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曹参因萧何之法而治，非必其治也，惟其时之不得不因也。高帝初崩，母后持权于上，惠帝孱弱而不自振，非因也，抑将何为哉？鲁两生曰：“礼乐百年而后兴。”惟惠帝之时言此为宜尔。周公之定礼也，流言未靖，东郊未定，商、奄未殄，不遑及也。参非周公之德而值其时，乃欲矫草创之失以改易一代之典，则人心不宁而乱即于此起。《易》于《益》之初曰：“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元吉而后无咎，利者非其利也。风**于上而雷迅于下，其吉难矣。

夫饬大法、正大经、安上治民、移风易俗，有本焉，有末焉，有质焉，有文焉。立纲修纪，拨乱反正，使人知有上下之辨、吉凶之则者，其本也。缘饰以备其文章，归于允协者，其末也。末者，非一日之积也。文者，非一端之饰也。豫立而不可一日缓者，其本质也。俟时而相因以益者，其末文也。

高帝之时，不可待也，而两生之说非矣。无以植其本，则后起者无借也，而锢人心风俗于简略慢易之中，待之百年而民俗益偷。虽有其志而无其征，虽有其主而无其臣。故迄乎武帝，仅得董仲舒之疏漏；而曲学阿世之公孙弘者且进也，不足以有为矣。此高帝不夙、两生不出之过也。

呜呼！方正学死，而读书之种绝于天下，则汉之犹有贾、董、臧、绾以存古道于百一者，非曹参有以养之乎？故惟曹参者，可以因也，时也。前此而为高帝，当敦其质，后此而为文、景，必致其文，时也。两生傲而不出，文、景让而不遑，违乎时，违乎道矣。

二

语曰：“明王有道，守在四夷。”制治保邦之道至矣。《书》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竞以德也，非竞以兵也。《诗》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民所止也，非兵所聚也。《易·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二阳于四五，而分四阴于上下。阳，文德也；阴，武功也。近九五者阳，而屏阴于外，内文教而后不虞以戒矣。

汉聚劲兵于南北军，而兵积强于天子之肘腋，以是为竞王室、巩邦畿、戒不虞之计焉。然天子岂能自将之哉，必委之人。而人不易信，则委之外戚，委之中官，以为昵我而可无虞者。乃吕禄掌北军，吕产掌南军，吕后死，且令据兵卫宫以遂其狂逞，而刘氏几移于吕。其后窦、梁、何进与中官迭相握符，而恣诛杀以胁天子者，蹀血相仍。即其未乱也，人主之废立，国事之措置，一听命于大将军，而丞相若其府史。使利器不操于其手，则三公九卿持清议于法宫之上，而孰敢恣睢以逞乎？天下散处而可以指臂使者也。兵者，卫四夷而听命于帅者也，近在肘腋而或掣之矣。周勃佹得而成，窦武佹失而败，人主赘立于上，而莫必其操纵，则亦危矣。

唐当天宝之前，无握禁兵于辇毂者，故扑二张、诸武如缚雏之易。借曰不竞，然且安、史犯阙而旋踵以平。贞元以后，鱼朝恩、吐突承璀、王守澄、刘季述所挟以骄，而废主弑君如吹枯而振槁，其所恃者，岂非天子所欲聚以自竞之兵乎？垂及五代，郭氏攘于前，赵氏夺于后，不出郊关而天下以移。究所以御夷裔而除盗贼者，又不借此也。则天子未能有兵，聚兵以授人之乱而已。

边徼之备不修，州郡之储不宿，耀武于法宫明堂之侧，舍德而欲以观兵，弃略而欲以炫勇，天子之服天下，岂以左矛右戟、遥震遐方而使詟乎！惟兵在外而守在夷也，则内戚阉宦、辽远而不相及，利不足以相啖，威不足以相灼，怵然畏天下之议其后而无挟以争。即有逆臣猝起以犯顺，亦互相牵曳而终以溃败。推而大之，舜、禹之舞干而三苗效顺，亦惟不与天下竞勇而德威自震，胥此道焉耳矣。呜呼！聚兵于王室以糜天下于转输，只以召乱而弗能救亡，岂非有天下者之炯戒哉！