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自元和以后，国之无人久矣。王守澄、陈弘志推刃天子，无有敢斥言之者，纵横两代，至文宗之季年，而后以他罪诛之，则刘克明何惮而不灭烛以弑少年之天子邪？克明滔天之罪，发之者，王守澄等四宦竖也；斩之者，神策飞龙宦竖所将之兵也。路隋以学士而为逆贼草制，韦处厚俯仰而推讨贼之功于江王，如是，尚可谓唐之有人乎？

国家之大患，人臣之巨慝，莫甚于自相朋比，操进退升沉于同类之盈虚，而天子特为其酬恩报怨、假手以快志之人。所谓正人者，唯以异己相倾之徒为雌雄不并立之敌；其邪者，则以持法相抑之士为生死不戴天之仇。而非天子莫能代之以行其志，非左右持权之宦竖，莫能助己以快其欲。藉令当宪宗之弑，而建讨贼之旌，则岂徒弘志哉？守澄其渠帅也；匪徒守澄，郭后其内贼也；匪徒郭后，穆宗其戎首也。推究至极，不容中已。而守澄尸威福之柄，两立于邪正之交，以持衡而颠倒之；郭后挟国母之尊，穆宗固世适之重，天位既登，动摇不可。则发义问者此党之人，而彼党即乘瑕而进。功隳名败，身不保而祸延同类。于是素有忠直之望者，亦惴惴然惜门户以图伸；而依附之士，咸啮指扪舌以相劝止。低回一起，慷慨全消，方且尊太后，肆大赦，以掩其恶而饰之，因循安位，以求遂其汲引同汇、拒绝异己之情。为君子者，固曰吾以是为善类地也，而况匪人之比哉？宦竖乃以知外庭之情志，视君父之死如越人之肥瘠，闭户自保，而以不与为安。敬宗虽无刘子业、萧宝卷之凶**，一失其意，而刃剚其胸，何不可使路隋、韦处厚泚笔弄舌以文其大恶乎？呜呼！盈廷若是，而按孙氏《春秋》之法，非诬也。李绛、裴度虽云贤者，其能逃于法外哉？

李长源归卧衡山，而李辅国不敢竟其恶；郭汾阳罢兵闲处，而鱼朝恩不敢肆其毒；君子不浮沉于爵禄权势之中，乱臣贼子自有所畏忌而思戢。元和以降，所号为大臣者，皆荏苒于不进不退之交，而白刃两加于天子之脰。唐之无人，厥有由矣。文宗进李训、郑注而谋诛内贼，非尽不明也。人皆知有门户，而不知有天子，无可托也。

二

朋党兴，而人心国是如乱丝之不可理，将孰从而正之哉？邪正无定从，离合无恒势，欲为伸其是、诎其非，画一是非以正人之趋向，智弗能知，勇弗能断。故文宗曰：“除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亦非尽暗弱之说也。

李宗闵、牛僧孺攻李吉甫，正也；李德裕修其父之怨而与相排摈，私也。乃宗闵与元稹落拓江湖，而投附宦官以进，则邪移于宗闵、稹；而德裕晚节，功施赫然，视二子者有薰莸之异矣。李逢吉之恶，夫人而恶之，德裕不与协比，正也；而忽引所深恶之牛僧孺于端揆，以抑逢吉，而睦于僧孺，无定情矣。德裕恶宗闵，讦贡举之私以抑之，累及裴度，度不以为嫌，而力荐德裕入相，度之公也；李宗闵与度均为被讦之人，乃背度而相倾陷，其端不可诘矣。宗闵与稹始皆以直言进，既皆与正人忤，而一争进取，则稹合于德裕以沮宗闵，两俱邪而情固不可测矣。杨汝士之污浊，固已；德裕以私怨蔓延而讦之使贬，俾与裴度、李绅同条受谤，汝士之为贞邪不决矣。白居易故为度客，而以浮华与元稹为胶漆之交，稹之倾度，居易不免焉，而德裕亟引其从弟敏中，抑又何也？李训、郑注欲逐德裕，而荐宗闵以复相，乃未几陷杨虞卿而窜宗闵于明州，何其速也？聚散生于俄顷，褒贬变于睚眦，是或合或离、或正或邪，亦恶从而辨之哉？上无折中之宸断，下无臧否之定评，颠倒天下以胥迷乱，智者不能知，果者不能决也。揆厥所由，则自李绛恃其忠直而不知大臣之体，与小人比肩事主，而相角以言。口给之士，闻风争起，弄其辅颊，议论兴而毛举起，权势移而向背乖，贸贸焉驰逐于一起一伏之中，惊波反溅，罔知所届，国家至此，其将何以立纲纪而保宗祏哉！

唐、宋以还，败亡一轨，人君尸居太息而未可如何。呜呼！乱之初生，自所谓君子者开之，不但在噂沓之小人也。吕吉甫、章惇之害未去，而首击伊川者，司马公之门人苏轼、苏辙也；阉党之祸未除，而特引阮大铖以倾众正者，温体仁所击之钱谦益也。当王介甫恶二苏之日，体仁陷谦益之时，岂料其速变之如斯哉？烈火焚原而东西不知所极，公忠体国之大臣虑之已早，镇静慎默以赞天子之独断，而人心戢、风俗醇。苟非其人，弗能与于斯也。

三

文宗耻为弑君之宦竖所立，恶其专横而畏其害己也，旦夕思讨之，四顾而求托其腹心，乃擢宋申锡为相，谋之不克，申锡以死，祸及懿亲，而更倚李训、郑注、王涯、舒元舆，以致甘露之变。申锡之浅躁，物望不归；训、注则无赖小人，由宦竖以进，倾危显著，可畏而不可狎；涯、元舆又贪浊之鄙夫也。文宗即不足与于知人之哲，亦何颠越乃尔哉？于其时，非无勋望赫奕之元臣如裴中立、英果能断之伟人如李文饶；而清谨自持如韦处厚、郑覃者；犹不致危身以偾国。文宗俱未进与密谋以筹善败，独决意以托匪人，夫亦有故存焉。

唐之诸臣，皆知有门户而不知有天子者也。宠以崇阶，付以大政，方且自诧曰：此吾党之争胜有力，而移上意以从己。其心固漠然不与天子相亲，恃其朋类争衡之战胜耳。故以裴中立之誉望崇隆，为四朝之元老，而陈弘志之弑，杜口包羞；若李文饶，则假宦竖王践言以内召；而李宗闵、元稹、牛僧孺之恃阴腐为奥援者，又勿论也。

外有不相下之仇敌，则内不可更有相忤之中人；争衡于一进一退之间，则不能复问大贞大邪之辨；文宗盖流览踌躇，知其无可与谋也。而宋申锡以轻狷不审去就之庶尹，为两党所不推；舒元舆、王涯、贾餗，则首鼠两端，持禄免咎者也；训、注之邪，上知之矣，乃其不择而击之力，一试之德裕，再试之宗闵，两党皆其所搏噬，庶谓其无所固执而可借为爪牙者耳。悲夫！

自长庆以来，所敢以一言触宦竖者，独一刘从谏而已，而固防其且为董卓也。则文宗不以委之申锡、训、注而谁倚乎？藉令谋之中立，而中立未必应也；谋之文饶，而文饶固不从也；谋之处厚、覃，而处厚、覃且战栗以退也；谋之宗闵、僧孺，而比于宦官以反噬也。故文宗交不敢信，而托之匪人。无他，环唐之廷，大小臣工贤不肖者，皆知有门户，而忘其上之有天子者也。弑两君，杀三相，裴中立且自逍遥于绿野，而况他人乎？

四

乃所取于牛僧孺之言抑德裕者，曰诚信也。诚揭诚信以为标帜，则谋臣不能折，贞士不能违，可以慑服天下之口而莫能辩。虽然，岂其然哉？夫诚信者，中国邦交之守也。夷狄既逾防而为中夏之祸矣，殄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掩之而不为不信。使恤彼相欺之香火，而养患以危我社稷、杀掠我人民、毁裂我冠裳也，则太王当终北面于獯鬻，文王可永奉币于昆夷，而石敬瑭、桑维翰、汤思退、史弥远，允为君子矣。

突厥、回纥，唐曲意以下之者，皆有功于唐，舍其暂时之恶，而以信绥之，犹之可也。然而且有不必然者，其顺逆无恒，驭之有制，终不可以邦交之道信其感孚也。况乎吐蕃者，为唐之封豕长蛇，无尺寸之效，有邱山之怨，偶一修好，约罢戍兵，而于此言诚信乎？僧孺曰：“徒弃诚信，匹夫之所不为。”其所谓诚信者，盖亦匹夫之谅而已矣。其以利害言之，而曰：“彼若来责，养马蔚茹川，上平凉坂，万骑缀回中，不三日至咸阳桥。”是其张皇虏势以相恐喝也，与张仪夸秦以胁韩、楚之游辞，同为千秋所切齿。而言之不忌，小人之横，亦至此哉！

夫吐蕃自宪宗以后，非复昔之吐蕃久矣。元和十四年，率十五万众围盐州，刺史李文悦拒守而不能下，杜叔良以二千五百人击之，大败而退；其明年，复寇泾州，李光颜鼓厉神策一军往救，惧而速退；长庆元年，特遣论讷罗以来求盟，非慕义也，弱丧失魄，畏唐而求安也。其主彝泰多病而偷安，不数年，继以荒**残虐之达磨，天变于上，人叛于下，浸衰浸微，而论恐热、婢婢交相攻以迄于亡。安得如僧孺之言，扣咸阳侨、深入送死而无择哉？敛手俯颜，取悉怛谋献之，使磔于境上，以寒向化之心。幸吐蕃之弱也，浸使其强，目无唐，而镞刃之下岂复有唐乎？

僧孺又曰：“吐蕃四面万里，失一维州，未损其势。”则其欺弥甚矣。吐蕃之强，以其尽有北境也。于宪宗之世，全力南徙，以西番重山深谷，地险而腴，据为狐兔之窟，于是而始衰，沙陀、黠戛斯、回纥侵有其故疆矣。故韦皋一振于西川，而陇右之患以息。其南则南诏方与为难，而碉门、黎、雅之间，乃其扼要之墟，得之以制其咽吭，则溃散臣服，不劳而奏功。西可以收岷、洮，南可以制南诏，北可以捍黠戛斯、回纥之东侵，而唐无西顾之忧。其在吐蕃，则大害之所逼也。而岂无关于损益哉？

夫夷狄聚则逆而散则顺，事理之必然者也。拒归顺者以坚其党，故婢婢曰：“我国无主，则归大唐。”然与论恐热百战而终不归者，惩悉怛谋之惨，知唐之不足与也。以是为诚信，将谁欺乎？夫僧孺岂果崇信以服远、审势以图宁乎？事成于德裕而欲败之耳。小人必快其私怨，而国家之大利，夷夏之大防，皆不胜其恫疑之邪说。文宗弗悟而从之，他日追悔而弗及。温公抑遽许之曰：“僧孺所言者义也。”使然，则周公之兼夷狄，孔子之作《春秋》，必非义而后可矣。

五

李宗闵欲逐郑覃，而李德裕亟荐之，文宗自内宣出，除覃为御史大夫。宗闵曰：“事皆宣出，安用中书？”其妨贤之情，固不可掩然以官守言，则职之所宜争；以国事言，则内降斜封之弊，所宜早杜其渐也。崔潭峻以“八年天子听其行事”折之，讵足以服宗闵哉？郑覃经术议论果胜大任，人主进一善士，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制下中书，孰敢违者？假令宗闵抗命而中沮，即可按蔽贤之辟，施以斥逐。乃若有所重畏而偷发于其所不及觉，以与宰相争胜负之机，其陋有如此者。宗闵得持国宪官常以忿怼于下，以此而求折朋党之危机，宜其难矣。故司马温公曰：“明不能烛，强不能断，使朝廷有党，人主当以自咎。”其说韪矣。乃又曰：“不当以罪群臣。”则于君子立身事上、正己勿求之道，未协于理；而奖轻儇、启怨尤、激纷争之害，不可复弭。元佑、绍圣之际，狺狺如也，卒以灭裂国事，取全盛之宋而亡之。一言之失，差以千里，可不慎哉！

如或不得于君，不容于小人，乞身事外，犹且纷纭接纳，进人士而与结他日之援。为忧国计与？适以激国事之非；为进贤计与？适以贻贤者之伤。气盈技痒，愤懑欲舒，且与浮薄之士，流连于山川诗酒之中，播歌谣以泄悁疾，抑或生而有再用之情，没而有子孙之计，树人自辅，悦己者容，乃使诡躁之夫，依附以希他日之进，党祸乃成，交争并峙，立身之不慎也，事上之不诚也，素位不安，害延于国，为人臣而若此，咎亦奚辞？乃曰“不当以罪群臣”，不已过与？

即其在位之日，道在匡君，而人才之进退，国有常典，官有定司，固非好恶欲伸，唯己所任。一大臣进，而望风饰行以求当于端揆者，千百其群也。言论相符、行止相应者，不使退就衔勒，奚必利民而卫国，特以竞胜于异己耳。苟可以取盈，然且破法而为非常之举，汲引而怀取必之心，则唯以所好者之升沉为忧喜，而君父生民或忘之矣。质之夙夜，讵可云精白乃心乎？

夫德裕之视宗闵，其得失迥矣。而内不能却崔潭峻、王践言之奥援，外不能忘牛僧孺、杨虞卿之私怨，则使文宗推心德裕，使汲引其所好者置于要地，而宗闵不敢或违也，终不可得。其后武宗亦既独任之矣，未久而白敏中、令狐绹复起，以尽反其局。岂非德裕乘权之日，恃主知之深厚，聚朋好以充廷，而不得志者如伏火石中，得水而爆烈哉？

夫元佑亦犹是也，皆为君子者进则呴呴、退犹跃跃，导人心于嚚讼而不可遏也。以宰相之进退归人主，以卿尹之黜陟归所司，正己尽诚，可则行，否则止，绝新进之攀附，听天命之废兴，虽有小人，何所乘以自立为党？其不然也，而曰“不可以责群臣”也，无惑乎温公之门有苏轼诸人之寻戈矛于不已也。

六

杜牧愤河朔三镇之跋扈，伤府兵之废败，而建议欲追复之，徒为卮言，贻后世以听荧耳。牧知藩镇之强在府兵既废之后，而不知惟府兵之积弱，是以蕃兵重，边将骄，欺唐之无兵，以驯致于桀骜而不可复诘也。且当太和之世，岂独河北之抗命哉？泽潞、山南无非拥强兵以傲岸者。而欲取区区听命之州郡，劳其农而兵之，散其兵而农之，则国愈无兵、民愈困、乱将愈起。甚矣！空言无实，徒以荧慕古者之听，而流祸于来今，未有已也。

府兵之害，反激而为藩镇，势所必然，祸所必趋，已论之详矣。乃若杜牧所言有可取，而唐之初制尚可支百年者，则十六卫是已。十六卫以畜养戎臣储将帅之用者也，天下之兵各分属焉，而环王都之左右，各有守驻以待命，盖分合之势，两得之矣。分之为十六，则其权不专，不致如晋、宋以后方州抚领拥兵而篡逆莫制也。统之以十六，则其纲不弛，不致如宋之厢军，解散弱靡以成乎积衰也。

夫边不能无兵，边兵不可以更戍而无固心，必矣。兵之为用，有战兵焉，有守兵焉。守兵者，欲其久住，而卫家即以卫国者也；而守之数不欲其多，千人乘城，十万之师不能卒拔，而少则无粮薪不给之忧。战兵者，欲其遄往而用其新气者也；一战之勇，功赏速效，虏退归休，抑可无长征怨望之情。然则十六卫之与边兵，互设以相济，寇小入，则边兵守而有馀，寇大入，则边兵可固守以待，而十六卫之帅，唯天子使以帅其属而战焉。若夫寇盗有窃发之心，逆臣萌不轨之志，则十六卫中天下以林立，而谁敢恣意以逞狂图乎！

唯是十六卫之兵，必招募挑选，归营训练，而不可散之田亩，则三代以下必然之理势，不可以寓兵于农之陈言，坐受其弊者也。就其地食其食，无千里飞挽之劳；就其近属其卫，无居中遥制之病；卫率巡之，所司练之，有司供亿之，皆甚便也。此则唐初之善制，不必府兵而可行之后世者也。以杜牧之时，尤可决行于一朝，非若府兵之久敝而不可再兴者，何也？河朔之叛臣不可遽夺，而内地犹可为也。且自宪宗以来，淄青、淮蔡、西川、淮南贼平之日，兵不可散，固可移矣；成德、卢龙、魏博归命之日，兵不能罢，亦可调矣。以恩恤之，以威临之，仍使为兵，而稍移易之，固皆不安南亩习于戎行者，又何难于措置之有哉？朝无人焉，虑不及此，而后天下终不可得而平。牧固不足以及此，而漫无忧国之心者，又勿论已。

七

甘露之变，杀生除拜皆决于中尉，文宗不得与知，而李石、郑覃于其时受宰相之命，二子病矣！君子之进退，必以其正；其以身任国家之大政也，必以其可为之时。血溅于独柳之下，而麻宣于殿陛之间，二子者，誉望素隆，而何为其然邪？曰：此未可以为二子病也。夫二子于此，虽欲辞相而义之所不许也。

梅福之弃官，申屠蟠之辞召，位未高，君未知有我，且时已敝极而无可为也。留正出国门而宋几危，陈宜中奔占城而宋遂亡，偷免于危殆，以倡人心之离散，无生人之气矣。夫二子者，唐之大臣，而为文宗所矜重者也。天子不胜于宦竖，兵刃交加于黼扆，掠夺纵横于内省，三相囚系以磔徇，天子之仅保其首领者一间耳。二李之党，分析以去；裴中立以四朝元老，俯首含羞；二子不出而薄收其溃败之局，以全天子、安社稷，将付之谁氏而可哉？幸而二李之党与宦竖之未相结纳，而训、注始事宦官而中叛之，故仇士良辈无心腹之大臣引与同恶，特循资望而授政柄于二子，是以匪人不进，诛杀止于数人而不滥及。使二子者畏避而引去，宵人乘隙投中尉之门，以骤起而执政，其祸更当何如邪？

夫二子之受相位而不辞，非乘间以希荣，盖诛夷在指顾之间而有所不避也。六巡边使疾驱入京，声言尽杀朝士以恐喝缙绅，李石安坐省署以弭其暴横。于斯时也，石固以腰领妻孥为社稷争存亡，为衣冠争生死，可不谓忠诚笃悱、居易俟命之君子乎？江西、湖南欲为宰相招募卫卒，而石不许，刺客横行，刃及马尾，固石所豫知而听之者也。薛元赏之能行法于神策军将，恃有石也；宋申锡之枉得以复伸，覃为之也。止滔天之水者，因其溃滥而徐理之，卒之仇士良之威不敢逞，文宗得以令终，而武宗能弭其乱，自二子始基之矣。皎皎硁硁之节，恶足为二子责邪？唐无静正诚笃之大臣，李石其庶几乎！覃其次矣。

八

听言以用人，不惑于小人，而能散朋党以靖国，盖亦难矣。虽然，无难也。有人于此，而或为之言曰：是能陈善道、纠过失以匡君德者也；是能决大疑、定大计以固国本者也；是能禁奸邪、裁佞幸以清国纪者也；是能纾民力、节浮费以裕国用者也；是能建国威、思远略以靖边疆者也。如此，则听之而试之察之，验其前之所已效，审其才之所可至，而任之也可以不疑。假不如其言，而覆按之、远斥之，未晚也。有人于此，而或为之言曰：是久抑而宜伸者也；是资望已及、当获大用而或沮之者也；是其应得之位禄与某某等，而独未简拔者也；是尝蒙恩知遇，而落拓不偶、为人所重惜者也。如此，则挟进退以为恩怨，视荣宠为己应得，以与物竞，而相奖于富贵利达，以恤私而不知有君父者矣，不待辨而知其为朋党之奸、小人之要结矣。

杨嗣复托宦官讽文宗以召用李宗闵，而文宗欲量移之。计其为辞，不过曰：是固陛下宰辅，流落可矜而已矣；抑不过曰：是盖李德裕之以朋党相抑，李训、郑注之以邪佞相陷而已矣。夫德裕之所逐，固无可辞于小人；而训、注之所排，岂必定为君子；抑问其昔居辅弼之任，所建立者奚若耳。若夫无益于国，而徒尸显秩，则已概可知矣，其党固不能为之辞。而但以曾充宰相，遂不可使失宠禄，将天子以天位任贤才使修天职，而止于屈者伸之，邑郁欲得者怜而授之，是三公论道之尊，仅如黄叶以止儿啼矣。

嗣复曰：“事贵得中。”洵如其言，亦以平二李之不平，使无偏重而已；其以平其不平者，各厌其富贵利达之欲而已。天子无进贤退不肖之权，但为群臣谋爵禄之去留以消怨忌，是尚得谓天下之有天子乎？况其所谓得中者，只以渐引小人而挠善类邪！宋徽宗标建中之号，而奸邪遂逞。无他，其所谓中者，夫人欲富贵利达，两相敌而中分之谓也。上无纲，下无耻，习以成风，为君子者，亦曰是久处田间，宜为汲引者也。朋党恶得而禁，士习恶得而端，国是恶得而定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