮之帑藏以供御用，而后又可知已。至正德移太仓银一百一万有奇为金花，以供游幸犒赐之用，凡四倍于岁供，而国遂虚。嘉靖初，新都总己，于遗诏未能复归太仓，以待新主之善政，因循一年，遂转为醮坛之费。醮坛罢而御用承之，相沿以至于匮乏，则二十四万二千余两之制，空有其名而费不赀矣。然后知《周礼》“唯王及后不会”之用意精也。王后之好赐，虽不会而取给于职币。职币之入，多寡随时，俭可以畜而奢有所止，中主之志欲亦得矣。萧何有言，“使后世无以加”，诚远虑也。子孙处承平之后，不能深喻艰难，束之则愈纵，势所必至，何似豫达其情以为之节宣哉！
黄册之法，始于开尚书济一言而定一代之规。乃行之既久，十甲司册者习为奸私，以成影射飞漏之弊。然法虽诡而人存，脱漏堕射，犹有所稽核，迨册书废而愈乱矣。一县数万户，册籍轮掌，而总寄之一县吏，又非大猾不任此，安能持之数十年乎！若通黄册之法而善用之，无如不专任十甲，而当十年大造之际，于十甲内递轮一甲管十年之籍，新旧交相对验，各存旧册以相稽考。且县之有丞薄，非漫设也，唐、宋有司户之官，正为此设。无如专委于簿，以统纠其鬻卖别户收除之实，每一官交代，即举任内有无推收，具册呈县。其县每岁实征之册，必从簿发，而令当年里长与册书封验，无有差讹而后开征。此最为民事利病之尤者，必不可以苟且取便者也。
立法之始，无取太宽。常留有余之德意于法外以使有可宽，故大貉小貉之弊必至于大桀小桀。唯通国计之常变，而处于有余之地，乃宽之于课程，则民不狎为易供而其后受束湿之苦，斯以乐生有道矣。今百姓之困敝，殆无孑遗，皆自守令之考成为始祸之本。闻嘉、隆间且以岁课满八分以上者，大计膺贪酷之黜。上虽未为之法，而下自体德意以行之，故民力裕而民心固，虽土木之变，邓茂七、黄萧养、刘、赵、鄢、蓝诸寇之窃发，弗能摇也。以税粮完欠为有司之殿最，法始于江陵，一决其藩而不可复收矣。申、王二相，反江陵而过为纵弛，乃以资言利者之口实。温体仁全师江陵之术而加甚焉，有户书李待问者为之羽翼，乃令知推行取，府县印官给繇，皆行户部，比较任内完欠，遂使牧民者唯鞭笞赤子为务，而究之逋负山积，激成大变，所谓“则何益矣”者，信矣。故户部考成之陋制不革，而欲民之免于深热，必不可得也。
武举之制，至乌程、武陵秉国之后而败坏极矣。顾其始亦未为得也。文章吏治，有循序渐进之道焉，养之以从容，而慎重之以奖其廉耻，固一道也。若武夫，则用其朝气而不用其暮气者也。以次而举之，果有能者，必不耐其迂迟；其能耐者，必其大不堪者也。勿为之科，而于大阅之日募草泽之有智略勇敢者，督抚试而特举之，部核之而授之以试职，即使之从大帅军中以待命于边，或为突骑，或为队哨之长，或分城堡之守，或效幄幕之用，实委之以战守之事。其失也，不过亡一人。其得也，遂可以拔非常之士，而黠愞者不敢以身尝试。则岁一举之而已足，何事于科场之琐琐，决取舍于数矢之中否，数行之通塞哉！
言治术者，有名美而实大不然，则乡团保甲是已。其说模仿《周礼》，而所师者管仲轨里连乡之制尔。自周以前，列国各自立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一国之隘，无从别得男武之士而用之，则就农民而尽用其丁壮，亦如今土司之派其狼猡以为兵，盖以防邻国之兼并，而或因以兼并邻国。其事本不道，而毒民深矣。封建既废，天下安堵，农工商贾各从其业，而可免于荷戈致死之苦，此天地穷则变而可久者也，奈何更欲争斗其民哉！朱子自谓守郡日时有土寇，故欲训练保甲，后熟思此土之民已竟武勇，奈何复导之以强，因而已之。大儒体国靖民之远图，不泥于古固如此，未尝挟一寓兵于农之成说，以学术杀天下，如王介甫之鳃鳃于保甲也。盗贼初非敌国也，以政安之，以法治之。天子建吏，不能为民弭盗，而使民之以生死争一旦之利乎！团保之立，若不实核之以武备，则徒为儿戏而只以扰民。若使器械必精，期会必一，技击必试，立之以长而纠之，小则黠豪以牟侵贫弱，大则教之以乱，而邓茂七之祸不旋踵而发。唯刘念台先生尹京时听行条规，以申六条饬冠昏丧祭之礼，而讥察游惰非违者，不责之以武备，庶为可行，盖亦王政之枝叶也。
自盐政边储之坏，议者争言开中输粟旧法之善，而不知其非。既违事之宜，又拂人之情，故叶淇得以利动一时而尽废边屯，诚有以召之也。法之最颠倒者，农所可取苦粟，而条鞭使输金钱；商所可征者金钱，而屯盐使之输粟。边可屯，官不能屯，而委之素不安于农之商；粟可博金钱，官不移丰以就歉，而责农之易金钱以偿官。其不交困也，得乎！取之必于其所有，使之必于其所长，一人效一人之能，一物抵一事之费，《周官》之善，尽于此耳。
人各效其所能，物各取其所有，事各资于所备，圣人复起，不能易此理也。且如周制，兵车之赋出于商贾，盖车乘、马牛，本商之所取利，而皮革、金钱、丝麻、竹木、翎毛、布絮之类，皆贾之所操，是军器皮作火器各局之费，应责之于商贾也无疑。如曰税重则物价贵，还以病民，乃人之藉于市买者皆自度有余，面非资尘所必藉，非若粟之一日不得而即死者也。且在周之世，天子未尝全有九州之壤，若列国封域，尤为褊小，所需之产，什不得一，则但责之商贾尔。今四海一家，官山府海，何产不丰！凡诸军国所需，取铁于冶，取皮于原，取竹木于林，取丝于桑土，取麻絮于园，或就民而税，或官自畜植，又不必尽责之于商贾。乃国计尽弛，悉授之末业之黠民，而徒督责之于田亩之征，不给则令死于桁杨，死于逃窜，不亦僭乎！农所输者止以养君子，饱士马，何患乎不足！而一切取办，则何望其能支！汉人《盐铁》之论，言之似理而实不然，汉之所以舒农民而培国本者，非后世之所能及。王介甫狭小汉制，而以青苗、免役、保马诸法重困农氓，其利害亦曙然。洪武棕园、漆园之设，可惟为万世法，后人且视为迂琐。民之方苏，共俟之何日耶！
行盐之有地界，商人之奸利，而有国者听之。同此天下之人，食此天下之盐，何畛域乎！通行，则商人不得持有无以增一时腾涌之价。若地分，则舟车之浩繁，自然不行，其可行者自然各有所底止。唯偶然一方缺乏，则他方济之，究竟商人可以通融得利而无所大损，但不能操低昂以抑勒细民而已。无地界，则盐价恒平，商之利亦有恒，而狡者愿者不至赀获之悬绝。且如河东盐池，因晴雨而盈诎。其诎也，则食河东盐之地界，其淡食者多矣；其盈也，又不能通贸之他方，而或视为赘余，置之不足收；此两病也。又如广东海南之盐，行赣、吉、衡、永、郴、宝，有上泷、过陡、过山之迟阻。当议法时，唯以佐广西之经用，而不知天下一家，随在可以挪给，岂必在粤输粤而割裂以为之限乎！利便一听之民，而上但取其固然之利于所出之地，何至殉商人之奸以困编氓，而召私盐挟仗行凶之祸！诚欲惠商，支放以时而无坐待寄引之苦，则已足矣。
国以马为强弱。秦之强也肇于非子，而赵唯骑射乃能以一国抗初张之匈奴，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五代方域小而年促，仅作旦夕之计，而宋承之，举汉、唐之故苑置之于蔓草田畴之中，而强赋之民为保马，其视金、元，如鼠之遇狸，诚不敌也。昭代乘□元之披靡，驱之无角逐之劳，其与张、陈争成败者，皆舟师步卒格斗于吴、楚，用马之力少，而马亦仅矣。然犹广置牧苑，为边防计，使循而不弛，不百年而蕃庶可待。乃不知谁为之策，俵养于江北、山东、河南、北直民间，使民牧而责其驹。其为民患也，则始领种马之日，愚民稍以为利，既而子孙怠于牧畜，则或家无三尺之驹而岁供滋生之马。垂至百年以外，刷马、印马之繁，折价之苦，计户坐征，加赋外之赋，而民敝极矣。其为国患也，民贫而诡，则以驽羸之马应官，既不堪用，莫能整饬。而苟且之臣，又谓承平无用此赘物，不如折价贮于冏寺为国储。其边镇需马，则上疏奏讨，发冏帑以听其自买。债帅十不买一，而徒充囊橐，于是中国几无马，而或资茶以贸于西番，仰鼻息于裔夷。抑且水草失性，动至仆毙，徒为猾驵、墨吏之中饱。边警以来，人持短兵以当万骑之冲突，责之以不败，必不可得已。夫自宁夏而南，至于岷、黎、建昌，又南而滇、洱，皆宜马之地也，黄河退滩自同、华而东，至于淮、泗，皆可牧之场也。舍弥望之荒壤，捐数千顷之闲田，调坐食之冗卒，募游食之余夫，通天下而计之，为费几何？行之一二十年，而入番之茶可使以金代马，中国之滋息，自较夷狄而尤盛。固可蠲江北、中原之马价以苏尺，而民益苏矣。谋国者不以家视国，国之蠹也。八口之家，牛、豕、鸡、鹜不仰于市，佣夫惰妇一切藉粒粟以易之，其馁可待。舍其生聚，听产乘之空虚，驱偃蹇之卒以当践蹂，而国以沦胥，良可为痛哭也。保马为祸阶，俵马继之，赔折积怨，冏金尽而国随，亦必然之势已。
牧苑之法行，国马取给于牧地，而通其法以广公私之畜，纾民役之苦者，又莫若随府州县而置牧。每邑各有牧场，以邑之大小，草料之难易，酌其多寡。其收放、打草、剔除之役，量置官夫，谷粟取之县仓本色。特恐传舍之吏不加爱惜，则无如分任正佐官，每官牧若干匹，交盘清楚之外，许寄牧私马半于公马任满，听其作归装之用。其官牧之马，以半供驿递，半授民兵操演逐盗之用，使民兵之壮者习骑射焉。若其滋息盈余，则三年一计其登耗，斥卖为亭传修饬之用，恒令宽然有余而不为吏苦，且乘人者，夏桀之虐政也，马不给用，而狡胥之顽躯皆以累良民之项领。马既蕃衍，则严乘人之禁。在任官非五品以上，休致官非七品以上，士儒耆老非七十以上，及有病妇女非五十以下及受封者，不许用肩舆。则民相劝于养马，而无形之富强寓于居平，以待不测，此通数百年强本治内之要图也。
严于督民而宽于计吏，则国必无与立。史称元政不纲，唯其宽也。唐制：州县官秩满，则谢事赴都，听吏部铨简，而后更授新除，谓之选人。虽士大夫不无疲劳之苦及待选之难，然使受命临民者皆得奉一王之灵爽而听廷臣之清议，则自郑重其官箴而不敢偷。三年入觐，因行大计之曲，亦通此法而得其平也。考满给繇，必亲领司文，赴部考核，而后授以官阶，则不满于公议者，昏瞀老疾者，皆无所隐匿，而吏道清矣。自以催科为急，于是有借口钱粮任重，而郡县长吏有终身不入都门者。升降皆遥为除受，其陟其黜，一听之上官，上且不知有天子，而况知有廷臣之公是非乎！上官者唯知己之好恶，又其下则唯知货贿已耳。而天子设部司，设台省，将以何为！故郡邑之吏不入觐受计，赴部考满，而觊天下之治，必无此理。
因逆臣之阻兵而废藩镇，因权臣之蠹国而除宰相，弃尔辅矣。宰相废而分任于六官，以仿周制，是或一道也。乃周六官之长无所不统，而今太仆不统于兵部，太常、鸿胪不统于礼部，光禄、上林不统于吏部，通政、大理不统于刑部，国子监不统于户部，官联不审，事权散乱，统之者唯秉笔内臣而已。至于内臣之必统于吏部，尤为国之大纲，而都督位兵部之上，莫能仰诘。二者乃治乱安危之枢机，《周官》之扼要。于此一失，纲纪尽亡，区区以行人司、钦天监为礼部之遥属，胡不推此以正六卿之职也！
牧民之道，教养合而成用，故古者学校领于司徒，精意存焉。今学政贡举一归礼部，则以为此彬彬者仪文而已，户部但操头会箕敛以取民，为国家收债之驵侩，王者意之重轻，形著于命官分职，治乱于此决矣。督学官，司教者也，宜为布政使司之分司亡疑，而以按察使司官为之，欲以刑束天下士乎！其始制之意，不过欲重其事权，以弹压提调之有司耳。乃按察只以纠大奸、拆大狱为职，若经常教养之事，布政司领所属长吏之治而考其成，以上计定黜陟。今学政兴废，无所事事，而授之廉访提刑之官，则布政司一持筹督迫之租吏，使为一方之师帅，天下何缘而治也！
洪、永间岁贡最重，与进士相颉颃，故授以训导，其选师儒，未尝不重也。其时学校初立，岁贡生前无积累，非有日暮涂穷之意，而朱善、苗衷皆以教官擢大位，曹鼐自陈不敢为人师，其不以闲冗视之可知也。相沿既久，挨贡法行，岁贡者皆学不足以博一举，而视此为末路，其能擢国学县令者百不得一，惰归之气乘之，虽欲不弃教道而弋脯修，不可得已。要未始非立法者之不图其后也。学政唯宋为得，师儒皆州县礼聘，而不系职于有司。若令提调就附近致仕闲住、告病、告养品官之中，及举人年四十以上，学行果尔表著者，官率生徒，执贽拜请，以典教事。其禄养资给，因地方大小，生徒众寡，差等以立之经制。督学官一以宾礼接见，不与察计之列，行移不通于有司，迎诏，拜表、岁、时、朔、望无所参谒，若其教无成绩，而所教生徒屡科不与乡举，岁试优等少而劣等多，及行劣至三五人以上，不先送提调官详黜，又或告发干名犯义及数干门禁者，则引身告退。若提调官所聘非人，及奖劝乖方，致令惰劣者，督学官纠参如法。师儒若有成教，则不论年岁，敦留卒业，待其果老、果疾或品官起用、举人中式受职，而后更聘。一以道义廉耻相奖，则人才士风，庶几可改。长此不革，师道贱而教无术，监司府县任意差委，滥与钱谷刑名之役，若簿尉仓巡为奔走之下吏，仆仆参候，与僧道之长同其趋跄，不肖者因之以希锱铢之利。害极于末流，而其始抑有以启之也。
弘治间初命按察司官督学，授之特敕，其敕皆劝奖人才之语。至万历初所改敕，则如诘奸制盗，置士子于不肖之中而勒束之。故率天下于寡廉鲜耻之涂者，万历之初政，江陵之变法，申、商之莠说也。两敕具载《会典》。江陵之法行，而劣生把持、包揽，赇吏鬻青衿、受嘱托之风益烈，盖以扑之者炀之也。
进士科始于隋，垂千年而不能易。后有易之者，未知以何道为得。王安石革词赋，用书义，亦且五百余载矣，使学者习效圣贤之言以移其志气，其贤于词赋明甚。至文体之屡变，或趋于陋，或**于邪，皆乘时会，不能为之豫谋。伹可厘正者，导以读书穷理之实而已。书义而外，论以推明经史，而通其说于治教之详，策以习天人治乱、礼乐、兵刑、农桑、学校、律历、吏治之理，非此则浮辞靡调，假于《五经》《四书》而不知其所言者何谓，国无可用之士，而士益偷则益贱，固其宜已。闻万历初年，县试儒童，无策者不送。府试且有以《河图》、《洛书》、九宫、八卦策问儒童者，则所重可知已。万历中叶，姚江之徒兴，剽窃禅悟，不立文字，于是经史高阁，房牍孤行，以词调相尚。取士者亦略不识字，专以初场软美之套为取舍，而士气之不堪，至此极矣。原其所始，立法亦有未善者，故流弊有所必至。科场七日而三试，作者倦而阅者亦烦，则操一了事之心以应后场，必矣。二场所试者，表判骈艳之语，将以何为？旧制：诰诏表随科一道，诰诏视表判为愈矣。然士方在衡茅，使习知经国长民之道，固无不宜，若王者命令之大体，非立朝廷之上，深喻国体者不知。故唐、宋知制诰者，即文名夙著、官在清要者，尚须试授，则不可使士子揣摩为之，明矣。诰诏既所不能，表判又为无实，何如改三场为两试！初场书义淹通，每解额一人，取定两人，令赴二场，试以二论三策，然后决取一人中式。初场以十日阅文，一日拆卷，凡十二日而试二场，又五日而放榜，则作者精力有余，阅者安详不遽。尊经穷理以为本，适时合用以为宜，登士于实学，固科场救弊之一道也。未得创制显庸之圣，作法以待贤者，亦将必出于此。
问刑官故出入人罪，律以概论。然考之宋制，故出罚轻而故入罚重，此王政也。故出、故入，有受赃、不受赃之别，亦但当于故出项下分受赃、不受赃，而不受赃者从轻。其故入，则虽不受赃，自应与受赃者等。故出则勿论已决遣、未决遣，一例行罚。盖虽已决遣，而复核果当从重，不难补决，自不致逸元恶之诛。若故入，已决遣与未决遗者固应殊科。盖故入决遣，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完，徒流已配者不可追偿，其已受之劳辱，已决遣之罚自应加重。其致死者，倍宜加等。即不抵罪，而终身禁锢，与大计贪官同处，不得朦胧起废，及以边材等项名目滥与荐举。则问刑之吏尚知所惩，而酷风衰止，贪亦无以济矣。
赃以满贯抵重罪，刻法绳人，此所谓一切之法也。抑贪劝廉，唯在进人于有耻，画一以严劾之，则吏之不犯者鲜，更无廉耻之可恤而唯思巧为规避，上吏亦且重以锱铢陷人于重罚而曲为掩盖。上愈严而下愈匿，情与势之必然也。且凡所受于下吏、部民者，乃至鸡凫、扇帕、纸墨、油炭，皆坐价抵赃，绳人于交际之途，且必开其掠夺之大焉。有出身事主，而可如于陵仲子争名于一鹅半李之间者乎？既不枉法矣，则何谓之赃？其枉法也，则所枉之大小与受赃之多少，孰为重轻？假令一兵部官滥授一武职，以致激变丧师，或因情面嘱托，实所受贿仅得五十贯；令一吏部官滥授一仓巡河泊，其人无大过犯，而得贿二百贯；又令一问刑官受一诬告者之贿而故入一人于死，仅得五十贯；其一受诬告者之贿而故入人于杖，得二百贯；岂可以贯之多少定罪之重轻乎？则无如不论贯而但论其枉不枉，于枉法之中又分所枉之重轻，但除因公科敛，因所剥削之多少，分等定罪。其他非黄白狼藉累万盈千者，苟非枉法，但付吏部记过，全士大夫之名节于竿牍饮食之中，而重之于箕敛渔猎之条。唯宽也，乃能行其严，恶用此一切之法为！
弭盗无上策，逐捕亦法之所不可废。宋制：捕盗获全夥者，加一官，其法较善。盖责有司以捕盗，唯可赏而不可罚，罚一行则匿盗不报以苟免于谪，而盗益猖獗矣。盗无可全获之理，十人得七，即可膺全夥之赏。其未获者，责令乡保户族长立认状，不拘年分，曾否经赦，及已获贼首处决与否，失主存亡，旧案远近，皆一应责令擒送。若有隐匿，被人首出，即同窝盗。嗣后捕盗员役若能盘拿积年未获之盗，旧案分明不枉者，即照捕获全夥例纪录，能捕人役，一例给赏。其犯盗人田产在逃未获者，即行变卖，给失主赔赃。如此，则官司无讳盗之心。而失主自告报后，非火下识认须当官指证者，但其一真实赃单，明填记识，俟验合认领，更不烦频令到官，一听官司自行审决，则被盗亦何惮而不泄其荼毒乎！此亦弭盗于末流之善术也。
冗事于一官，而冗官于无事，两失之道也。在京如吏部稽勋司，其职掌漫无可课之功，而文选冗沓，以滋黠吏乘司官之促迫瞀乱而售其奸；何如以初选任之文选，而以升迁、调降、起复之补除任之稽勋，则曹务繁简称矣。工部屯田司，亦无实之署也；何不令三岁一稽天下田亩荒垦，有无崩坍淤退，并课有司陂堰圩堤之兴废，而核实地亩增减，以授户部而登耗其税粮。都水则专任黄、漕二渠之通塞。在外则同知、通判、推官，沿五代及宋掣制之陋以建置，而漫无专任，为课最所不及；自好者持禄以待迁，否则法外生事以扰民，而事集于知府之一人，求暇以课农桑、亲学校而不可得；何似明任以诘戎、捕盗、督粮、问刑之职，如汉分曹之制，受成于知府，而各给印信，得上达于监司，俾知府一意教养，则前代行春、劝农、宾贤、钦射之典可复也。
官自有体，国家授之以体，则为吏者有所矜式以养其品行，民亦受其福矣。相沿非九卿堂上官，及法司属官差审刑狱，五城四门巡视官，不置刑杖。若内阁翰林等清署，虽傔从有犯，亦送兵马司杖治，所以优君子于清简和平，而刑亦不滥。不然，在京文武吏且盈千，辇毂之下血溅肉飞矣。以在外言之，凡为吏者即置刑具。如捕盗理刑官，固其职掌。若分司守巡及府州县佐贰首领，用此何为？以快其怒，张其威，甚则胁民而取其货耳。若布政司府州县正印官，不得无刑人之事，律既有笞杖定制，或稍使得用讯杖竹篦，以警欺窳可尔。若夹踝拶指，乃不得已而用以诘盗，今牧民者以施于民，是长吏者民之鸷鸟猛兽，而刑具者其爪牙也。失父母师保之尊亲而为狱吏，知自好者亦应耻为之。相习不愧，因而不仁，岂自知其辱人贱行耶！乃民亦何辜而糜血肉于司牧者之堂也！仓巡驿泊，师师相仿，民其余几！乃至教职亦挟杖以行，廉耻**然矣。自应急为厘正：讯盗之械，唯捕盗官得用之；理刑官得用讯杖；正印官得用小薄竹篦，以惩不恪。若正犯笞杖，即与如法的决。奸欺大蠹，即本署役从，亦大则送理刑官，小则发巡捕首领讯治。斯以矜重长吏，全其君子之体，而以宽斯民之束湿者，即在乎此。若征收役粮，除奸欺里甲付理刑官追比问罪外，则自有劝诫乐输之道在。若以天子之尊，遣数千鹰犬威制匹夫匹妇，而索升斗铢累之得，不但羞当世之士，而亦重辱朝廷矣。
尹京之难，古今所同，故两汉多用严酷之吏以处之。然京尹，牧民之长，乃天下郡守之师表，而以毛鸷为尚，则是倡四方之舍德而崇刑戮也。顾辇毂之下，土著少而宾旅众，其去乡里而来都下者，类皆其黠者也，非可素施以渐摩之训。则非任张敞、赵广汉、严挺之之流，诚有难治者。故以郊外编氓属京尹之政教，而国门以内属兵马司、巡视御史之纠察，庶两得之道也。乃一城而五之，莫相统摄，窜匿闪烁，百弊所生。兵马司秩卑权轻，动为权贵所掣。巡视御史差以月计，传舍视之。奸不胜诘，而法且穷矣。故其后也，一授法纪于缇帅、厂阉而成乎大乱，风波之狱，毒流善类，皆巡察者之权不一、任不重有以致之也。缇帅之职，视汉之司隶校尉也，而可使纨绔近倖之狡者任之乎！诚欲以牧民任京尹，而以辑奸任执法，无如以五城内外乡饮、读约、廛税、夫役听京尹，畿县仍视外府州县。其缉拿探丸、发箧、窥探、贿诈，禁止饮博、猖狂、阑狱、扰市，凡属五城所掌之禁令刑名，于都察院堂上副佥专任一员总提督之。劾其纵怠，禁其**刑，官尊威重，法可必伸。移缇帅之权以授廉直刚毅之大臣，养京尹之仁使尽抚字敬敷之大体，斯为经国之良规也乎！
常平仓，良法也，而每中圯不行，非但不得其人，亦立法之未尽也。仓米不出于经制，故墨吏可以侵牟，窳吏可容怠弛。若于立法之始，每年夏秋二税内借征本色，田亩起科最轻者，如广西、云南、江北等处。每民米一石借征一斗五升，其次借征一斗，最重者借征五升。如苏、松等处。但遇饥荒谷贵之年，即行平价粜卖。坐充输粮入户本年应纳钱粮，若价过五钱以上，即以有余银米赈济。如三年不遇岁饥，将存米一半，于应解漕粮地方肢解，照数减征粮户本年漕米。其非水次、无漕运地方，亦支放一半，或发卖，或充官吏俸粮，民皂、铺递、膳夫、斗级等项公食，每石酌价五钱，坐减粮户本年应纳折色。至六年而旧米支尽，新者相仍，假有民米万石之县，以中则准之，恒有六千石之畜矣。其米于高爽塞燥地面，征火米、黄米；卑湿蒸热之乡，每米一斗，征晾过干谷二斗二升；皆于十月十五日输仓为止。支放之日，数有亏欠，经收官不论在任及升调降罢，行提坐赃，追赔问罪。盖有粮之家，类非籴贵坐馁之人，通有余以补不足，但损其息，不损其实。三年而无歉岁，则亦适如其应输之数，而通济均平之道得矣。坐抵起解钱粮，则有司无所施其侵渔。若湿漏雀鼠之坏腐折耗，典守者固无所逃其责。不此之图，而丰年发官本以收籴，则有抑勒强买之害，挪移狼藉之弊。至于罚谷存仓，则只以启墨吏肉攫折金入橐之门，而五刑收赎之外有之外有无涯之峻罚，徒为民蠹，无粒粟之实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