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言治道者，至于法而难言之矣。有宋诸大儒疾败类之贪残，念民生之困瘁，率尚威严，纠虔吏治，其持论既然，而临官驭吏，亦以扶贫弱、锄豪猾为己任，甚则醉饱之愆，帘帏之失，书箑之馈，无所不用其举劾，用快舆论之心。虽然，以儒者而暗用申、韩之术，将仁恕宽平之言，尧、禹、汤、文、孔、孟其有奖乱之过与？
绝人之腰领，死者不可复生矣；轻人之窜逐，弃者不可复收矣；坏人之名节，辱者不可复荣矣。唯夫大无道者，怙终放恣，自趋死而非我杀之，自贻辱而非我辱之，无所容其钦恤耳。苟其不然，于法之中，字栉而句比之；于法之外，言吹而行索之；酒浆婢妾之失，陷以终身，当世之有全人者，其能几也？恶非众恶，害未及人，咎其已往，亿其将来，其人虽受罚而不服，公议亦或然而或否，欲坚持以必行而抑自诎矣。徒为繁密之深文，终以沮挠而不决，一往恶恶之锐气，亦何济于惩奸，而只以辱朝廷羞当世之士邪？
夫曰宽、曰不忍、曰哀矜，皆帝王用法之精意，然疑于纵弛藏奸而不可专用。以要言之，唯简其至矣乎！八口之家不简，则妇子喧争；十姓之闾不简，则胥役旁午；君天下，子万民，而与臣民治勃溪之怨，其亦陋矣。简者，宽仁之本也；敬以行简者，居正之原也。敬者，君子之自治，不以微疵累大德；简者，临民之上理，不以苛细起纷争。礼不下于庶人，不可以君子之修，论小人之刑辟；刑不上于大夫，不可以胥隶之禁，责君子以逡巡。早塞其严刻之源，在创法者之善为斟酌而已。
玄宗初亲政，晋陵尉杨相如上言曰：“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斯言也，不倚于老氏，抑不流于申、韩，洵知治道之言乎！后世之为君子者，十九而为申、韩，鉴于此，而其失不可掩已。
二
夫苟欲自全其志行以效于国，则乐党**朋以败官常也，必其所不欲为。乃立身无玷，而于邪佞终不得而远，究以比匪受伤，势成于无可如何，而正志不伸、修名有累者，抑何多也！张九龄抱忠清以终始，夐乎为一代泰山乔岳之风标，为李林甫所侧目，而游冥寥以消矰弋，观其始进奏记于姚崇，可以得其行己待物之大端矣。其言曰：“君侯登进未几，而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岂不有才，所失在于无耻。”至哉其言之乎！
夫以鸿才伟望，一旦受天子之知，爰立三事，隆隆炎炎，熏蒸海内，物望之归，如夏云之矗兴，春流之奔凑，所不待言矣。于斯时也，有所求而进者进矣，无所求而进者进矣。有所求而进者，志在求而无难窥见其隐也；无所求而进者，徐而察之，果无所求也；是其为乐我之善，玉我于成，以共宣力于国家者乎？于是乐与之偕，而因以自失。夫恶知无所求而进者，为熏蒸之气所鼓动，不特我不知其何求，使彼自问，亦不知其何以芸芸而不自释也；无他；浅中者其量之止此，而弱植者自无以立，待人而起者也。俄而势在于此，则集于此矣，俄而势在于彼，则移于彼矣，害不及而避其故也如惊，福不及而奔其新也如醉。君子小人一伸一屈，数之常也，言为之易其臧否，色为之易其颦笑，趾为之易其高下，则凡可以抑方屈而扬方兴者，无所不用，与斯人居，而上不病吾君、下不病吾民、中不贻他日之耻辱者，鲜矣。故天下之可贱、可恶、君子远之必夙者，唯此随风以驱、随波以逝、中浅而不知事会之无恒、植弱而不守中心之所执者也。
生于教衰行薄之日，履物望攸归之位，习尚已然，弗能速易，惟有杜门却迹，宁使怨谤，勿与周旋，以自立风轨而已耳。天下方乱而言兵，天下初定而言礼，时急于用而言财，乃至教兴道显而相仿以谈性学，皆中之浅、植之弱，足以玷君子之修名，而或一违时，则反唇相诋而不遗余力者也。乍与周旋，容其旅进，一为其所颠倒，欲不病于而国、累于而身、败于而名也，其可得乎？司马温公失之于蔡京，唯察此之未精耳。九龄唯早曙于此也，故清节不染于浊流，高蹈不伤于钳网。其诗曰：“弋者何所慕。”无可慕也，鸿飞之冥冥，所以翔云逵而为羽仪于天下也。
三
唐多才臣，而清贞者不少概见，贞观虽称多士，未有与焉。其后如陆贽、杜黄裳、裴度，立言立功，赫弈垂于没世，而宁静淡泊，固非其志行之所及也。唯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远声色，绝货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借以乂安。开元之盛，汉、宋莫及焉。不然，则议论虽韪，法制虽详，而永徽以后，奢**贪纵之风，不能革也。
夫三子之能清而不激，以永保其身、广益于国者，抑有道矣。士之始进也，自非猥鄙性成、乐附腥膻者，则一时名之所归，望之所集，争托其门庭以自处于清流之选，其志皆若可嘉，其气皆若可用也。而怀清之大臣，遂欣受之以为臭味，于是乎和平之度未损于中，而激扬之情遂移于众，竞相奖而交相持，则虽有边圉安危之大计，黎民生死之远图，宗社兴衰之永虑，皆不胜其激昂之众志，而但分流品为畛域，以概为废置。夫岂抱清贞者始念之若斯哉？唱和迭增，势已成而弗能挽也。于是而知三子者之器量远矣，其身不辱，其志不骫，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者，但以率其固然之俭德，而不以此歆召天下，奉名节为标榜，士固无得而附焉。不矜也，亦不党也，不党则不争矣。
呜呼！士起田间，食淡衣粗，固其所素然矣。若其为世禄之子，则抑有旧德之可食，而无交谪之忧；读先圣之书，登四民之上，则不屑以身心陷锥刀膻薉之中，岂其为特行哉？无损于物，而固无所益，亦恶足以傲岸予雄而建鼓以求清流之誉闻乎？天下之事，自与天下共之，智者资其谋，勇者资其断，艺者资其材，彼不可骄我以多才，我亦不可骄彼以独行，上效于君，下逮于物，持其正而不厉，致其慎而不浮，养其和而不戾，天下乃赖有清贞之大臣，硗硗者又何赖焉？故君子秉素志以立朝，学三子焉斯可矣。有伯夷之廉，而骄且吝，亦人道之忧也。
四
奸人被发，而诬发奸者以罪，其罪不贳。两俱有奸，而因人之发，还相为发，则后发者之罪，姑置勿论，而先发之奸，罪在不贳；诚彼之有奸也，奚不早声其罪以论奏之，而待己慝已彰，乃相反噬乎？
京兆尹崔日知贪墨不法，御史李杰纠之，日知反构杰罪。勿论杰罪之有无也，杰不可以日知之言而坐，日知不可以讦杰而宽。玄宗纳杨玚之言，释杰而窜日知，允矣。虽然，有说焉。御史、京兆尹，皆法吏也。尹之贪暴，御史之所必纠；御史汰纵于辇毂，尹亦习知，而执官守以论劾之。假令杰败官箴、藏奸宄、以下挠尹权，知日知之必擿己愆，而先掇拾其过以钳制之，将亦唯杰之搏击而扪日知之舌乎？则杨玚所云“纠弹之司，奸人得而恐喝，则御史台可废”者，亦偏护台臣之党，而非持平之论也。
夫日知之罪，不可以构杰而减，固也；而杰罪之有无，抑不可以不察。杰果无罪，则日知既以贪暴抵法，而益之以诬贤之恶，加等之刑，不但贬为丞而足蔽其辜；若杰而有罪也，亦不可以纠日知故而概不加察。今玚不辨杰罪之有无，但以护台臣而护杰；且当开元之始，群贤皆有以自见，而杰无闻焉，杰之为杰，亦可知矣。玚为御史台存纲纪，而不为朝廷别贤奸，非平允之论也。天子虚衷以详刑，则奸人自无所藏奸；士人正己以匡世，则小人自弗能置喙；又非可以禁恐喝斥、反构一切之法弹压天下者也。
五
君与臣为谑，则朝无章；朝无章，则邪佞玩而巧售其慝。故闻以道裁物者矣，其次则以，法禁下矣；道不可揆，法无所饬，君谑其臣而以资浅人之庆快，庆快者，浅人也；乘之以交谑者，奸人也；道法之君子，知其不足以君天下，而奚快焉？
郑铣、郭仙舟投匦献诗，述游仙之旨，以媟上听，按法而窜殛之，或姑贷而斥罢之，允矣。堂堂为天下君，弗能秉道以饬法，惩奸止邪，乃度之为道士，聊与之谑，以供浅人之一笑，然则贪人聚敛而赐之金粟，**人劝薉而畀以少艾乎？且铣与仙舟奉敕而为道士矣，恶知其不栩栩然集徒众、建楼观、采铅汞、以鸣得意而猎厚利哉？玄宗之为此，聊以谑也；小人得天子之谑，而以谑为荣，无知者竞荣之；未数年而张果、叶法善、邢和璞辐辏于天子之廷，非此致之哉？
君可以谑其臣，臣抑可谑其君，交相谑，则上无章而下无忌。萧瑀，大臣也，太宗听其出家，亦谑也；此唐之所以无政也。论者快之，谓足以惩奸而警俗，国宪官箴法律刑纪皆可不用，而以谑惩奸，天下其谁警哉？浅人之所快，君子之所羞称久矣。
六
姜皎与诛逆之功，玄宗闻宋璟之谏，放之归田，下制曰：“南阳故人，以优闲自保。”其于刘幽求、钟绍京，胥此道也。徇国亦为其所可为者而已，过此未有不以召憎恶于明主者。若遇猜忍之君，则里克、宁喜之服刑，亦其自取，而不可但咎其君之刻薄。明乎此，君知所以待有功之臣，臣知所以立节而全身矣。此篇疑有脱误。
七
经国之远图，存乎通识。通识者，通乎事之所由始，弊之所由生，害之所由去，利之所由成，可以广恩，可以制宜，可以止奸，可以裕国，而咸无不允。于是乎而有独断。有通识而成其独断，一旦毅然行之，大骇乎流俗，而庸主具臣规目前之损益者，则固莫测其为，而见为重有损，如宋璟发太府粟及府县粟十万石粜之，敛民间恶钱送少府销毁是已。
散粟于民，而取其值，疑不足以为仁之惠；君与民市，疑不足以为义之宜；以粟易钱而销毁之，徒取值于民而无实于上，疑其病国而使贫；一旦为之，不可测而可骇，庸主具臣闻言而缩舌，固其所必然矣。以实求之，夫岂然哉？取值不有，而散十万之粟于待食之人，不费之惠也；下积恶钱，将随敝坏，上有余粟，将成红朽，而两易之，制事之宜也。乃若大利于国者，则尤非浅见褊衷之所易知也。恶钱之公行于天下，奸民与国争利，而国恒不胜，恶钱充斥，则官铸不行；人情趋轻而厌重，国钱之不能胜私铸久矣。恶钱散积于人间，无所消归，而欲人决弃之也，虽日刑人而不可止；发粟以收恶钱者，使人不丧其利而乐出之也。销毁虽多未尽，而民见上捐十万粟之值付之一炬，则知终归泯灭而不肯藏，不数年间，不待弃捐而自不知其何往矣。恶钱不行则国钱重，国钱重则鼓铸日兴，奸民不足逞，而利权归一，行之十年，其利百倍十万粟之资，暗偿之而盈余无算，又岂非富国之永图乎？
乃当其时，愚者不测也，吝者不决也，非玄宗之倚任，姚崇、苏颋之协恭，则璟言出而讪笑随之矣。司国计而知大体者之难，小人以环堵之识，惜目睫之锱铢，吝于出而急于纳，徒以削民敛怨，暗耗本计于十年之后，而吮之如蜜，王安石之以病宋者此也。不耕而思获，为盗而已，为乞而已；盗与乞，其可与托国哉！
八
黄帝正婚姻而父子定。《周礼》，父在为母服齐，以体黄帝之精义，而正性以节情，非圣人莫能制也。武氏崇妇以亢夫，而改为斩衰，于是三从之义毁，而宫闱播丑，祸及宗社。开元七年，敕五服并从《礼》《传》，乃士大夫议论纷起，各从其意，迷先圣之典，逆时王之命，褚无量叹曰：“俗情肤浅，一紊其制，谁能正之？”伤哉！言之而无能知也，知之而无能信也，信之而无能从也，圣人不足以垂训，天子不能以行法，天下之锢人心、悖天理者，莫甚于俗，莫恶于肤浅，而奸邪悖逆者不与焉，有如是哉！
奸邪悖逆之坏法乱纪也，其恶著，其辨不能坚，势尽情穷，及身而止，无以乱天下后世也。俗则异是。其始为之倡者，亦怀奸耳，亦行邪耳，亦悖王章、逆天理以逞其私耳；乃相沿而成，末流之泛滥，则见以为非而亦有其是也，见以为逆而亦有其顺也。其似是而顺乎人情者，何也？人莫不有所溺而利以为归也。夫人之用爱也易，而用敬也难；知情者众，而知性者少；于养也见恩，而于德见惮；皆溺也。而不但此也。出而议礼于大庭，入而谋可否于妻子，于是而父之得与母同其尊亲，亦仅存之法纪使然耳。不然，伸母以抑父，父齐而母斩，又岂非其所可为、所忍为者哉？于是亲继父而薄继母，怙母党以贼本支，茫然几不知为谁氏之子。“何知仁义，以享其利者为有德”，犹且自诩孝慈以倡率天下，中国之不狄、人之不禽也，几何哉？
天性者，藏密者也，非引闻见以归心、潜心以体性、顺性以穷理者，不能喻也。肤浅以交于人伦，十姓百家浮动之志气，违天理而与奸邪悖逆者之情相合，所必然已。故曰：恶莫大于俗，俗莫偷于肤浅。无量之叹，垂之千年，而帝王不能正，士大夫不能行，呜呼！人道之沦亡，吾不知其所终已！
九
论鲁庄公者曰：“母不可制，制其侍御之人。”以此而事不顺之父母，未尽善也，以施之不令之兄弟，则义正而恩全，道莫尚焉。舜使吏治象国，而不得暴其民，圣人亦如是而已。不谓玄宗之能及此也。驸马都尉裴虚己私从岐王游，挟图谶，坐流新州，离其婚，法严而无所贷；于岐王则不以此怀疑，而慰安之如故。夫虚己挟邪说以私交，而岐王容之，王岂无罪乎？而虚己之辟既伸，则游王门者咸知畏忌。以生长深宫之帝子，居宦官宫妾之间，旦歌夕饮以戢其邪心，固不待加威而自安侯服矣。
无左吴、赵贤，则淮南不能谋逆；无宇文述、杨素，则杨广不能夺嫡；无张公谨、尉迟敬德，则太宗不能杀兄；天下之乱，酿成于侥幸功名者之从臾者类然也。博望启，而戾太子之项悬于湖城；天策开，而隐太子之血流于玄武；事成则祸及于国，不成则殃及于身。玄宗日游诸王于斗鸡吹笛之间，而以雷霆之威，亟施之挑激之小人，诸王保其令祚，王室无所震惊，不亦休乎！不能殛逐爚乱之奸，继乃摧残其同气，睿宗所以纵窦怀贞而仅存一妹，终以伤心也。周公以顽民授管叔，固不如舜之与象以天子之吏治其国，而永保其恩也。故曰：“圣人人伦之至也。”法其一端，可以尽伦，可以已乱，尧、舜之道，人皆可学，亦为之而已矣。
十
汉之太守，去古诸侯也无几，辟除赏罚兵刑赋役皆得以专制，而县令听命如其臣，故宣帝诏曰：“与我共天下者，其二千石乎！”太守之权重，则县令之任轻，故天子详于二千石之予夺，而治道毕举矣。唐、宋以降，虽有府州以统县，有禀承稽核之任，而诛赏废置之权不得而专，县令皆可自行其意以令其民，于是天下之治乱，生民之生死，惟县令之仁暴贪廉是视，而县令之重也甚矣。玄宗敕在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举县令，诚重之也。重之于举之之始，必将以保任分功罪，其得也，但得文饰治具之士，葸弱免咎，而无以利民；其失也，举主畏连坐之罚，而互相掩蔽以盖其奸；则保举之法，不足以肃官常、泽民生，固已。重之者，岂徒在选举之日乎？
夫县令之任重矣，而其秩则卑，故后世多以为筮仕之官，才不才非有前效之可验，欲先辨而使克副其职，虽具知人之鉴者未易也。然士当初受一命，初试一邑，苟非由胥史异途而升，则其不畏清议、甘为败类、以病国虐民者，固鲜矣。无以激之，其浊不惩；无以扬之，其清不展；轧于上官，其用不登；责以奔趋，其节不立；夫亦存乎上之所以用之者耳。重宪纪以纠其不若，则有所戒也；悬清要以待其拔擢，则有所劝也。成法之外，许以因地而便民，则权可任也；供顿驿递之役，委之簿尉，而弗效亵役之劳，则节可砺也。夫然，则贤者志得，而不才者亦勉而自惜；若其尤不肖者，固比类相形，愆尤易见，持法以议其后，亦不患稂莠之难除矣。何事于未试之前，以不可保之始终绳荐举者，而责以所难知哉？
开元之制，乍行之以昭示上意之所重，可也；据以为法，而弊即在焉。重者，用之重也，非一选举而可毕任贤养民之道也，用之重而治可几矣。
十一
罢兵必有所归，兵罢而无所归，则为盗、为乱。张说平麟州叛胡，奏罢边兵二十万人，而天下帖然，盖其所罢者府兵也，府兵故农人也，归而田其田，庐其庐，父子夫妇相保于穹窒栗薪之间，故帖然也。于是而知府兵之徒以毒天下而无救于国之危乱，审矣。
说之言曰：“臣久在疆场，具知其情，将帅苟以自卫及役使营私而已。”夫民之任为兵者，必佻宕不戢、轻于死而惮于劳之徒，然后贪酾酒椎牛之利、而可任之以效死。夫府兵之初，利租庸之免，而自乐为兵，或亦其材勇之可堪也。迨其后著籍而不可委卸，则视为不获已之役，而柔弱愿朴者，皆垂涕就道以赴行伍。若此者，其钝懦之材，既任为役，而不任为兵，畏死而不惮劳，则乐为役以避锋镝，役之而无不受命，骄贪之将领，何所恤而不役以营私邪？团队之长役之矣，偏裨役之矣，大将役之矣，行边之大臣役之矣；乃至纨绔之子弟、元戎之仆妾役之矣；幕府之墨客，过从之游士，弹筝击筑、六博投琼、调鹰饲犬之徒，皆得而役之。为兵者，亦欣然愿为奴隶以偷一日之生。呜呼！府兵者，恶得有兵哉？举百万井疆耕耨之丁壮为奴隶而已矣。纵遣归田，如奴隶之得为良人，而何弗帖然邪？
十二
一议也，而以私与其间，则成乎私而害道。唐、宋以下所称持大体、务远图之大臣，未有不杂公私以议国事者，故忮主奸臣倒持之以相挠而相胁。
且夫士之可杀不可辱者在己也，非挟持以觊上之宽我于法也。居之以淡泊，行之以宁静，绝贿赂之门，饬子弟之汰，谢游客之邪，息党同之争，卓然于朝右，而奚笞辱之足忧？诚有过也，则引身以待罪；言不庸也，则辞禄以归耕。万一遇昏暴之主，触妇寺权奸之忌，而辱在不免，则如高忠宪攀龙之池水明心，全肢体以见先人于地下。又其不幸，固义命之适然，虽辱而荣者。规规然计及他日之见及，而制人主以不我辱，士大夫有门庭，而君不能有其喜怒，无怪乎暴君之益其猜忌，偏以其所不欲者加之也。说自诩其识之及远，而自君子观之，何以异于胥史之雄，钳制其长吏为不可拔之根株也乎？
天下之公理，以私乱之，则公理夺矣。君臣之道丧，唐、宋之大臣自丧之也。于是而廷杖诏狱之祸，燎原而不可扑矣。
十三
《春秋》纪晋盟诸侯于商任，以锢栾氏，讥其不能抚有，而又重禁之于人国，为已甚也。封建之天下，国各私其人，去其国则非其人，于是而有封疆之界以域之。而《硕鼠》之诗曰：“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亦挟去以抗其君。上下交相疑贰，衰世之风，不可止矣。
天下而一王矣，何郡何县而非一王之土？为守令者，暂相事使而固非其民，民无非天子之民也。土或瘠而不给于养，吏或虐而不恤其生，政或不任其土之肥瘠，而一概行之，以困其瘠，于是乎有去故土、脱版籍而之于他者。要使耕者耕、工者工、贾者贾，何损于大同之世，而目之曰逃人，有司者之诐辞也，恶足听哉？
民不可使有不服籍者也，客胜而主疲，不公也；而新集之民，不可骤役者也，生未定而力不堪也。若夫捡括之而押还故土，尤苛政也。民不得已而远徙，抑之使还，致之死也。开元十一年，敕州县安集逃人，得之矣，特未问其所以安集之者奚若也。安集之法，必令供所从来，而除其故籍，以免比闾宗族之代输，然后因所业而徐定其赋役，则四海之内，均为王民，实不损，而逃人之名奚足以立乎？
然则邑有逃亡，可罪其守令乎？曰：未可也。地之肥硗，既其固然矣；征徭之繁简，所从来者非一日也。转徙多，则相其陂池堤防之便而化其土，问其徭役堕积之敝而平其政，非守令之能专，乃抚治大臣所任也。邑多新附之民，可赏其守令乎？曰：未可也。守令之贤不肖，能及于版籍之民，而不能加之新附，若其以小惠诱人之来徙者，又非法之所许也。无旷土，无旷民，解法禁以任所在，而上者仕、农者氓，安集之令，犹为赘设也乎！
十四
唐多才臣，唯其知通也。裴耀卿之于漕运，非可为万世法者乎？壅水以行舟，莫如易舟以就水；冒险以求便，莫如因时而避险；径行以求速，莫如转递以相续。江河各一其理，南北舟工各一其习，水之涨落各一其时，舟之大小各一其制。唯不知通也，以一舟而历数千里之曲折，崖阔水深，而限之以少载；滩危碛浅，而强之以巨艘；于是而有修闸之劳；拨浅之扰，守冻之需迟，决堤之阻困；引洪流以蚀地，乱水性以逆天，劳攰生民，靡费国帑，强遂其径行直致之拙算，如近世漕渠，历江、淮、汶、泗、河、济、漳、沽，旷日持久，疲民耗国，其害不可胜言，皆唯意是师，而不达物理者也。
成天下之务者，因天之雨旸，就地之险易，任人之智力，为其所可为，不强物以自任；则以理繁难、试艰危、通盈虚、督偷窳、禁盗侵，无不胜也。自宋以后，议论猥多，而不可用者，唯欲以一切之术，求胜于天时、人事、物力，而强以从己而已矣。唯唐有才臣，方之后世，何足述哉！
十五
帝王立法之精意寓于名实者，皆原本仁义，以定民志、兴民行，进天下以协于极，其用隐而化以神，固不在封建井田也。井田封建，因时而为一切之法者也。三代贡举之法不传，唯周制之散见者，有大略之可考。任以其职，正以其名，寓其纳民于善之心，使习之而相因以兴行，且以昭示人君，君师天下，非徒会计民产以求利用，故领之以司徒，而冢宰宗伯不偏任焉。其意深远，虽百世可师也。
夫贡举者，一事而两道兼焉。选天下之才，任天下之事，以修政而保国宁民，此一道也。别君子于小人，荣之以爵，养之以禄，俾天下相劝于善，而善者不抑，不善者以悛，此又一道也。两俱道，而劝民以善之意，尤圣人之所汲汲焉。人劝于善，国以保，民以宁，此本末之序也。故冢宰者，任治者也；宗伯者，任已登已进之贤才，修其轨物者也；而进贤之职，一任之司徒。徒之为言，众也，合君子野人而皆其司；司君子之教，以立野人之则，而天下万有之众庶，皆仰沐风化以成諴和。徒岂易司者哉？乃其鼓之、舞之、扬之、抑之，不待刑而民自戒，不待礼而民自宾，则唯操选举之权，以为之枢机，一授之司徒，而天下咸谕天子之心，曰：上之使牧我养我而疆理我者，莫匪欲吾之善，而咸若于君子之道也。故选举领于司徒，其措意之深切而弘通，诚万世不易之至道与！
唐之旧制，贡举掌于考功，是但为官择人，而非求贤于众矣。开元二十四年，改以授礼部侍郎，是以贡举为缘饰文治之事，而浮华升进，民行不兴矣。风俗之陵夷，暗移于上之所表著，而不知名之所存，实之所趋，未有爽焉者也。自贡举不领于司徒，而贡举轻，一人之子夺私，而兆民之公理废矣。自司徒不领贡举，而司徒轻，但为天子头会箕敛之俗吏，而非承上天协君叙伦之天秩矣。士竞于浮华，以弃其实行；民迫于赋役，以失其恒心。一分职任事之间，循名责实，治乱之大司存焉。良法改而精意亡，孰复知先王仁义之大用，其不苟也如此乎！善师古者，凡此类勿容忽焉不察也。其他因时随土以立一切之法者，固可变通以行其化裁者也，而又何成法之必仿乎？
十六
李林甫之谮杀太子瑛及二王，为寿王地也。武惠妃薨，寿王宠渐衰，而林甫欲树私恩、怙权势，志终不移，谋之愈很，持之愈坚，凡可以荧惑主听、曲成邪计者，尤剧于惠妃未死之前，以其为己死生祸福之枢机也，可以得当者，无所不用。然而玄宗终以忠王年长好学，闻高力士乘间片言，储位遂定，林甫莫能置一喙焉。由此观之，奸邪自诩得君，劫廷臣以惧己，其夸诞无实之伎俩，概可知矣。
非徒玄宗中载未甚**昏也，即极暗懦之主，一听奸臣之然然否否而唯其牵曳，亦情之必不能而势之不可得者。且奸臣孤媚以容身，抑岂若董卓、高澄威胁上以必徇己志而俾君怼怨哉？唯探其意之所欲为于前，秘其事之所自成于后，举凡其君之用舍从违，皆早测而知其必尔，乃以号于众曰：天子固未然而吾能使之然也。恩者其恩，威者其威，群工百姓待命于敕旨既下之馀，不得亲承顾问，则果信恩威之一出于奸臣，而人主唯其牵曳，乃以恐喝天下，笼络而使归己，虽有欲斥其奸者，弗敢发也。
然则苟有忠智之士，知其术之仅出乎此，则以武氏之悍**，周、来、侯、索之骤衔天宪，诸武、二张之密侍内廷，而攻击者弗伤，按杀者无惮，直言请斥远之者反见任使，况其乱非武氏之世，犹可与言者乎？特患无明理察情之士，灼见而不惑耳，岂果有不可拔之势哉？恶之、恨之、疑之、畏之，私议于下，徒罹于祸以喑死屠门，奸邪之所以益逞，忠贞之所以益替，人君之所以益迷，可胜悼哉！
十七
天宝元年，置十节度使，其九皆西北边徼也。唯河东一镇治太原，较居内地。别有岭南经略，长乐、东莱、东牟三守捉，亦皆边也，而权抑轻。若畿辅内地，河、洛、江、淮、汴、蔡、荆、楚、兖、泗、魏、邢，咸弛武备，幸苟安，而倚沿边之节镇，以冀旦夕之无虞，外强中枵，乱亡之势成矣。盖自一行立两戒之说，分用文用武之国，于是居轻御重、强枝弱干之术行，而自诧其巩固。方玄宗之世，吐蕃、突骑施、奚、契丹虽倔强不宾，而亦屡挫衄以退，本无可用防御者。无故而若大患之在边，委专征之权于边将，其失计固不待言矣。即令外寇果强，侵陵相迫，抑必内屯重旅，以时应敌，而不容栖重师于塞上，使玩寇失防，一败而无以为继。况周、汉之亡，痈先内溃，覆车不远，岂尽由四裔乎？
寇之起于内也，非能亟聚数万人以横行天下；其或尔者，又皆乌合而弗难扑灭者也。唯中原空其无人，则旋灭旋起，而无所弹压。撤边兵以入讨，必重虐吾民，而人心离叛；偶一折丧，乘势以收溃卒，席卷以行，而边兵皆为贼用，然后鼓行而入无人之境，更无有挟一矢以抗之者，社稷邱墟在旦晚之间耳。
夫使禄山之乱，两河、汝、洛、淮、楚之间，有大臣屯重旅，拊其入关之背，而迫之以前却两难之势，贼其敢轻窥函谷哉？封常清一身两臂，募市人于仓猝，以授贼禽，其为必败无疑矣。二颜之起河北，张，许之守睢阳，皆率市人以战，贼之所望而目笑者也。李、郭虽出，九门克捷，而不救潼关之败。观于此，则虚其腹心，以树强援于四末，一朝瓦解，大厦旋倾，势在必亡，无可拯救，必然之券矣。
且重兵之在边也，兵之强弱，朝廷不得而知也；将之忠奸，中枢不得而诘也。兵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将一失其所守，而自放为游兵，溃而散，靡而降，反戈而内讧，岂徒禄山犯阙、天子奔蜀为然乎？杨刘一溃，而朱友贞匹马无投；恒州一衄，而石重贵束身待缚；种师道入援不振，而宋徽父子凭孤城以就获。千古败亡之一轨，自犬戎遽起，烽火无援，其来久矣。东汉黎阳之屯，差为有恃；乃其亡也，亦以边强腹弱，而山东义旅，不敌董卓之胡骑。后之谋保天下者，可弗鉴诸？
十八
唐政之不终者凡三：贞观也，开元也，元和也。而天宝之与开元，其治乱之相差为尤悬绝。夫人之持志以务修能，亦难乎其始耳，血气未定，物诱易迁，智未开，守未固，得失贞**治乱之故未熟尝，而易生其骄惰；及其年富力强，见闻益广，浮**之志气已敛，声色之娱乐已厌，而好修之成效有可居，则靡而**，玩而弛，纵而暴，皆日损以向于善；此中人之恒也。太甲、成王终为令主，亦此而已矣。唐之三君，既能自克以图治于气盈血溢、识浅情浮之日矣，功已略成，效可自喜，而躁烈之客气且衰，渔色耽游之滋味已饫，乃改而逆行，若少年狂**之为者，此又何也？于是而知修德之与立功，其分量之所至，各有涯涘，而原委相因也。
夫苟以修德为心与？德者，无尽之藏也，未之见，则一善成而已若有余矣，天下之可妨吾善者，相引以迁而不自觉；既见之矣，既习之矣，仁不熟不安于心，义未精不利于用，浩乎其无涯矣，森乎其不可犯矣，亹斖乎相引以深密，若登高山，愈陟而愈见其峻，勿容自释也。故所患者，始之不自振也，继之不自省也，而不患其终之不自保也。师保在前，疑丞在后，古人之遗文，相督而不假，一窥其精意，欲从而末由，则虽未日进于高明，而可不失其故步，奚忧末路之猖狂哉？
苟其以立功为心，而不知德在己而不在事与？则功者，有尽之规也，内贼未除，除之而内见清矣；外寇未戢，戢之而外见宁矣；百姓未富，富之而人有其生矣；法制未修，修之而国有其典矣。夫既内无肘腋之奸，外无跳梁之敌，野鲜流亡，而朝有纲纪，则过此以往，复奚事哉？志大而求盈，则贪荒远之功；心满而自得，则偷晏安之乐；所愿者在是，所行者及是，所成者止是，复奚事哉？邪佞进，女宠兴，酣歌恒舞，而曰与民同乐；深居晏起，而曰无为自正。进厝火积薪之说者，无可见之征；抱蚁穴金堤之虑者，被苛求之责。智浅者不可使深，志小者不可使大，度量有涯，**溢必泛，盖必然之势矣。
是以古之圣王，后治而先学，贵德而贱功，望之天下者轻，而责之身心者重，故耄修益勤，死而后已，非以为天下也，为己而已矣。为己者，功不欲居，名不欲立，以天子而无殊于岩穴之士，志日专，气日敛，欲日憺忘，心日内守，则但患其始之未正也，师保任之也；不患其终之不永也，无可见之功勋，则无告成之逸豫也。唐以功立国，而道德之旨，自天子以至于学士大夫置不讲焉，三君之不终，有以夫！
十九
大义不可易，显道不可诬，苟且因仍，无能改者，不容终隐于人心，而不幸发自德薄望轻之口，又或以纤曲邪妄之说附会之，遂以不伸于天下，君子之所重叹也。
商、周之德，万世之所怀，百王之所师也。祚已讫而明禋不可废，子孙不可替，大公之道也。秦起西戎，以诈力兼天下，蔑先王之道法，海内争起，不相统一，杀掠相寻，人民无主，汉祖灭秦夷项，解法纲，薄征徭，以与天下更始，略德而论功，不在汤、武下矣。汉祚既终，曹魏以下二百余年，南有司马、刘、萧、陈氏，皆窃也；北有五胡、拓跋、宇文，皆狄也；隋氏始以中原族姓一天下，而天伦绝，民害滋；唐扫群盗为中国主，涤积重之暴政，予兆民以安，嗣汉而兴，功亦与汉埒等矣。
王者褒崇先代，隆其后裔，使修事守，待以宾客，岂曰授我以天下而报其私乎？德足以君天下，功足以安黎民，统一六宇，治安百年，复有贤子孙相继以饰治，兴礼乐，敷教化，存人道，远禽兽，大造于天人者不可忘，则与天下尊之，而合乎人心之大顺。唐欲法古帝王之德意，崇三恪之封，自应以商、周、汉为帝王相承而治之绪，是不易之大义，不诬之显道也。
自武德至天宝，百余年矣，议礼之臣，无能昌言以厘正，犹奉拓跋、宇文偏隅之族、杨氏悖乱之支，为元后父母之渊源，何其陋也！天宝九载，乃求殷、周、汉后立为三恪，而废拓跋、宇文、杨氏之封，虽曰已晚，堂堂乎举久湮之坠典，立百王之准则，亦伟矣哉！乃非天子所能念也，非大臣所能正也，非儒者所能议也，而出于人微言轻之崔昌。又以以土代火，五德推迁，袭邹衍之邪说参之。为儒如卫包者，抑以“四星聚尾”无稽之言为征，不能阐元德显功、民心天理之秩序以播告来兹者为永式，主之者又李林甫也。故林甫死，杨国忠之党又起而挠之，后此弗能伸其义者；圣帝明王之祀荫，永绝于世，不亦伤乎！
唐之既亡，朱温以盗，朱邪、臬捩鸡以夷，刘知远、郭威琐琐健儿，瓜分海内，而仅据中州，称帝称王，贱于丞尉；至宋而后治教修明，贤君相嗣，以为天下君师。是于周、汉与唐，犹手授也。曾不能推原治统，自跻休美；而以姑息之恩，独崇柴氏。名儒林立，此议无闻，大义隐，显道息，垂及刘伯温、宋景濂，不复知有乾坤之纲纪，弗能请求刘、李、赵氏之裔以作宾于王家，曾李林甫之弗若，岂非千古之遗憾哉？虽然，人纪不容终绝，王道不容永弛，豪杰之士申其义，明断之主决于行，夫岂难哉？敬以俟之来哲。
二十
秀者必士，朴者必农，僄而悍者必兵，天与之才，习成其性，不可移也，此之谓天秩，此之谓人官。帝王之所以分理人物，而各安其所者，此而已矣。
唯其不能收天下之材勇以为国用，故散在天下，而天下皆得以收之，忠者以之效其忠，邪者以之党其邪，各知有所募之主帅，而顺之与逆，唯其马首是瞻，于是乎藩镇之势成，而唐虽共主，亦与棋立以相敌。延及五代，天下分崩，互相吞灭，固幽、燕叛逆之所倡，抑河北、山东义兵之所启也。若夫高仙芝、封常清迫而募于两都者，则市井之罢民，初不足为重轻者也。民惩府兵之害，闻招募出于朝廷，则畏一登籍而贻子孙之祸，固不如河北、山东、雍、睢牧守之号召，人乐于就而能得其死力也。
宰天下者，因其可兵而兵之，因其可农而农之，民不困，兵不枵，材武之士不为将帅所私畜，而天下永定。因天也，因人也，王道之所以一用其自然也。
二十一
夫大损于民而大伤于国者，莫甚于聚财于天子之藏而枵其外，窘百官之用而削于民，二者皆以训盗也；盗国而民受其伤，盗民而国为之乏矣。辇天下之金粟钱货于内帑，置之无用之地，积久而不可用，愈积愈冗，而数不可稽，天子莫能问也，大臣莫能诘也，则一听之宦竖戚畹及主藏之奸胥，日窃月匿，以致于销耗；且复以有为无，欺嗣君之暗，而更加赋以殚民之生计，是盗国而民伤也。有司无可赡之用，不得不为因公之科敛，以取足于民，于是而蔽上以盗民者，相习为故；且有司之科敛者一，而奸吏猾胥以及十姓百家之魁长乘之而交相为盗，官盗一，而其下之层累以相剥者不但二也；民乃急其私科，缓其正税，逋欠频仍以侥幸于恩贷，匿田脱户，弊百出以欺朝廷，而岁之所入，十不得五，是盗民而因以乏国也。
唐散积于州，天下皆内府，可谓得理财之道矣。已散之于天下，而不系之于一方，则天子为天下措当然之用，而天下皆为天子司不匮之藏，有司虽不保其廉隅，而无所借口于经用之不赀，与奸胥猾吏相比以横敛于贫民，而民生遂矣。官守散而易稽，不积无用以朽蠹，不资中贵之隐窃，而民之输纳有恒，无事匿田脱户，纵奸欺以堕朴氓而亏正供，则国计裕矣。故天宝户口之数，古今莫匹，兵兴之初，州县财余于用，非地之加广、生之加蕃也，非虐取于民、俭吝于用也。散则清、聚则漏，昭然易见之理，自宋以来，弗能察焉；富有四海而患贫，未有不以贫亡者也。
二十二
天子出奔以避寇，自玄宗始。其后代、德、僖三宗凡四出而卒返，虽乱而不亡。平阳之青衣行酒，五国之囚系终身，视此何如邪？《春秋传》曰：“国君死社稷，正也。”国君者，诸侯之谓也，弃其国，寓于他人之国，不得立宗庙、置社稷，委天子之命，绝先祖之祀，殄子孙之世，不若死之愈矣。诸侯之侯度固然，非天子之谓也。自宋李纲始倡误国之说，为君子者，喜其词之正，而不察《春秋传》大义微言之旨，欲陷天子于一城而弃天下，乃以终灭其宗庙之血食。甚矣！持一切之论者，义不精，学不讲，见古人之似而迷其真，以误天下有余矣。
天子者，天下之望也，前之失道而致出奔，诚不君矣；而天下臣民固倚以为重，而视其存亡为去就；固守一城，而或死或辱于寇贼之手，于是乎寇贼之势益张，而天下臣民若丧其首，而四支亟随以仆。以此为正，而不恤四海之沦胥，则幽王之灭宗周，元帝之斩梁祀，可许以不辱不偷之大节乎？天子抚天下而为主，都京师者，其择便而安居者尔。九州莫非其土，率土莫非其人，一邑未亡，则犹奉宗祧于一邑，臣民之望犹系焉，弗难改图以光复也。而以匹夫硁硁之节，轻一死以瓦解天下乎？
呜呼！非徒天子然也。郡县之天下，守令为天子牧民，民其所司也，士非其世守也。禄山之乱，守州郡者如郭纳、达奚珣、令狐潮之流，望风纳款，乃至忠贞如颜杲卿、袁履谦、张巡者，亦初受胁迫而始改图，困守孤城而不知变计，几陷于逆，莫能湔涤。力不能如颜鲁公之即可有为也，则何如洁身以避之，徐图自效可也。身居危困之外，自有余地以致身尽瘁；而濡忍不决，势迫神昏，自非与日月争光之义烈、“艮其限，厉熏心”，亦危矣哉！不保其终无玷也。故守令无三军之寄，而以失城坐大辟，非法也。去亦死，守亦死，中人之情，畏死其恒也，迫之以必死，则唯降而已矣，是驱郡邑以从逆也。故曰非法也。
《读通鉴论》卷二十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