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义以生勇，勇以成义，无勇者不可与立业，犹无义者不可与语勇也。

王僧辩非不知义者，元帝使之攻湘州杀萧栋而不从。身建平贼之大功，受大任而镇京邑，可以有为之资也。高洋遣邢子才帅一旅纳萧渊明使为梁主，渊明非武帝之子孙，而挟异类以阑入，使其成也，则萧詧附庸于宇文，渊明述职于高氏，中分梁国，效臣妾于二虏，此王僧辩肝脑涂地以报宗社，而为中原留一线之日也。僧辩既遣裴之横御之于东关，亦已知敬帝已正位为君，而渊明为贼矣。乃之横败死，遽屈节而迎渊明以入，何其馁也！

夫高氏方与宇文争存亡之命，不能乘衅以窥梁，明矣。其以偏师奉渊明而入，直戏焉耳。邢子才雕虫之士，据长江而待其毙也有余。顾乃震掉失守，废君奉贼，唯虏志之是殉，卒以此受大恶之诛，授首于陈霸先，为千古笑，则何如仗节临江，以与高洋争一旦之生死乎？无勇之夫，义不能固，而身名俱毁，不亦伤哉！

故未知义者，可使之知也，知有义而勇不足以决之，然后明君不能为之鼓厉，信友不能为之奖掖，陷于大恶以亡身。故曰：勇者天德也，与仁、智并峙而三也。

二

法先王者以道，法其法，有拂道者矣；法其名，并非其法矣。道者因天，法者因人，名者因物。道者生于心，法者生于事，名者生于言。言者，南北殊地，古今殊时，质文殊尚：各以其言言道、言法，道法苟同，言虽殊，其归一也。法先王而法其名，唯王莽、宇文泰为然。莽之愚，刘歆导之；泰之伪，苏绰导之。自以为《周官》而《周官》矣，则将使天下后世讥《周官》之无当于道，而谓先王不足法者，非无辞也，名固道法之所不存者也。泰自以为周公，逆者丧心肆志之恒也；绰以泰为周公，谄者丧心失志之恒也。李弼、赵贵、独孤信、于谨、侯莫陈崇，何人斯而与天地四时同其化理，悲夫！先王之道，陵夷亦至此哉！

高洋之篡也，梁、陈之偷也，宇文氏乃得冠猴舞马于关中，而饰其膻秽以欺世。非然，则王莽之首，剸于渐台，泰其免乎？以道法先王而略其法，未足以治；以法法先王而无其道，适足以乱；以名法先王而并失其法，必足以亡。泰之不亡，时不能亡之也。至于隋，革泰之妄，因时以命官，垂千余年，有损益而弗能改，循实之效可睹矣。《周礼》六官，有精意焉，知之者奚有于法，而况名乎？

三

权臣，国之蠹也，而非天下之害也，小则擅而大则篡，圣人岂不虑焉，而《五经》之文无防制权臣之道。胡氏传《春秋》，始惴惴然制之如槛虎，宋人猜忌之习，卒以自弱，而授天下于异族。使孔子之意而然也，则为司寇摄相事之日，必以诛三桓为亟，而何恶乎陪臣执国命？何忧乎庶人之议也？故知胡氏之传《春秋》，宋人之私，非圣人之旨也。岳侯之死，其说先中于庸主之心矣。

以在下之义而言之，则寇贼之扰为小，而篡弑之逆为大；以在上之仁而言之，则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故明王之莅臣民也，定尊卑之秩，敦忠礼之教，不失君臣之义，而未尝斤斤然畏专擅以削将相之权。子孙贤，何畏于彼哉？其不肖也，则宁丧天下于庙堂，而不忍使无知赤子窥窃弄兵以相吞啮也。鲁之末造，三桓之子孙既弱，阳虎、公山不狃狂兴，而鲁国多盗，孔子伤之矣！徒以抑强臣为《春秋》之大法乎？故以知胡氏之说，宋人之陋习也。

《读通鉴论》卷十七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