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易》曰：“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圣人知天而尽人之理，《诗》《书》所载，有不可得而详者，千世而下，亦无从而知其深矣。乃自后世观之，承天之佑，受人之归，一六宇而定数百年之基者，必有适当其可之几，盖亦可以知天、可以知人焉。得天之时则不逆，应人以其时则志定。时者，圣人之所不能违也。唐之取天下，迟回以起，若不足以争天下之先，而天时人事适与之应以底于成，高祖意念之深，诚不可及也。

天之理不易知矣，人之心不易信矣，而失之者恒以躁。杨广之播虐甚矣，而唐为其世臣，受爵禄于其廷，非若汤之嗣契、周之嗣稷，建国于唐、虞之世，元德显功，自有社稷，而非纯乎为夏、商之臣也。则隋虽不道，唐未可执言以相诘。天有纲，则理不可逾，人可有辞，则心不易服也。故杨广惎高祖而屡欲杀之，高祖处至危之地，视天下之分崩，有可乘之机，以远祸而徼福，然且敛意卑伏而不遽起；天下怨隋之虐，王薄一呼，而翟让、孟海公、窦建德、李密、林士弘、徐圆朗、萧铣、张金称、刘元进、管崇、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朱粲群起以亡隋，唐且安于臣服，为之守太原、御突厥而弗动。至于杨广弃两都以流**于江都，李密已入洛郛，环海无尺寸之宁土，于斯时也，白骨邱积于郊原，孤寡流离于林谷，天下之毒痡又不在独夫而在群盗矣。唐之为余民争生死以规取天下者，夺之于群盗，非夺之于隋也。隋已亡于群盗，唐自关中而外，皆取隋已失之宇也。然而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不贪天方动之几，不乘人妄动之气，则天与人交应之而不违。故高祖以五月起，十一月而入长安立代王侑，其明年二月，而宇文化及遂弑杨广于江都。广已弑，代王不足以兴，越王侗见逼于王世充，旦夕待弑，隋已无君，关东无尺寸之土为隋所有，于是高祖名正义顺，**夷群雄，以拯百姓于凶危，而人得主以宁其妇子，则其视杨玄感、李密之背君父以反戈者，顺逆之分，相去悬绝矣。

故解杨广之虐政者，群盗也，而益之深热；救群盗之杀掠者，唐也，而予以宴安。惟唐俟之俟之，至于时至事起，而犹若不得已而应，则叛主之名可辞；而闻江都之弑，涕泗交流，保全代王，录用隋氏宗支，君子亦信其非欺。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来苏，故能折箠以御枭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

呜呼！天子之尊，非可志为拟也；四海之大，非可气为压也。相时之所疾苦，审己之非横逆，然后可徐起以与天下休息，即毒众临戎，而神人罔为怨恫；降李密，禽世充，斩建德，俘萧铣，皆义所可为、仁所必胜也，天下不归唐，而尚谁归哉？慎于举事，而所争者群盗也，非隋也；非恶已熸而将熄之杨广也，毒方兴而不戢之伪主也。有唐三百载之祚，高祖一念之慎为之，则汤、武必行法以俟命，其静审天人之几者，亦可仿佛遇之矣。

二

李密以杀翟让故，诸将危疑，一败于邙山，而邴元贞、单雄信亟叛之；密欲守太行、阻大河以图进取，而诸将不从，及相帅以降唐，则欣然与俱，而密遂以亡。项羽杀宋义，更始杀伯升，皆终于败，其辙一也。然则令项羽杀汉王于鸿门，犯天下之忌，愈不能以久延，而昧者犹称范增为奇计，鄙夫之陋，恶足以知成败之大纲哉？

夫驭物而能释其疑忌者，虽未能昭大信于天下，而必信之于己。信于己者，谓之有恒，有恒者，历乎胜败而不乱。己有以自立，则无惧于物，而疑忌之情可以不深。李密者，乘人以斗其捷，而无能自固者也。密，隋之世臣也，无大怨于隋，而己抑无可恃之势，无故而畜乱志以干杨玄感，玄感败，亡命而依翟让。隋有恨于密，密固无恨于隋，而檄数其君之罪，斥之如仆隶，且既已欲殪商辛执子婴矣，则与隋不两立，而君臣之义永绝。乃宇文化及弑立，而趋黎阳以逼之于河上，密惧洛阳之议其后，又幸盖琮之招己，奉表降隋，以缓须臾之困，而受太尉尚书令之命。夫炀帝，密之所欲殪之于牧野者也，而责化及曰“世受隋恩，反行弑逆”；越王侗，密之所欲执之于咸阳者也，而北面称臣，受其爵命；则诸将视之如犬豕，而知其不足有为，尚谁为之致死以冀其得天下哉？其降隋也，非元文都之愚，未有信之者也；其降唐也，唐固不信其果降也。反而自问，唐公见推之语而不惭，念起念灭，而莫知所据，匹夫无志，为三军之帅而可夺，其何以自立乎？《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咎可补也，凶可贞也，人皆可承以羞，而死亡不可逸矣。故诸将之亟于背密而乐于归唐也，羞其所为而莫之与也。密死而不能掩其羞，岂有他哉？无恒而已矣。

三

制天下有权，权者，轻重适如其分之准也，非诡重为轻、诡轻为重，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重也，而予之以重，适如其数；轻也，而予之以轻，适如其数；持其平而不忧其忒，权之所审，物莫能越也。

李密弃土释兵，拥二万人以降唐。密之乱天下也，有必诛之罪，而解甲以降，杀之则已重矣。北有建德，东有世充，密独间关来归，为天下倡，当重奖之以劝天下者也；而本为惰之乱臣，天下之残贼，厚待之，则又已重矣。密之狙诈乐祸而骄，虽降唐而无固志，缓之须臾，则跳梁终逞，宜乎厚防以制其奸，不可遽抑而激之怨。而众叛援孤，力穷智屈，疑之重则又本轻，视为轻而又若重，审其所适然之数者，权也。高祖授之以光禄卿，一闲冗之文吏，而司进食之亵事，使执臣节于殿陛，一若不知其狡黠凶狠者然，此之谓能持权以制天下者也。非故扬之，非故抑之，适如其稽颡归命之情形，而淡然待之若进若退之间。呜呼！此大有为者之所以不可及也。

于是而密无可怙之恩，抑无可讼言之怨，诈无所售，恶无所施，不得已而孤骑叛逃，一有司之禽捕而足矣。使其志悛而终顺与？则饱之以禄，安之以位，一如孟昶、刘继元之在宋，而不至如黥布、彭越之菹醢以伤恩也；密之不然，自趋于死，而抑无怨矣。于是而知天下之至狠者，无狠也；至诈者，无诈也；量各有所止，机各有所息，以固然者待之而适如其分，则于道不失而险阻自消。天下定于一心之平，道本易也；而非大有为者，不足以与于斯。

四

五

拔魏征于李密，脱杜淹、苏世长、陆德明于王世充，简岑文本于萧铣，凡唐初直谅多闻之士，皆自僭伪中祓濯而出者也。封德彝、宇文士及、裴矩不伏同昏之诛，而犹蒙宠任。盖新造之国，培养无渐渍之功，而隋末风教陵夷，时无岩穴知名之士可登进之以为桢干，朝仪邦典与四方之物宜，不能不待访于亡国之臣，流品难以遽清，且因仍以任使，唐治之不古在此，而得天下之心以安反侧者亦此也。乃何独至于苏威而亟绝之？盖苏威者，必不可容于清明之世，苟非斥正其为匪人，则风教蔑，廉耻丧，上下乱，而天下之祸不可息也。

隋文之待威也，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威之所以自见者，亦以平四海、正风俗为己功，天下翕然仰之以为从违，隋可亡，而威不可杀。故宇文士及、王世充、李密皆倚威以收人望，威亦倚其望以翱翔凶竖之庖俎，锋镝雨集，膏血川流，而威自若也。是则兵不足以为强，险不足以为固，天子之位不足以为尊，而无有如威之重者，士亦何惮而不学威，迂行腐步、奡岸以逍遥邪？媚于当世也似慎，藏于六艺也似正，随时迁流也似中，以老倨骄而肆志也似刚，杀之无名，远之不得，天下且以为道之莫尚者，而导世以偷污，为彝伦之大贼，是可容也，熟不可容也？明王之所必诛勿赦者，唐姑拒之而弗使即刑，其犹姑息怜老、仁过而柔乎！若德彝、士及、裴矩之流，天下知贱恶之矣，虽复用之，不足以惑人心而坏风化，杀之可也，赦之而器使之，亦讵不可哉？

六

薛仁杲、萧铣、窦建德或降或杀而皆斩，唯王世充赦而徙蜀，此不可解之惑也。唐高君臣当大法可伸之日，而执生杀之权，夫岂茫焉而罔正如此。世充，隋之大臣也，导其主以荒**，立越王而弑夺之，其当辜也，固也；乃世充力守东都，百战以扞李密，而其篡也，在炀帝已弑之后，使幸而成焉，亦无以异于陈霸先。而唐立代王，旋夺其位，有诸己者不可非诸人，唐固不能正名以行辟也。且取世充与仁杲、建德、萧铣较，世充者，操、懿以后之积习也。建德、仁杲以匹夫，铣以县令，忽乘丧乱，遂欲窃圣人之大宝以自居，则张角、黄巢之等匹，尤不可长之乱，而无可原之情矣。

《春秋》于里克，宁喜弑其君而其伏诛也，书曰“杀其大夫”；齐豹杀公兄，阳虎窃玉弓，未有弑逆之大恶也，而书曰“盗”。贵近之臣，或以亲，或以旧，或以才，为国之柱石，先有成劳于国，而人心归之，然后萌不轨之心以动于恶，欲效之者，固未易也。且人主与之相迩，贤奸易辨，而可防之于早也；辨之弗明，防之不夙，渐酿坚冰之至，人主亦与有罪焉。若夫疏远小臣如萧铣，亡赖细民如建德、如仁杲，始于掠夺，攫穷民而噬之，乌合势成，遂敢妄窥天位，则四海之广，枭桀饮博之徒，苟可为而无不可为，人君居高而莫察，有司拘法而难诛，决起一旦而毒流天下，则虽人主之失道有以致之，而蚁穴一穿，金堤不保，祁寒暑雨之怨咨，皆可为耰耝棘矜之口实；及其溃败乞降，犹可以降王之礼恣其徜徉，则人何惮而不杀越平人以希富贵；况当初定之天下，众志未宁，此扑而彼兴，岂有艾乎？

七

言有不可以人废者，封德彝之策突厥是已。突厥拥众十五万寇并州，郑元璹欲与和，德彝曰：“不战而和，示之以弱，击之既胜，而后与和，则恩威并著。”斯言也，知兵筹国相时之善术也。唐之不能与突厥争，始于刘文静之失策，召之入而为之屈，权一失而弗能速挽矣。中国初定，而突厥席安，名有可挟，机有可乘，唐安能遽与突厥争胜哉？然当百战之余，人犹习战，故屡挫于刘黑闼而无朒缩之心，则与战而胜可决也；所难者，锐气尽于一战，而继此则疲耳。奋起以亟争，而藏拙于不再，速与战而速与和，则李神符、萧颛之功必成，而郑元璹，之说必售矣。

夫夷狄者，不战而未可与和者也，犬絷项而后驯，蛇去齿而后柔者也。以战先之，所以和也；以和縻之，所以战也；惜乎唐之能用战以和，而不用和以战耳。知此，则秦桧之谋，与岳飞可相辅以制女真，而激为两不相协以偏重于和，飞亦过矣。抗必不可和之说，而和者之言益固，然后堕其所以战而一恃于和，宋乃以不振而迄于亡。非飞之战，桧亦安能和也；然则有桧之和，亦何妨于飞之战哉？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此中国制夷之上算也。夫夷狄者，诈之而不为不信，乘之而不为不义者也，期于远其害而已矣。

八

唐初定官制，三公总大政于上，六省典机务于中，九寺分庶政于下；其后沿革不一，而建国之规模，于此始基之矣。一代兴，立一代之制，或相师，或相驳，乃其大要，分与合而已。周建六官，纯乎分也，奉统以一相一尉而合，汉承之而始任丞相，后任大将军，专合于一，而分职者咸听命焉。唐初之制，三公六省与九寺之数相匹，所重在合，而所轻在分。于九寺之上，制之以六省，六省之上，莅之以三公，统摄之者层累相仍，而分治者奉行而已，长短以时移，得失各有居也。然而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则劝奖人才以详治理，唐之斟酌于周者，非不审也。

国家之务，要不出于周之六官，分其事而各专其职，所以求详于名实也；因名责实，因实课功，无所诿而各效其当为，此综核之要术也，然而有未尽善者存焉，官各有司，司各有典，典各有常，而王之听治，综其实，副其名，求无过而止；因循相袭，以例为师，苟求无失，而敬天勤民、对时育物、扬清激浊、移风善俗之精意，无与消息以变通之。实可稽也，不必其顺乎理；名可副也，不必其协于实；于是而任国家之大政者，且如府史之饰文具以求免谪，相为缘饰，以报最于一人之听睹，而人亦不乐尽其才。故周制使冢宰统六典以合治之，而冢宰既有分司，又兼五典，则大略不失，亦不能于文具之外，斟酌人情、物理、天时、事变之宜，与贤不肖操心同异之隐，以求详于法外，自非周公之才，亦画诺坐啸而已。于是而知唐初之制，未尝不善也。

六省者，皆非有执守者也，而周知九寺之司；三公者，虽各有统也，而兼领六省之治；九寺各以其职循官守、副期会、依成法以奉行，而得失之衡，短长之度，彼此相参以互济。与夫清浊异心，忠佞异志，略形迹以求真实之利病，则既以六省秉道而酌之，又有三公持纲而定之，互相融会以求实济于宗社生民之远图。岂循名按实、缘饰故例、以苟免于废弛之诛者，所能允协于宗社生民之大计哉？故责名实于分者，详于法而略于理；重辨定于合者，法或略而理必详。不责人以守法拘文之故辙，而才可尽；能会通于度彼参此之得失，而智日生。于是乎人劝于天下之务，而耻为涂饰，以下委于谙习法律之胥史，致令天下成一木偶衣冠、官厨酒食之吏治，则唐之多能臣也，其初制固善也。

夫郡县之天下，其治九州也，天子者一人也，出纳无讽议之广，折中无论道之司，以一人之耳目心思，临六典分司之烦冗，即有为之代理者，一二相臣而止，几何不以拘文塞责、养天下于痿痹，而大奸巨猾之胥史，得以其文亡害者、制宗社生民之命乎？国家之事，如指臂之无分体也；夫人之才，如两目之互用，交相映而合为一见也。取一体而分责之，无所合以相济，将司农不知司马之缓急，司马不知司农之有无，竞于廷而偾于边，所必然者。刑与礼争而教衰，抚字与催科异而政乱，事无以成，民无以靖，是犹鼻不择味，口不择香，背拥重纩而不恤胸之寒，虽有长才，徒为太息，固将翱翔于文酒琴弈之中，而不肖者持禄容身，不复知有清议，贤愚无别，谁复戮力以勤王事哉？是故三公六省无专职，而尽闻国政以佐天子之不逮，国多才臣，而虽危不亡，唐之所以立国二百余年，有失国之君，而国终存，高祖之立法持之也。

后世合六官而闻政者，臺省也，乃职在纠参，则议论失平，而无先事之裁审；联六官而佐治者，寺监也，乃仰承六官，则任愈析，而专一职之节文；故言愈棼而才愈困。鉴古酌今，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其务，非循名责实泥已迹者之所与知久矣。

九

租、庸、调之法，拓跋氏始之，至唐初而定。户赋田百亩，所输之租粟二石，其轻莫以过也；调随土宜，庸役两旬，不役则输绢六丈。重之于调、庸，而轻之于粟，三代以下郡县之天下，取民之制，酌情度理，适用宜民，斯为较得矣。

地之有稼穑也，天地所以给斯人之养者也。人之戴君而胥匡以生也，御其害，协其居，坊其强以**，抚其弱以萎，君子既劳心以治人，则有力可劳者当为之効也。地产之有余者，桑麻金锡茶漆竹木棕苇之属，人不必待以生，而或不劳而多获，以资人君为民立国经理绸缪之用，固当即取于民以用者也。酌之情，度之理，租不可不轻，而庸、调无嫌于重，岂非君以养民、民以奉公之大义乎？故曰“明君贵五谷”。谷者，民生死之大司也。箕敛以聚之上，红朽盈而多豢不耕之人，下及于犬马，则贱矣；开民之利。劝之以耕，使裕于养，而流通其余，以供日用之需，所以贵之也；示民以不爱其力以事上，而重爱其粟，虽君上而不轻与，则贵之也至矣。故惟重之于庸，而轻之于租，民乃知耕之为利，虽不耕而不容偷窳以免役，于是天下无闲田，而田无鲁莽，耕亦征也，不耕亦征也，其不劝于耕者鲜矣。

乃若唐之庸，重矣，以后世困农而恣游民之逋役则重也，以较三代则尤轻。古者七十二井而出长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九百亩而一人为兵。亩百步耳，九百亩，今之四百亩而不足也。以中则准之，凡粮二十石有奇而出一兵。无岁不征，无年不战，死伤道殒，复补伍于一井之中。唐府兵之未尽革也，求兵于免租免庸之夫，且读杜甫《无家》《垂老》《新婚》三别之诗，千古犹为堕泪。则三代之民，其死亡流离于锋矢之下，亦惨矣哉！抑且君行师从，卿行旅从，狩觐、会盟、聘问、逆女、会葬，乃至游观、畋猎，皆奔走千百之耕夫于道路，暑暍冻痿、饥渴劳敝而死者，不知凡几，而筑城、穿池、营宫室、筑苑圃之役不与焉，其视一岁之庸，一户数口而折绢六丈者，利害奚若也？论者不体三代圣王因时补救不得已之心，而犹曰十一取民，寓兵于农之可行于今也，不智而不仁，学焉而不思，亦忍矣哉！后王参古以宜民，唐室租、庸调、画一仁民之法，即有损益，无可废矣。

十

张镇周，舒州人也，为其州都督，召亲故酣饮十日，贻以金帛，泣与之别，曰：“今日得与故人欢饮，明日都督治百姓耳。”此何异优人登场，森然君臣父子之相临，而歌舞既阕，相聚而食，相狎而笑邪？恻隐不行，而羞恶之心亦澌灭尽矣。故官于其乡，无一而可者也。君欲任贤以治民也，奚必其乡；欲为民以择吏也，奚必其乡之人；士出身事主而效于民也，又岂易地之无以自效。君不为士谋安，士抑不自谋其安，致法与情之两掣，甚矣其昧于理也。韩魏公以守乡郡而养老，亦朱买臣衣绣之荣耳，况如镇周之加刑罚于父老子弟而憯莫之恤乎！

十一

谓高祖之立建成为得适长之礼者，非也。立子以适长，此嗣有天下，太子诸王皆生长深宫，天显之序，不可以宠嬖乱也。初有天下，而创制自己，以贤以功，为天下而得人，作君师以佑下民，不可以守法之例例之矣。抑谓高祖宜置建成而立世民者，抑非也。睿宗舍宋王成器而立隆基，讨贼后以靖国家，隆基自冒险为之，事成乃奉睿宗以正位，睿宗初不与闻，而况宋王？则宋王固辞，而睿宗决策可也。太原之起，虽由秦王，而建成分将以向长安，功虽不逮，固协谋而戮力与偕矣。同事而年抑长，且建成亦铮铮自立，非若隋太子勇之失德章闻也，高祖又恶得而废之？故高祖之处此难矣，非直难也，诚无以处之，智者不能为之辩，勇者不能为之决也。君子且无以处此，而奚翅高祖？

处此而无难者，其唯圣人乎！泰伯之成其至德者，岂徒其仁孝之得于天者厚乎？太王、姜女以仁敬孝慈敦彝伦修内教于宫中者，其养之也久矣。《诗》之颂王季也，曰“则友其兄”。王季固不以得国而易其兄弟之欢也。王季无得国之心，而泰伯可成其三让之美，一门之内，人修君子长者之行，而静以听夫天命。故王季得国，犹未得也；泰伯辞国，犹未辞也；内教修而礼让兴，让者得仁，而受者无疑于失义。邠人之称太王，曰“仁人也”，岂一朝一夕之故哉！

唐高祖之守太原，纵酒纳贿以自薉，宫人私侍而尝试生死以殉其嗜欲，则秦王矫举以奋兴，一唯其才之可以大有为，而驰骋侠烈之气，**其天性，固无名义之可系其心，建成尤劣焉，而以望三后忠厚开国之休，使逊心以听高祖之命，其可得乎？高祖之不能式谷其子，既如此矣；而所左右后先者，又行险侥幸若裴寂之流而已。东宫天策士各以所知遇为私人，目不睹慈懿之士，耳不闻孝友之言，导以争狺而亟夺其恻隐，高祖若木偶之尸位于上，而无可如何，诚哉其无可如何也！源之不清，其流孰能澄汰哉？

后世之不足以法三代者，此也，非井田封建饰文具以强民之谓也。王之所以王，霸之所以霸，圣之所以圣，贼之所以贼，反身而诚，不言而喻。保尔子孙，宁尔邦家，岂他求之哉？自非圣人，未有能免于祸乱者。立适之法，与贤之权，皆足以召乱，况井田封建之画地为守者乎！

十二

魏征、王珪必死于建成之难乎？曰：未见其可也。事太宗而效忠焉，有以异于管仲之相桓公乎？曰：有异焉，而未为殊异也。《传》曰“食焉不辟其难”，非至论也。君子之身，天植之，亲生之，生死者，名义之所维，性情之所主，而仅以殉食乎？君臣之义，生于性者也，性不随物以迁，君一而已，犹父之不可有二也。管仲，齐之臣，齐侯其君也；征、珪，唐之臣，高祖其君也。仲之事子纠，齐侯命之；征、珪之事太子，高祖命之。天之所秩，性之所安，义之所承，君一而已。即以食论，仲食齐侯之食，征、珪食高祖之食，子纠、建成弗与焉，而况君子之死，必不以殉食乎？故无知者，齐襄之贼，管仲不共戴天之仇也。使唐高而蒙篡弑之祸，征、珪有死有亡，而必不可一日立于其廷，子纠、建成，君臣之分未定，奚足为之死邪？为之死，是一日而有二君矣。胥为君之子也，或废或立，君主之，当国之大臣引经衷道以裁之，为宫僚者，不得以所事者为适主，而随之以争。建成以长，世民以功，两俱有可立之道，君命我以事彼，则事彼而已矣；君命我以事此，则事此而已矣；高祖初未尝以荀息之任任征与珪，使以死拒世民也。则建成死，高祖立世民为太子，非敌国也，非君仇也，改而事之，无伤乎义，无损乎仁，奚为其不可哉？

然则征、珪之有异于管仲者，何也？襄公弑，纠与小白出亡于外，入而讨贼，不幸而兄弟争，仲之所不谋也。子纠败，仲囚于鲁，桓公释之而使相，仲未尝就公求免以自试也。建成、世民之含毒以争久矣，知其必有蹀血宫门之惨，不能弭止其慝，抑不能辞宫僚以去之，欲侥幸以观变，二子之志偷矣。太子死，遽即秦王而请见，尤义之所不许也，斯则其不得与管仲均者也。夫魏征起于群盗之中，幸自拔以归唐，功名之士耳。“介于石，不终日”，而后可以知几。亦恶足以及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