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扶危定倾有道，于其危而扶之，不可得而安也；于其倾而定之，不可得而正也。倾危者，事势之委也，末也；所以致倾危者，本也。循其所以危，反之而可以安；矫其所以倾，持之而可以正。故扶危定倾者，其道必出于此。虽然，本之与末，有发端而渐启者，有切近而相因者。则正本之图，有疏有亲，有缓有急，必审其时而善持之。不然，则穷溯其本而不足以救其末，无益也。发端而渐启者，其始之弊，未至于此，相沿以变，而并失其旧，乃成乎切近相因之害；于此图之，而已得倾危之本。若其始之所启，虽害繇此以渐兴，而时移势易，无所复用其匡正，其本也，而固非其本矣。

今夫河之为患，遏之于末流，不得也。神禹为之疏之，循其本矣。然载始者，壶口也，而冀州平。溯其横流于中州者，则抑以砥柱以东，出山而溢于荥、漯者，为众流之本。若其发源昆仑，在西极之表者，岂非河之大源哉？而于彼穷之，终不能已兖、豫之氾滥。故言治河者，未有欲穷之于其源者也。

靖康之祸，则王安石变法以进小人，实为其本。而蔡京之进，自以书画玩好介童贯投徽宗之好，因躐大位，引群小导君于迷，而召外侮。其以绍述为名，奉安石为宗主，绘形馆阁、配食孔庙者，皆假之以弹压众正，售其佞幸之私而已矣。夫安石之修申、商之术，以渔猎天下者，固期以利国而居功，非怀私而陷主于**惑，此其不可诬者也。安石之志，岂京之志，京之政，抑岂安石之政哉？故当靖康之初，欲靖内以御外，追其祸本，则蔡京、王黼、童贯、朱勔乱于朝，开衅于边，允当之矣。李邦彦、白时中、李棁、唐恪之流，尸位政府，主张割地，罢入卫之兵，撤大河之防者，皆京、贯辈同气相求、因缘以进者也。出身狭邪，共习嬉**，志苶气枵，抱头畏影，而蕲以苟安，岂复知有安石之所云云者？师京、贯之术，以处凶危，技尽于请和，以恣旦夕之佚乐而已。京、贯等虽渐伏其罪，而所汇引之宵人，方兴未殄。则当日所用为国除奸者，唯昌言京、贯之为祸本，以斥其党类，则国本正，而可进群贤以决扶危定倾之大计，唯此而可以为知本矣。骨已冷，党已散，法已不行，事势已不相谋之安石，其为得为失，徐俟之安平之后而追正之，未为晚也。舍当前腹心之蛊，究已往萌檗之生，龟山、崔鶠等从而和之，有似幸国之危以快其不平之积者。而政本之地丛立者皆疲茸****之纤人，顾弗问也。则彼且可挟安石以自旌曰：“吾固临川氏之徒也。弹射我者，元佑之苗裔，求伸其屈者，非有忧国之忱者也。”荧主听，结朋党，固宠利，坏国事，恶能复禁哉？

杨国忠受戮于马嵬，而唐再造，无庸究李林甫之奸也。辨学术，正人心，善风俗，定纲纪，前不能伸于建中靖国之初，而事已大败，乃泄其久蕴之忿怒，所本者，非本矣。辽绝而不相及，泮涣而不相济，何为者邪？迨及建炎之后，安石之说不待攻击而自销亡，亦足以知安石之不足攻，而非靖康之急务矣。竭忠尽力，直纠京、贯之党，斥其和议之非，以争存亡于庙算，言不溢而事不分，此之谓知本。

二

女真胁宋以割三镇、割两河，宋廷之臣，争论不决，于其争论而知宋之必亡也。抑以知宋亡而贻中国之祸于无已也。李邦彦、聂昌、唐恪之徒，固请割地以缓须臾之死者勿论已。徐处仁、吴敏以洎李伯纪、杨中立之坚持不割之策，义正矣。虽然，抑有能得女真之情，而自善其不割之计者乎？不得其情，虽为之计无补也，况乎其无能为保固三镇、两河之计也。

胁人以割地者，契丹之胁石晋也，秦人之胁三晋也，皆未能得而须其自割也。契丹胁石晋于求缓之日，地犹王从珂之地，而两非所有。秦人之胁三晋，三晋虽弱，抑婴城固守，必覆军杀将、旷日持久而后得之，故胁其割而后得不劳。而女真之势异是。自败盟南侵以来，驰突于无人之境，至一城则一城溃，一城溃则一路莫不溃矣。欲三镇即可得三镇，欲两河即可得两河，何为哓哓然竞使命之唇舌，而莫能使其必从邪？呜呼！当时议者盈廷，曾无一人焉察及于此，中国之无人久矣，祸乃延及无穷而不可遏矣。

辽之既灭，女真之志已得，未尝有全举中国之成心也。宋人召之挑之，自撤其防以进之，于是而欲逞志于宋，乃且无定情焉。而教之以胁地胁赂者，郭药师也。药师者，亦习乎契丹之所以加宋者，而欲效之女真，求地耳，求赂耳，求为之屈耳。是故终女真之世，止于此三者。而大河以南，国破君俘，城空千里，且举以授之张邦昌、刘豫而不欲自有，夫岂贪之有所止，而戢自焚之兵哉？永嘉以来，南北分而夷、夏各以江、淮为守，沿而习之，局定于此，志亦仅存乎此也。汴京破而立张邦昌、刘豫者，修石晋之故事也。和议成而画淮以守者，循拓跋氏之已迹也。盖自苻坚溃败以后，王猛之言，永为定鉴。故拓跋佛狸临江而不敢渡。正统之名，天式临之；天堑之设，地固限之；虽甚鸱张，罔有越志。然则宋持其不敢擅有中夏之情，苟须地必待我之割之也，则固有以处此矣。不割三镇，必有以守三镇。不割两河，必有以守两河。欲守三镇、两河，必固守大河以为之根本。欲守大河，必备刍粮，缮城堡，集秦、陇、吴、蜀、三楚之力以卫京邑。此之不谋，但曰“祖宗之疆土，不可与人”。即不与之，不能禁其不取。空谈无实，坐废迁延，而三镇、两河不待割而非己有矣。轻骑驰突于汴京，而宗祧永丧矣。疆土任人之吐茹，而何割与不割之有哉？

然而女真之所欲者，且自三镇而止。彼且曰：“天以中原授中原之主，吾不得而力争。”故挞懒、兀术，人异其志，金山之匹马，且以得返为幸，完颜亮马一南牧，而群下叛离以致之死。然则处当日之情形，勿问三镇也，勿问两河也，抑可弗问汴京之守与不守也。名号存，呼召集，亲统六师以与相颉颃；充彼之欲，得河北而其愿已毕，气已折，力已疲，且安坐而饱饫以嬉游，天下事尚可徐图其大定。即令不克，亦岂授女真以意想不及之弋获，而无所讫止乎？意想不及之获，可以获矣。立邦昌，而邦昌不能有；立刘豫，而刘豫不能有；大河以南人无主，而戴之以为君，则江、淮以南，何不可戴之以为君？蒙古氏乃以知天之无有定情，地之无有定域，而惟力是视，可有者无不可有矣。呜呼！不测其不敢深求之情，弱者靡、强者嚣，纵使氾澜而流及于广远，天且无如人何，而万古之纲维以裂。故曰中国之无人，非一晨一夕之故也。

谢安石之知及此矣，故以一旅抗百万之众而不慑。自立也有本，则持重以待之，而其锋自折。气矜取胜，茫然于彼己之情伪，徒为大言以耸众听，流俗惊为伟人，而不知其无当于有无之数也。是可为大哀也矣！

三

上与下交争者，其国必倾。惟大臣能得之于上，而不使与下争；惟君子能辑之于下，而不使与上争。听其争而不能止者，具臣也。以身为争之衡，而上下交因之以争者，自居于有为有守，而实以贻上下之灾。衰乱之世，恒多有之，是人望之归也，而有道者弗取焉。

凡争之兴，皆有名可据，有故可循。而上不见信，下不相从，乃相持而不相下。迨乎争矣，则意短而言长，言顺而气烈。气之已烈，得失、利害、存亡、生死皆所不谋，而愤兴于不自已。故盘庚之诰曰：“而胥动以浮言。”言勿问是非，一浮而是者已非，有道者甚畏天下之有此，而岂其以身为之的乎？气之浮也，必乘乎权，而后其动也无所复惮。上之权，以一人而争天下，以其崇高也；下之权，以匹夫而争天子，以其众多也。权者，势之所乘；发以气，乘以势，虽当乎理，而亦为乱倡。故曰“其国必倾”。汉、唐之季，其倾也皆然，而宋为甚。上之争下也，斥之、诎之、窜之、禁之，乃至刊之于籍，勒之于石，以大声疾呼而告天下。自熙宁以后，一邪一正，皆归于此，而王安石、司马光实以身受其冲。于是而下之争起矣。登屋援树，喧呼以争命相之权者，其流风所鼓，乃至万众奔号，蹙君门而为李纲鸣其不平。上既违之，下乃愤之；下且竞之，上愈疑之。交相持，而利害生死俱所不恤。

夫新法之病民，迫欲司马之相以蠲除之者，犹情理之正也。然而朝廷之用舍，国政之兴革，岂此喧呶一往之气所可取必者哉？至若纲之得众心者，惟请内禅，守京都，保市廛庐舍之鲜华，偷朝菌蟪蛄之宴乐。而他日者，括金帛，掠子女，百万生齿流离于雨雪洊至之下，死者过半，则固不如早捐其总于货贿之情，远避凶危，以保妻子，尚可生生自庸也。而妇人稚子感纲之德，交质于室，以动蚩蚩之众，攘臂而前，蔑君民之礼，践蹂宫门，国其尚可以安存乎？

且夫司马之不得行其志者，正以此也。故哲宗亲政之后，天子厚其疑忌，以为是率乱民而胁上以相己者，固已目无君上。则勒名党碑之首，尽反元佑之为，以恣章惇、蔡京之奸，皆此致之。若纲，识虽不足，忠则有余，暗主奸臣，固无得间以相为仇忌；而一窜再窜，志终不伸。迄高宗之世，可以白矣，而指为朋党，以宋世不再举之刑，施之陈东。无他，惟伏阙呼号者不逞，而与天子争权，迹已逆而心终不可白矣。

温公律己之严，非有所召致，而引儿童走卒以为羽翼，固已。即在纲也，危亡在目，殷忧在心，抑必不操券以致陈东，使率众以颂己。其当众情沸腾之下，固且无如之何，而不足为二公病。虽然，君子静天下之人心以靖国者，固有道矣。尽忠以与君谋，其可赞以必行者，言不容长也。秉正以与僚友谋，其所引以自任者，旁无所待也。同乎我者受之，而得当以行，喜勿遽也。异乎我者听之，裁之在我，怒勿形也。退而缄之于心，不以慷慨之容动众，而使依己以为宗也。不用而奉身以退，不自暴白其心，而激人以归怨于上也。失职之士，怨恣之民，达其愤，恤其隐，而勿引之以使尽其不平之鸣也。夫然，则谋定而人不知，功成而言不泄。忠不行，道不试，而微罪以去，恒有余地以待君之悟，而无所激以成乎不可已之争。则朝野兵民，各居静以待命，虽有巨奸猾寇，亦弗能窥我之涯际，而间宵小以起收其利。如其终不见信于天子，不胜于奸邪，则亦天也。吾之自靖自献者无尤，则一死以报宗祊而无愧。而士民嚣陵之戾气，无自而开，则祸亦不永。君子之以靖共尔位，邀神听之和平者，此而已矣。以此求之，岂徒纲哉？温公固未之逮矣。

谢安石抗桓温，却苻坚，而民不知感。郭子仪厄于程元振，困于鱼朝恩，而众不为伸。种师道耄老无能，而褰帷呼跃。成败之殊，其持之者异也。已乱者先已其争，争不甚者危不亟，存乎任国事者之有道也。子曰：“君子无所争。”己且不争，况使君与民挟己以为争端乎？

四

曹操之雄猜也，徐庶以刘先主之故，终身不为一谋。操能杀荀彧，而不能杀庶，委顺可为也。然犹曰庶未尝触操之忌也。司马昭之很也，阮籍为草表，而以箕、颍之节期之。昭能杀稽康，而不能杀籍，隐默可为也。然犹曰微辞而未斥言之也。郅恽上书王莽，陈谶纬，谏其复汉室而归臣服。莽弗能杀，而及见光武之兴，婉曲可为也。然犹曰诡托符命以术制莽也。马伸于张邦昌之僭立，上申状以请复辟，至再至三而不已，邦昌惧而从之；弗畏于逆臣，弗惧于狡虏，弗忧于吴开、莫俦之群小，志至气充，不知有死，而死亦终弗及焉。然则士苟有志，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夷、齐扣马之谏，奚必武王而后可施哉？

呜呼！士不幸而生于危亡之世，君已俘，宗庙已墟，六宫尽辱，宗子无余，举国臣民寄死生于他人之手，而听其嚼啮，奸宄施施且拥叛逆而为主，不死而何以自堪。乃自梅执礼、吴革、刘韐、李若水、张叔夜之外，非有可死之几，死且无裨于名义。故张浚、赵鼎、胡寅唯匿形免污以自全，无死地也。伸居台谏之职，欲求死地以致命，则唯有直责邦昌使奉康王之一说，可以**其梦魂而无疚憾。忤邦昌者，死地也。邦昌之从己而避位，非伸之所取必者也。岂有人方求为天子，而助逆者又进骑虎之说以怵之，可以笔舌力争夺其尊富哉？故曰死地也。稍一迟回，而姑为隐忍矣。以死为心，以成败委命，以纲常名义自任，而不求助于人，则亦何不可揭日月以行，而言犹嚅嗫乎？

子曰：“邦无道，危行言孙。”无道者，君不明，而犹故国之君；俗不美，而犹中国之俗；非国破君辱逆臣窃位之谓也。言孙者，道不可亟明，则以微言待后；志不可急白，则以谦让自居；非谈笑以道君父之危，缓颊而免乱贼之怒也。当伸之世，操伸之志，以为伸之所得为，岂谓此哉？且伸之言，亦未尝不孙也。其申状于邦昌也，仍以台官上申宰相之礼；其进说也，仍期以定策立元辅之功。则以视段秀实之笏击朱泚也，犹从容而不迫。非伸之气苶于秀实也，彼已成乎不可挽之势，而此则有可转之机也。然使邦昌怙恶而不从，群奸交怼其异己，则伸亦与秀实同捐其肝脑。其危也，孙也；而其孙也，未尝不危也。伸于是合乎刚柔之节矣。

夫人之于义也，岂患不知哉？患无其志耳。抑徒患其志之不存哉？患其气之不充耳。邦昌之不可帝也，天子之不可听女真立也，为宋之臣民不可戴邦昌为君也，夫人而知之，夫人而亦有其心矣。若有所覆而不得露，若有所掣而不得舒，若有所隔而不得吐，皆气不胜也。故持其志者，以气配义，而志乃伸。

《宋论》卷九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