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承乾废，魏王绌，太宗既知恪之可以守国也，则如光武之立明帝，自决于衷，而不当与无忌谋。如以高宗为嫡子而分不可紊，则抑自决于衷，而尤不当与无忌谋。疑而未决，则在廷自有可参大议之臣，如德宗之于李泌，宋仁宗之于韩琦，资其识以成其断。唯无忌者，高宗之元舅也，而可与辨高宗与恪之废立乎？乃告无忌曰：“雉奴弱，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事既不果，无忌所早作夜思以疑恪、忌恪、畏恪之怨己而欲剿绝其命者，终不忘矣。唐无夹辅之亲贤，而己以先后已谢之威灵，不能敌房帷之亲宠，终亦必亡者，皆其所懵焉不顾者矣。太宗一言之失，问非其人，而不保其爱子，不永其宗祧。《易》曰：“君不密，则失臣。”岂徒君臣，父不密，且失其子矣。无忌怙外戚以为擥固之图，太宗不察焉，顾谓无忌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愈发其隐，而无忌之志愈憯矣。房玄龄、褚遂良之赞立高宗，义之正也；太宗之疑于立恪，道之权也；无忌之固请立高宗，情之私也。挟私而终之以戕杀，无忌之恶稔，而太宗不灼见而早防之，不保其子，不亦宜乎！

或曰：褚公受顾命辅国政，不能止无忌之奸，且道宗之窜，公实与谋，岂亦挟私以翦宗子乎？夫房遗爱已探无忌之意旨，诬恪以求自免，言已出而若有征，褚公未易任其无患，恪且死，骂无忌而不及公，则谓公之陷道宗者，亦许敬宗之诬，史无与正之与？

二

刘文成公自言“疾恶太甚，不可为相”。相者贤不肖之所取裁，以操治乱之枢机者也，好善不笃，恶恶不严，奚可哉？刘公之言何以云邪？今绎其语而思之，太甚云者，非不能姑纵之谓也，谓夫恶之而不如其罪之应得，不待其恶之已著，而擿发之已亟也。形于色，发于言，无所函藏，而早自知其不容，一斥为快，而不虑其偾兴以旁出也；如是以赞人主赏罚之权，而君志未定，必致反激以生大乱。赵高邑为总宪，欲按崔呈秀之贪，而考核未速，瞋恨先形，乃使投权阉以杀善类，古今之如此者多矣，然后知刘公之自知明而审几定也。

长孙无忌之恶李义府，正矣；既熟察其凶险之情，则不宜轻示以机而使之自危。乃不待其罪之著见而无可逃，而遽欲谪之于蜀徼；抑不能迅发以决行，而使得辗转以图侥幸。于是义府之奸，迫以求伸，用王德俭之谋，请立武氏，一旦超擢相位，而无忌不能不坐受其穷。然则为相臣者，不能平情以审法，持法以立断，徒挟恶恶之心，大声疾呼，頳颜奋袂，与小人争邪正，以自祸而祸国也有余。好恶赏罚，治乱之枢机，持之一念，岂易易哉！

韩魏公之处任守忠也，其气不迫，而后其断不疑，函之从容，而决之俄顷，故守忠弗能激出以反噬。申屠嘉一失之邓通，再失之晁错，皆疾恶甚而无持重之断，以一泄而易穷也。刘公之言，为万世大臣之心法允矣。

三

至弱之主，必有暴怒；至暗之主，必有微明。使弱以暗者必无偶见之明、无恒之怒，则巨奸犹不测其所终，而未敢凌乘以逞；明乍启而可蔽，怒忽动而旋移，然后伎俩毕见，可迫驾其上而无所复忌，君子之欲辅之以有为也，难矣。而抑有道焉：苟知其明之不审，而怒之易移，则豫防其明与威之不可继，而因间抵隙，徐以养之，使积之厚而发之以舒，庶乎其有济矣。即其不济，而在我有余地，以待他日之改图；在彼无增长之威，以成不可拔之势。故惟慎重以持权者，能事昏主、宰乱朝，而消其险阻，斯大臣之所以不易得也。

高宗以厌祷故怒武氏而欲废之，使其废也，社稷之福也。虽然，废后大事也，恶有倏然怒之，倏然言之，而即倏然废之者乎？倏然言之，即可倏然废之，则其人虽不废，亦无能害于国凶于家矣。悍狡如武氏，而可以偶然之忿黜之须臾乎？懦夫之懦也，惟其忿怒偶发而悻悻不能俄顷待也，暴雨之盈沟浍，操舟而泛之以指江海，上官仪之不审，愚亦甚矣哉！使于此持重以处而渐导以机，从容谓帝曰：后之不可为天下母，臣等固知之而未敢言也，今幸上知之矣，而固未可轻也，姑宽之以观其骄，渐疏之以观其怨，斟酌于心，而正告群臣，悔前此之过，然后正祖宗之家法，与天下共黜之，臣且达上意于公忠体国之大臣，咸使昌言以昭天下之公论，今未可以一纸诏书快须臾之怒也。如此，则高宗之志可渐以定，武氏之恶可察而著，忠直之言可牗而纳，佞幸之党可次而解，而懦夫易消之怒，以无所发而蕴于中，武氏之涕泣无所施，而危机自阻。其终废也，社稷以宁，即不终废也，亦何至反激其搏噬、劫群臣以使风靡哉？上官仪之不及此也，识不充，守不固，躁率而幸成于一朝，丧身殃国，仪欲辞其咎而不能矣。

虽然，论者曰：“彼昏不知，不可与言，仪之不智以亡身，与京房等，”则非也。身为大臣，有宗社之责焉，缄口求容，鄙夫而已矣，仪忠而愚者也，未可以苛求也。

四

张公艺以百忍字献高宗，论者谓其无当于高宗之失，而增其柔懦。亦恶知忍之为道乎！《书》曰：“必有忍，乃克有济。”忍者，至刚之用，以自强而持天下者也。忍可以观物情之变，忍可以挫奸邪之机，忍可以持刑赏之公，忍可以畜德威之固。夫高宗乍然一怒，听宦者之辞，而立命上官仪草诏以废武氏，是惟无激，激之而不揣以愤兴，不忍于先，则无恒于后，所以终胁于悍妇者正此也。

夫能忍者，岂桎梏其羞恶是非之心以使不行哉？不任耳而以心殉之而已矣。任耳而以心殉之者，如急水之触矶、沸膏之蘸水，谮诉甫及而颜頳耳热，若高天厚地之无以自容，正哲妇奸人所乘之以制其命者也。故王后伉俪之恩，太子贤、太子忠毛里之爱，长孙无忌渭阳之情，闻谮即疑，而死亡旋及，一激即不能容，他日悔之而弗能自艾，不忍于耳，即不忍于心，高宗之绝其天良，恶岂在忍哉？

公艺之忍而保九世之宗，唯闻言不信而制以心也，威行其中矣。不然，子孙仆妾噂沓背憎以激人于不可忍，日盈于耳，尺布斗粟，可操戈戟于天伦，而能饬九世以齐壹乎？

五

居重驭轻，先内后外，三代之法也。诸侯各君其国，势且伉乎天子，故县内之选，优于五服，天子得人以治内，而莫敢不正，端本之道也。郡县之天下，以四海为家，奚有于远近哉？

畿辅之内与腹里尚文之郡邑，去朝廷也近，吏之贤不肖易以上闻，且其人民近天子之光而畏法深，名教兴而风俗雅，虽中材莅之，亦足以戢其逸志，而安其恒度。至于荒远杂夷之地，其民狃于顽陋犷戾，而诗书礼乐之文，非所喻也，其吏欺其愚而渔猎之，民固不知有天子，而唯知有长吏，则贪暴之吏，唯其所为，而清议不及；乃民夷积怨，一激以兴，揭竿冒死，而祸延于天下。如是，则轻边徼长吏之选，就近补调，使充员数，善不加擢，恶不降罚，俾其贪叨恣日暮途穷之倒逆，离叛相寻，兵戈不戢，内治虽修，其能遥制之哉？前之定天下者，芟箐棘，夷溪峒，威服而恩抚之，建郡县以用夏变夷，推行风教，力甚勤、心甚盛也。乃割弃不理，授之卑茸狼戾之有司，以驱之于乱，溥天之下，特有此蟊贼之区宇，是亦可为长太息矣！故与其重内也，不如其重外也。内虽不綦乎重，而必不轻也；外不重，则永轻之矣。

唐初桂、广等府，官之注拟，一听之都督，而朝廷不问，治之大累也。边徼之稍习文法者，居其土，知其利，则贪为之，而不羡内迁；中州好名干进之士，恶其陋，而患其绝望于清华，则鄙夷之而不屑为。仪凤元年，始遣五品以上同御史往边州注拟，庶得之矣，犹未列于吏部之选也，后世统于吏部，以听廷除，尤为近理。然而悬缺以处劣选，且就地授人，而虽有廉声，不得与内擢之列，吏偷不警，夷怨不绥，民劳不复，迨其叛乱，乃勒兵以斩刈之，亦惨矣哉！千年之积弊，明君良相弗能革也，可胜悼哉！

八闽、东粤，昔者亦荒陋之区也，重守令之选，而贤才往牧，今已化为文教之邦，何独邕、桂、滇、黔、阶、文、邛、雅之不可使为善地乎？不勒兵而服远，不劳中国而化夷俗，何所嫌而弗为也？人士厌薄之私心，假重内轻外之说以文之，明主之所弗徇，而尚奚疑焉！

六

赈饥遣使，民有迎候之劳，如刘思立所言者，未尽然也，所遣得人，则民不劳矣。若其不可者，饥非一邑，而生死之命悬于旦夕，施之不急，则未能速遍，而馁者已死矣；施之急，则甫下车而即发金粟，唯近郭之人得逾分以沾濡，而远郊不至。且府史里胥，党无籍之游民，未尝饥而冒受；大臣奉使，尊高不与民亲，安能知疾苦之为何人，而以有限之金粟专肉白骨邪？此徒费国而无救于民之大病也。

且不特此也。饥民者，不可聚者也。饵之以升斗锱铢，而群聚于都邑以待使者，朴拙之民，力羸而恤其妇子，馁死而不愿离家以待命；豪捷轻狷之徒，则如跋扈之鱼，闻水声而鼓鬣，弃其采橡梠、捕禽鱼，可以得生之计，而希求自至之口实，固未能厌其欲而使有终年之饱也。趋使者于城郭，聚而不散，失业以相尊沓，掠夺兴以成乎大乱，所必然已。

夫亦患无良有司耳。有良有司者，就其地，悉其人，行野而进其绅士与其耆老，周知有无之数，而即以予之，旦给夕归，仍不废其桑麻耕种、采山渔泽之本计，则惠皆实而民奠其居，仁民已乱之道，交得而亡虞也。故救荒之道，蠲租税，止讼狱，禁掠夺，通籴运，其先务也；开仓廪以赈之，弗获已之术也。两欲行之，则莫如命使巡行，察有司之廉能为最亟。守令者，代天子以养民者也，民且流亡，不任之而谁任乎？授慈廉者以便宜之权，而急逐贪昏敖惰之吏，天子不劳而民以苏，舍是无策矣。

七

籍甲兵户口上李密而使献，知高祖之不以为己罪也；太宗问以建成、元吉之事而不答，事未可知，姑为两试，抑知太宗之不以此为嫌也；年愈老，智愈猾，高宗问以群臣不谏，而曰“所为尽善，无得而谏”，知高宗之不以己为佞也。则以党义府、敬宗，赞立武氏，人自亡其社稷，己自保其爵禄，恻隐羞恶是非之心，非不炯然内动，而力制之以护其私，安忍者自忍其心，于人何所不忍乎？故一念之仁，不足恃也，正恶其有一念之仁而矫拂之也。夫且曰吾岂不知忠孝哉？至于此而不容不置忠孝于膜外也。为鄙夫，为盗贼，为篡弑之大逆，皆此而已矣。

八

魏玄同上言欲复周、汉之法，命内自三公省寺，外而府州，各辟召僚属，而不专任铨除于吏部，其言辩矣，实则不可行也。一代之治，各因其时，建一代之规模以相扶而成治，故三王相袭，小有损益，而大略皆同。未有慕古人一事之当，独举一事，杂古于今之中，足以成章者也。王安石惟不知此，故偏举《周礼》一节，杂之宋法之中，而天下大乱。

周之所以诸侯大夫各命其臣者，封建相沿，民淳而听于世族，不可得而骤合并以归天子也。故孔子之圣，天子不得登庸，求、路之贤，鲁、卫之君不能托国，三代之末流亦病矣。汉制：三公州郡各辟掾曹，时举孝廉以贡于上，辟召一听之长官，朝廷不置冢宰，盖去三代未远，人犹习于其故，而刺史太守行法于所部，刑杀军旅赋役祀典皆得以专制，则势不得复为建属吏以掣之。其治也，刑赏之施于三公州郡者，法严明，而诬上行私者不敢逞；迨其乱也，三公州郡任非其人，而以爱憎黜陟其属吏，于是背公死党之习成，民之利病不得上闻，诛杀横行，民胥怨激，而盗贼蜂起，则法敞而必更，不可复矣。

汉之掾吏，视其长官犹君也，难而为之死，死而为之服衰，各媚其主，而不知有天子。然则使为公敛处父之据成不堕，祝聃之射王中肩，皆可自命为忠而无忌，大伦不明，倒行逆施，何所不可哉？且其贡于天子者，一唯长吏之市恩，而天子无以知其贤奸，抑无考核之成宪以衡其愚哲，三公之辟召，则唯采取名誉于州郡，于是虚誉日张，雌黄在口，故处士之权日重，朋党兴而成乎大乱。故曹孟德惩其敝而改之，总其任于吏部，此穷则必变之一大机会也，既变矣，未有可使复穷者矣。

法无有不得者也，亦无有不失者也。先王不恃其法，而恃其知人安民之精意；若法，则因时而参之礼乐刑政，均四海、齐万民、通百为者，以一成纯而互相裁制。举其百，废其一，而百者皆病；废其百，举其一，而一可行乎？浮慕前人之一得，夹糅之于时政之中，而自矜复古，何其窒也！

魏、晋以下，三公牧守不能操生杀兵农之权，教化不专司于己，而士自以其学业邀天子之知；乃复使之待辟于省寺府州之众吏，取舍生乎恩怨，奔竞盛于私门，于此不雠，自媒于彼，廉耻丧，朋党立，国不能一日靖矣。唐之乱也，藩镇各树私人以为爪牙，或使登朝以为内应，于是敬翔、李振起而亡唐。他如罗隐、杜荀鹤、韦庄、孙光宪之流，皆效命四方，而不为唐用，分崩瓦解，社稷以倾，亦后事之明验矣。

夫吏部以一人而周知士之贤否，诚所不能，如玄同之虑者。然士之得与于选举也，当其初进，亦既有诸科以试之矣。君子不绝人于早，而士之才能亦以历事而增长，贪廉仁暴，亦以束于法而磨砺以劝于善。其有坏法乱纪、蠹政虐民者，则固有持宪之臣，操准绳以议其后。若夫偏材之士，有长此短彼之疑，则因事旁求，初不禁大臣之荐举。然则吏部总括登进之法，固魏、晋以下人心事会之趋，而行之千年不可更易者也。

读古人之书，以揣当世之务，得其精意，而无法不可用矣。于此而见此之长焉，于彼而见彼之得焉，一事之效，一时之宜，一言之传，偏据之，而曰：三代之隆、两汉之盛恃此也。以固守而行之者王安石，以假窃而行之者王莽而已。何易由言哉？知人安民，帝王之大法也，知之求其审也，安之求其适也，所以知、所以安，非一切之法窜乱于时政变迁之中，王不成王，霸不成霸，而可不偾乱者也。庸医杂表里、兼温凉以饮人，强者笃，弱者死，不亦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