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礼何为而作也？所以极人情之至而曲尽之也。古礼之佚不传者多矣，见于《三礼》者，唯《丧礼》为略备，达于古今，无不可由也。然而犹有阙焉，时之所不然，事之所未有，情之所不生，礼之所未及也。于是而后儒折中论定之道，有可参酌以极得其中，则遭乱失其父母，寻求不得，生死莫能知，而为之追服，是已。
礼文之未及此也有故：古者分土建侯，好问不绝，偶为仇敌，而礼之往来不废，声问相逮，无有阻也。故诸侯失国而为寓公，大夫去国而有羁禄，即其为行人而见执，临战伐而见俘，其生其死，必相闻矣。则生而遥告以吉凶，死而得奔丧、还葬，奚有寻求不得而待追服者哉？
王莽之世，盗贼坌起，永嘉而后，胡、汉分割，于是而贵贱均于俘囚，老弱随其转徙，千里无人，音问既绝，转掠不定，踪迹莫稽，乃有父子殊天，终相暌隔，母妻漂散，不审存亡者。呜呼！生不得聚，死不得知，疏衰者，非人子之可用报亲者，而犹不克尽三年之哀慕，亦惨矣哉！晋庚蔚之等始建议寻求三年之外，俟中寿八十而服之，此亦以礼定情之极致，周公复起，不能易也。
德宗母沈太后因乱陷贼，不知所在，德宗即位，寻求数十年不得，迨德宗之葬，礼官乃申蔚之之议，以德宗启殡日，发沈后之丧，因此而祔庙之礼行焉。夫蔚之限寻求以三年，俟发丧于中寿，而德宗终身不废寻求者，以德宗已正位临民为宗社主，不容因母而废大政，即位寻求，两不相碍也。而士大夫既含重哀、必废婚宦，尽心力为寻求地，期以三年，则人子之志伸，而生人之理亦无崩坏之忧矣。晋、宋以来，有因此而永绝婚宦者，其志可尚，而其道不可常，殆亦贤者之过，蔚之裁之以中，不亦韪与！不宦则祭祀不修，不婚则继嗣不立，抑非所以广孝也。且夫寻求不得，而生死固无据焉，衔恤靡至，一以丧礼居之，万一亲幸而存，岂非之生而致之死乎？即位而寻求，临朝不废之典，宜于天子；限求以三年，权停婚宦，宜于士夫。酌中寿之年以服丧，生存之望可绝；以启殡之日而为忌，人子之道以终；变而不失其常，补古礼之未有，合先圣之大经，此其选已。
二
杜黄裳之请讨刘辟，武元衡之请征李锜，李绛之策王承宗、田兴，不待加兵而自服，皆时为之也。知时者，可与谋国矣。
自仆固怀恩以河北委降贼而僭乱不可复制者，安、史之诛，非唐师武臣力制其死命而殪之，贼自败亡而坐收之也。幽、燕、河、济，贼所纠合之蕃兵、突骑皆生存，而枭雄之心未艾，田承嗣、薛嵩、朱希彩之流，狼子野心，习于战斗，狃于反覆，于斯时也，虽李、郭固无如之何，而下此者尤非其敌也。代宗骄之，德宗挑之，俱取败辱，虽有黄裳、元衡之能断，李绛之善谋，我知其未易为筹度也。
至于元和，而天下之势变矣。向所与安、史同逆矫厉自雄者，死亡尽矣，嗣其僭逆者，皆纨绔骄憨、弋色耽酒之竖子也。其偏裨，则习于叛合、心离志怠、各图富贵之庸夫也；其士卒，则坐糜粟帛、饮博游宕之罢民也。而狎于两代之纵弛，不量力而轻于言叛；乃至刘辟以白面书生，李锜以贵游公子，苟得尺寸之土，而妄寻干戈；此其望风而仆、应手而糜者，可坐策之而必于有功。韦丹、李吉甫且知西川之必下以劝兴师，况黄裳、元衡之心社稷而有成谋者乎？故德宗奋而启祸，宪宗断而有功，事同而效异也。
夫既知其可以讨矣，则亦知其可以不战而屈之矣。姑试其威于西川而西川定，再试其威于镇海而镇海平。河北豢养之子弟，固不测朝廷之重轻，而苟求席安以自保，众心俱弛，群力不张，于斯时也，唐虽不自信其有必胜之能，而魏博、成德非王武俊、田悦之旧，彼自知之，亦可众量之矣。吉甫目击杜、武之成绩，欲效之以徼功于河北，是又蹈德宗之覆辙也。李绛之洞若观火，又岂有绝人之智计哉？故代宗之弛而失御，宪宗之宽而能安，亦事同而效异也。所以异者无他，惟其时也。
时者，方弱而可以强，方强而必有弱者也。见其强之已极，而先自震惊，遂肭缩以绝进取之望；见其势之方弱，而遽自踸踔，因兴不揣之师；此庸人所以屡趋而屡踬也。焚林之火，达于山椒则将熸，扑之易灭而不敢扑，待之可熄而不能待，亦恶知盈虚之理数以御时变乎？刘渊、石虎、苻坚、耶律德光、完颜亮，天亡之在眉睫矣，不知乘时者，犹以为莫可如何，而以前日之覆败为惩。悲夫！
三
制科取士，唐之得元、白，宋之得二苏，皆可谓得人之盛矣。稹、居易见知于裴中立，轼、辙见重于司马君实，皆正人君子所嘉与也。观其应制之策，与登科以后慷慨陈言，持国是，规君过，述民情，达时变，洋洋乎其为昌言也。而抑引古昔，称先王，无悖于往圣之旨，则推重于有道之士而为世所矜尚，宜矣。推此志也，以登三事，任密勿，匡主而庇民，有余裕焉。乃此数子者，既获大用，而卞躁诪张，汇引匪人以与君子相持而害中于国，虽裴、马秉均以临之，弗能创艾也。然则制科求士，于言将不足采，而可以辩言乱政之责斥之乎？
夫此数子者，非其言之有过，善观人者，不待其败德之已章，而早已信其然矣。奚以明其然也？此数子者，类皆酒肉以溺其志，嬉游以**其情，服饰玩好书画以丧其守。凡此，非得美官厚利，则不足以厌其所欲。而精魄既摇，廉耻遂泯，方且号于人以为清流之津径，而轻薄**泆之士乐依之，以标榜为名士。如此，而能自树立以为君之心膂、国之桢干、民之荫借者，万不得一。
文章之用，以显道义之殊途，宣生人之情理，简则难喻，重则增疑。故工文之士，必务推**宛折，畅快宣通，而后可以上动君听，下感民悦。于是游逸其心于四维上下，古今巨细，随触而引伸，一如其不容己之藏，乃为当世之所不能舍。则苏轼所谓“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者，是也。始则覃其心以达其言，既则即其言以生其心，而**泆浮曼、矜夸傲辟之气，日引月趋，以入于酒肉嬉游服饰玩好书画之中，而必争名竞利以求快其欲。此数子者，皆以此为尚者也。而抑博览《六籍》，诡遇先圣之绪说以济其辩，则规君过、陈民情、策国事，皆其所可沉酣以入、痛快以出，堂堂乎言之，若《伊训》《说命》《七月》《东山》之可与颉颃矣。则正人君子安得不敛衽以汲引为同心，而流传简册，浅学之士能勿奉为师表乎？乃有道者沉潜以推致其隐，则立心之无恒，用情之不正，皆可即其述古昔、称先王之中察见其诐**，况其滥于浮屠、侈于游冶者，尤不待终篇、而知其为羊膻蚁智之妄人哉！
若其淋漓倾倒，答临轩之问，陈论劾之章，若将忘辱忘死，触忌讳，犯众怨，以为宗社生民计者，固可取为人主之龟鉴，而不得斥之为非。则唯上之所以求之者，以直言敢谏设科，则以应知遇、取名位者在此，慧足以及，胆足以胜，固无难伸眉引吭以言之无怍，而可取者不乏也。
是故明主之求言，大臣之广益，无择于人也；言而可听者，乐取其言，以释吾回而增吾美也。若其用人也，则不以言也；言而可听，必考其用心之贞**，躬行之俭侈，而后授以大任也。《书》曰：“敷奏以言。”言无不尽。若其黜陟，则必“明试以功”而后定。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诚千古片言之居要矣。然则策贤良以问政，明王广听大智之道也；设制科以取士，唯其言以登用之，则国是乱、佞人进，治道之大蠹也。制科而得才士如元、白、二苏而止，元、白、二苏长于策问奏疏而止，不恣其辨以终为君子伤。节宣之权，人主大臣司之，可弗慎与！
四
庙谟已审，采诤臣之弼正以决行止，其于治也有失焉，鲜矣。庙谟无据，倚群臣之道谋以相争辩，其于乱也幸免焉，鲜矣。何也？贸贸然于得失利害之林，一事至而无以自主，天子有耳而无心，大臣辞谤而避罪，新进之士，气浮而虑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苟可言焉则言之，不能言者亦学语而言之，勿论其挟私也，即其无私，而读古人数策之书，辄欲引据，凭寤寐偶然之慧，见为实然，听曲士末俗之言，妄为歆动，念生平身受之累，推为利害，琅琅然挟持以为口实，理亦近是，情亦近是，以与深谋熟虑相龃龉，言出气盈，不任受诎，于是而误国殃民，终无可救也。
以宪宗之时事言之，一藩镇之逆也，言讨者，并欲加兵于归命之魏博，言抚者，遂欲屈志于穷凶之淮、蔡，彼以为饬法之王章，此以为怀柔之文德，彼以此为养寇而失权，此以彼为生事而酿祸，河汉无涯之口，穷年靡定，究将谁与适从哉？谋之已烦，传之将遍，一端未建，四海喧腾，幕士游人，测众论之归以揣摩而希附会，奸胥猾吏，探在廷之踪指以豫为避就，左掣右牵，百无一就，迨其论定，而弊已丛生，况乎多事之秋，夷狄盗贼间谍伏于辇下，机密播于崇朝，授以倒持之枢，而危亡必矣。
唐制：诰令已下，有不便者，谏官上封事驳正改行。驳之于后以兼听得中，而不议之于先以喧嚣致乱，道斯定矣。元稹甫受拾遗之命，辄欲使谏官各献其谋，复正牙奏事及庶司巡对，唯欲夺宰相之权，树己之威福而已。谏官者，谏上之失也，议方未定，天子大臣未有失也，何所谏也？论道者，三公之职；辰告者，卿士之司；纠谬者，谏官之责；各循其分，而上下志通，大猷允定。稹小人，恶足以知此哉！
五
枢密之名，自宪宗以任宦官刘光琦始。绎其名，思其义，责以其职，任以其功，军之生死，国之安危，毫厘千里之差，九地九天之略皆系焉。三代而后，天子与夷狄盗贼争存亡，非复古者大司马掌九伐之法，鸣钟击鼓驰文告以先之，整步伐以莅之，所能已天下之乱也。则此职之设，有其举之，不可废已。所宜致慎而杜旁落之害者，但在得其人耳。惟若宪宗委之宦官，则吐突承璀、王守澄资以擅废立而血流宫禁，乃因此而谓分宰相之权，夺兵部之职，所宜废也，岂非因噎废食而不忧其馁乎？五代分中书、枢密为二府，虽狃于战争而欹重戎事，然准汉大将军、丞相之分职，固三代以后保国之善术也。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夫祀既宗伯之所司矣，而礼部之外必设大常，盖以礼部统邦礼，职既繁委，分心力以事神，则恪恭不挚，专责之大常，而郊庙之事乃虔。以此例戎，其可使宰相方总百揆而兼任之乎？抑可使兵部统铨叙功罪，稽核门荫，制卒伍之践更，清四海之邮传，核屯田之租入，督戎器之造作，百端交集，宵旦不遑，乃欲举三军生死之命，使乘暇而谋之，其不以国与寇也，不亦难乎？兵部所掌者，兵籍之常也；枢密所领者，战守之变也。进止奇正，阴阳互用，存亡之大，决于呼吸，经画之密，审于始终，文字不得而传，语言不得而泄，上承人主帷帟之谋，遥领主帅死生之命，大矣哉！专其事而恐不胜，乃以委诸守章程而综众务者乎？
枢密一官，必举而不可废，审矣。时或宇内方宁，兵戈不试，则悬其职以令宰相兼之可耳。而官属必备，储才必夙，一旦有疆场之事，则因可任之人，授以固存之位，与天子定谋于尊俎。至其为谋之得失，有宰相以参酌于前，有谏官以持议于后，亦不患其擅国柄而误封疆矣。汉举朝政尽委之大将军，而丞相听命，五代使枢密察宰相，固欹重而贻权奸之祸。唐、宋之失，在任刘光琦、童贯，盖所任非人，而非其设官之咎。若《周官》大司马总戎政，摄祀事，兼任征伐，则唯封建之天下，无夷狄盗贼之防则可耳，后世固不得而效也。
六
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皆以直言极谏而居显要，当其极陈时政之得失，无所避忌，致触李吉甫之怒，上累杨于陵、韦贯之以坐贬，而三人不迁，岂不人拟为屈、贾，代之悲愤，望其大用以济时艰乎？乃其后竟如之何也！故标直言极谏之名以设科试士，不足以得忠直之效，而登进浮薄，激成朋党，挠乱国政，皆缘此而兴。汉、唐之末造，蔡邕髡钳，刘蕡绌落，论者深为愤惋，而邕以党贼亡身，蕡亦无行谊可见，则使登二子于公辅，固不能救汉之亡、起唐之衰，亦概可睹矣。
夫李吉甫之为邪佞也，杨于陵、韦贯之身为大臣，不能以去留争其进退，既与比肩事主，而假手举人以诋斥之，则其怀谖以持两端，亦可见矣。于陵、贯之以举人为摇挤之媒，僧孺、宗闵以考官为奥援之托，则使击去吉甫，而于陵、贯之之为吉甫可知也。若僧孺、宗闵、湜之并不能为吉甫，则验之他日，亦既章章矣。何也？上之所以求谏者，不以其道，则下之应之也，言直而心固曲也。无人不可谏，而何待于所举之人；何谏不可纳，何必问之考官之选。以道格君者，匪搏击之是快；以理正事者，非泛指而无择。朝而渐摩，夕而涵濡，何患忠言之不日彻于耳；乃市纳谏之名，招如簧之口，以侈多士之美哉！三代之隆无此也，汉、唐之盛无此也。此科设而争辨兴，抑扬迭用以激成朋党，其究也，鬻直者为枉之魁，徒以气焰锋铓鼓动天下，而成不可扑之势。僧孺等用，而唐乃大乱，以讫于亡。有识者于其始进决之矣。
七
卢坦为宣歙观察使，岁饥，谷价日增，或请抑之，坦持不可，而商贩辐辏，民赖以生。知治道者之设施，固俗吏之所疑也。俗吏者，知徇罢民而已。故罢士不可徇之以谋道，罢民不可徇之以谋生。罢士惮登天之难，而欲废绳墨以可企及，则必陷于愚陋；罢民恤斯须之苦，而欲忘长虑以竞目前，则必陷于死亡。君子之弗徇之，尸其怨而不恤，诚有其大不忍者矣。
八
宪宗志平僭乱，李绛请释王承宗于恒、冀，而困吴少诚于申、蔡，韪已。有攻坚而瑕自破者，有攻瑕而坚渐夷者，存乎其时而已矣。当是时，国家积弱，而藩镇怙强，河北其轮囷盘错以折斧斤者也。攻其瑕而国威伸，瑕者破而逆气折，故西川、江、淮叛而速平，唯其瑕也。然而坚者自若，则以申、蔡逼近东都，中天下而持南北之吭，河北以窥朝廷之能否，故用兵之所宜先者，莫急于淮、蔡。吴少诚处四战之地，旁无应援，李师道殚力以为之谋，为盗而已，弗能出一卒以助其逆，彼瑕易脆，而国威可伸。申、蔡平而河北震惊，不于此而攻瑕，将安攻乎？
若当时之最宜缓而不可急攻者，莫恒、冀若矣。王武俊首听李抱真之约，发愤讨逆，功固可念也。而南有魏博以为之障，北有幽、燕以为之援，东有淄青以为率然之首尾，吐突承璀不揣而加兵，徒以资卢从史之逆，自取之也。自申、蔡而外，所可申讨者，唯淄青耳。淄青者，南接淮、海，而西与燕、魏相悬千里，势不足以相救。故刘裕之灭慕容超也，一入大岘，而直捣其郛，穷海必亡之势也。李纳无尺寸之功，有邱山之恶，而师道继之，以鼠窃之小丑，力不足以大逞，但恃穿窬之徒，以胁宰相，骇中外，焚帑藏，犯陵庙，宵起昼伏，幸免于天诛，堂堂正正以九伐之法临之，如山压卵，莫之能御矣。舍此不图，而遽求多于难拔之恒、冀，不亦愚乎？
《诗》不云乎：“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池者，无源之水也，故频竭而中随之。藩镇之逆，池水之溢耳。元和之世，溢者将涸，竭其频而池自无余。宪宗持疑不决，庙议乱于中涓，故历年久而后平，贼虽平而国亦惫矣。
九
揣摩情势、游移捭阖之士，其术得售，而天下之乱不可止。战国之分争，垂数百年而不定，暴骨连野，人之死者十九，皆此等心机所动，持天下而徇己说者成之也。至于唐之季世，而游士之口复腾。河北兵连，宇内骚扰，一言偶中，狂夫捐久长之利害，而一意徇之，险矣哉！若谭忠之为田季安、刘济谋者是已。
于斯时也，为季安谋万全者，岂有他哉？陈王承宗之逆而必败，淮蔡、淄青之自速其亡，使二镇合兵，蹙承宗使就缚归命，改镇修职，则季安、济长保其富贵；而承宗既禽，淮蔡不敢穷兵以抗命，淄青不敢仗盗以党奸，天下亦蒙其安平之福矣。其后田弘正一逼郓州，而李师道旋授首于刘悟，其明效矣。而谭忠持两端之策，揣朝廷之举动，姑顺天子之命，实保承宗之奸，以上免朝廷之怒，下结叛逆之心，自谓谋之已工，而昧于久长之计者，惊其揣度之中，无定之衷，固不胜其如簧之舌，于是取堂邑以市交，收饶阳、束鹿以谢咎，二镇固可处堂而嬉也。而天下之祸，乃以此而深。使微忠也，则二镇顺而归命，一言而决耳；逆而助贼，亦一言而决耳；痈已溃，收之而固无难也。故曰忠之为谋险矣哉！
故士之倾危而祸及天下者，莫甚于善揣中外之情形而持之不失，李巨川之亡唐，张元、吴昊之乱宋，皆此也。杜荀鹤、韦庄之流，始于容身，终于幸利，然技止于雕虫，犹不尸为戎首。而兀术欲走，一书生揣岳、秦之衅，言如持券，以终陷东京而不复。当国者之御此曹也难矣，奖之则群起而挠国是，抑之则反面而事寇仇。惟当祸乱繁兴之日，庠序仍修，贡举不辍，使有坦道之可遵，而旁蹊庶其可塞乎！将帅不得荐幕士，督府不得用参谋，亦拔本塞源之一道也。
十
李吉甫之专恣，宪宗觉之，而拜李绛同平章事以相参酌，自谓得驭之之道矣。乃使交相持以启朋党之争，则上失纲而下生乱，其必然也。绛贞而吉甫邪，弗待辨也。虽然，谓绛为得大臣之道，又岂能胜其任哉？《秦誓》曰：“唯截截善谝言。”言者，小人之所长也，非君子之所可竞也。小人者，不畏咎于人，不怀惭于已，君以为是，滔滔日进而益骋，君以为非，诋诃面承而更端以进，无愧咎之容。若君子，则言既不听，耻于申说，奚琐琐尚口之穷乎？君子而以言与小人角长短，未有贞胜者也。《易》曰：“咸其辅颊舌。”应非不以正也，然相激而愈支，于以感上下之心，难矣。
夫大臣者，衷之以心，裁之以道，持之以权，邦之荣怀与其杌陧系焉者也。不得已而有言，言出而小人无所施其唇舌，乃可定众论之归，而扶危定倾于未兆。若其一再言之，君已见庸而众嚣莫止者，必君志之未定，而终且受诎，则所谓“不可则止”者矣。夫吉甫岂安于受挫不思变计者乎？言出而绛必折之，宪宗且伸绛而抑之矣。然而屡进不已，硗硗争鸣者，何也？彼诚有所恃也。恃宪宗之好谀在心，乍咈而终俞；绛之相尚以口，言多而必踬也。如是而可以辩论之长与争消长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各得其朋以相抵牾，而党祸成矣。此大臣之道，所不欲以身任天下之纷纭者也。
绛而知此，则当命相之日，审吉甫之植根深固、不可卒拔，辞平章不受，使人主知贞邪之不可并立，而反求其故，吉甫可逐也。即受之而姑舍他务，专力昌言，斥吉甫之奸，必不与同谋国事，听则留，否则去，不但无自辱之憾，且正邪区分，可俟小人之偾辀折轴，而徐伸其正论，于国亦非小补也。不此之务，屈身以与同居论道之席，一盈一虚，待下风者随之而草偃，朋党交持，祸延宗社，绛能辞遇雨之濡哉？
呜呼！言固未有方也，论固未有定也，失其大正，则正邪之迁流未有据也。吉甫、绛君子小人之辨分矣，他日德裕欲掩父之恶以修怨，而牛僧孺、李宗闵、李逢吉、元稹之徒，愈趋以与德裕争胜，则君子之名实又归于李氏。一波而万波随，不知所届，要皆口舌文字之争胜负于天下，而国之安危，俗之贞**，淌滉而无据，言之得失，可为善恶之衡乎？尽臣道者不可不知，正君道者尤不可不知也。
十一
魏博田季安死，其子擅立，李吉甫请讨之，而李绛请俟其变。筹之堂上而遥制千里，度之未事而验之果然，不两月而田兴果请命奉贡，效其忠贞，一如绛言，不差毫发。古今谋臣策士，征验疾速，未有如此之不爽者也。
河朔自薛嵩、田承嗣以来，世怙其逆，非但其帅之稔恶相仍也，下而偏裨，又下而士卒，皆利于负固阻兵，甘心以携贰于天子。故帅死兵乱，杀夺其子，拥戴偏裨者不一，而终无有恃朝廷为奥援者。绛即知田怀谏之必见夺于人，亦恶知其不若朱希彩、吴少阳之相踵以抗王命哉？而坚持坐待之说，不畏事机之变，咎将归己，无所顾畏者，岂果有前知不爽之神智，抑徼天幸而适如其谋邪？言而允中，固有由来，绛秘不言，而无从致诘耳。
田兴之得军心，为季安所忌久矣。与季安不两立，而特诎于季安，待其死以蹶起，奄有魏博，谋之夙矣。欲定交于邻镇，以成其窃据，乃四顾而无有可托之强援，念唯归命朝廷为足以自固。乃欲自达于天子，而盈廷道谋，将机泄而祸且至。知唯李绛之可因效悃也，信使密通以俟时相应，举国不知，而绛之要言已定，非一日矣。绛言诸将怨怒，必有所归，而不斥言兴者，为兴秘之耳。逐怀谏而有魏博，绛与有谋焉；请命修贡，皆绛之成谋也。绛自策之，自言之，何忧乎事之不然哉？能致之者，绛之忠也；能持之者，绛之断也；能密之者，绛之深也；要非以智揣度、幸获如神之验也。
故大臣之以身任国事也，必熟识天下之情形，接纳边臣之心腹，与四方有肺腑之交，密计潜输，尽获其肝胆，乃可以招携服远，或抚或剿而罔不如意。夫以一人之忧为忧，以天下之安危为安危者，岂孤立廷端，读已往之书，听筑室之谋，恃其忠智而无偾事之虞哉？
大臣之谋国也，既如此矣；则天子命相，倚之以决大疑、定大事，亦必有道矣。殿阁之文臣，既清孤远物，而与天下素不相接；部寺之能臣，钱谷刑名杂冗，而于机事有所未遑；危疑无定之衷，竭智以谋，愈详而愈左。故人主之命相，必使入参坐议，出接四方，如陆贽、李绛之任学士也，早有以延揽方镇而得其要领；天下亦知主眷之归，物望之集，可与为因依，而听其颐指；无患乎事机之多变，而周章以失据矣。不能知人而厚防之，严宰执招权之罚，禁边臣近侍之交，以漠不相知之介士，驭万里之情形，日削日离，待尽而已矣。
十二
唐置神策军于京西京北，虽以备御吐蕃，然曾倚此军削平叛寇，则资以建国威、捍非常，实天子之爪牙也。德、宪以来，权归中涓与西北节镇，虏至莫能奔命，李绛所为欲据所在之地，割隶本镇，使听号召以击虏之猝至，不致待请中尉，迟延莫救也。宪宗闻绛之言，欣然欲从，而终于不果，识者固知其必不果也。
唐于是时，吐蕃之祸缓矣，所甚患者，内地诸节度分拥强兵，画地自怙，而天子无一爪牙之士；于此而欲夺之中涓之手，授之节镇，中涓激天子以孤危，辞直而天子信之，又将何以折之邪？是军也，昔尝以授之白志贞矣，朱泚之乱，瓦解而散，外臣之无功而不足倚，有明验也，故付之于宦官，亦无可委任，而姑使其听命宫廷耳。如复分割隶于节镇，则徒为藩镇益兵，而天子仍无一卒之可使。有若朱泚者，猝起于肘腋，勿论其能相抗制也，即欲出奔，而踉跄道路，将一车匹马而行乎？绛不虑此，欲削中涓之兵柄，而强人主以孤立，操必不可行之策，徒令增疑，何其疏也！
绛诚虑之深，策之审，则当抗言中涓揽兵之非宜，取神策一军隶之兵部，简选而练习之，猝有边警，驰遣文武大臣将之以策应，外有寇则疾应外，内有乱则疾应内，与节镇相为呼应，而功罪均之。如此，则天子有军，应援有责，而中涓之权亦夺矣。奈之何舍内廷之忧而顾外镇之患乎？如曰待边将之奏报而后遣救，无以防虏寇之驰突。则侦探不密，奏报不夙，边镇之罪也，非神策之需迟而不及事也。唐室之患，不在吐蕃而在藩镇，已昭然矣，如之何其弗思？
十三
人臣以社稷为己任，而引贤才以共事，不避亲戚，不避知旧，不避门生故吏，唯其才而荐，身任疑谤而不恤，忠臣之之效也。周公遭二叔之流言，既出居东，而所汲引在位者，皆摧残不安于位，公身之不恤，而为之哀吟曰：“既取我子，勿毁我室。”小人动摇君子，取其为国所树之人，指之以朋党，毁之以私亲，诚可为衋然伤心者矣。虽然，公以叔父受托孤之任，抚新造之国，收初定之人心，以卫社稷，故必近取休戚相倚者以自辅，固未可概为人臣法也。
立贤而先亲知，非无说以处此矣。狎习已夙，则其性情易见而贤否易知，非遥采声闻者之比也。且吾权借既尊，风尚既正，属在肺腑者，苟非甚不肖，若李虞、李仲言之于李绅，亦将习见正人，习闻正论，顺风而偃，乐出于清忠之途；则就亲知而拔用之，非无得也。然而有大患者，苟其端亮忠直、忧国如家也，则其议论风旨恒毅然外见，而人得测其喜怒从违之所向。于是所与亲知者，熟尝其肯綮以相迎合，亦习为亢爽之容、高深之说，以自旌而求售。如牛僧孺、元稹、李宗闵、刘栖楚之流，危言碎首，亦何遽出贾谊、朱云之下；杜钦、谷永，徒观其表见，且可以欺后世而有余；苏舜钦、石延年、黄庭坚、秦观游大人之门，固宜受特达之知遇，杜祁公、司马温公所不能却也。而后竟如之何也？未遇则饰貌以相依，已仇则操戈以入室，凶终之祸，成乎比匪，不亦伤乎！
十四
乃详取其始末而究之，元济岂有滔天之逆志如安、史哉？待赦而得有其旌节耳。王承宗、李师道亦犹是也。兵力不足以抗衡，唯恃要结闲贰以求得其欲，师道遣三数匹夫入京邸，杀宰相，毁陵寝，焚屯聚，挟火怀刃，而大索不获者，为之渊薮者谁也？非大臣受三寇之金钱以相阿庇，而讵能尔邪？则其行赂诸镇，观望不前，示难攻以胁天子之受降，概可知已。外则韩弘之阻李光颜，内则韦贯之、钱徽、萧俯、李逢吉等之阻裴度，皆醉饱于三寇之苞苴，而为之唇舌者也。故蔡州一空城，元济一独夫，李诉一夕而缚之如鸡鹜，其易也如此，而环攻四年，其难也如彼，唐安得有将相哉？皆元济豢饲之鹰犬而已。仅裴、武两相立于百僚之上，为疑谤之招，弗能胜也。其迟久而后克，不亦宜乎？
故国家当寇难相临之日，才臣有不足任之才，勇将有不可鼓之勇，夷狄盗贼所以蛊天下者，皆豆区之惠，而人为之风靡。非有清贞之大臣，前不屑千金，后不恤猛虎，则天子终无可寄之心膂。诸葛公曰：“唯淡泊可以明志。”人君尚知所托国哉！
十五
德宗令廷臣相过从者，金吾伺察以闻，愚矣哉！夫苟纳贿营私，则公庭可以密语，暮夜可以叩户，姻族游客可以居间，乃至黄冠缁流、优俳仆隶、一言片纸而可通，奚必过从哉？裴晋公同平章事，以平寇须参众议，请罢其禁，于私第见客，宪宗许之。则岂徒收集思之益，以周知阃外之情形；而洞开重门，阴慝无所容其诡秘，杜私门、绝幸窦之善术，莫尚于此也。
然而处此也亦难矣。惩猜防之失，则以延访为公；戒筑室之谋，则又以慎交为正；两者因其时而已。李太初群言杂陈，而漠然不应，宁蒙天下之讥怨，自以不用游谈之士为报国。盖截截谝言，非执中有权者，未易使之日进于前也。尝览元、白诸人之诗，莫不依附晋公以自矜善类；乃至归休绿野，犹假风韵以相激扬。然则当日私第之所接纳，其能益于公以益于国者，盖亦鲜矣。
以要言之，人君不可禁大臣之交游，而大臣固当自重其颦笑。论辨也，文章也，韵度也，下至于琴尊书画山川玩好鉴赏之长也，皆劳视听、玩时日、以妨远略，而佥人可托以求售者也。若夫一邑一乡之利害，此长彼短之策略，危言之而欲亟行之，只以病国殃民，而开无穷之害。延访者，可务好士乐善之虚名，为宵人售利达乎？周公下士至矣，而《七月》《东山》惟与农夫戍卒咏室家田庐之忧乐，何有于指天画地之韬钤，月露风云之情态哉？故延访之公，必以慎听之、正持之，勿徒矜虚名而损实事也。
十六
宪宗之用裴公也深，而信之也浅，所倚以谋社稷之大计，协心合德而不贰者，独淮蔡一役而已。然当其时，已与李逢吉、王涯旅进而无别。及乎淮蔡既平，公居首辅，而宦官承宠为馆驿使，赐六军辟仗使印，公不能以一言规正；皇甫镈、程异以聚敛与公分论道之席，公力争，而以朋党见疑；浚龙首池，起承晖殿，张奉国、李文悦白公谏止，而二人坐贬。凡此数者，有一焉即宜拂衣以去；乃层累相违，公终栖迟于朝右，夫岂贪荣宠以苟容哉？盖亦有其故矣。
公开阁以延士，而一时抱负之士，皆依公以利见，公去则不足以留，必群起而为公谋曰：公不可去也，委任重而受知深，志虽不伸，自可因事纳忠，以大造于家国，公姑隐忍以镇朝廷，使吾党得竭股肱之力，以持危而争胜。此言日进，公且不能违，而偃仰以息其浩然之志，所必然矣。故公俯仰中外，历事暗主，狎迩宵人，乍屈乍伸，终留不去，皆附公之末光者相从臾以羁迟也。公之浮沉前却，不谓无补于昏乱，则从臾者之言亦未为无当矣。及通数代之治乱而计之，则所补者小，所伤者大，起水火之争，酿国家之祸，公未及谋也。为公谋者，其志、其量、其识，皆不足以及此，而公大臣之道以诎矣。
国家之患，莫大乎君子以若进若退之身与小人迭为衰王，而只以坚小人之恶。何也？君子之道，不可则去耳。小人乃不以君子为忧，而聚族以谋攻击，则忌媢之恶，所逞者即自起于其朋俦，而同归于消灭。邺侯一归衡山，而张良娣、李辅国之首交陨于白刃。唯君子终留于位，附君子者，犹森森岳岳持清议于廷间，且动暗主之心，而有所匡正；小人乃自危，而益固其党以争死命，抑且结宫禁、挟外援以制人主，而其势乃成乎不可拔。《泰》之拔茅以汇也，《否》亦拔茅以汇也，而君子之汇，终诎于群策群力之险毒。故刘向不去，而王氏益张；李膺再起，而宦官益肆；司马温公入相，而熙丰之党益猖。
大臣之道，不可则止，非徒以保身为哲也，实以静制天下之动，而使小人之自敝也。彼附末光者，跃冶争鸣，恃为宗主，以立一切之功名，而足听哉？是晋公之不去，公之亵也，唐之病也。朋党之祸，所以迄于唐亡而后止也。惟淡泊可以明志，惟爱身乃以体国，惟独立不受人之推戴，乃可为众正之依归。惜乎公之未曙于此也。而后知邺侯之不可及矣。
十七
韩愈之谏佛骨，古今以为辟异端之昌言，岂其然哉？卫道者，卫道而止。卫道而止者，道之所在，言之所及，道之所否，言之所慎也。道之所在，义而已矣；道之所否，利而已矣。是非者，义之衡也；祸福者，利之归也。君子之卫道，莫大乎卫其不谋祸福以明义之贞也。今夫佛氏之说，浩漫无涯，纤微曲尽，而惑焉者非能尽其说也；精于其说者，归于适意自逸，所谓“大自在”者是也。则固偷窳而乐放其心者之自以为福者也。其愚者，或徼寿禄子孙于弋获，或觊富贵利乐于他生，唯挟贪求幸免之心，**泆坌起以望不然之得。夫若是者，岂可复以祸福之说与之争衡，而思以易天下哉？
愈之言曰：“汉明以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梁武舍身，逼贼饿死。”若以推究人心贞邪之致，世教隆替之源，固未尝非无父无君之教，流祸所及。然前有暴秦之速灭，哀、平之早折，则尽举而归罪于浮屠，又何以服哓哓之口哉？愚者方沉酣于祸福，而又以祸福之说鼓动以启争，一彼一此，莫非贪生畏死、违害就利之情，竞相求胜。是恶人之焚林而使之纵火于室也，适以自焚而已矣。
夫君子之道，所以合天德、顺人心、而非异端之所可与者，森森鼎鼎，卓立于祸福之外。比干之死，不信文王之寿考；陈、蔡之厄，不慕甥馆之牛羊；故曰“无求生以害仁”。于是帝王奉之以敷教于天下，合智愚贤不肖纳之于轨物，唯曰义所当然，不得不然也。饥寒可矣，劳役可矣，褫放可矣，囚系可矣，刀锯可矣。而食仁义之泽，以奠国裕民于乐利者，一俟其自然而无所期必。若愚者之不悟，亦君子之无可如何。而道立于己，感通自神，俟之从容，不忧暗主庸臣、曲士罢民之不潜消其妄。
愈奚足以知此哉？所奉者义也，所志者利也，所言者不出其贪生求福之心量，口辨笔锋，顺此以迁流，使琅琅足动庸人之欣赏，愈之技止此耳，恶足以卫道哉？若曰深言之而宪宗不察，且姑以此怖之，是谲也、欺也，谓吾君之不能也，为贼而已矣。
十八
宪宗之崩，见弑已明，而史氏以疑传之，莫能申画一之法，谓内侍陈弘志为戎首者，非无据矣。而流观终始，则弘志特推刃之贼，而污潴之首辟，不仅在弘志也。
由前事而观之，郭氏受册先皇，为广陵王妃，伉俪已定；宪宗立，群臣屡请正位中宫，而宪宗不从；已而与吐突承璀谋废穆宗，立澧王恽，事虽未行，而郭妃母子亦岌岌矣。穆宗忧而谋于郭钊，钊曰俟之，则“今将”之志，藏之久矣。
帝弑未几，而郭氏皇太后之命行矣。穆宗非能孝者，而奉之极其尊养。郭氏虽饰贤声以自暴，而侈靡游佚，固一不轨之妇人，其去武、韦无几也。宪宗未殡，承璀杀矣，澧王亦相继而含冤以死矣。穆宗母子拥帝后之尊，恬然而不复问；举朝卿士，默塞而不敢言；裴度虽出镇河东，固尸元老之望，韩愈、柳公权、崔群皆有清直之誉，而谈笑以视先君之受刃。区区一扫除之弘志，安能得此于天下，则上下保奸之情形，又不可掩矣。
考诸稗官之传记，宣宗既立，追宪宗之仇，郭氏迫欲坠楼。弑逆之迹，暴露于论定之后，则宪宗之贼，非郭氏、穆宗而谁哉？衅之所自生，则惟承璀惑主以易储，故激而生变，郭钊所云俟之者，正俟此一日也。穆宗以适长嗣统，逆出秘密，故大臣不敢言，史臣不敢述，而苟且涂饰；不唯郭氏逭韦后之诛，穆宗逃刘劭之戮，陈弘志抑以逸罚为千秋之疑案。呜呼！唐至是，犹谓国之有人乎？而裴度、张弘靖、柳公权、韩愈之为人臣，亦可知矣。
《读通鉴论》卷二十五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